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爱德华六世宗教改革述评
英国宗教改革
英国宗教改革
背景：1、欧洲大背景：16世纪航海运动带来的经济革命使欧洲社会阶级构成变化，中产阶级壮大称为16世纪最有力量的旧制度破坏者；欧洲政治也受经济革命影响，在罗马教廷的掣肘下初步形成明确的疆界和政府；罗马教廷腐败不堪，亟待改革；新教思潮理论兴起，影响日益扩大。
2英国本身特点：中央集权，发达的专制主义君主国；教会对王权依赖性强；
直接导火索：亨利八世的婚姻事件
过程：
1亨利八世的改革：为了婚姻脱离教廷，通过《至尊法案》声明王权至上，没收修道院财产；英国教会与罗马形式分离，但保留了原教义和仪式，内容变化不大。
（因《乌托邦》一书而出名的托马斯·莫尔因为反对《至尊法案》而在1535年被处死刑。
亨利八世还迫害了大多数反对国王作为教会首长的修道院，为了夺取修道院的财产还解散了修道院（即英格兰的废除修道院运动）。
2爱德华六世：对教义、礼仪、制度方面改革，吸收如路德、加尔文和诺克斯等新教教义。
3玛丽一世：复辟天主教，血腥镇压新教徒及异端，被称为“血
腥玛丽”
4伊利莎白一世：重新颁布《至尊法案》，回复爱德华六世时期宗教法案，重新与天主教分离。
意义及影响：见你的ppt准备稿。
英国宗教改革及其影响
英国宗教改革及其影响15世纪末至16世纪是西欧各国经历巨大变化的时期。
在封建社会开始出现瓦解的同时, 资本主义已经萌发并逐渐发展起来, 文艺复兴带来了思想解放和科学艺术的繁荣, 对现世幸福的追求让人们逐渐冲破了中世纪神学的迷雾;新航路的开辟和美洲大陆的发现, 使国际贸易急剧增加, 欧洲的商业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 世界开始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宗教改革运动正在席卷西欧, 封建神权统治的中心—罗马天主教会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历史转折的时刻, 一个旨在强化专制王权,顺应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扩大“圈地”的要求, 自上而下推行的英国宗教改革发生了。
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目的从其后来的行动看主要归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遵从国家政权的本国教会, 二是摆脱教皇对英格兰教会及国家事务的控制, 三是没收修道院的财产和土地。
改革的结果,从国王个人角度来说, 满足了他离婚再娶的意愿;而从国家和民族角度来看, 与罗马教廷决裂则意味着摆脱一个外来权威, 并且是一个中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强大的外来权威的干涉。
此前教皇仅每年从英国拿走大量献金、税款, 更重要的是教皇在英国具有超越国家范围的独特的司法特权和任免教职人员的权利, 虽然英国历代君主都曾试图反抗这种外来的干涉, 但是在开除教籍、废黜王位的威胁下, 这种反抗都以屈服告终。
然而在宗教改革之后, 通过议会立法程序, 教皇的特权被废除, 其中很多权力转移到了王室的手中, 这大大加强了国王的权力。
此外这也意味着英国与仍奉天主教为国教的西班牙和法国一刀两断。
而没收的修道院的土地和财产则为国王发动战争提供了财源, 同时王室大量出售的土地也进一步加速了圈地运动, 加快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
因此, 不难看出, 英国宗教改革的实质是用“王权至尊”取代教皇的“神权至尊”, 实现本国独立发展。
历史证明,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它顺应了英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
宗教改革是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有重大作用的事件。
西欧三次宗教改革文献综述(完整版)
西欧三次宗教改革文献综述国内关于西欧三次宗教改革的研究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乃至建国以前，对于宗教改革方面的著作寥寥无几，只是在一些基督教史中，以及编写的教科书中有所涉及。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党和国家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视宗教研究工作，我国学者在基督教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各种著作纷纷出现，国内对宗教问题研究展开新的空间。
一．前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益于国家文化政策的变化，国内学者关于对欧洲中世纪史，特别是基督教史的研究，都举得了一些的进步。
在研究基督教史时，宗教改革（德意志马丁·路德、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法国加尔文宗教改革）更是受许多学者青睐。
