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乔建中)
百年奏鸣——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百年奏鸣——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关键词语: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研究近现代音乐史内容摘要:本文对20世纪中国音乐的文化属性、历史分期、形态特征、研究对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认为:近现代音乐历史的研究,应当从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的“断代史”研究入手。
在研究方法上应当“由大而小”、“由泛而专”。
指出: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如果一味地与宏观的“大历史学”、“大史学界”的研究保持一致的话,研究活动本身就会脱离于音乐艺术的本体属性和社会音乐生活的实际。
在具体操作方法上,提出:1、应当改变过去“大而全”的传统学科思维,“收窄”战线,把着力点放在做“主流”的音乐创作、主流音乐家的研究上面。
2、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应当把宏观的近现代中国音乐的诸多问题做体系化、门类化、具体化的处理。
3、把一些交叉性的“问题史”、“门类史”拿出来,借助其他兄弟学科的知识攻关。
……我们已经走过了20世纪,我们正在造就21世纪中国音乐的新历史,我们还在书写着数千年以来中国音乐的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
面对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应当怎样落下这沉重的笔触?这是一个横亘在每一个当代中国音乐艺术从业者面前的大问题。
作为一个音乐史学从业者来讲,他一方面应当深入、细致地收集历史史料,另一方面还应当在新史料、新史学观念的趋导下,书写富于个性色彩与新史学眼光的新的音乐史。
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史学学科不至于走向固步自封的境地。
因为,历史的书写一直都是面向未来而无限开放的。
只有在新发现、新观念的支撑下,重新审视、梳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音乐史学事业才有可能兴旺发达;我们的当代音乐事业,才有可能超越历史的局限,臻达更高的境界。
有鉴于此,音乐史学家、批评家戴鹏海先生在21世纪的初年,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重写音乐史”的呼吁。
对于这个富于历史责任感的呼吁,音乐史学界的同仁应当给予积极、认真的回应。
虽然笔者学浅识短,但仍不揣冒昧地提出一些自己的音乐史学观点,并试图以这种观念书写自己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的历史。
寻找国乐复兴的动力源泉

寻找国乐复兴的动力源泉——破解陕北民歌曾经辉煌的密码前言本文主要分析陕北民歌如何能够迅速发展,从1936年开始一路追随时代的步伐,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到1966年前后,陕北民歌逐渐扩展至全国乃至国外,最终得到人民的认可与喜爱,取得了民歌史极为辉煌的成就。
第一节讲述了陕北民歌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由于其具有民歌的形式美,短小简洁、易于传唱以及多种因素,注定了它成为中央红军在陕北宣传革命的最佳音乐武器,由于革命需要,陕北民歌的大量采集与创作也开始于这个时期。
第二节意在说明优秀歌词的创作为陕北民歌带来了生命力,陕北民歌在音乐工作者的手中,经过了各种加工改造,使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填入新的音乐形式以注入新生命。
第三节为大批优秀人才的加入为陕北民歌提供了保障,陕北民歌之所以快速发展,与当地音乐工作者的创造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中既有农民艺术家,也有专业音乐工作者等。
第四节分析了陕北民歌之所以迅速传遍全国,是因为其顺应了革命潮流。
与革命的形势图一样,在1947—1949年间,陕北民歌以陕北为中心,呈放射状迅速扩展至全国。
第五节通过史料论证了陕北民歌的发展也依靠政府的精心组织,在1936年—1946年间,政府不仅组织了陕北民歌的采集工作,还参与了其大量的创作与演出。
第六节根据以上五节内容,总结陕北民歌在1936—1946年迅速发展的密码。
并在第七节中提到了陕北民歌再辉煌的可行性研究。
陕北民歌作为我国优秀的民间音乐,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深厚的文化宝藏,本文主要研究陕北民歌从一种默默无闻的民间音乐体裁,后来居上,成为民歌中的一枝独秀,大获成功的原因,从而为国乐复兴找到思路。
关键词:陕北民歌音乐形式音乐内容时代潮流人才培养密码— 1 —目录绪论…………………………………………………………………………………一、相关文献综述……………………………………………………………二、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破解陕北民歌曾经辉煌的密码………………………………一、历史赋予陕北民歌担负宣传抗战救亡的重任……………(一)陕北民歌符合当地人的听觉习惯,更易被接受…………………………(二)陕北民歌易学易唱的音乐形式,易于被推广………………………………(三)陕北民歌适合当时音乐工作者极度缺乏的状况……………………………(四)陕北民歌形式的创新更受人们喜爱…………………………………………(五)陕北民歌是符合较高经济效益的正确选择…………………………………二、优秀歌词的创作为陕北民歌带来了生命力……………………………(一)建国前经典歌曲歌词赏析……………………………………………………1、一唱走红的《绣金匾》…………………………………………………………2、情感炽热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3、热情奔放的《军民大生产》……………………………………………………(二)国统区歌曲歌词内容的分析……………………………………………………1、逃避现实的《可爱的早晨》……………………………………………………2、小资情调的《何日君再来》……………………………………………………(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歌曲歌词内容的赏析…………………………………………1、幸福洋溢的《丰收歌》…………………………………………………………2、喜气洋洋的《家乡插上金翅膀》………………………………………………三、优秀人才的聚集助推陕北民歌走向辉煌……………………………………(一)本地音乐人才的崛起………………………………………………………………(二)国立音专与归国音乐人才加盟……………………………………………………(三)鲁艺音乐教育硕果累累…………………………………………………………— 2 —四、陕北民歌成功搭乘中国革命的顺风车…………………………五、党和政府对文化工作者的精心组织推动了陕北民歌的发展……(一)神来之笔,党中央决定创办鲁艺……………………………………………(二)有效之措,政府统一组织学员的采风活动……………………………………(三) 倾情之举,政府倡导组织陕北民歌的演出活动…………………………………(四)承前启后,建国后政府重视对陕北民歌的研究和整理…………………………六、陕北民歌能够曾经辉煌的密码……………………………………七、积蓄能量,创造条件,再铸陕北民歌的灿烂辉煌………………结束语………………………………………………………………— 3 —绪论一、相关文献综述综述陕北民歌是在地处黄河流域腹地、华夏民族发祥地之一的陕北(今榆林、延安一带)孕育形成的。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述要

