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

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国学与古代文学并非等同的二者,而是具有相同相近的因子而又各自独立的学术载体。

从学科史来看,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领域,两者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只是到了近代的学术科目,才有了相对“西学”的“国学”,有了文、史、哲相结合相沟通到古代文学的区分。

从研究史来看,国学虽然有词章之学,但其主体为考据之学、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而古代文学虽离不开文学文献学和文学史学,但其重点在诗赋论、词曲论、小说论、文论,重在古代文学的美学、趣味和鉴赏。

从学术史来看,国学是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甚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的考镜源流、分源别派,而古代文学则仅就文学方面的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历史地呈现其文学思想、文学流派和文学方法等方面历史血脉的延续与走向。

在未来的学术构架中,国学与古代文学的联系同样广泛,并且在研究方面会有更多的互为依存与互为影响。

至于古代文学的学科脉络就清晰得多。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学”一词最早出自《论语》，指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

“文学”这个词原指古代的典籍。

汉朝对“文学”的理解有了变化，是指学术，“文学”就是儒学。

而且，律令、军法、章程、礼仪，也都属于“文学”的范畴。

此外，汉代在“文学”之外另有“文章”这个词，指学术之外的词章。

正因为如此，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论略》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在他的眼里，文学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几乎等于现在所说的学问或文化。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划出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没有确立纯文学的观念。

古代所谓文学，一方面容纳了在我们看来不属于文学的一些体裁，另一方面又没有把我们认为是文学的一些体裁包括进去。

” (15)而现代以来，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以不同的形式，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社会生活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

而古代文学则是一个断代概念，即指中国自有文学以来至古代社会结束的整个历史时期的作品，研究与教学古代文学作品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在我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

按照国家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和管理学几大门类，每大门类下设若干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下再设若干二级学科。

根据这份目录，文学又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

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同为二级学科。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是清楚而稳固的。

通过以上分析，从学科史的角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学概念的不确定性，其内容和内涵的广泛性，使其虽经三次“国学热”，但学科归属与学科地位仍未确立。

而古代文学，由于其指向明确，范畴集中，其学科归属与学科地位也就得到公认。

目前，虽然对国学的认识各有不同，但从文献方面来考量，古代文学也属于国学的一部分。

而国学对于古代文学的采纳与看待，却又与古代文学学科大相径庭。

二前面我们谈到，作为学科史，国学与古代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研究史的角度来剖析，两者同样存在着分野。

首先，来看研究的范围。

国学研究的对象，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云:“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

戴东原氏亦以为言。

”也就是说，姚鼐分为“考据之学”、“义理之学”、“词章之学”，戴震也持此说。

曾国藩则增加“经世之学”，使其成为“四门”。

而这“四门”，“考据之学”是治学的工具，考辨事物的本真，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

“义理之学”是成德的根本、修正明道的径道，包括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哲学、宗教等。

“经世之学”是致用的方术、立人安人的要略，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地学、兵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数学等。

“词章之学”是情感的抒发、游艺求美的表现，包括诗学、词学、曲学、文章学、小说学、俗文学等。

(16)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如果从孔子整理“诗三百”开始计算，也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的时间。

不过，初期由于对文学的理解与现代不同，其研究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也难以说完全是文学的。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按照其作品类别的主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或称之为诗骚时期；秦汉至唐代中叶，或称之为诗赋时期；唐中叶至元末，或称之为词曲、话本时期；明初至‘五四’运动，或称之为传奇与长篇小说时期。

”(17)从这一观念出发，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主要是诗赋、词曲、小说、文章，当然也包括俗文学、戏剧的案头之作。

很显然，根据上述界定，国学的“词章之学”，就是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

不过，两者同样还有其他的“纠结”之处。

例如:古代文学与“考据之学”的交织，就形成了“中国文学文献学”。

“中国文学文献学是以中国文学文献为对象，以目录学的原理为基础，并运用版本、刻印、校勘、辨伪、注释、编纂等知识和检索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组织和检索中国文学文献的工作规律和方法的学科。

它的内容核心是中国文学文献和书目，也就是中国文学文献的内容和目录学的结合。

”(18)古代文学与“经世之学”中的史学结合起来，就有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学”。

“文学史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具体说，是文化史的一个分支。

文学史论著是史学著作的一个种类。

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历代的文学，其本身却属于史学。

文学史学作为对文学史这门学问(学科)的研究，则应该对应于史学理论，对应于历史哲学中作为知识论的那一部分。

”(19)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其次，我们看看两者的研究方法。

高仲华提出的国学研究法有十个方面:(1)明体系:明白由“四门之学”组成的国学体系。

(2)立根基:精研《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左传》、《史记》、《毛诗》、《昭明文选》、《文心雕龙》、《说文解字》，以奠定求学根基。