他们的研究涵盖了宗教改革的背景、原因、主要思想及特点、意义、影响、历史地位，及对人物本身及其人物评价，以及从经济伦理层面、思想文化角度、国家政治影响等其他方面。
（下文将会具体阐述）二．正文对于西欧三次宗教改革的相关研究，以下笔者将具体的对宗教改革进行阐述，这样更方便大家了解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对其研究的状况。
（一）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相关研究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马丁·路德的研究，主要从其思想，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内容、特点，影响，以及对马丁·路德的个人评价为研究对象。
下面就从以上几个方面浅析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纵观四五百年来，对马丁·路德的评价莫衷一是，但不管对其评价如何，人们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以自己毕生事业深刻改革世界历史进程的寥若晨星的人物之一”【〔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381页】1994年在中国学者林泽荣发表的《路德的宗教思想及其特点》（《北方论丛》第3期）中曾结合路德宗教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着重分析其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从而进一步考察其思想在中世纪的地位和影响。
其宗教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慨括为：1.十六世纪初德国特定形势下的产物；2.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高度尖锐复杂；3.德国人文主义思潮蓬勃兴起。
试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宗教
试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宗教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宗教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指17世纪中叶英国爆发的一场重大政治和社会变革，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宗教密切相关。
这场革命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崛起和封建体制的解体，还对英国的宗教和宗教自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6世纪，英国国教从天主教转变为新教。
亨利八世因无法获得教皇封准离婚而决定独立建立国教，这使得英国成为欧洲少数几个拥有国教的国家之一。
接着，英国国王爱德华六世为了推行更加纯粹的新教改革，进一步压迫天主教徒，引发了一系列新教改革运动。
其中，最重要的是长老会和清教徒，他们给予一部分人权利和自由，但并没有满足其他宗派的要求，进一步种下了动荡不安的种子。
到了17世纪，约翰·温斯洛普等人提出了普通人的神学思想，主张个人对上帝的直接联系和个人的良知自由。
这种思想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当时清教徒的教条主义，并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然而，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治理方式激化了国内矛盾。
他试图以神权君主的方式来加强王权，限制清教徒的自由，引起了清教徒和资产阶级的不满。
这导致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是国会力量与王室势力的对立。
清教徒和宗教改革派在议会中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势力。
他们利用国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议案，试图削弱国王的权力并保障宗教自由。
这些议案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以及追求宗教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愿望。
然而，宗教问题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原因。
经济和社会因素也对革命具有重大影响。
17世纪初，英国经济由农业向手工业和商业转型，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如商人、工匠和自由职业者。
