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

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

作者：刘大年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3535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3日

戊戌变法怎样评价，不断有文章进行讨论。胡绳同志的近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有关的论述，和故宫康有为一批条陈、论著原本的发现，证明《戊戌奏稿》有重要篡改作伪，给这个讨论带来了新的动力。故宫新发现的康有为条陈、论著内容，见于《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和不久前《人民日报》上陈凤鸣、孔祥吉同志文章的评介。它们涉及那场事变的两个主要问题：

一、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执行的政策。

二、康有为、改良派执行的政策。

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复杂的阶级斗争场面之一。如果能够就这两个问题深入研究下去，必定可以对事变作出更客观、更准确的评价，在科学上有所前进。下面说我的看法。

一、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执行的政策

百日维新中，光绪帝载□是不是完全执行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策？从主要当事人提供的看法和对事实所作的稽核，都可以断言不是。

主要当事人首推载□，改良派的政策他当然很了解。康有为历次上书、条陈中，反复申说：变法必须全面变，从政治制度上变，反对像洋务派那样，枝枝节节，变事不变政，变政不变人，变人不变法。所谓小变则亡，全变可强，康有为不知讲了多少遍，舌敝唇焦。变法变人，核心问题，是要让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分享权力。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的政策，和这个核心问题相联系，有的直接，有的间接。载□对于改良派的全面变法、让资产阶级上层代表参加政权这两个基本要求，接受了没有呢？载□回答得非常明确，他很赞成，但是没有力量来实现。他的这番话，是在百日维新后期亲手写给杨锐，后来一九○九年由杨锐的儿子杨应昶、学生黄尚毅送交都察院，缴还了清政府的密诏中坦率地讲出来的。密诏上写着：“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旧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谕（按：指旧历七月十九日，将礼部六堂官一齐革职的上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又《庸言报》一卷九期罗□□《宾退随笔》亦载原文。二者个别字句略异。梁启超《戊戌改变记》

所载内容简略，有人称为''伪密诏''。事虽不伪。但极不全，不可为据。)，通篇文字，实际是两句话：“尽变”“全变”旧法；罢黜老谬昏庸，任用“通达英勇之人”。而这两条，也就是改良派变法的基本要求。载□说那拉氏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自己完全没有力量这样做，问康有为等有何良策来这样做。他向改良派哀求式地解释说：“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载□肯定改良派变法的基本主张并未实行，没有根据能够推翻他这个判断。

当事者中，又一位主要人物是康有为。他同样强烈地认为自己提出的变法建议，基本上是被否决了。康有为自编《年谱》里一一叙述说：“所云誓群臣定国是一条，以为诏书两下，国是已定，此条无庸议。所谓请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一条，乃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于是制度局一条了矣。我所请令臣民咸得上书一条，改为职官递本衙门，士民递都察院。我所请开法律局，定为每部派司员，改定律例。夫司员无权无才，无从定之，又非采集万国宪法，与我本意大相反矣。学校局一条，则以大学堂及各省中小学堂，已经奉旨另办了之。农工商局则以屡奉谕旨饬办了之，所谓起民兵以练陆军，购铁舰以成海军，则以裁兵并饷等旨了之。所请民政局，则拟旨令督抚责成州县妙选人才了之。唯令开一铁路矿务局，请即在总理衙门派人办理。于是所议我折似无一语驳者，似无一条不行者，上亦无以难之，虽奉旨允行，而此折又皆成为虚文矣。大官了事，所谓才者如此。”(《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3-154页。)意思是很明白的：第一，他的政策、主张大部分并没有被采纳；第二，是守旧大官僚的阴谋诡计；把它的一条条建议化为乌有了，载□是赞成那些建议的，只是对大官僚们“无以难之”。改良派本来是半地主、半资产阶级的代表。地主阶级的眼光，使他们不易辨别载□的态度与他们自己之间的分歧。但结局仍然是一样；载□并没有采纳改良派的大部分建议，使之付诸实行。

