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看城市规划思想

从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看城市规划思想的变迁园艺林学学院 王 浩 20050560134摘 要从城市的形成、兴起、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看城市规划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有利于理解城市规划的功能，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城市 历史 规划思想Abstract:From the city formation, rising, development, and the evolution historical process, we can look out the function of urban planning in the different time, and the status which locates. It is advantageous in understood the urban planning function, and provides th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or the Chinese 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Key word: city history programming idea前 言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又是生态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类型，极易受到人为的和自然环境条件的干扰。

近十几年来，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就我国城市目前的环境状况而言，问题十分严峻，在一些城市地区，污染已相当严重（如：北京曾被列为世界十大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2006年，中国的临汾被国际环保组织列为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十五个城市在可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项环保指数上不达标），这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城市规划思想有所变革、发展，然而它的主体精神贯彻始终。

城市规划本属上层建筑范畴，它所体现的规划思想，实质上是当时统治意识在这一侧面的反映。

中国的政治观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一个世界一统的大观念，“普天之下”有一“共主”天子，从政治观可推广到整个人生观，乃至整个宇宙观，中国城市规划思想学术即从此发端。

这种思想，在城市规划中，体现为有了一个核的概念，而不是系统的概念。

中国历史上，虽然朝代变了，但是思想始终不变。

1 城市的形成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应该是西周，因为夏商的都城是否设市，既无文献上的依据，也没有考古上的证明，只有西周的都城丰镐设市，有《周礼·考工记》为证。

在中国，只有到了城内或城的附近设市的时候才出现了城市。

因为人口众多和有市场是城市的基本标志，二者缺一都不能称之为城市。

仅有市而无集中的居民，或者仅有集中的居民而无市，仍然只能是单个的城或市，都不是特定意义上的城市。

城市并不一定有城，但必须有市，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

中国早期的城市是城和市的结合体，往往先筑城而后设市，城的地位和作用比市更为重要，这是中国特殊的历史、自然环境所形成的中国城市的独有特点，不能以一般城市形成的规律来解释。

西周的首都设市，一般诸侯国的都城也应该设市。

《周礼》就有司市，市的设立和管理已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一部分。

市场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

市有市门，定时交易，“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证明市区狭小，必须分次聚合才能满足交易的需要。

当然，设在中小城市的市，入市交易的人数有限，未必都如《司市》所言，分次聚合。

西周时已形成早期的城市，但城市的称呼却出现很晚。

日本人认为“‘城市’一词的语源，出自中国。

当时有商贾‘集中之地’、‘市’、‘都’的意思”。

城市不仅起源早，而且大都经过了一批能工巧匠的精心规划设计，然后才施工建成的。

也就是说，从城址的选择、划定范围到平面布局，都是经过事先精密安排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的起源与规划是同步的，中国城市起源于西周，西周的城市就进行过整体规划，而且最早使用平面设计图。

平面设计图也就是城市建设的蓝图，框定城市的范围，划定不同分区，使城市整体布局井井有序。

中国城市从一开始就比较整齐，显然同进行过规划和使用平面图有密切关系。

（陈乔驿，1998）西周初年，周公营建洛邑时，就对当地山川形势进行了勘察，并绘制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图呈献给成王。

对于城市的平面布局，也要事先进行量算，确定宫、市、坛、庙和居民区，一般为前朝后市，左祖右社。

《周礼·考工记》虽然晚出，但也反映了周代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从《周礼·考工记》所述的营国制度可以看出，由于周人重视礼治秩序，因而城的布局颇为严谨，主次分明，井井有序。

宫室居中，对称布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模式。

这种结构形式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早周的宗庙或宫室就是这样布局的。

考古工作者在岐山京当凤雏村发现的早周的宫室遗址，其平面布局就是殿堂居中，有东厢、西厢、后室、门房等对称布局。

丰镐的布局虽然得不到考古上的证实，但东周王城考古却可以成为佐证，即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相仿佛。

尤其是周朝早周都城的发现就更证实了这一点。

早周都城位于岐山县贺家村与凤雏村之间地下1.5米深处，东西长700米，南北宽550米，接近方形，宫殿位于中央。

有了中心，自然也会对称布局。

对称的概念虽然来自对人体对称的认识，但运用在城市规划中，却是从周代开始的。

这个时期，中国的城市规划的早期思想基本上确立下来了，它包括：1.“择天下之中而立国”——选择城址的区位2.“大山之下”，“广川之上”——选择城址的自然背景3.“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城市的总体布局4.“仕者近公”，“工贾近市”——城市功能分区5.“经途九轨，环途七轨，野途五轨”——道路6.国都方九里，公国方七里，侯、伯方五里，子、男方三里——城市规模等级体系2 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中国早期的城市，是在城内设市以后产生的。