这些新兴阶层渴望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资产阶级革命最终以议会胜利告终。
国王被处决，英国成为一个共和国，不过不久后又恢复了君主制度。
然而，在这场革命中，宗教和宗教自由的论述和要求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通过《人权宣言》等法律法规确立了宗教的自由与权益。
英格兰苏格兰合并过程中的宗教问题
英格兰苏格兰合并过程中的宗教问题18世纪初，英格兰、苏格兰的政治家都将合并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最佳选择。
虽然安立甘宗与苏格兰长老制教会同为新教，但两者在教会组织制度、宗教礼仪、教义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苏格兰长老制教会因担忧在联合王国中有被安立甘宗同化的危险而强烈反对合并。
为顺利实现两国合并，英格兰、苏格兰最后达成默契：以法案的形式确保安立甘宗与苏格兰长老制教会在联合王国内共存并相互独立，两者均为联合王国的国家教会。
两国政治家对宗教问题的明智安排是英格兰、苏格兰顺利实现合并，以及两民族能在联合王国内长期平稳共存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英格兰苏格兰合并宗教问题作者：李丽颖，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史学博士。
13世纪末至苏格兰宗教改革运动的近三百年间，苏格兰曾与法国长期结盟，此联盟严重影响了英格兰对法战争。
“控制了苏格兰，法国就获得了一个在英格兰家门口进攻英格兰的基地，其既可以从苏格兰南部直接入侵英格兰，也可以从苏格兰进入爱尔兰，在爱尔兰挑起叛乱，使英格兰不得安宁”。
1421年，教皇马丁五世曾描述苏格兰：“苏格兰是欧洲大陆抗衡英格兰的一支重要力量，其随时可以与法国结成联盟对抗英格兰。
”1702年，刚刚与法国结束奥格斯堡同盟战争的英格兰，又与法国开启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格兰与法国不可避免地成为近代争霸战争的两个主角。
历史的记忆告诉英格兰政治家：如果苏格兰与法国再度结盟，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确保对法战争的胜利，英格兰必须全力以赴阻止苏格兰与法国再度结盟。
而此时的英格兰已无力再通过王位联合达到有效地控制苏格兰的目的。
与苏格兰合并，成为英格兰阻止苏格兰与法国再度结盟的最佳选择。
长期以来，“苏格兰的内部结构、与英格兰的边界、在欧洲的地位以及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能否生存下去，都是由人口更稠密、势力更强大的英格兰来决定和塑造的”。
为了抵抗英格兰，苏格兰选择与法国结盟，而与法国结盟只会强化来自英格兰的威胁，使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20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史学
20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史学20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史学20世纪的历史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历史学家赫克斯特早在世纪中叶就把这一变化定性为“历史学革命”，并且将这一革命与17世纪的“科学革命”相提并论，同样视为学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20世纪的历史学革命深入到史学研究的许多方面，英国宗教改革史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威斯敏斯特教堂在1540年英国国教与罗马教廷决裂前，它一直是天主教本笃会即天主教的隐修院修会之一的教堂，1540年之后，一直是伦敦的国家级圣公会教堂。
一20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波拉德奠定的。
从世纪之初始，波拉德主持伦敦大学的都铎史研究达50年之久，埃尔顿评价这50年的都铎史研究，“产生了一代具备专业态度、经过专业化训练的都铎学者，其结果是彻底改写了16世纪的英格兰历史”。
波拉德在伦敦大学创建“历史学院”，为学生提供历史学专业训练;召集伦敦的历史学家在星期四晚上举行学术研讨会，在此基础上于1921年组建“历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成为英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史学研究中心;发起成立“历史学会”（Historical Association）;创办《历史》（History）期刊。