稽考事实的结果又如何呢？载□不但没有完全实行改良派的政策，很多倒是采用的洋务派的政策。胡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一节，查考事实以后作出了这个论断。胡绳同志这部著作，一是大气笼罩，近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各阶级复杂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关键突出，情节昭然，人们可以从中找到历史前进的客观规律性。二是实事求是严格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通过具体材料，自然地表现出那些斗争和演变进程。解说鲜明，寓论议于史实叙述之中。以前若干中国近代史著作，不是前一条不足，就是后一条欠缺，显得科学性差，说服力不强。胡著把这两条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它的特色，在中国历史学著作里，是一部很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著作。个别缺点，史料上的失误是有的。叙述载□和康有为执行了什么政策的部分，采取《戊戌奏稿》旧说，没有来得及利用最新发现的康有为条陈等资料。但认为载□执行的很多是洋务派的政策，这仍然合乎事实。

载□下诏定国是以后的一百零几天里，上谕如雪片纷飞。改良派一再上折，但没有被采纳，相反由洋务派提出来，虽与改良派的主张抵触的建议，却大量地见诸于诏书。其中有变法纲领的问题，也有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方针的问题。

变法纲领方面，一八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总理衙门递进的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的奏折，提出了开制度局是变法维新的三大政策之一。其具体办法是“用南书房、会典馆之例，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共同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 (即统筹全局折，原由叫做“为外衅危迫，分割□至，急宜及时发馈，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见故宫《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大约十天以后，即中俄签订旅大租借条约前几天，康有为上条陈，作了种种论述，最后归结到一条，请载□独奋乾断，“专以开制度局，变新法，修战具为事” (《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四月十三日，康有为上《译纂日本变政考，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陈述大局危急，极力主张载□以日本为图样变法。应当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开制度民政之局” (《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六月十六日，载□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康当面陈述，“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 (《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康有为受载□召见后的第三天，再次上折，《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他指出制度局的任务，是“审定全规，重立典法。何事可存，何法宜革，草定章程” (《杰士上书汇录》，卷二。)。非常明确，在宫中设立制度局，全面变法，是改良派变法的政治纲领。他们变法维新的各种主张中，开制度局占据首要的地位。载□最初也没有忽视康有为这个纲领，几次责成王大臣会议回奏，并严厉指出不许浮词搪塞。洋务派军机大臣王文韶出主意，最后来一个“变通办法”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0页。)，把康有为建议中制度局的人选应该是“天才通才”（有的地方作“草茅才士”），也就是应该包括康有为和他的改良派同志和盟友，一笔勾掉了。载□表示同意，“奉旨允行”。这是对康有为建议开制度局、全面变法的否定，使改良派变法的政治纲领一开始就没有能够实行。

变法还是不变法以及怎样变法，在康有为看来，开制度局是一个关键。载□接受洋务派和其他大臣的意见把它否定了，康有为并不死心。八月中旬，他在《进呈波兰分灭记序》里面又一次陈述：“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再迟数年，俄国在东北的铁路筑成，长驱南下，那时想变法，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了(故宫档案，康有为《波兰分灭记》，戊戌进呈原本，第一册。)。八月二十九日，他在谢编书赏银《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奏折里，最后一次强调需要开制度局，并阐述它的重要意义说：“制度局不开，措施之散漫乖错延阁如彼，犹泛沧海而无航，经沙漠而无导，冥行乱驶，而当风雨雾雪涛飓之交，而欲涎登彼岸，不致沉溺，岂可得哉！”皇上应当自断之，自审之，不为庸人所乱，不为谣言

