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
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与社会 (2)
戏曲音乐繁荣与民间娱乐
明清时期江南戏曲音乐繁荣发展，出现了昆曲、京剧等多 种戏曲形式，这些戏曲形式在唱腔、表演、服饰等方面都 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民间娱乐丰富多彩，包括舞龙舞狮、打莲湘、荡湖船等民 间舞蹈，以及评弹、苏州评话等曲艺表演，这些娱乐活动 为江南民众带来了欢乐和享受。
05
科技发展与教育普及
民间抗争运动及政府应对措施
要点一
民间抗争运动频发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民间抗争运动不 断，如抗租、抗税、抗官等斗争。这 些运动反映了民众对社会不公和政治 腐败的不满。
要点二
政府应对措施
为应对民间抗争运动，政府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如加强地方控制、实行保 甲制度等。同时，政府也试图通过改 善民生、减轻民众负担等方式来缓和 社会矛盾。
尽管政府努力改革赋税制度，但仍难以摆脱财政困境。一 方面，江南地区经济繁荣，税收基数大，政府财政收入相 对较高；另一方面，政府开支庞大，包括军费、官俸、河 工等支出，导致财政压力巨大。
社会负担加重
赋税制度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 也加重了社会各阶层的负担。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社 会群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教育体系完善及书院制度盛行
官学教育
明清时期官学教育体系逐渐完善 ，包括国子监、府学、县学等各
级学府，培养了大量士人。
书院制度
书院作为民间教育机构在明清时期 盛行，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 ，为士人提供了自由讲学、研究学 问的场所。
教育内容与方法
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注重经 世致用。教学方法包括讲授、讨论 、自学等，强调学生独立思考和实 践能力。
民间信仰与习俗的影响
民间信仰和习俗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江南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 影响。同时，民间信仰和习俗也是江南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体现。
徽商
徽商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
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
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
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徽商的本质是儒商。
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
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
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的兴盛与发展历程
徽商的兴盛与发展历程徽商是指起源于徽州（今安徽省徽州区）地区的商人，以其在中国封建社会内外贸易中的活跃和卓越表现而闻名于世。
徽商兴盛与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以下是徽商兴盛与发展历程的主要阶段：1.隋唐时期（581年-907年）：徽州作为一个重要商贸中心开始形成，并且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
徽州商人以纺织业为主，经营丝织品、绸缎等商品，与中原地区和海外进行贸易，取得了丰厚的利润。
2.宋元时期（960年-1368年）：徽商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发展壮大。
徽商的兴盛得益于徽州地理位置的优势，作为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徽州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徽商开始经营茶叶、盐业、铜器、瓷器等商品，并且由于在宋金两朝之间进行的频繁贸易，徽商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3.明清时期（1368年-1912年）：明清时期是徽商的鼎盛时期，徽商的商业网络扩展到了全国范围。
徽商的贸易活动涉及到了盐、茶、纺织品、银杂、蜡烛、化学制品等多个领域，在多个城市设立会馆、商号和分支机构，形成了庞大的商业帝国。
4.近代时期（1840年-1912年）：由于清朝的内外部问题，徽商的发展开始受到一定的限制。
然而，在这一时期，徽商仍然保持了很高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他们参与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并逐渐转型进入现代企业经营领域。
徽商在近代银行业、保险业、纺织业等行业中崭露头角，成为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总的来说，徽商的兴盛与发展历程是一个漫长而辉煌的过程。
他们以勤劳、敬业和诚信的商业精神为基础，通过与中原地区和海外贸易的活跃，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徽商的兴盛给徽州地区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也为中国商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明清时期的徽商
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明清时期的徽商姓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古代史指导教师：***20040501中文摘要恶劣的自然环境，人多地少矛盾的激化，迫使徽州人为了生存而出外经商。
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业需求旺盛，为徽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徽人以儒道经商，他们不屈不挠、克勤克俭、知法守法，地理知识丰富、管理体制严密、金融手段先进，特别注意团结协作。
徽商“其货无所不居”，“以盐、典、茶、木为最著。
”其足迹之广、资产之盛、声势之大在中国商业史上实属罕见。
他们依靠宗族的力量，控制城镇集市的全部或大部分贸易。