由于波拉德的努力，以伦敦大学为中心形成了历史学家群体，20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史学家或多或少受到这个群体的影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与波拉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
当波拉德开始史学撰述的时候，正值史学界开始寻找更为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强调运用原始资料对历史的细节做出客观解释。
1902年，波拉德以《亨利八世书信集》（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为主要依据写成《亨利八世》一书，深入阐述了宗教改革发生的原因，以及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中的作用。
在波拉德之前，著述家在叙述英国宗教改革历史时，往往关注于道德的评判，波拉德形象地将这种评判比喻为:亨利八世到底是“人类之鞭阿提拉”，还是“奥吉恩牛舍的清洗人赫尔克勒斯”，亦即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是对教会的毁灭，还是对教会的清扫？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出于个人私利还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类似的道德评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于撰述者各自的宗教立场，缺少史学的公正性。
亨利八世的历史故事英国的宗教改革与王权
亨利八世的历史故事英国的宗教改革与王权亨利八世的历史故事：英国的宗教改革与王权亨利八世（Henry VIII）是英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君主。
他执政期间，引领了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同时巩固了王权的地位。
本文将详细探讨亨利八世的历史故事，重点关注他在英国宗教改革与王权增强方面的贡献。
亨利八世于1509年登基，他的统治开始时英国仍然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国内由于天主教教廷的干预而存在着一些不满情绪。
然而，亨利八世执政初期并没有明显的宗教改革倾向。
直到1527年，他为了追求继承人而提出要与妻子凯瑟琳（Catherine）离婚的请求，这一事件才成为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的导火索。
起初，亨利八世希望得到罗马教廷的承认，尽管一些因素使得这一请求不太可能被接受。
但是教宗克勉七世（Clement VII）却拖延了处理此事的时间，这导致亨利八世的耐心逐渐消磨殆尽。
最终，在1534年，亨利八世颁布了《王的至高无上法令》（Act of Supremacy），宣布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最高权威，摆脱了对罗马教廷的依赖，成立了英国国教。
亨利八世的这一举措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开端，也是对王权的巩固。
他将天主教教会的权力转移到了国王手中，掌控了教会的土地、财产和高级职位的任命权。
此后，亨利八世设立了新的教会机构，建立了英国国教的框架，这对于英国后来的宗教改革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宗教改革之后，亨利八世并没有追求激进的宗教变革，他依然保持相对温和的宗教政策。
他鼓励对天主教的改革，但同时也抵制基督教新教派的扩张。
亨利八世的这一立场既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又是考虑到国内的宗教多元性。
他希望通过制定宽松的宗教政策来维持国内的稳定与和谐。
尽管在宗教改革方面亨利八世的立场相对温和，但他对于反对他的人持有极其严厉的态度。
为了维护王权，并防止任何可能的反叛行为，亨利八世采取了残酷的措施。
他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流放了一些教士和贵族，甚至处决了一些被认为对王权构成威胁的人。
英国宗教改革：对中国西欧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对中国西欧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近十年来关于英国宗教改革研究为例缘起中国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既古老又新鲜，因为圣公会的进入中国早在1844年即开始，差不多20年以后，这个教会就开始在中国扎下根来，当时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已经就对宗教改革做了阐释，但是令人遗憾的，这个教会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