所惑。“选通才于左右以备顾问，开制度局于宫中以筹全局，坚如山岳，厉若风霆，则纲举目，张规条具举……若仍左右无谋议之人，全局无统筹之计，因任守旧，零碎凑集，先后倒置，缓急失宜，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医多药杂，凌乱妄投，脉乱病深”，那样中国就将为“波兰之续，虽欲变而不能矣”。 (《杰士上书汇录》，卷二。)尽管康有为讲得如此激烈沉痛，载□不作任何表示。从此以后，开制度局就再没有提起，石沉大海了。

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方面，载□执行的不少是洋务派的政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叙述详尽，事实正确。

载□下达的命令，如修筑铁路、举办邮政、裁军练兵、废除漕运、开办学堂等等，有见于康有为奏折中的。但这些内容洋务派早就提出过。例如一八九五年胡□□的《变法自强疏》里，把筹饷、练兵、筑铁路、开民厂制造机器、废止漕运、创办邮政、设立学堂等等，都列举出来了，论述详细。其中筹饷、练兵、筑铁路等，并且分别在实行。说载□发布这类命令，是采纳的洋务派的主张，更加合乎事实。

百日维新中，载□是不是完全没有接受康有为所代表资产阶级改良的政策？实际情况也说明不是。改良派有一些建议，载□是大体上接受,并用谕旨宣布了的。它们在百日维新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中首先值得提到的，是下诏定国是。

作为百日维新开端的定国是诏，不但是蔚然兴起的维新运动的产物，也是康有为直接促成的。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说，一八九八年五月下旬，他由于变法活动受到种种攻击，已经决定暂回广东。一再阻挠变法的奕□适在这时死去，载□决心变法。康有为立即上书翁同□，“促其亟变法，勿失时”。翁同□自己也被人弹劾，感到康有为走了以后，没有人从事宣传鼓动，要他留下来办几件事再走，于是康有为起草两篇“请定国是而明赏罚”的疏稿，分别由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递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4页。)。翁同□把这两个奏折送到载□手里。几天以后，下了定国是的诏书。翁同□《日记》上对此简要记载。(《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23页。)事情刚刚过去，梁启超曾颇为自豪地对人说：“新政来源真可谓全出我辈。……仆等于彼时乃代杨侍御、徐学士各草一折，言当定国是，辨守旧开新之宗旨，不得骑墙模□，遂有二十三日之上谕” (《梁任公年谱长编》，第57-58页。)。康有为自己也上了一个《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6-208页。《戊戌奏稿》中，此折肯定经过□改。“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无疑是后来加入的。但不能因此认为全折是出于伪造。康有为自编《年谱》里叙述他的各项建议遭到大官僚们一一否定的情形说：“所云定国是一条，以为诏书两下，国是已定，此条无庸议”。这说明他是确有“定国是”折的。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判定全折为伪。所举理由，是康自编《年谱》上记载代杨深秀草拟的“定国是”折，曾列举古今中外变法有效的君主四人与现存杨折相合；《奏稿》中此折所举中国古代变法君主人数、人名不同于《年谱》，也不同于

杨折。其实，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年谱》所述代拟杨折为真，与《奏稿》此折真伪全然无关，因为《年谱》中所记变法君主人数、人名只是叙述代拟杨折的内容，根本没有涉及他自己上折是怎样讲的。《年谱》上说同时分拟杨、徐二折，也没有叙述徐折的内容是什么。从现存徐折中知道，只是“定国是”意思与杨折相同。文字很不一样。康折与代拟杨折是两篇不同的文章，彼此文字不同。不能互相证明孰真孰伪。)。载□的下诏定国是，是直接采纳了康有为、梁启超先后起草的三个要求“定国是”奏章的主张，这是明白无误的。时间比这稍早一点，载□经过奕□转告那拉氏：“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那拉氏大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奕□极力劝说，那拉氏才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奕□回来复命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载□从那拉氏要来一点事权，这对于发出定国是诏是不可缺少的。翁同□从为载□争取权力的角度出发，主张变法，给改良派接近载□做了穿针引线的工作。从这一点来说，他也算定国是诏的促进者。不过在他看来载□这时似乎“专讲西学”，而不强调“圣贤义理之学”，未免有点不对头了。翁同□《日记》里透露了这个意思。

