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

晋商，是指 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明清时代 )以善于经商而着称于世的中国山西商人，山西简称晋，故名晋商。

在当时，晋商是中国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也是国际贸易中一大商人集团。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又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①。

梁氏何以如此高度评价明清时期的晋商呢?原来明清晋商确有不凡之处。

晋商的成就1．资本最雄厚的商人。

晋商资本从明前期积累，到中后期已有相当规模。

明人沉思孝说：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②。

明人宋应星说：“商之有本者，大抵秦、晋、徽郡三方之人”③。

入清以后，随着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晋商资本又有大幅度增加。

据《清高宗实录》卷1257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惠亲王绵瑜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

”④大体说来，明代山西富商资产一般为数十万银两，清代则达数百万两到千万两以上，其资本之雄厚，堪称为最。

2．经营行业多，足迹“遍天下”。

明清晋商经营行业很广泛，有“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之说。

从其经营行业来看，大致有盐业、粮食业、棉布业、棉花业、丝绸业、茶业、绒货业、颜料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烟草业、药材业、纸张业、干鲜果业、饮食业、书业、鞋业、典当业、玉器古玩业、油业、铜业、洋货业、杂货业、账局、票号业等。

其活动范围，遍及华北、华中、江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广州、成都、重庆、杭州、开封、洛阳、沈阳、长沙、济南、上海等商埠是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西北新疆古城、伊犁、塔尔巴哈台，西南打箭炉、理塘、巴塘、东北宁古塔、墨尔根(今嫩江)，东南台湾、海南岛等边陲海岛都有晋商的足迹。

有人说：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晋商的足迹。

当然，此乃形容之语，但也可见其足迹之广。

晋商还积极开展国际贸易。

早在明代已有山西商人“兴贩于海外”，入清后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恰克图对俄贸易中，主要是山西商人在经营。

山西商人还走出国界“远贾安息”(今伊朗)，并深入到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等地设号经营，干隆时最大的贩运日本洋铜商，是山西介休范氏。

3．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清后期，晋商创立了东方独有的山西票号业。

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

到光绪九年(1883)，山西票号已有30家，并按其总号所在地形成了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其分庄遍布全国各工商业城镇。

咸丰以来，又为清政府汇兑大量公款，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政府户部外存放银，30％存放在山西票号，也就是说山西票号掌握清政府部门1／3的款项，以致山西票号一度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4．开创了中国人在海外开办银行的先河。

早在光绪二十年 (1894)，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当时被俄国势力控制的朝鲜新义州设立代办所，开始了国际汇兑业务。

光绪三十二年(1907)，又在日本神户设立了合盛元支行。

之后，又在日本东京、横滨、大阪及朝鲜仁川设分庄。

当时的《大公报》登载《合盛元创设日本东京、横滨、神户、大阪各处支庄告白》称：“启者，近来环球大通、商务争盛，而国家特设专部鼓励讲术，惟我商人亦须及时起发，以图扩充。

乃观各国银行所司无异，然独不能出洋半步，良可慨也。

有鉴于此，因特选派要人，提出重款，先至东洋各处创设支庄”。

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现仍保存着明治十一年(1908)由合盛元票号汇兑中国留日学生学费的档案资料。

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渡重洋设立支庄，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天时、地利与人和那末，晋商是如何兴盛的呢?这就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故。

所谓天时，即历史机遇。

晋商在明清时代，曾经4次抓住大的历史机遇，得以施展其才能，取得长足发展。

第一次是在明初，明王朝为了防御蒙古各部南下骚扰，特设九大边镇，并沿长城线驻扎军队。

据统计，经常驻军有八九十万。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这幺多的军队和马匹，需要大量的军饷才能维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

对此，明王朝推行开中制作为解决军饷的重要手段。

所谓开中制，就是由商人承办边镇需求的粮食等军需物资，官府给予商人盐业专卖权，以获取高额利润。

山西位于长城内侧，九边之首大同及偏关镇均在山西境内，宣府镇也邻山西，于是山西商人以“极临边境”的优势，一俟明初开中制实施，便捷足先登，纷纷进入北方边镇市场，集粮、盐、布商于一身，兴起于商界。

晋商抓住的第二次历史机遇，是在明中叶。

明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开中纳粮制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

弘治五年(1492)明王朝把开中纳粮改为开中纳银，同时提高了盐引值。

面对这一新情况，晋商不失时机改变经营方针，实行四个战略转移：即盐业经营从边镇转向各大盐区，经营项目由盐粮布转为多业经营，活动范围由纳粮开中地区转为向全国各地发展，经营方式上在独资、资金等基础上出现了行帮、伙计制等组合形式，增强了商业竞争力，于是从明中叶以来，晋商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地方商人集团。

晋商抓住的第三次历史机遇，是在清前期。

入清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开发边疆地区经济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面对这一历史机遇，晋商大力经营，积极开拓。

他们首先看中清王朝推行的满蒙友好政策，积极开展旅蒙贸易。

接着，垄断恰克图对俄贸易。

第四次历史机遇，是在清道光以后。

17世纪后国内商品货币经济已较活跃，赋役征收和薪饷发放已经用银，货币地租也有所发展。

鉴于货币流通、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山西商人又先人一步看出商业对金融的需要，就在账局的基础上首创山西票号业，使晋商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地利，就是占有地缘、地理优势。