的主流，在中国的基督教派中，其不如天主教来到中国那么早，也不如路德宗如此普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就如同于公理会一般，因此，中国的历史学者对英国宗教改革长期的遗漏也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的历史学者对于西方宗教的研究最早实际上是出于以下的两个目的：近代以降，西方入侵中国，西方的宗教作为入侵者的一种工具，因此，有必要追根溯源；在意识形态和史学思想上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念，认为宗教对于西方来说，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以前，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因而，研究这一段时期的西方宗教，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指导思想更为贴近，并且可以借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理解西方。
但是，这仅仅限于马克思所注意的西方宗教的几个方面：中世纪教会的情况（对民众的压迫与愚弄）、经院哲学（往往被理解为是荒谬且不可理喻的）、宗教改革、启蒙时代对宗教的批判。
其中，宗教改革被认为是人民反抗教会权威的运动，而且往往与农民战争结合起来，因而很明显的，只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与之关系甚大，加尔文的改革就稍差一些，而英国的宗教改革，简直是乏善可陈：没有惊心动魄的农民战争，更何况保留了旧教的许多陈规陋习，因而被认为是“不彻底的”，长久以来就被富有激情的中国历史学家束之高阁。
真正愿意坐下来以学术姿态对此问题加以探讨的人乃是蔡骐，其在1997年出版的《英国宗教改革研究》可以说开创了对英国宗教改革研究和认识的新开端，蔡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就对过往的认识表示了遗憾；认为过往的中国历史学者“视野的宽度不够，”“大多数学者把研究范围局限在亨利八世时期”并且“对英国宗教改革研究的深度”“受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分析与描述上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倾向，政治上的定性代替了实事求是的学术分析，生动丰富的历史被简单化为一些枯燥乏味的概念法则”，这一切的结果当然会导致“研究无法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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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爱德华六世宗教改革述评蔡骐（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摘要本文针对英国宗教改革中的爱德华六世改革进行了详细的个案研究，考察与评价了萨默塞特执政时期与诺森伯兰执政时期先后实施的各项宗教改革措施，并对这些措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指出爱德华六世宗教改革是对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继承与发展，并为以后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改革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宗教改革划一法祈祷书四十二条信纲作为一条重要的宗教改革之路，英国宗教改革所内蕴的积极意义一向为国内史学界所忽视。
而在为数很少的这方面的探索中，爱德华六世的宗教改革、或更准确地定义为发生于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的宗教改革，更少为人们注意，研究者大多把目光集中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或伊丽莎白的决定上。
事实上，作为英国宗教改革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爱德华六世宗教改革有其独特的意义，它既是对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一种发展，更为以后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
不了解这段历程，就很难真正理解与把握英国宗教改革，本文正是对这段历史所做的一个个案研究。
我们将描述和剖析爱德华六世统治前期与后期的宗教改革措施，并重点揭示这种变革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一萨默塞特时期的宗教改革措施英国宗教改革是由亨利八世发起的，他创立了英国国教安立甘宗，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确立了王权至尊。
