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取译经情况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1]

法显对汉地戒律的贡献及其对现世的社会影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董永刚 030006)[内容摘要]法显西行求法是汉地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求法、译经成果丰硕，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显赫，对中国佛教文化和古代史地文化的宝贵具有卓越贡献。

《法显传》载：“自大教同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

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将，无功业而不成。

成夫功业者，岂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汉地僧人西行求法始于曹魏朱土行。

他西行后终生留在西域。

至东晋，和法显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后有十余人，然仅法显一人力排险阻，求得经论，只身回国。

其忘身求法的意志和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法显大师对律学在中国的传播有着独特的贡献，对中国佛教僧团的制度建设更是功不可没。

他在天竺十余年间，得《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众律》各一部，于师子国写得《弥沙塞律》一部。

法显带回的律典就包含了这四部律中的三部，对中土佛教律法建设具有重要贡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关键词]：法显戒律汉地贡献影响一佛教东传、演进与汉地社会文化背景关于佛教的东传，史学界一般认为始于西汉末，即新莽和东汉前期。

根据文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

到了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恭迎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到洛阳，并开始翻译随同带回的部分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就是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也因此而生。

因此，中国佛教史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

此后，安息人安世高、月氏人支娄迦谶又分别于公元147年和公元167年到汉朝传教译经，佛教从此开始在汉地兴起。

佛教虽说自汉末业已传入中国，但受汉地儒、道两教影响，最初的发展相对缓慢，直至三国以后才有相应的发展。

在当时，除了蜀汉地区的佛教不是很兴盛外，像曹魏和孙吴地区的佛教因受统治者的推崇，相对都得到一定发展。

到西晋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佛教信仰已经逐渐相当普遍，洛阳、长安两地佛寺林立，僧尼众多。

从现存文献记载看，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满水寺、大市寺、竹林寺等十余所。

到东晋，朝廷中奉佛相当流行。

晋元、明二帝对沙门礼敬有加，而且广建佛寺。

据载，晋元帝“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佛教的兴盛，使得名僧不断南下，逐渐形成以庐山和建康两地为中心的佛教圣地，慧远和佛陀跋陀罗就是当时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

相比较南方，此时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国。

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大多崇信和提倡佛教，无论后赵、前秦还是后秦、北凉，佛教事业都很兴盛，其代表人物为释道安和鸠摩罗什。

可以说，这一时期，北方佛教的发展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北朝佛教源于后赵西域僧侣佛图澄（公元232－348年）。

佛图澄于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来到洛阳。

当时后赵石勒杀气甚重，为拯救苍生，佛图澄通过说教逐渐将其感化，减少杀戮，从此中原民众逐渐奉佛。

石虎即位后，迁都邺城，对佛图澄尊崇有加，佛教在当地逐渐有了民众基础。

继后赵之后，北地佛教最盛的地区就是前秦。

前秦苻坚笃好佛学，释道安得到推崇。

道安原在邺师事佛图澄，后受请到武邑开讲，为避兵乱，他和弟子慧远等五百余人到襄阳讲《放光般若》。

后秦时期，受统治者姚兴的影响，佛教在经典翻译经和讲习规模方面都超过前代，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当推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所译经籍现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经论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等，对后来佛教义学发生产生巨大影响。

像敦煌石窟等大量石窟造像就是这一时期佛教盛行的缩影。

尽管后期太武、周武二度灭法，佛教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佛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已非武力所能灭绝。

佛教之所以自汉末东传并能扎根内地除自身教规、教义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内地的社会和人文环境。

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战争频仍，民不聊生。

深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双重打击下的百姓逐渐对现实社会失去信心。

由于无法找到自我的心理平衡和心灵的慰藉，宗教就成了一个聊以寄托希望的平台，于是，各种宗教蔚然兴起，当然佛教能够发展起来当在情理之中。

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其发展之初必然会受到旧事物影响和排斥。

而佛教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得以发展，主要得益于其自身教义与汉地固有的儒家思想并无大冲突，故佛学得以为传统的儒子及人民所接受。

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无根本上的冲突，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以小乘为主。

小乘主推自修，而自我修养正好迎合了现实生活中困苦人民的心态。

而且佛教众生皆可以成佛与儒家的人人皆可成尧舜的思想非常接近。

加之，在当时的环境中，士人所推崇的儒家思想根本无法得以实现，所以较为消极的佛教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为世人所选择。

再者，一种思想能够盛行，并能形成一种主流倾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的政策舆论导向，也就是统治者的认可与推崇。

佛教在传入之初就很好地争取到了社会上层人物的信仰和支持，像汉桓帝、魏文帝及后来南北朝时期的大多数君主宠佛、信佛。

“北朝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

南朝豪贵亦常舍其邸宅，以起佛寺，至于以金钱货贽田地捐给佛寺者，为数尤多，故佛寺财产年年增加。

”尤其在南北朝时期，政府不但允许寺庙财产的存在，而且规定附属于寺庙的土地及人户免国家赋役，而投归佛寺，所以当时佛寺财力雄厚，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定份额，地位相当煊赫。