康有为草拟的三个奏稿，都是强调变法的必要性，理由和论据大同小异。载□定国是诏同样也是说需要变法，至于变什么，怎样变，也只是简单地提到了须“博采西学”。这道看来内容空洞的诏书，引起的反响出乎意外地强烈。改良派欢欣鼓舞，反动派、守旧势力则感到相当惊恐。这是由于定国是诏虽然没有具体内容，却是一个政治宣言。它由皇帝来正式宣布，旧的统治制度实在太腐朽、太不得人心了。必须参照“西学”来一番重大改革，清政权才可望维持下去。对于洋务派与封建阶级，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载□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采纳了改良派的主张。

其次是六月二十三日下诏废除八股。尽管只是改变那种文体，也有一定的意义。其间经过种种斗争，载□采纳康有为的意见，才实现了。康有为记载说，六月十六日，他见载□，历数八股祸国殃民。“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对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上曰：‘可’。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上曰：‘可’”。但是等到载□要发命令的时候，那拉氏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马上出来阻止了。他照例“请下部议”，载□不准；刚毅威胁说：“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载□愤怒驳斥，刚毅最后仍坚持，“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载□不作声了。后来得到那拉氏默许，终于下达了废八股的诏书。

又其次，九月二日，上谕宣布，士民上书言事，都察院不需要拆阅，随到随递，不准稽压。九月十三日，又下令不论官民，一律可以应诏陈言，藩臬道府，均得自行专折具奏，士民上书由本省道府随时上奏。一八九五年，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就建议载□下诏求言，许天下人到午门递折，永以为例。后来上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里，又提出在午门设待诏所，派卿史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皆

与传达”。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再次在奏折中请下明诏，令天下人民上书。载□宣布允许士民上书加上由道府转奏的限制，对康有为的建议也算部分采纳了(《戊戌奏稿》所列“谢赏编书银两”折，后来大加篡改了，不是原来面目。其中“请明诏特下，令天下人民上书”，符合康有为等人当时的思想和要求，自无疑问。)。梁启超当时认为允许士民上书，是什么把中国“从古最塞之国体，一变而为最进之国体”，任意夸张，不着边际。但在洋务派、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国，人民——主要是早期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有权对皇帝讲话，对于促进资产阶级利益，打破洋务派、顽固派控制是有利的。而且士民上书，难免要议论、以至揭发大官僚们腐败无能，通敌卖国。那道谕旨一发表，就有人评论说：“在廷诸大臣，最恶言事者败事。尝告人曰：‘自伊犁事、法越事、以至甲午日本事，皆辩言乱政者□事所致。欲天下无事，杜绝言路，自然安静，而办事者亦可顺手’。今上广开言路，正与之相反。不便于诸公之事，此为第一切肤之痛” (《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42页。)。反动、守旧大官僚们的切肤之痛，也就是维新运动的生气所在。

显然载□在变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是矛盾的。这个矛盾地位，来源于清政权的反动性质和维新运动进步性质的矛盾、对立。载□一面是清政权虽没有实权、但是正式的代表者，一面又是维新运动一定限度的支持者，没有他的参与，就没有百日维新。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洋务派与封建地主阶级，力求保持现有利益和权力分配的状况，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改良派，要求打破现状，使自己分享一部分政治、经济权利。因此，在百日维新中，载□发布的一系列命令，既有表现洋务派、顽固派的利益和要求的，也有采纳改良派的建议和要求的。它们同时罗列在一起，但是各自的倾向明显。

对于百日维新中，载□执行了什么政策，或他有没有什么政策的问题，当时人有些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的研究。论述这个问题，其中一些看法，很需要加以剖明。