徽商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促进了城镇经济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他们乐善好施，对教育事业和公益事业贡献较大。
徽商积极参加抗倭，在交通史和商业史方面有突出贡献。
其消极作用是：“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崇儒鄙商的价值取向，阻碍了社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宗族势力粘合紧密，加固了封建统治秩序。
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清代嘉（庆）、道（光）之后，徽商在外来资本和民族资本两股潮流的冲击下跌落下来。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Ｈｕｌｈａｄｔｏｓｅｅｋｔｈｅｉｒｆｏｒｔｕｎ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ａｒｇｅ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ｓｓｌａｎｄ．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ｏｆｆｅｒｅｄｍｏｒｅｃｈａｎｃｅｓ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ｄｅｍａｎｄｓ．ＴｈｅｙｏｗｅｄｔｈｅｉｒＳＵＣＣＥＳＳｔｏｓｅｖｅ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ｙＣｏｎｔｕｃｉｕｓａｎｄＴａｏｉｓｍ，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ｔｈｒｉｆｔｉｎｅｓｓ，ａｂｉｄｉｎｇｂｙｌａｗ，ｅｎｏｕｇｈ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ｅｄｇｅ，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ｃｌｏ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ｕ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ｅｎｇａｇｅｄ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ｒａｄｅｓ．ｅｓｐ．ｉｎｓａｌｔ．ｐａｗｎ，ｔｅａａｎｄｗｏｏｄ．Ｔｈｅｉｒｗｉｄ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ｒｅａ，ｌａｒｇｅ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ｇｒｅａ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ｄｏｍｓｅｅｎ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ｙｒｅｌｉｅｄｕｐｏｎｔｈｅ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ｅｌａ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ｌｌｏｒｍｏｓｔｏｆｔｏｗｎ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ｈｅｋ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ｉ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ｔｏｗ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ｙｌｏｖｅｄｔｏｄｏ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ｗｏｒｋｉｎｅｄｕｃｍ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ｗｅｌｆａｒｅ；ａｔｌａｓｔ，ｔｈｅｙｒｅｓｉｓｔｅｄ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ｉｎｖａｄｅｒｓａｎｄｍａｄｅｇｒｅａ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ｓｌ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ｅｌｉｅｆ．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ｉｎｅｓｔｅｅｍ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ｉｎ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ｈａｔｗａｓｗｏｒｓｅ，ｔｈｅｉｒｃｌｏ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ｅｕｄａｌ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ｃｌａｎ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ｔｈｅｆｅｕｄａｌｏｒｄｅｒ，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ａ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ｆｅｕｄ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ｓｌｏｗ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ｆｔｅｒＪｉａｑｉｎｇａｎｄＤａｏｇｕａ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ＨｅＨｕ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ｆｅｌｌｂｅｈｉｎｄ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南宋时期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帮到清朝发展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并且保持三百年长盛不衰，这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徽商。
徽商的起点和终点 明清“第一商帮”传奇
CULTURAL GEOGRAPHY28徽商的起点和终点文 王世华 图 咏物无声 马洪伟 王宁 方托马斯 黄山家进 清溪Rise and Fall of a Legendary Business Group明清“第一商帮”传奇Huizhou Merchants环球人文地理29徽商又称徽帮，是指明清时期徽州府六县的商人所结成的商帮。
作为中国三大商帮之一，徽商兴于明中，衰于清末，他们从筚路蓝缕，到如日中天，最后却是曲终人散辉煌不再……古时，徽州府地处万山丛中，重峦叠嶂，林木葱笼，景色宜人，但这也意味着缺少耕地：人们只能在山坳处艰难垦辟零星薄田，或在山上修建梯田。
山高难蓄水、山洪又发之频繁，眼看已是农业不兴，民生多艰，人口却还与日俱增。