在亨利八世统治的后期，他一方面处死否认王权至尊的虔诚天主教徒，另一方面也同样处死否认传统天主教化体说的激进新教徒，力图在激进的新教改革派与保守的天主教势力中间维持一种平衡，走一条中间道路。
这从他1545年12月对议会所做的著名演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既谴责旧宗教的不宽容，也谴责激进带来的动荡与不安，并为它们之间的相互仇恨而担忧〔1〕。
亨利八世最大的愿望是看到英国生活在和平之中，能够避免宗教战争，但激进与保守势力之间的对立是如此尖锐，如水火不相容，这使得身体状况已明显不行的亨利八世也不得不做出某种选择。
1546年12月，这位“非常病弱并且处于危险中”的国王召集大臣安排后事。
他确定了爱德华、玛丽到伊丽莎白这样的继位顺序，并且任命了一个十六人的摄政委员会，由它统治直到爱德华年满十八岁亲政〔2〕。
1547年1月，五十七岁的亨利撒手而去，把王位留给了自己不满十岁的儿子，这就是爱德华六世。
由于爱德华年龄尚小，所以大权落到爱德华舅舅赫特福德手中，他被封为萨默塞特公爵，并成为英国的护国主。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萨默塞特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开始在英国推行自己的宗教与社会改革方案。
1547年11月，爱德华六世的第一届议会开幕，原先的议会成员大约有三分之一仍在选。
这届议会最重要的措施是通过了一项关于废除亨利八世叛逆与异端法的法令，这项法令取消了爱德华三世时期叛逆法的所有增加内容，但规定谁若是企图改变亨利八世遗嘱中所规定的王位继承顺序则为叛逆罪；同时，它虽然不再把布道时口头否定国王对教会的最高权威定为叛逆，但那些以文字或行动否决国王最高权威的人依然要受处罚，它还进一步规定对叛逆罪的告发必须在事件发生后的三个月之内，同时必须有两个见证人，除非被告自愿认罪〔3〕。
这项法令的通过使得英国朝着宗教宽容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英国这样一个有着激烈教派之争的国度，取消了叛逆法，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一个维持社会安定的武器。
除此之外，这届会议还通过了另外两个有关教会的议案。
一项议案规定了主教选举的形式，教会必须选举由国王提名的候选人，如果在12天之内不予选举则会受到罚款乃至终身监禁的惩罚。
另一项议案是附属教堂法案，它规定把亨利八世时期未被充公的附属教堂和教会学院收归国有〔4〕。
其实，这项法案早在1545年就已酝酿，后来只是由于亨利之死而暂时搁置，萨墨塞特掌权后又重新受到关注。
从宗教的角度看，由于附属教堂的主要功能是进行侵礼以及为死者做弥撒，这些旧礼仪自然激起了新教徒的敌意，但事实上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政府希望进一步把教会财产占为己有。
该法案的措辞十分含糊，同时也有一些地方诸如牛津和剑桥的附属教堂未受到冲击。
1547年议会的召开及其所颁布的法令应该看作一个新的统治在英国的开端，它废除了亨利八世时期一些不受人欢迎的措施，以此来换取人们对新政体的一种支持。
这届议会虽然使得新教在英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但当时英国的宗教状况却极为混乱，有的地方采用天主教的宗教仪式，有的地方采用新教仪式，此后由于国外宗教人士纷纷进入英国，使得这儿成了一个各种学说与流派荟萃之地，当时路德派和加尔文派尚未产生重大影响，英国在宗教上主要受苏黎世影响，茨温利的学说在这儿很是流行。
为了改变混乱的宗教状况，减少宗教战争的危险，有必要统一全国的宗教仪式。
1548年1月，克兰默发了一个调查表给主教们，征求他们对弥撒本质的看法，结果各派意见纷呈，最后讨论的结果是由官方在1548年3月颁布的《布道集》规定下一个复活节开始使用。
在这本书的拉丁弥撒中被加入了为圣餐作准备的英语祈祷词，它实际上铺平了通向英语祈祷书之路〔5〕。
《布道集》自然遭到了保守力量的反对，他们认为这违背了亨利时期的宗教精神。
加德纳由于公开对抗而于6月被关进了伦敦塔，并一直在那儿度过了以后爱德华统治的岁月〔6 〕。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英国民众对现在的激进宗教措施并不热情，它远不如以前的反教会主义那样深入人心，支持政府的主要是一些贵族与绅士，他们因为瓜分了教会的财产而不得不与政府休戚与共，一起对付保守力量以及教皇制在英国可能的复辟。
1549年可以看作英国在教义方面进行变革的开端。
这年1月，议会通过了爱德华时期的第一部《划一法》，责成各种神职人员在祈祷时向教民宣读统一的公祷书。
该《划一法》是英国宗教改革划一法中最为温和的一个。
俗界人士如果仅仅拒绝参加礼拜并不受惩罚，只有那些干扰公共宗教仪式以及唆使教士采取其他礼拜仪式的教士，第一次将被剥夺其一个教职一年的薪俸，并判处六个月监禁，第二次则剥夺所有教职薪俸并判处一年监禁，第三次则判处终身监禁，但同时也规定大学或个人的礼拜可以采用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或其他语言。
