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论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历史终结论”曾被认为是20世纪末的一个经典观点，它认为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获得全球优势地位之后，世界上不同政治体制之间的比拼已经结束。
这种观点提出的时候，它往往被视为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自己全球领导地位的正当化。
它含义深远，对于人类社会制度的认识、经济政治的发展甚至对于全球秩序的塑造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个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国的不断崛起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人对“历史终结论”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的世界。
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已经对这一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助于对历史终结的反思和重建。
首先，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化实践让我们认识到历史是不断变化的。
事实上，“历史终结论”本身就是一个静态的思维模式，它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永恒的稳定状态，即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获胜。
这样的观点无法理解历史的动态性与复杂性，缺乏对于人类历史进化和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
其次，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也告诉我们，不同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选择不同的制度路径。
与自由民主和市场原则相关的制度体系不是无所不能的基础。
这种观点体现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自信，反对单一化、一刀切、机械化的历史观念。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向我们证明，发展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断努力的过程。
过去，人们普遍相信，现代化可以通过对不同领域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实现。
但现实表明，现代化进程是一场长跑，需要全社会不断努力，尤其是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仍然面临挑战。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的终结及其意义的体现。
通过对历史终结的反思，我们可以重建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与意义。
现代化的实践也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是结束，而是经常在演变，我们有必要针对当前的挑战，不断探索组成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各种力量和模式，从而开辟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更加光明前景。
对历史终结论的看法
对历史终结论的看法对于历史终结论的看法在学术界和公众舆论中，历史终结论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历史终结论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已经到来，社会制度已经达到了最终形态，不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这一观点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富田创造，并在1989年被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富田提出。
然而，对于历史终结论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支持者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标志着历史的终结。
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组织形式，已经被广泛接受和实践。
他们认为，没有其他社会制度能够取代或超越自由民主制度，因此历史终结。
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仍然存在的社会冲突、不平等和不稳定因素。
此外，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演进是无法避免的。
反对历史终结论的人则认为，历史是一个永恒的变化过程，社会制度的发展和变革也是不断进行的。
他们认为，富田的观点过于简化和绝对化。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形态各不相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度实践和政治实验。
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多样和复杂的，无法用一个简单的终结论来概括。
历史的进程是不可预测的，任何制度都有可能被超越或取代。
尽管历史终结论在上世纪末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这一观点的关注逐渐减少。
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终结论的观点完全被否定，而是认识到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过程，没有一个确定的终点。
人类社会的变革和演进是永恒的，无法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和预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无数次的变革和交替。
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和消失，没有一个制度能够永恒存在。
历史终结论的观点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将历史的发展过程简化为一个线性的进化模式。
历史终结论的观点也受到了现实世界的挑战和批评。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加速发展，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变革。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历史终结论”是由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提出的观点，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西方民主制度的胜利，人类社会将不再有大的制度性变革，民主自由制度将成为唯一的制度选择，历史将走向终结。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崛起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终结的认识，更意味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新的历史走向的可能性。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现代化实践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成功，更体现在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不断完善社会制度、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等方面。
在政治上，中国实践了一种独特的发展路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保持了政治稳定，又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
在社会领域，中国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些变化和成就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崛起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挑战。
中国的成功证明了“历史终结”的假设不成立，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制度模式，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没有一个模式适用于所有国家。
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的崛起使得世界上不再只有西方国家主导，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国际秩序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中国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更意味着世界上更多国家获得了发展机遇，这将对世界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挑战了“历史终结论”，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崛起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中国如何保持现代化的发展势头，如何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持续取得成就，这需要中国不断探索和创新。
对历史终结论的看法
对历史终结论的看法历史终结论是指在冷战结束后，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一种观点，认为民主自由市场经济成为全球最终制度，历史已经终结。