所以，佛教就君主与上层士子的力得以广泛流传。

总之，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是主观条件与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法显与西行求法僧人“游学之风”盛行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的一大亮点，在南北各个佛教中心围绕着新译的印度佛典形成了多个重要的学派，譬如毗昙师、涅槃师、楞伽师、地论师与摄论师等。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佛教的僧团制度与思想义理渐次形成的关键阶段，为隋唐佛教的创宗立说奠定文献与思想的基础。

东晋末年的高僧法显，以其西行求法并翻译经典，为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法显，俗姓龚，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1）人，东晋时期的著名高僧、旅行家、翻译家，是中国僧人到天竺（今印度）求学的先驱者。

根据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的记载，法显西行带回的佛教经典“右十一部，定出六部，凡六十三卷。

”其载，“晋安帝时沙门释法显，以隆安三年游西域，于中天竺师子国得胡本。

归京都住道场寺，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共译出。

”2其对佛经搜求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对律藏、毗昙学、泥洹经及阿含经等几个方面，对律藏的传译贡献尤为突出。

我们知道，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一则是西域僧人的东传，二则是我国僧人的西行求法。

在法显之前，虽然已有朱士行前往西域求法，但他并未到达天竺，而且其后未返汉地。

可以说，凡汉人西行求法有去有回，并带回大量的梵本文献的第一位汉僧就是法显。

因此说，他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影响意义深远。

虽然法显的西行求法不像玄奘那么有名，但其后玄奘、义净等数十位僧侣先后西行，都很大程度上受法显《佛国记》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出现，才大大地拓展了汉土僧人的视野，以致引发了西行求法的热潮。

如前所述，法显西行带回的经律，从种类及卷数来看，偏重于律部梵本的求取，除了四分律及新的有部律之外，现存于汉文中的诸部广律，几乎都是法显带回来的。

正由于此，所以说法显对于戒律在中国的弘传是关键性的一位大师。

论及汉地律学首先应对戒律的肇始及其发展历史作一简要梳理。

相传，在释迦创立佛教并设立僧迦团体后，为了对其徒众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制定了一系列戒律，并在佛教的第一次集结时由优波离诵出。

其后，由于佛教各派对戒律要义解读不一，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部派。

根据相关佛史资料记载，中国汉地对戒律的翻译始于三国曹魏嘉平年间（249—253年）。

据《梁高僧传》载：“昙摩迦罗，此云法时，本中天竺人，以魏嘉平中至洛阳。

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

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

设复斋忏，事法祠祀。

迦罗既至，大行佛法。

时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

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

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

更请梵僧，立羯磨法。

中夏戒律，始自乎此。

1注：一说为山西襄垣人，襄垣现存龚姓族谱就有相关法显的记载。

2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3”可见，昙摩迦罗初到洛阳时，汉地僧众只是剪落须发，从表面上看与世俗之人有别，但并未受戒，所行法事类同民间祠祀，实际上戒律还没有在当地实行。

出于此，他译出《僧祗戒心》戒本一卷，以此作为僧众持戒的依据，后来又请梵僧建立羯磨法，这可以说是戒律在汉地僧团内部真正实行的起始。

到正元年间（254—255年），中亚安息国沙门昙谛来到洛阳，于白马寺译出法藏部羯磨，其后，汉地僧众的受戒皆以此为法而行。

这在《佛祖统纪》卷三十中有明确记载4。

对于律藏的翻译，从东晋以后又有弗若多罗和鸠摩罗什合译的《十诵律》、佛陀耶舍、竺佛念和道含合译的《四分律》、佛陀跋陀罗和法显合译的《摩诃僧祇律》相继问世。

那么，为什么说法显对于戒律在中国的弘传是关键性的一位大师呢？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法显西行求法之目的所在。

汤用彤先生把当时西行求法的目的概括为四种情况，那就是：“或意在搜求佛典（如支法领），或旨在从天竺高僧亲炙受学（如于法兰、智严），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如宝云、智猛），或远诣异国寻求名师来华（如支法领）。

”5促使法显西行的主要动机，据《法显传》的自述，他与同伴是想“至天竺寻求戒律”。

戒律典籍在法显西行之前的传译是非常不完备的。

在法显那时代，依据资料分析，汉地已经有大量大小乘经典的翻译和流传，但律藏典籍显然不多。

我们知道，当时的佛教僧团不仅戒律制度不完整，尤其是关于戒律中的“犍度”部分翻译则更少，如此便不知道有关于僧团举行授戒、说戒、安居、忏悔等集会仪式，以及如何制止僧团发生的纠纷、僧尼在衣食住及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理仪等各种规定。

因此僧团出现仪规不整等社会现象不时地遭到社会批评。

《高僧传》卷九《耆域传》记载，印度僧人耆域于晋惠帝（290—306年）末年到洛阳后，看到僧众因为受都市繁华的影响，很多衣著华丽，实为奢靡，于是就批评说：“讥诸众僧，谓衣服华丽，不应素法。

”6如果说以上说法只是一个浅层次的原因，那么，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僧团的生存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这当然与佛教自东传以来的发展状况有关。

我们知道，佛教东传以来一直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关怀，无论政治、经济尤其是在赋税方面，佛教寺院往往享有特殊礼遇，从而使得僧众数量激增，僧俗混杂的情况愈演愈烈，这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会招致上层统治者的不安，如何整顿和约束僧众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