(3)识途径:由良师益友、群书目录，以得治学研究的途径。

(4)觅资料:由专科目录、古器物等，获得研究的资料。

(5)研文字:通文字、声韵、训诂。

(6)勤考订:辨资料真伪，懂得校勘。

(7)探事理:根据事物，探索事理，以知人论世之法着手。

(8)寻悟解:以归纳法求义理，以综合法提纲领，以分析法阐精徽，以比较法别异同，以贯通法明因果，以譬喻法助点化，以演绎法开境界，由格物致知而内圣外王。

(9)求体验:尝试、实践、匡谬、证道。

(10)合天人:使诚、仁、中之人文精神，贯通于天地万物。

(20)国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地着眼于文献，着眼于考据和义理。

而文学研究则包括考订和还原文学历史事实，对文学历史事实进行感受、理解、阐述和评价，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

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具有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结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文学资料的整理和考订。

人们运用建立在目录学、版本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学科基础上的校勘、标点、辑录、考证、笺注等研究方法，编辑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选集、注本、译本，编纂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作品提要、文学语言辞典、文学典籍索引等工具书，撰写作家传记和年谱，考证作品系年和本事。

第二个层次是文学现象的论述和评论。

包括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作家集团、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专题研究；文学样式如诗歌、散文、戏剧、小说，文学体裁如抒情诗、叙事诗、讽刺诗、古体诗、近体诗、辞赋、词、曲等，文学题材如政治、山水、爱情、隐逸、战争等的专题研究；等等。

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也可属于这一层次。

第三个层次是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

可以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性质、特点及其内在联系作深入的分析、阐释和批评；可以对断代的或通代的文学运动过程作高屋建翎式的描述；可以进行文学与其它学科，如音乐、美术、建筑、宗教、民俗、政治、经济、哲学、道德以及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可以作文学自身的比较研究，如中外文学比较，民族文学比较，古今文学比较，文学母题比较，等等；也可以进行文学方法论的研究，包括文学的创作方法、鉴赏方法和研究方法；还可以在对文学现象和文学规律的涵泳之中，提炼和升华出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

”(21)在这三个层次的研究方法中，如果说第一层次主要是文献和作品、作家本事的研究，那么，第二、第三层次则重在文学本身的研究，重在审美的研究，重在文学规律的本体研究。

这正是古代文学研究最主要、最核心的和与国学研究相区别的个性。

一段时间内，文学研究者对于能否将文化批评运用于文学研究进行过激烈争论。

其实，并非能不能的问题，而是谁是主体，谁占主导的问题。

任何时候，任何学科，都不能离了“本份”。

否则，本末倒置，置主体于不顾，就会发生错位和变异。

再次，国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虽然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有不同(这是主体)，也有相同(这是部分)，但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同一作品，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经历了由国学研究向古代文学研究的转变。

《诗经》研究，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个案。

《诗经》属“五经”之列，与《易经》、《书经》、《礼经》、《春秋经》并重，却又别称《毛诗》。

据历代公私目录著录，从汉代到清末，《诗经》的诠释著作约有两千余种，大部分已经亡佚，现存《诗经》古籍仍有六百余种。

(22)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经”被尊为“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天下之公理”，地位极其崇高。

(23)早在先秦时期，《诗》产生和被整理，并在外交和生活中被广泛传播与运用。

在汉代《诗》成为《诗经》，《诗》经学的地位得以确立。

而到了宋代，在《诗集传》这部著作中，“朱熹以宋学集大成者的姿态，对曾定于一尊的说《诗》权威——《毛诗》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把《诗经》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24)。

在宋代之前的汉儒，力主以《序》说《诗》，是以《毛诗序》奠定的政教伦理去阐释《诗经》。

而以《诗》说《诗》，是还原其民歌的本来面目，反映文学所描绘的社会生活与人的思想情感，满足审美的需要。

朱熹的《诗经》诠释原则是以《诗》说《诗》，他认为《诗经》的创作旨趣是“感物道情”，《诗经》的品赏方式是讽诵涵泳，《诗经》的审美品格是性情中和。

对于《诗经》的研究，“朱熹的经典诠释则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他立足于《诗经》本身所具有的审美意蕴和孔子的美学理念，努力适应他的时代儒、释、道审美精神的合一趋势，将中国传统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夏传才序)(25)。

正因为如此，朱熹的研究，“则在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