然而，这个观点引起了很多争议和批评。
本文将对历史终结论进行探讨和分析。
历史终结论在当时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民主自由市场经济成为主流。
在这种情况下，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未来的世界将是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天下。
这种观点与当时的现实相符，因此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终结论的预测并没有完全成真。
事实上，福山自己也承认了自己的观点存在一些问题。
他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指出：“历史终结论的错误在于它把自由市场民主视为一种必然趋势，而忽略了历史进程中的其他可能性。
”这就是说，历史终结论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趋势。
历史终结论忽略了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
因此，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使得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广面临很大的挑战。
历史终结论也忽略了技术和科学的进步。
随着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和挑战，而这些问题和挑战并不一定能够通过民主自由市场经济来解决。
例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需要更加复杂的全球治理机制来解决。
历史终结论是一种有争议的观点。
它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预测并没有完全成真。
历史终结论忽略了全球化、技术和科学的进步等因素，因此并不能代表未来的趋势。
我们应该保持谦虚和开放的态度，继续探索和发展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和模式。
福山《历史终结论 》
福山《历史终结论》风啸关山来源于百度福山《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最早源于法兰西斯·福山1988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
随后，他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论文——《历史的终结？》。
1989年，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发表了这篇文章，标志“历史终结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式出笼。
名字由来冷战结束以后，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命运，成为东西方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福山抛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
“共产主义失败论”，是由日裔美人福山提出，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新自由主义最强调的一点是没有替代现状的其他选择。
另外，当今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技术如此惊人，除现状外别无选择的说法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牵强。
的确，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自由的、高尚的后资本主义秩序尚不明确，这一愿望本身带有乌托邦的色彩。
但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必须在某一方面战胜所谓以前未做就不可能做到的观念。
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主义造成了我们今天拥有的民主的程度，带来了成人普选权、妇女权利、工会、公民权以及我们享有的自由。
人类政治活动可以使我们生存的世界更高尚，即使后资本主义社会看似不可能建成，我们也应把建立基于合作、平等、自治和个人自由原则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
为社会变革而斗争并非凭空假设的问题。
现代新自由主义秩序已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从东亚到东欧到拉美都在经受这一危机。
欧洲、日本和北美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是脆弱的，这些社会也处在混乱之中。
在即将来临的岁月中有产生剧变的可能性。
这种剧变的结果尚不明确，但没有理由相信动乱会自动朝向民主、人道的解决途径发展。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历史终结论是知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于1989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失败以及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人类历史将会终结，西方民主自由制度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政治制度，这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和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对其进行了终结。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得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实力提升和全球影响力的扩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不同政治制度的可行性。
中国采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即政治上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
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在全球化时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实践打破了历史终结论中的“西方民主自由制度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政治制度”这一观点，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具备可行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企业改革等，通过引进外资、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强国内市场的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本国的发展路径，而且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实践揭示了历史终结论中忽视经济发展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的局限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文化传统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并没有完全抛弃其传统文化价值观，而是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这种文化自信使得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凭借独特的文化优势赢得了国际认可，并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多元化的现代化路径。
这一实践否定了历史终结论中关于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终结对历史终结论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不能以单一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和历史发展。
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建构路径
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建构路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他于1989年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形式，代表着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终结。
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引发了许多的争议和讨论。
本文将从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的背景、构成要素、沿革和争议等方面展开探讨，阐述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建构路径。
一、背景在谈到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背景时，首先要了解其提出这一观点的历史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
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体系的崩溃和民主制度的普及成为了一个显著的趋势。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胜利，而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体系和经济制度也纷纷发生了剧变。
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为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奠定了重要的背景条件。