明初实行开中制解决边镇军饷的时候，山西商人便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进入北方边镇粮食市场。

山西位处北方蒙古草原单一的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之间，“路当孔道”。

入清以后，山西作为“商贾之途”，设在山西境内的驿站，较明代增加了一倍多，对山西与省外经济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人和，即人的素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⑤。

晋商之人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爱国是第一要义。

明清晋商继承了中国古代商人光荣的爱国传统，把爱国看成是大节问题，是商人安身立业的第一要义。

晋商的爱国壮举，最突出的是清朝末年积极参加山西民众的争回矿权运动，并为保卫国家矿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商福公司与清朝山西官方秘密签订了开采山西平定、盂(县)、潞安(长治)、泽州(晋城)、平阳(临汾)的煤铁矿藏合同。

光绪三十一年(1905)，英商大摇大摆地来到山西平定等地，蛮横地占山开矿，查禁民窑。

平定等地各界人士首先起来反抗，接着省城学生、绅商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清朝当局出卖矿权的行径。

消息传到日本，留日的山西籍学生立即联名函电清政府，要求废约自办。

特别是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投海自杀，并留下万言遗书：痛陈列强夺利权和害我民生的暴行，号召民众团结一致，爱国护矿，不使矿权落人外人之手。

晋省学、绅、商各界在太原为李培仁举行追悼大会，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誓死保卫矿权，把山西民众争回矿权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到1908年，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终于取得胜利，英福公司被迫同意终止合同。

在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中，晋商一直是积极参加者。

英福公司虽然被迫同意终止开采合同，但坚持要山西赔偿“原合同应索之款，并多项的损失之利益”，计银370万两，并限定一个月内交清50％。

当时山西当局财政拮据，根本拿不出这笔款项。

在清政府不可依赖的情况下，晋商为了“保晋省荣誉”，以民族的利益大局出发，同心协力，旬日筹齐赎矿银，保证了山西煤铁矿权的从英商手中按时收回。

2．以义制利。

晋商主张见利思义，“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

明代著名晋商王文素经商40余年，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总结经商经验说：“夫商与士异术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⑥。

清代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在清兵入关前与满族经商“久着信义”，受到清王朝的垂青，清朝统一全国后，被挑选为皇商。

山西高平富商赵氏，开办的商号，买卖公道，童叟无欺，取信于人，致八方顾客近者悦，远者来。

晋商还十分崇拜关羽。

关羽，山西解州人，东汉末三国初人。

关羽走上神坛至迟在隋代已经出现，以后又经历代皇帝屡屡加封，到明清时关羽已上升到很高的位置。

晋商崇拜关羽，除了因关羽是同乡，有着荣誉感和自豪感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关羽具有“义薄云天”、“义利分明”、“信义昭著”、“言必忠信”等传统美德，故把关羽做为信义之神来崇祀，以关羽的“信义”来取信于顾主，摒弃欺诈、伪劣等行为。

同时从关羽的身上汲取正气力量，有效地规范商业行为。

这种从精神上、观念上的约束，使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渐成为晋商价值观的核心。

3．用人唯贤。

晋商主张人才使用为立基创业之根本，认为“得人者兴，失人者衰”⑦。

其用人原则有三：一是避亲用乡。

即用人回避戚族，而录用本乡本土之人，因为同乡间最为知根底，所谓“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

二是择优保荐。

即被录用人须有保证人推荐，被保荐者入号后如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

这种择优用人制度，杜绝了人情干扰，优化了人员素质。

三是破格提升。

即一旦发现人才，就打破常例，破格提拔，委以重任。

4．修身正己。

晋商主张经商者首先要有敬业精神，认为商与士农工是同等事业，同为本业，同样要敬，以至山西有“学而优则商”之风。

由于晋商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来对待，从而成为他们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要有进取精神。

许多山西商人原本贫寒，他硬是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顽强不屈，不畏艰险，白手起家而成大业。

三要勤俭为本。

晋商认为“勤俭为黄金本”。

所以清康熙帝说：“晋商多俭，积累易饶”⑧。

5．善于商术。

晋商善于审时势，故在经商活动中常有大手笔。

他们还很重视信息，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能够灵活机动应付。

他们做生意不随波逐流，不图非法之利，讲求薄利多销，以诚信待客，慎待相与，即不随便与别的商号建立债务关系，只在了解对方的情况下才建立相与关系。

6．管理有方。

晋商商号均定有严格的号规，约束商号财东、经理、伙计的行为。

如财东平时不能随意支取商号钱款，商号包括经理在内一律不准携带家眷等。

此外还有经理责任制，明确规定经理有权处理号内一切事宜，财东不能干预，只是静候年终决算。

学徒制，包括对学徒业务技能和做人的培育。

人身顶股制是晋商的创造，即号内人员可按照职位、资历、贡献，分别顶若干身股，身股与资本股(银股)可以同样按比例分红。

这一制度大大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了商(票)号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