一个是康有为、改良派人士的看法。改良派、首先是康有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政策、建议基本没有实现。但其所以不能实现，问题不在于载□，而在于守旧大官僚们的反对。载□是赞成的，不过他没有权、无可奈何。前面引的康有为自编《年谱》里，就是这样说的。

照改良派这个观点，载□只要有了权，清政府就会变成一个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政府，载□也会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维新皇帝。他们一直是这样希望的。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在那拉氏发动政变后假惺惺地说，“维新党在各个部门中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直到举世都为之震惊，认为比起这个青年的中国来，就是日本的维新速度也瞠乎其后”。“年青的光绪皇帝……集合一些年青的改革家在自己身边，并且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命令。这些命令，像我们在前面所指出，没有一个不切实用，换句话说，都是具有实行的可能性的，如果能彻底实行，无疑地将为中国

带来真实的利益” (《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16、518页。)等等。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认为载□的立脚之地，不是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和它们进行联合统治的清政权。仿佛他个人可以离开那个立脚的地盘，孤立地去从事某种改革。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与它的代表者掌握的权力是不能分割的。脱离了前者也就不存在后者。

中国此时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与三十年前日本明治维新的国内外环境、条件全不相同。帝国主义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势力，已经大到开始实施瓜分中国的地步。封建经济制度根深蒂固。军事工业，大部分民用资本主义工业掌握在买办资产阶级、它的政治代表洋务派手里。在这种情形下，维新变法，只会像已经发生的那样，热热闹闹，空空洞洞。载□在这场斗争中，即使取得胜利，掌握实权，并且全部采纳改良派的主张，到头来，也不过是改变上层建筑的某些形式，即改变政体，而不能触动政权的反动实质。政体与国体，即政权的形式与它的阶级实质，往往并不是一回事，甚至毫不相干。历史上许多事实证明是如此，并且载□的个人主张、见解，也是跟着时间、环境变化的。例如翁同□长期最为他所亲信、倚赖，他由此得与康有为等改良派接近，翁因此被那拉氏罢逐。但后来情形全变了。戊戌变法以后六年，翁同□死。据说奕□出面，请赐予恤典。“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主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 (《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61页。)，这等于由他自己把甲午战争、维新运动的案给全部翻掉了。百日维新中已经做的，和可能做的，都说明维新变法不被推翻，载□也不过是一个洋务派的皇帝。这是他的阶级地位、环境条件决定的。载□的行动表明他有爱国心，但是不表明他的爱国心不受其阶级地位、环境条件的严格限制。

载□推行的政策中，很多是洋务派的主张，又有改良派的主张，反映了他所受的压力沉重，处境困难。一方面，那拉氏为首的洋务派、顽固派和各种守旧势力坚决拒绝变革；又一方面，中国瓜分危机、各地接连掀起的群众反抗斗争，要求必须进行改革，前一个方面的压力，使他面临被废黜，从皇位上栽下来的现实危险。后一个方面的压力，使他成为亡国之君，如康有为在《波兰分灭记》里所说的“国亡身辱，妻子不保，备古今寡有之酷毒”的可能。宫廷的环境条件，决定载□生来是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现实的社会危机，宫廷内部权力斗争，又促使他扮演赞成改革现制度的角色。梁启超撰《光绪圣德记》，称载□为“英断绝代”的圣主，以为尧舜之君不过此，那当然是保皇主义的宣传。载□在那拉氏的淫威管制下，长期受到压仰，恐惧战栗，奉命唯谨，不敢稍有反抗。但其智力水平也不属刘禅、晋惠帝一类。他敢于向那拉氏要求事权；对某些大臣表示：我向不拘细节，“你们嫌我讲西法，我将要改变西法，汝等其奈我何！”；翁同□记载，对于变法，“圣意坚定”；礼部堂官六人，一次被全部撤职。这一些，表明他具有相当的判断力和胆量。就因为这样，百日维新中，他采取何项政策的选择余地不多，也不是全然不能表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