福山在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时候，其背景还包括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反思。
福山在论述自由民主制度成为“历史终结”的观点时指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虽然曾经对现代化的社会提出了挑战，但它们的失败也预示着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
同样，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也反过来证明了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预言和理论都是错误的。
福山在提出“历史终结论”时，也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质疑和反思之中进行的。
二、构成要素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由一系列构成要素共同形成的。
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是构成“历史终结论”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由民主制度的民主性、自由性和法治性是其优越性的标志，也是其得以成为“历史终结”的关键因素。
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是“历史终结论”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
福山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的经济体系，它能够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和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福山还强调了宗教信仰和道德体系对于“历史终结论”的构成要素。
他认为，宗教信仰和道德体系在西方社会的崛起和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这也是自由民主制度得以维系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历史终结论的内容和意义
历史终结论的内容和意义历史终结论（End of History）是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于198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
该概念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人类社会已经达到了最终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形式，即自由民主资本主义。
这个概念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其内容和意义也成为人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
历史终结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它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最终的政治制度形式。
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在思想上和道义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它能够最好地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权，并提供了最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其次，历史终结论还暗示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福山认为，市场经济能够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提供最佳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效率，它是经济制度的最终形式。
历史终结论的意义在于引起了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思考和探讨。
这个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自信和自豪，同时也呼唤其他国家和地区效仿。
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了对福山观点的批评和质疑。
人们对于历史是否真的终结，以及自由民主制度是否真的具有普遍适应性，持有不同的观点。
对于历史终结论的支持者来说，它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趋同。
随着自由民主制度的普及，人类社会将会实现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而对于批评者来说，历史终结论过于绝对和简化，忽视了其他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可能性。
他们认为，世界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选择，并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最终形式。
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历史终结论，这个概念都引发了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深入思考。
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背景下，人们对不同制度的优劣进行比较和评估，寻求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路径。
同时，历史终结论也提醒我们，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选择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
历史终结论的内容和意义是一个复杂而深远的话题。
它引发了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思考和讨论，同时也提醒我们制度选择的多样性和变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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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结论1989 年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宣称西方的民主自由战胜了共产主义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人类社会政治领域发生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没有充分实现民主自由原则而导致的，今后人类的一切努力就是要在政治上实现充分的民主自由？冷战结束以后, 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命运, 成为东西方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 福山抛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
在他看来,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 从此之后, 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
福山的这一学说, 在本质上是错误的, 其理论的基础是值得怀疑的。
为了增强理论上的说服力, 福山从历史上为其“历史终结论”寻找论据, 并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引为同道, 认为他们与他一样, 都是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
他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 8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因而具有根本的性质。
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变化无可争辩地表明西方和西方思想的胜利,具体说来是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而这正是“人类思想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
这并不是说在这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事件发生了,但在福山看来,以后发生的事件只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进一步普遍化,因为他强调,目前自由主义还只是在思想或意识领域取得胜利,离在现实的物质世界的胜利还很远。
撇开福山这里露骨的政治倾向不谈,需要着重分析的是福山自称必须首先加以考察的与当前历史变化性质有关的某些理论问题。
正像福山自己强调的,“历史”对他来说,不是指过去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是能把重要事件从不重要事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抽象” ,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到历史以外去找一种永恒的跨历史的标准。
福山实际上不仅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连贯的演进过程,而且和黑格尔一样把历史看成是“精神”和意识”展现和实现自我的过程。
“精神”一旦得到完全的展现,历史也就终结。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正是福山的主要理论根据。
他特别强调两点,一是黑格尔把历史看成是普遍的、有方向的、连贯的、而且是有终结的。
但进入20世纪后,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大都攻击这种认为历史是连贯的、可以理解的思想。
福山认为,本世纪最后25年的变化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历史的普遍性问题。
