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雄明清的晋商
晋商凭什么称雄商界五百余载

人民论坛 / 2017.03 上98从明朝初期的兴起到民国中期的衰落,在称雄商界500多年的时间里,晋商举商贸之大业,夺金融之先声,执近代金融界之牛耳,票号汇通天下,以其雄厚的资本财力、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一举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首。
晋商表现出的诚实守信、注重效率、遵守秩序等优秀道德品质,不仅是晋商的成功之道,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宝藏。
“晋商精神”与当代社会价值准则有很多契合之处2016年1月,李克强总理在山西考察时说:“晋商不仅创造物质财富,更有精神财富作为支撑。
诚信进取的晋商精神是山西人的品德,也是华商精神的精髓。
”概言之,晋商精神包括的诚信精神、效率精神、秩序精神、合作精神等内容,与当今社会所追求的法治、正义、效率、秩序、诚信、自由等价值准则有很多契合之处,也蕴含着现代法理学的基本价值内涵。
首先是“诚实守信”的精神。
晋商注重诚信精神,将“首重信,次讲义,最后才是利”的诚信精神发挥到极致,以明清时期晋商首创的票号业为例。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北京陷落。
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逃出北京,贵族官员们纷纷逃往上海等地避难,所持的北京票号票券要求在上海兑换现银。
在社会动荡的情势下,“蔚丰厚”(是山西平遥“蔚”字五联号之一)北京分号掌柜、山西平遥人李宏龄审时度势,做出“蔚丰厚”票号主顾可以兑换现银的决定,其他票号亦纷纷效仿之,“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号银券最足可信,分庄遍于全国,名誉著于全球”,晋商的商业信用可见一斑。
随着近代法治精神的发展,诚信已成为现代法治建设中的重要精神之一,诚信与现代法理的关系直接影响法律的社会实效。
在法治中国的建设过程中,推进诚信建设既是保证法治实效的前提条件,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是“效率优先”的精神。
晋商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十分注重发挥效率价值的作用。
由于货币存贷、典当抵押融资、钱庄货币兑换、印局小额贷款、货币异地调运等传统制度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于是早期晋商开始在传统经营之余,创造性地通过使用钱票解决银钱等金属货币的通存通兑,发展出规模化的“票号”组织和制度。
明清晋商的历史地位与会计成就

明清晋商的历史地位与会计成就【摘要】明清晋商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其以先进的理念、完善的制度和不可思议的巨额财富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商业历史。
明清晋商在商业实践中创立的委托代理制度、股份制、期权激励制度、会计假设和会计平衡式等会计成就,对中国会计乃至世界会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明清晋商;历史地位;会计成就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人们对经济历史的兴趣愈发浓厚,晋商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晋商的研究队伍越来越大,研究水平越来越高,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这对于经济文化的传承是非常有益的。
本文拟通过梳理明清晋商的历史脉络,重点对明清晋商的会计成就进行粗浅的分析、研究。
一、晋商与明清晋商晋商是山西商人的简称。
晋,古晋国之简称,也是山西省今之简称;商,古时专指流动性从事商品买卖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没有任何一个商人群体能够像山西商帮那样,长时间地把持全国的经济命脉,左右全国的经济走向。
(一)晋商的理论界定关于什么是晋商,晋商的概念应该如何界定,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山西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高春平强调商人的籍贯:“凡是具有山西籍的,都可称晋商(《山西工人报》2008.01.18第1版)”。
经济学家梁小民则强调商人的品质:“昔日乔家大院乔家的节俭、诚信,是晋商精神的代表。
今天的山西大商人多是煤老板,奢侈浪费成风,已丢失晋商精神,不算晋商”(梁小民《小民话晋商》)。
晋商的概念究竟应该怎样界定?是按照籍贯界定,还是按照品质界定,还是按照其他标准界定?这是必须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
笔者认为,高春平先生的判断是一种模糊性的判断,山西籍究竟指祖籍,还是现籍,或者是二者兼之?梁小民先生虽然强调了晋商的品质,但对晋商的外延没有界定,也属于一个不完整的概念。
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属于晋商范畴?晋商的外延应该包含什么?从历史视角分析,晋商可以分为传统晋商和现代晋商;从经营领域分析,现代意义上的商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商品流通领域,而是泛指一切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流通、资本运作等经济活动的人;从活动地域分析,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在山西生活,在山西创业,从而成为晋商一员,这肯定没有什么异议。
晋商

