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结合中国实际摘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分析，找出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意义——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以及我国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反作用，找出我国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的问题，提出新时代条件下解决的对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意义；问题及对策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概况（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阶段,对以往的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批判和总结,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主张。

《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基本形成，而《资本论》的方法则主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作为一个辩证法体系包含以下四个层次: 1)第一层次是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

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看作是用于“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总结果”,是《资本论》所应用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的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具有革命意义”。

唯物史观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石,是《资本论》方法论区别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所在。

[2]2)第二层次是辩证方法。

由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两大部分组成。

列宁曾指出“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

”《逻辑学》包括有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三大篇,黑格尔把前两篇叫做客观逻辑,后一篇叫做主观逻辑。

客观逻辑意思是揭示客观世界运动的规律和范畴,主观逻辑是揭示主观世界运动的规律和范畴。

当然,黑格尔的逻辑学建立在绝对精神主宰一切的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不过这一分法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所谓客观的辩证法是支配整个自然界的。

而所谓主观的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

”后者主要指“辩证逻辑和认识论”。

这一层次的辩证方法是马克思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结果。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切现有的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惟一材料”,但是应当“作一番透彻的批判”,而“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惟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惟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

”3）第三层次是形式逻辑方法和数学方法。

《资本论》是从动态上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它的内在规律性,因此它主要运用的是“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的辩证法,但这并不排除在《资本论》的叙述过程中,也要遵守一定的思维规则,应用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为了论证劳动没有价值,劳动不是商品,就应用了形式逻辑的方法,指出论战对方犯了循环论证、偷换论题等逻辑错误。

“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他曾说过。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各个经济范畴既注意定性分析,又注意定量分析。

在定量分析中,运用了各种数学方法,如模型法、图表法、公式法等,还进了大量的数学计算。

长期以来,人们忽视《资本论》中数学方法的应用,于是有人认为《资本论》中只有定性分析,没有定量分析,这实在是一个误解。

4）第四层次是把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移植到政治经济学中。

例如,自然科学研究中经常采用理想化方法,这一方法要求在科学思维中,做到完全排除次要因素的干扰,使研究条件达到理想化的程度,以便抓住事物的本质及其变化的规律。

马克思指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从事实验的。

”马克思把这一方法移植到政治经济研究学中,表现之一就是选择英国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在理论阐述上主要英国作为例证,从而英国成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理想国家”。

此外,《资本论》中还把商品的价值形式比喻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也就是把生物学中细胞分析的方法移植到政治经济学中,把资产阶级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体,对这个社会的解剖应该从它的经济细胞形式开始。

由于马克思密切地注视各门具体科学、物别是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进展,并把它们所创造出来的最新研究方法及时地“引进”到政治经济学中来,这就是使得《资本论》的方法更加丰富,更加富有时代气息。

在以上四个层次的方法中,唯物史观是核心和灵魂,辩证方法是主体,它们和第三、四层次的方法一起构成了《资本论》方法的有机整体。

完整地说,这一方法整体叫做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辩证法体系,简要地说,叫做唯物辩证法体系。

因此,对《资本论》方法乃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整体理解要力求深入、全面和正确。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的层次性方法,包括演绎主义的分析法、数理实证及建模分析法、引证法、实验研究法以及归纳和演绎分析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等等。

[1]这里所谓的演绎主义的分析法是在经济学发展史中被不同的经济学家所不断应用并且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中被以科学抽象法的形式得到最好的表述,但这并不影响演绎主义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运用。

引证法是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中大量使用的方法,无论是把它作为理论研究前的文献综述,还是作为前人研究成果的引述,丝毫不能抹杀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这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仍然是最基本的研究规范,离开了这一方法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就变得有些自言自语。

但过渡的依赖又有可能掉入引证堆积的尴尬,这种方法缺陷的产生主要是研究者运用引证法过程中“逻辑分析和推导”过程的缺位或者直接就是研究者的学识水平不合格。

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引证法,恩格斯指出:“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论断的确凿证据。

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证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

”这可以说是中肯的评价,对于我们现在进行经济学研究同样适用。

所谓经验的实验研究法在马克思的研究中有大量的运用,例如对于鲁宾逊孤立经济生活的说明,以及对于北美洲移植欧洲经济制度的试验研究,都是非常经典的例子。

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使命,其实就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断实验和探索,尤其是从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经济学发展史上最壮观的经济实验。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实验方法往往被忽略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至于归纳和演绎分析的方法,有可能独立于其他的研究方法,但更多的是和其他研究方法的结合,由于归纳和演绎分析的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表现为所谓的“现代装备以及学术规范”,似乎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短腿,只要看看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所谓的学术规范及其步骤就可以使我们弄清究竟,这就是:Ａ.假设,Ｂ.整理文献,Ｃ.归纳已有成果,Ｄ.引用并注明出处,Ｅ.同行评议。

所有这些经济学研究方法并不仅仅局限在西方经济学中,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中更是以不同的研究得到了层次性的展现。

我们现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要发扬光大这些方法,而不是以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方法的对立来局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

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

理论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

人类社会经大浪淘沙沉淀下来，并留传后世的所有理论都因历史的延续而被刻上时空的烙印，从而会在时间的光盘上显现出它的偏差。

我们现时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法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庞大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经典理论的理性阅读，通过对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经济思想及其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理性的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身上的发扬与光大，同时也会顿悟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被非理性的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的那种曲解与教条化。

马克思方法论与当代马克思者的方法论，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的方法论来源于研究实践，而当代马克思者则是用来在实践中创新并指导实践。

发扬与光大、曲解与教条化都深深地留着时空的烙印。

挥不掉抹不去的烙印若能警示并能使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继承者们的偏差与失误减少，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人类经济社会的福音。

（一）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在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效力。

然而，正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由于经济学研究的渗透性很强，几乎能与各有关学科嫁接，以至被人指摘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推进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方法论功不可没；从批判介绍到引进、吸收和借鉴；从大学教科书的一般介绍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运用和实行(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

从单一分析方法到多元分析方法；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从规范分析到实证分析。

当时我国经济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出发，主要从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分配理论方面对西方古典经济学作了研究。

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掌握程度，胡寄窗教授在其《187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的序言中指出：建国30余年来基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除马克思分析过的古典经济学和早期庸俗经济学尚能基本掌握外，对19世纪末期以来大量涌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有少数涉及它们的著作问世，大都语焉不详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这无疑客观地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前经济学研究的真实境况。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理论突破。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遇到了挑战。

当前，我国应当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上下功夫，创造性地运用、发展和变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以适应揭示和阐述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

（二）我国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取得一系列新成果和新认识，具体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所有制、按劳分配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了热烈讨论，加深了理解)；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新认识的研究；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新认识的研究；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研究；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协调发展思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