福山主要用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说明历史的普遍性。
他认为,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经济生产发展的可能性对不同国家来说都是相同的,因而它使具有不同历史渊源和文化遗产的国家越来越均质化了。
所有国家由于经济现代化而彼此越来越相似: 城市,在中央国家基础上的民族统一,合理的经济组织取代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部落、宗派、家庭) ,向公民提供普及教育。
这样的社会又被全球市场和普遍的消费文化联系在一起。
然而,福山着重指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可以说明历史变化的特点和现代社会的相同,但却不能说明为什么人类历史必然会普遍走向自由民主制。
因为有的国家可以是民主的,但社会发展却处在前工业化阶段，要说明人类的归宿为什么是自由民主制,在福山看来,必须求助于黑格尔思想的另一方面。
这第二点对福山来说更为重要,那就是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动力是意识、观念。
福山强调指出,马克思也承认历史的普遍性、一致性,也认为历史有终结,即共产主义的普遍实现。
但马克思把黑格尔头脚颠倒了,即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福山认为,后世人们往往透过马克思主义来看待黑格尔,从而丢掉了黑格尔主义的真谛。
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福山更详细地阐述黑格尔的思想,企图以此说明自由民主制的必然性。
他强调对历史的经济解释是不完全的,因为人不只是经济动物,要恢复完整的人,要弄清他的非经济方面,特别是他为什么要追求民主,就必须回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去。
福山解释说,黑格尔认为,人和动物一样都有获得身外之物的自然需要和愿望,如食物、饮料、住处,也都有保护自己身体的需要和愿望。
但人与动物有根本的不同,那就是: 人想享有别人的愿望,也就是说人要求被“认识” ,作为一个“人”、一个有价值或尊严的人被认识。
人的这种价值首先表现在他愿意纯粹为了声望而去作殊死的斗争。
这说明只有人才有能力为了更高的抽象的原则和目的去克服他的基本的动物本能(其中最主要的是自我保护的本能)。
福山进而指出,“认识”的概念不是黑格尔发明的。
它和西方政治哲学一样古老。
在福山看来,欲望和理智可以导致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具体说来即西欧在本世纪50年代的水平,但对以信息和技术革新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经济却无能为力。
因为后者要求个人的独立自主和自由,而这需要自由民主制予以保证。
他认为,在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之间的联结要靠“认识”的欲望来提供。
如果人们只满足于欲望和理智,那么他们会满足于生活在一个市场导向的极权国家里。
但在工业化社会里,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普遍教育,会使人们的一定的“认识”要求获得解放。
人们开始不只简单地满足于财富的增加,而要求“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就是说,人们会产生认识到自身价值的精神上的骄傲,并导致他们对自由民主制的追求。
由此,福山追随黑格尔和科热夫,宣称历史已经终结。
在他看来,作为“全人类国家”化身的自由民主制已经彻底解决了“认识”问题,因为它用普遍和平等的“认识”取代了主人(或贵族)和奴隶关系的“认识”。
福山还从另一角度,即实践的角度,试图论证自己的历史终结论。
自由民主制是否是历史的终结,归根结蒂是这种制度本身在实践中有没有优点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考察。
从外部看,要弄清的问题是,当今世界上有没有另一种更好的制度可以取代自由民主制,或者说,人类有没有另一种可能的选择。
从内部看,要解决的问题是,自由民主制内部是否还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或者说,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否会被它本身存在的严重矛盾所埋葬。
先从外部考察。
福山认为,在本世纪自由民主制主要遭遇到两大挑战,即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福山指出,在法西斯主义看来,“自由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西方政治上的软弱,唯物主义,道德败坏和缺乏一致,这些矛盾只有靠强有力的国家才能解决,这样的国家会在民族优异论的基础上锻造出一个`新人’。
然而,福山认为,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想,法西斯主义已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摧毁。
虽然它所遭受的首先是物质上的失败,但同时也是思想上的失败。
战后法西斯主义所以不成气候,就是由于思想上的原因。
它的要求扩张的极端民族主义,提供的是最终只能导致灾难性的军事失败的无止境的冲突,已全然失去了任何吸引力。
在福山看来,共产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严重得多的挑战。
因为马克思曾论证说,自由主义社会存在着根本性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即资本与劳动的矛盾。
这也就成为对自由主义的主要指责。
对此,福山说,这个矛盾在当代西方社会已被解决,至少它已退居次要地位。
他虽然承认,今天在西方社会依旧存在贫富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在扩大,但他硬说这种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不在社会结构和法制结构,而在社会集团的文化特征和社会特征的不同。
然而,何以这种可怕的遗产在他描绘得如此美好的自由主义社会里得以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
他强调说,今天阶级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已不突出,因而社会主义的选择在西方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威胁;不过,福山承认,在非西方世界,尤其在亚洲,情况恰好相反。
如前所述,福山认为,只有到了最近,自由主义才在包括亚洲在内的广大地区取得胜利,这同时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因为在他看来,“历史终结时,并不要求所有社会都成为成功的自由主义社会,而只需要在思想上不再有追求另一些更高的人类社会形式的要求”。
福山断言,共产主义思想已经丧失生命力,可是这完全是他的一厢情愿,因为事实远非如他所言。
再从自由主义社会的内部考察,看看是否存在有不可克服的矛盾。
福山认为,存在有两种可能,即宗教和民族主义。
福山强调,今天可以提出一种神权国家作为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治上的另一种选择的只可能是伊斯兰教。
但他认为,伊斯兰教教义对非穆斯林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因而其运动很难会有普遍意义。
至于民族主义(包括种族和人种意识的其他形式) ,福山承认它是自耶拿战役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冲突的根源,包括两次世界大战。
但他接着强调,民族主义有各种各样的,从文化上的寻根怀旧到有精心制定的纲领和高度组织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碎)。
世界上极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提出深思熟虑的社会经济组织的草案,而只是要求获得独立。
福山认为,这样的运动可能成为自由主义社会里发生的冲突的根源,但这种冲突并不是由自由主义本身引起的,反而往往是由于自由主义实现得不完全引起的。
总之,福山否认民族主义可能成为自由主义社会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
福山的主要观点是, 冷战的结束, 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体系等赢得彻底胜利, 同时也标志着与西方对立的其他意识形态体系的失败。
因此哲学意义上的长期意识形态的冲突及进化告一段落, 大国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可能也将不复存在。
后冷战时期政治家要解决的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一些“技术问题’。
长期以来的人类冲突因此宣告终结。
追求自由成为人类的主要奋斗目标。
在此必须指出, 福山所指的历史终结局限于一定地区, 在部分区域, 历史还在重演。
但福山坚信, 这种仍在重演的历史之终结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类由天性。
遗憾的是, 福山虽然探讨“历史终结”这一极具挑战性问题,但他的论述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分析, 而是哲学意义上的论证。
其思辨框架缺乏历史证据, 甚至出现史实错误。
更有甚者, 他用来支持自己论点的所谓“历史教训”,许多站不住脚。
“历史终结”论是1989年西方朝野普遍存在的盲目乐观心态的产物。
可惜这种乐观并不能持久。
1990年后的国际关系发展证明,人类并没有像福山宣称的那样“回到黑格尔时代”,黑格尔的理论也没有完全战胜尼采的哲学。
冷战的结束不但没有带来所谓太平盛世, 反而使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经济诸方面的争夺更趋复杂、尖锐。
“历史终结”论的说法如同思想史中的“回到柏拉图时代”,“大同世界”等说法一样,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福山理论上的虚弱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是露骨的唯心主义。
福山自称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精神或意识的自我展现和实现的过程; 历史的动力是精神或意识,或者是所谓为“认识”的斗争。
这样他就完全否认了客观历史过程的存在。
他所谓的历史只是一种观念,或者确切些说,一种历史观; 他所说的“历史的终结” ,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观的终结。
至于苏联的变化,也不像福山所相信的,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