然而,循着山西商人的足迹,在地图上去寻找他们的曾经穿行到和曾经留下许多故事的地方时,才渐渐地滋生出许多崇敬,而且愈来愈强烈,愈来愈震撼。在这块土地上,不仅能出陈永贵和大寨村,更能出雷履泰和日升昌、乔致庸和乔家大院。直至近代,提起孔祥熙、霍英东的名字,相信人们一定又会浮想起许多商界的传奇。
晋商还积极开展国际贸易。早在明代已有山西商人“兴贩于海外”,入清后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恰克图对俄贸易中,主要是山西商人在经营。山西商人还走出国界“远贾安息”(今伊朗),并深入到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等地设号经营,干隆时最大的贩运日本洋铜商,是山西介休范氏。
3.执中国金融界牛耳。清后期,晋商创立了东方独有的山西票号业。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到光绪九年(1883),山西票号已有30家,并按其总号所在地形成了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其分庄遍布全国各工商业城镇。咸丰以来,又为清政府汇兑大量公款,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政府户部外存放银,30%存放在山西票号,也就是说山西票号掌握清政府部门1/3的款项,以致山西票号一度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地利,就是占有地缘、地理优势。明初实行开中制解决边镇军饷的时候,山西商人便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进入北方边镇粮食市场。山西位处北方蒙古草原单一的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之间,“路当孔道”。入清以后,山西作为“商贾之途”,设在山西境内的驿站,较明代增加了一倍多,对山西与省外经济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晋商的成就
1.资本最雄厚的商人。晋商资本从明前期积累,到中后期已有相当规模。明人沉思孝说: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②。明人宋应星说:“商之有本者,大抵秦、晋、徽郡三方之人”③。入清以后,随着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晋商资本又有大幅度增加。据《清高宗实录》卷1257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惠亲王绵瑜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④大体说来,明代山西富商资产一般为数十万银两,清代则达数百万两到千万两以上,其资本之雄厚,堪称为最。
晋商 山西地区商帮

晋商山西地区商帮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王家大院等等。
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
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其实,那些显赫一时的晋商家族当年无一不在不遗余力的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营建一个归宿,但不是所有的晋商大院都能够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虽然依旧能够找寻,但颓垣残壁之间,早已难觅当年的风采,譬如祁县的何家大院、碛口西湾陈氏民居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关部门先后修复开放了五座晋大院,虽然这些力求恢复原貌的修复工程并不能完全还原旧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遗憾,但今天的人们终于可以最直观去感受晋商文化。
这五座晋商大院分别是:祁县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祁县县城的渠家大院、长治西白兔乡中村的申家大院、灵石静升镇的王家大院、榆次东阳镇车辋村的常家庄园。
晋西南丁村民居、晋东南皇城相府、晋北阎锡山故居等山西民宅各具特色,驰名中外,亦可笼统称之为大院,然宅主不具那个时代的晋商明显的特征,故不赘述。
称雄500年的八大晋商:盘点晋商旺族“八大家”

[键入文字]称雄500 年的八大晋商:盘点晋商旺族“八大家”称雄500 年的八大晋商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 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
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
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牎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 余年。
乔家——白手起家通天下诚信为本数乔家乔家始祖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
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
乾隆初年与一位秦姓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
乾隆二十年(1755 年),当地粮食丰收,他们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
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
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常家——货通俄蒙领风骚外贸世家是常家榆次的常家,在晋商中以外贸称著。
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
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
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
常家从开布铺,经营布匹、白布走俏、获得厚利,又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
曹家——太谷巨富“三多堂”商铺规模数曹家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际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
曹氏家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
当年,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辽阳县)经商。
之后,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省外1。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商业集团,其势力范围横跨整个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曾经是明清时期的商业、金融和政治中心之一。
晋商集团拥有庞大的商业帝国和财富,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阔的商业网络,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起源和发展晋商集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随着唐朝的衰落,晋商集团逐渐转向了商业活动。
随着宋朝的崛起,晋商集团开始崭露头角。
明朝时期,晋商集团发展迅速,成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大的商业集团之一。
明朝灭亡后,晋商集团顺应时势,迁往了山西吕梁地区,在清朝时期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
晋商集团的发展离不开其强大的家族宗亲关系和地方官府的支持。
晋商集团在当时建立了庞大的家族网络和互惠关系,形成了一种靠亲情、邻里之间联合经营的宗族制商业运作模式。
同时,晋商集团通过贿赂和纳贡,获取官府的支持和保护,逐渐壮大自己的实力。
经营活动晋商集团主要从事纺织和盐业贸易,其中以盐业为主要盈利来源。
晋商集团在盐业方面经营非常成功,其垄断盐业的地位和寡头经营模式,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盐商。
另外,晋商集团还在矿山、造船、保险、银行、票号等行业进行了经营尝试。
晋商集团在营商方面有着非常崇高的信誉,其经商之道已经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集团不仅仅注重自身经济利益,还秉持着“仁爱为本,诚信为先”的经商理念,捐资助学、建设桥梁、兴修水利等慈善事业。
社会影响晋商集团的兴起和壮大,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晋商集团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商品流通、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在文化传承方面,晋商集团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产生了巨大影响。
晋商集团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方式,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集团除了在经济和文化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深度参与了政治活动。
晋商集团的财力、人力和地缘政治优势,使得其能够在清朝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
晋商集团的糖业巨头何如宠更是成为了清朝官场的“大财主”,其对清朝朝政的干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内阁大臣。
小谈晋商