想要生存，只得另谋其道。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包袱雨伞，夹着就走。
”这句徽州古谚，正是当地人年纪轻轻外出从商的真实写照。
明代中叶，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手工业进步，贸易兴起，“都会”、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远走他乡的徽商乘时而起，又凭其团结质朴、好儒重文的特性，从众多商帮中脱颖而出，以至于无地不至、无货不居。
从贫苦中走出的徽州商人，在创业成功后同样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习惯。
明代文人嘲其吝啬，说有一位在苏州做生意的徽州人，炒了不少盐黄豆放在瓶中，吃饭时用筷子从瓶中夹之佐餐，每顿饭自限不得超过数粒。
有人告诉他：“你的儿子在外面大吃CULTURAL GEOGRAPHY30本图摄于婺源江岭，徽州各地地形大多如此，重峦叠嶂，雾云缭绕，虽景色宜人，但人们只能在山上开辟梯田，在人口剧增的明清时期，山中粮田无法自给自足，徽州人只得翻山越岭到别处去寻找生机。
大喝。
”此人听后大怒，将瓶中盐豆倒了一把在手中，全包在嘴里，叫嚷道：“我今天也来败些家当了！”令人捧腹的笑话，却折射出徽州商人一路从无到有的经历与艰苦创业的精神。
“第一商帮”的发家史从“两手空空”到“无货不居”在晋、唐、北宋末三次移民浪潮中，中原大族举族南徙，到徽州落脚。
明清徽商对徽州地方音乐发展与传播的贡献
104明清徽商对徽州地方音乐发展与传播的贡献孙四化（安徽艺术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11）摘 要:徽州地方音乐具有浓厚的区域特色，受到徽州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兼容性、乡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徽州地方音乐既是徽州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徽州文化的一个载体。
徽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因素很多,其中“无徽不成镇”，乃是徽商推动徽州文化迅猛发展的总前提。
本文基于此，论述了明清徽商对徽州地方音乐在发展与传播中的重要贡献。
徽州地方音乐在徽商影响下提升了社会影响，又伴随着徽商脚步而风行天下，扩大了传播范围和丰富了传播的形式。
关键词：明清徽商；徽州地方音乐；发展与传播分类号：J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21（2021）01-104-06收稿日期：2021-01-09项目基金：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清时期徽州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研究” （批准号：AHSKQ2019D084）系列研究论文及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安徽本土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研究”（批准号：AHSKY2017D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四化（1980-），男，安徽省寿县人。
安徽艺术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作曲及音乐理论研究。
徽州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山脉众多，四周的高山将徽州阻隔于世外，大抵徽俗，“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
古代徽州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河流，横江与帅水相会于屯溪，形成新安江，阊江直通江西鄱阳，丰乐水、富资水等支流在歙县汇合形成练江，注入新安江。
①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得徽州耕地较少，加上土壤呈酸性，不适宜粮食作物的种植。
茶、竹等经济作物成为徽州自然经济的主要成分，这为徽州创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并催生了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商帮之一的徽商。
徽商历史悠久，早在晋朝便有徽州人“好别离”常出外经商的说法。
②唐代祁门茶市较为兴盛，是全国重要的茶叶市场，以贩卖茶叶为生的徽商人数不少，到宋朝时，便出现了拥有巨资的徽商，比如休宁的程氏兄弟因资本雄厚，被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明清时期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期，特别是清代，因参与到盐务，扬州地区涌现了一批家资丰厚的徽商群体。
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o o二年第四期/贾而好儒0并非徽商特色X)))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张明富(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重庆市400715)[内容提要]学界大多认为/贾而好儒0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特色之一。
然而,在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地域商人中,这种/贾而好儒0的习性也甚为流传。
事实表明/贾而好儒0并非徽商的特色,而是较为普遍的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一般商人群体之中。
明清商人较为普遍的/贾而好儒0是当时的文化经济环境及明清商人的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某些儒家观念对于商人集团的羁绊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贾而好儒;明清时期[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0-422X(2002)04-0010-09在明清时期林立的商帮中,崛起于皖南崇山峻岭的徽商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明万历时人谢肇氵制就说:/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江北则称山右0¹。
那么,徽商有何重要特色?张海鹏、唐力行二先生曾在5中国史研究61984年第4期上著文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他们认为:徽商或/先儒后贾0,或/先贾后儒0,或/亦贾亦儒0,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0的特色。