后来，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一些交叉路口、水路码头、军事要塞，或人口集中的地方也形成了城市。

这些城市并不一定筑城，但它们都是真正的城市。

因为这些地方既有众多定居的人口，又有市场，符合早期城市的基本条件。

城市的兴起为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极大的推动了以农业文明为特性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当时的城市不但规模大，而且人口众多，商业繁荣，据《战国策·赵策》记载:“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 ......今千丈之城，百家之邑相望也，”一万户人家的大城市与三百户人家的小城市相比，自然是大得多了。

城市建设的兴起，不单单是商品交换的繁荣。

人们在商品交换的过程当中，自然也活跃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其结果是，商品交换同时, 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也在商品交换过程当中相互间产生了影响。

对当时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变革，互相争霸的各诸侯国都非常重视国都的建设，使得城市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大都市，像齐之临淄，赵之邯郸，魏之安邑等。

城市的类型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形成了政治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和军事城市等。

到战国后期，一些小县城也设立了市。

如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策》记载：魏国大梁以东方圆五百里内，“大县十七，小县有市者卅有余”。

到了秦汉时期，普遍推行郡县制，在郡县两机制所所在地一般均筑城立市。

这一发展时期延续到唐朝。

这个时期，城市规划思想最大的特点，是直接将市和坊严格的分开。

居民居住的地方叫做坊，商人经商的地方叫做市。

坊里的居民和市里的商人的活动，从空间和实践两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

市的面积非常有限，如汉代长安的九市“各方二百六十步”。

唐代长安东西市的面积也只不过占长安一百零八坊的四坊之地。

由此可见，这个发展阶段，尽管有了城市的名称，城和市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

城市规划思想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城与市的关系是“面朝背市”的形制。

《管子.乘马》说：“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聚则有市，无市则民乏”。

这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

《左传》则记述齐王看到晏婴的家“近市，湫隘嚣尘（狭窄而环境嘈杂）”，就提议给他另建新居，可见晏婴家附近的市之热闹。

3 城市的成熟阶段3.1 城与市完全融合的阶段到了宋代，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商贸经济功能日趋加强，原来从实践和空间都被严格控制的市，已经越要越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了。

于是中国城市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即城与市完全融合的阶段。

从城与市关系的角度看，这种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城市内部突破了以前坊市制度对其发展的制约。

北宋城市的商业活动在时间上也突破了前代的限制，东京就出现了早市、夜市、鬼市，大大增加了商品交易的时间。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城郊都市化的发展。

原来在城市外或城郭附近建立的定期贸易场所——草市，随着时间的推移，草市上设立了店铺，成为新的固定的交易场所。

（丁建军，赵立梅，2003）无论从城墙内的破墙开店，彻底突破前代坊市制度的限制看，还是从突破城墙的局限，将城郊草市纳入管理之中看，宋代城市在城与市的结合方面都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城与市完全融合的阶段。

从此，中国城市以其巨大的商贸功能，消费功能和相当的生产、服务功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从这个时期到清末，我国城市的发展，都是先有城后有市，城市边发展边扩建，没有对城市的未来进行预期的规划。

由于城市各种经济力量冲击和博弈，这段时期我国已经有了城市规划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没有转化为制度。

传统礼治下的人治在城市的规划和管理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的状况，一方面取决于封建统治者的态度。

宋真宗时期，咸平五年，由于大臣谢德权的坚持，东京曾经恢复过“长安旧制”，但是这种落后的坊市制度不能适应城市工商业扩大的需要，很快又取消了，因此，依靠专制强权的维护也无法坚持。

同时，建筑在城市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建筑学和工程学在城市的规划思想中占据了完全主导的地位。

3.2 近代我国城市规划思想的转变礼治下的中国社会在清末，由于西方近现代国家的打击而崩溃，一方面造成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的消亡。

但是巨大的制度惯性并没有彻底根除，法制传统的缺位，根植于中国社会的传统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非制度的影响或者人治的观念，在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化演进中，依然有着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城市规划制度的根本转变带来了契机。

中国接受城市规划，来源于近代中国人对社会改造的认识，认为城市规划制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一种改造，因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相继有多个城市制定了城市规划，但在这种社会基础上展开的城市规划试验，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和认同，规划的制定者同时还有太多的理想成分，由于缺乏现实基础和实施情况的保证，大多成为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