小谈晋商王茜2008582433法律系2011年6月小谈晋商山西是古晋国的封地,简称“晋”。
“晋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是专指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
另一方面,凡山西从事商业工作,经营商品交易的商人,都可泛称“晋商”。
但现代人所说的“晋商”,实际上是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他们经过艰苦的努力,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海五百年。
自明朝初年兴起以后的5个世纪里,一直活跃在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个领域,树立了优秀的中国商人形象,铸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奇迹。
尤其是在清朝统治的260余年间,晋商形成了支撑清朝统治的经济台柱,同时也成了富甲华夏一大商帮,并创建了东渡日韩、北达俄蒙、西越天山、南抵东南亚诸国进行外贸活动的辉煌历史。
山西商人得势之时,大量金银滚滚流回山西,据此,人们称山西的平遥、太谷、祁县为中国的华尔街。
事实上,我们现在理解的“晋商”,其内涵和外延要比以上所述更加丰富。
它包含了源于山西商人的一种独特的精神,一种独特的文化。
在瞬息变幻、强手如林的商海搏斗中,前仆后继,自强不息,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一页,然而,它同时扮演的一个与清朝同兴同亡的角色,不能不令人升悲。
下面我从晋商的特点、晋商文化的核心、管理制度、衰落、和反思等几个方面来小谈一下我对晋商的理解:一、晋商的特点(一)学而优则商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
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
(二)民宅建筑独具特色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
如祁县的乔家堡和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经营行业范围广泛除盐业外,有铁业、茶业、丝绸业、棉布业、粮油业、颜料业、杂货业、木材业,以及金融业,各行各业无所不包,这在当时的其他商帮中是及其少见的。
【明清时期的时代特征】明清时期晋商四海称雄所到之处修建多座会馆

【明清时期的时代特征】明清时期晋商四海称雄所到之处修
建多座会馆
旧时有一句话:“凡商贸繁华处必有晋商,有晋商居处,必有会馆。
”明清时期,晋商四海称雄,富甲一方,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晋商所到之处,修建了一处处会馆,辉煌之时,晋商曾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约400处山西会馆。
其中有三处就在天津。
“称津地为幽燕沙漠之区,僻处荒凉,人烟绝少。
自国朝定鼎以来,海宇永定升平,居民渐臻繁茂,而远方来贸易者,云集其间,至今称极盛焉。
”
从初建山西会馆的碑记上可以看出,当时贸易繁荣的天津,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贾。
山西商人是一支在天津近代城市经济发展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力量,因他们势力很大。
山西会馆也是当时天津众多会馆中规模最大、服务功能最全的。
雄踞中国商界几百年的山西商帮,对于旧时天津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
用。
无论是山西会馆还是山西商人,都在天津的城市记忆中,留下了很多故事。
山西会馆在天津有三处之多,先是山西烟业商人在天津河东杂粮店街建立了第一处以山西烟商为主的会馆。
而后山西十三帮商人建起第二处山西会馆,另有学者表示,在杨柳青镇,山西商人还建了第三处山西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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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雄明清的晋商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晋商”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沉甸甸的名字,那些古老的钱庄,当铺,票号就是晋商留在历史上的符号和回忆。
晋商的发展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早在那个时代山西商人就依靠运城盐池经营着大众化的商品盐。
所以中国最早的商人就是山西盐商了。
到了明朝晋商利用“开中制”成为和徽商相匹配的中国最大的两个商帮之一。
到清代他们创立了众多知名品牌,走遍天下,享誉海内外,成为“富可敌国”的商帮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就诞生在道光初年的平遥。
票号鼎盛时称“汇通天下”因此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之牛耳。
而且带动了整个中国票号的发展。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商界500年,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的发扬了一种特殊的晋商精神。
他们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求信义,严于管理,造就了一代代敬业诚信的晋商大贾,堂堂正正的成为了傲视海内外的一代财雄
他们从被迫走西口到腰财万贯荣归故里,他们把自己的财富垒筑成深宅大院,是他们的豪阔雕于砖石之上,留下了一座座结实且富丽堂皇的院落,今天我们漫步在晋中地区,豪宅大院比比皆是著名的有榆次常家庄园、灵石王家大院、祁县乔家大院、渠家大院等。
如今,晋商的辉煌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这些风骨留存
在商用建筑中,我们还能感受到晋商昔日的恢宏气魄,当今商界一直在大声疾呼的诚信,而诚信正是晋商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汇通天下的票号业务现在已经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而晋商的精神却穿越时空,不断感召和启迪着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