其表现主要有四:第一,多延师课子,令子弟/业儒0;第二,/雅好诗书0,好学不倦;第三,老而归儒;第四,重视和资助文教。
º此后,这)观点在学术界广为沿引,日渐成为徽商研究者的共识。
»稽诸史实,有关这方面的材料确实俯拾即是。
但,所谓特色即是)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加以确认。
而上述对徽商特色的研究,虽征引材料翔实可靠,但大多皆就徽商而论徽商。
这样,就不免使人发出疑问: /贾而好儒0究竟是否为徽商所独有?如果同时代的其它商帮也存在数量不少的商人/贾而好儒0的话,/贾而好儒0还算不算是徽商的特色?因此,要真正说明徽商的特色,就必须对与徽商同时期的商帮予以观照。
浅析徽商与明清艺术品市场关系
浅析徽商与明清艺术品市场关系摘要：明清时期，徽商为艺术品市场的推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徽商与中国艺术品市场经营方式和艺术赞助的研究，极大程度反映了徽商与艺术市场的联动关系，这对更深层次掌握中国艺术品收藏状况，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明清时期：徽商：艺术品：市场徽州古称歙州，又名新安，位于新安江上游，宋徽宗宣和三年。
改歙州为徽州，从此历经宋元明清四代，统一府六县。
辖境为今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
徽州是徽商的发祥地，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尊师重教，人文荟萃。
徽州商人之所以成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
从中国明清时期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徽州商人大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素养。
在世界美术史上鲜有商人加入艺术品的购买和收藏行列的记载，也没有任何一个庞大的商业群体长期坚持专注于购买以及收藏艺术品。
明清时期中国10大商帮之一的徽商却有着对艺术品的购买和收藏艺术品的经济实力和主观需求，带动了中国明清时期商业的推广，打造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树立了极具特色的商务文化理念。
一、徽商介入艺术品市场的原因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认为：“能同别的生产品进行交换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社会分工细化。
出现了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
而书法、绘画这类艺术作品。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也成为了一种商品。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商品的源源不断产生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帮也逐渐成立，他们大多是以家族为帮，以地域为伙的商人群体。
明清时期最著名的3大商帮是徽商、晋商、潮商。
徽商则以从贾人数之多、活动地域之广、商业资本之巨和经营能力之强位居第一。
明清时期，在经济文化更加发达的江南、江北一带，艺术品市场相当活跃。
社会上也相应出现了专门经营或者兼职经营的艺术品商人。
这类商人以赞助艺术家的方式以金钱换取一定数目的艺术品，徽商是热衷于购买和收藏绘画艺术品，他们凭借着雄厚的财力为当时的艺术市场增添了许多的生气和活力。
徽州商人在经商致富后介入艺术品市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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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摘要]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徽商的主要行商地域和侨寓定居之地。
徽商积极参与江南地区的各项文教事业：捐资助学，参与各级教育机构的创设和管理；在江南地区藏书、刻书；扶持与资助侨寓江南地区的家乡士子的科举活动；交结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开展学术文化活动。
徽商通过文教活动，形成了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的态势，带动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和繁荣。
[摘要]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徽商的主要行商地域和侨寓定居之地。
徽商积极参与江南地区的各项文教事业：捐资助学，参与各级教育机构的创设和管理；在江南地区藏书、刻书；扶持与资助侨寓江南地区的家乡士子的科举活动；交结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开展学术文化活动。
徽商通过文教活动，形成了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的态势，带动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和繁荣。
明清江南地区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其中既有该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的影响，亦与外地商贾的推动密切相关，徽商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可见一斑。
一、重教兴学，出资兴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
1．出资助修官学机构——府学、县学
江南地区府、县学中多见徽商的捐助活动。
侨寓扬州的歙县盐商汪应庚“乾隆元年(1736)，见江、甘学宫岁久倾颓，出五万余金亟为重建，辉煌轮奂，焕然维新。
又以二千余金，制祭祀乐器，无不周备。
又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且请永著为例”。
戴震在《汪氏捐立学田碑》中对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扬州府学和江都、甘泉二县学的义行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扬州府盬江都、甘泉二县先师庙三地相望也。
歙之汪氏用盬盐起业于斯地也久。
今上初，曰应庚者捐银四万七千修治新之。
越三载，复捐田千四百余亩，人租粟以为岁葺费，俾无堕前功。
储三季之通，资财赢饶。
三馆之士，就布政司选也，出以佐其所不给，如是廿年矣。
其孙立德、秉德欲久久行之弗坏，念一家私任其勤非远计，请以田分隶三学董之。
余既嘉汪氏之为善，祖若孙相绳有终，而因叹夫后此而终之实难也。