该法令总的来说，除了规定使用公祷书外，并没有树立一个统一的教义标准〔7〕。
与此同时，议会还通过了《爱德华六世第一祈祷书》，这本书大部分是克兰默编写的。
克兰默本人具有较为激进的新教思想，他的本意是希望英国能够在茨温利的方向更进一步，反对化体说和耶稣在圣餐中真实降临的说法，否定对圣饼的抬高与崇拜。
然而，他遭到了议会中保守力量的反对，同时由于当时英国已与法国及苏格兰处于敌对状态，这样它不能再激怒哈布斯堡的皇帝，以免遭到天主教势力的联合围剿。
在这种形势下，克兰默本人通晓天主教与新教的宗教仪式，而且具有很高的英语素养，在新的祈祷书中他容纳了原先天主教的弥撒书，每日祈祷书，主教仪典书的内容，并从其他教派中吸取有益的内容，最终在英国首次统一了礼拜仪式。
新的仪式总的来说对教士和俗人都有益，相对简洁，比如把原先的八项每日仪式缩减为只有早课和晚祷两种，但它当时也同样保留了许多过去的礼拜仪式，如为死者祈祷，丧葬圣餐礼、施洗时涂油和驱邪等〔8〕。
虽然作了妥协，第一祈祷书的通过还是经历了激烈的斗争，在宣读时有八名教界人士和三名俗界人士反对，但十二名主教和其他俗界人士都赞成，于是最终还是通过了〔9〕。
第一祈祷书在英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它容纳了英国教会各种不同的因素，因而成了英国国教中后起的各教派联结的纽带，并且对以后使用英语的其他国家的教派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间的考验证明了它是英语国家新教徒的共同财富。
然而第一祈祷书在当时并没赢得应有的支持，支持天主教的人认为它在新教方向上走得太远，而许多新教徒则认为它保留了过多的罗马传统。
二诺森伯兰时期的宗教改革措施萨默塞特虽然在新教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其统治很快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宗教上反对力量的存在仅仅是一个方面，更为严重的危机出现在经济方面。
由于农业歉收，导致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
而与此同时，由于羊毛纺织业的发展，圈地运动越演越烈，这进一步加深了原有的危机。
1549年英国爆发了诺福克郡的凯特起义，这使政府大为恐慌。
萨默塞特由于同情和犹豫而没采取什么措施，但其他贵族还是设法镇压了这次起义，凯特和50余名领导人被逮捕处死，沃里克伯爵更是通过镇压凯特起义增加了自己的实力和声望〔10〕。
动乱显示了萨默塞特在统治上的无能，更由于他损害了贵族与绅士的利益，遭到了其他权贵的一致反对。
1549年10月他被一股倾向于天主教的力量拘捕，但是到了1550年2月，沃里克挫败了保守力量使萨默塞特复出，但他不再使用护国主这个头衔。
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沃里克实力的增长，萨默塞特成了他通往权力之路的障碍，于是他经过密谋，在1551年发起进攻。
他先是使自己被封为诺森伯兰公爵，然后煽动年幼的国王反对他的舅舅。
10月萨默塞特被以叛逆罪逮捕，1552年2月他走向了绞刑架。
萨默塞特其人具有新教倾向，他“真正痛恨迫害与恐怖”，他的统治“显示了宽容与对正义的热爱，而这与大多数他同时代人的虚伪与偏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1〕。
在英国史上，萨默塞特由于他所主张的宗教宽容政策，也由于他对下层民众疾苦的关心，被认为是一个超前于其时代的人。
但他触犯了统治阶层的利益，故其悲剧命运也早已注定。
然而，萨默塞特虽然被处死，在其统治其间，英国的新教事业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胡珀等著名新教活动家都曾服务于他，并且这一时期英国出版了大量的新教书籍。
据统计，在萨默塞特任护国主期间，英国出版的394种新书中不少于159种是出自新教改革者之手〔12〕。
诺森伯兰在自己的权力之路上，同样面临着对宗教的选择。
他若是将英国宗教恢复到亨利晚年的状况，势必将导致天主教代表人物加德纳等人的复出，而他并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那种局势，再加上爱德华虽然年幼，但显然已是一个激进的新教徒，因而他经过考虑依然选择沿新教的方向前进。
他小心地把天主教势力赶出枢密院，到1550年2月，有五名天主教势力代表人物被逮捕。
在1550年及其以后，四名天主教主教被剥夺了主教教区，还有另外两个主教教区也因故空缺出来，而许多新教势力的代表占据了这些位置〔13〕。
里德利成了伦敦主教，胡珀成了格罗切斯特主教，新教势力在英国越来越强。
但在新教化的过程中，新教阵营内部也产生了分裂与斗争，以克兰默，里德利为首的温和国教派和以胡珀为首的激进势力展开了斗争。
1550年胡珀在任格罗切斯特主教时拒绝穿体现圣餐祭司观念的亚伦式法衣，也拒绝宣读带有“上帝和所有的圣徒帮助我”字句的就职宣誓书，最后被克兰默投入监狱，然而双方在当时的矛盾还不是很激烈，它们毕竟还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天主教。
1551年3月，这场斗争以胡珀的屈服而告终〔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