事无小大，亘古今无豫为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无自开者，盖有故。
凡事之经纪于官府，恒不若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实。
”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官学，捐置学田以为修葺之费，从而能够收到实效，做到善始善终。
据冯尔康先生的研究，侨寓仪征的徽商以及仪征籍原徽州人在清代仪征县学的修葺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如顺治十年(1653)两淮盐运司运副朱懋文捐出商人公费，维修学宫明伦堂。
在修葺文庙的过程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原徽州人许承远的家族。
许家四世以维修文庙为己任，“诚大有造于仪邑也”。
2．斥资兴建书院、义学
徽商在热衷于在桑梓之地倡建书院的同时，在侨寓寄籍之地亦乐此不疲。
正如李琳琦先生在《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一书中所说：“徽商在‘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思想指导下，除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
”
扬州府城的梅花书院、安定书院和仪征的乐仪书院大都由两淮商人出资兴建，其中多是徽商。
对此，地方志等材料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如梅花书院，雍正十二年(1734)由祁门盐商马曰琯出资兴修，他“独任其事，减衣节食，鸠材命工……不期月而落成”。
并且延聘名
儒主讲其中。
梅花书院兴建后，“造就了不少著名的徽籍和外籍通人硕儒，如汪中、王念孙、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等”。
乾隆三十三年(1768)，仪征兴建乐仪书院，盐商有襄助之功。
书院所需经费银、膏火之费多由盐商捐助。
“时盐商首领张东冈等，以子弟将进书院就读，申请捐助，每年补助膏火银857两，得到盐政批准，以后又增捐生徒盘费银300两”。
杭州祟文书院与汉口紫阳书院一样，是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的书院中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商人书院。
杭州崇文书院是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的书院中历时最久的。
杭州崇文书院的设立更是与两浙“商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汪文演，字以道，号宾石……又与同邑吴云风(即吴宪)兴商籍如河东、两淮例，岁收俊士如额。
建崇文书院以祀朱子”。
汪庆元先生认为，“崇文书院是由浙江盐政和学政共同管理，徽州盐商自筹经费开办的”。
崇文书院创建的目的主要是为徽商子弟读书应试服务。
崇文书院采取“舫课”的方式进行会文讲学，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创新。
据沈德潜《西湖志纂》卷3《孤山胜迹·崇文书院》载，崇文书院“舫课”始倡于叶永盛：“明万历间巡盐御史叶永盛视鹾之余，集内商子弟于跨虹桥西授以题，命各就舫中属文。
舫皆散去。
少焉，画角一声，群舫毕集，各以文进，面定甲乙，名曰‘舫课’。
去官后，商士思之，就其地建书院，中奉朱子，而以后寝祀永盛。
凡舫课皆椟其文于鹾使者评骘焉。
”之所以采取以“舫”会文的形式，是因为“社中声气相联，可得朝夕聚首者不下百人，文事胡可阙然不讲。
但城中无此广厦以为会文所，不得不更为‘舫会’”。
徽商还在江南地区兴建义学。
如在吴江盛泽镇经商的徽商张佩兰，“念新安居斯土者不下数十家，力不能尽延师”，于是在盛泽镇之东肠圩建“新安义学”，以使徽人子弟有就课向学之所。
扬州府城原来有义学三间，后来增加到五所。
嘉庆五年(1800)，商人洪箴远等因为感到郡城广大，义学太少，不能满足商人子弟读书人仕的需要，表示愿意资助，于十二门各设义学一所，得到了盐政衙门的批准。
由此可见，徽商的活动渗透到了江南侨寓地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兴修过程中去。
徽商在江南地区积极捐资助学，主要是为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读书人仕提供方便，为其子弟创造和提供就学机会，使之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二、搜罗、刊刻典籍，积极投身于图书事业
1．兴建藏书楼，广搜博藏，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
徽商及其后代在江南地区搜求珍本秘籍，兴建藏书楼以为储藏之所。
可以说，徽商在江南地区的藏书事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刘尚恒先生在《安徽私家藏书述略》一文中提到了几位侨寓江南地区的徽籍藏书家，他们分别是的廷博及其子鲍士恭(歙县长塘人，侨寓浙江嘉兴)、马裕(马曰琯之子，祁门人，侨寓扬州)、汪启淑(歙县人，侨寓杭州)。
这些人有的本身就是商人兼藏书家，有的则是商人的后代。
其中鲍氏有知不足斋，马氏有丛书楼(马曰琯建)、小玲珑山馆(马曰璐建)，汪氏有飞鸿堂。
再如程晋芳，程氏是新安大族，“治盐于淮。
时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畜声伎狗马，鱼门(程晋芳)独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资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六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
好交游，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讨论世故，商量旧学”。
一些藏书家因为不允许别人参观和利用自己的藏书而遭到其他藏书家的指责。
可以说，绝大多数藏书家都以能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为荣，以之为兴建藏书楼的旨归。
美国学者
“鲍廷博、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中说到：
汪启淑都是大藏书家，他们各向四库馆捐书400余种。
当时全国为助修《四库全书》捐赠图书超过400余种的仅四人。
汪启淑也是安徽人，他经常受到杭州其他藏书家的指责。
鲍廷博曾介绍学者郁礼查阅汪氏收藏的一些孤本，遭到汪氏的拒绝，鲍廷博为此与他疏远了。
当时，郁礼正在从事一项课题研究，鲍廷博才把他推荐给汪启淑。
允许朋友参观自己的藏书，或朋
友之间互相交流是起码的礼貌，也是学术交流的先决条件。
”
2．刻印珍本、善本，使之化身亿万，嘉惠学林
当时侨寓江南地区的徽籍藏书家并不只是为藏书而藏书，而是刊刻典籍尤其是珍本、善本，为文人士子提供便利。
以下仅以鲍廷博及其子士恭刊刻《知不足斋丛书》的事迹为例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