文章编号:1003-7721(2009)02-0058-16萧 梅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述要摘 要: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在长期的积累、发展历程中,在其研究对象、意义、范围、主要讨论方向,以及不同研究历史阶段中的主要人物、代表性成果、历史意义等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内容。
本文将其发展置于历史语境中,探讨其中蕴含的不同学术研究观念及实践,并对其未来走向提出自己的意见。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国乐;民族;民间;分类;民族音乐学;历史;发展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一、研究对象、意义、范围及主要课题方向1.研究对象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个以特定对象划分的研究领域目前学界未见有统一的认定。
①但以音乐学的专业课程,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或相类的同名“引论”、“导学”等),已经普遍开设于我国各艺术类大专院校。
就中国传统音乐的界定来说,它指在中华大地上历代(包括古代及近现代)产生并大多流传至今,以及在古代历史场合中由外族(包括现属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和国外民族)传入并在我国生根发展的音乐品种和音乐作品。
具体说来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时代相传至今的古代作品,也包括当代中国人用本民族延续下来的固有方法、采用本民族固有形式创作的、具有民族固有形态的音乐作品。
但是,不包括在近代历史时期内由西方传入我国的以欧洲音乐为中心的所谓“专业音乐”,以及在此基础上由中国人(或外国人)所创作的与欧洲音乐相类似的音乐作品。
[1][2][3]吕骥也曾在1990年8月的“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内蒙古/东胜)期间,为法国学者萧吟(Sabine Trebinjac)阐述了中国音乐包括传统音乐、外来音乐和创作、改变的中国、外国传统音乐以及当代音乐创作。
[4]其对传统音乐的划分与上述界定应该说是一致的。
进而,我们可以补充说,中国传统音乐,实际上是以文化中国、历史中国、传统中国来定义的一个范畴。
之所以强调传统中国,意在强调上述界定之“音乐传统”。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阿炳和他的二泉映月(广播节目文字稿)

阿炳和他的二泉映月节目板头:是谁在歌咏,发出心灵的长叹,在天国回响?是阿炳——一个流落街头的市井乞丐;是什么曲调,饱蘸着热泪和心血,成就千古绝唱?是《二泉映月》——一部用生命铸就的旷世神曲。
五十年前的今天,他从萧瑟的清泉飞向永恒的时空,他留下的那串深邃动人的音符,至今仍回荡在浩瀚的苍穹下……1950年12月12日的夜空,月光显得特别皎洁,特别明亮。
在无锡一条小巷的那间破屋里,阿炳安详地死了。
屋外雪色茫茫,如同月光一般透亮刺眼,照得“雷尊殿”前的那幅对联分外晃眼:我命在我,不在天地。
50年后的同一天傍晚,我坐在锡山公园阿炳的墓前,借着夕阳的余辉翻开《中国名曲经典》。
上面印着这样几行字:《二泉映月》,二胡独奏曲。
作者华彦均,又叫瞎子阿炳,祖籍无锡东亭,民间艺人,精通各种乐器,不识谱,以卖艺为生。
生年不祥,死于1950年。
时光仿佛倒流至三、四十年代,无锡街头传来评弹、歌舞声。
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由远及近……阿炳死了,却留下了近代中国史上最美丽悲凉、最凄婉动人的旋律。
听,一个流落街头的盲艺人,一名遭世人遗弃的市井乞丐,在他留存人世仅有的6首作品中郁积着多少中国人的苦难与同情,像一曲不死的悲歌发出对人性的真切呼唤。
这是录自1950年的一段珍贵绝版录音,由阿炳本人演奏。
咋一听,声音黯哑,十分平淡,倒像是哪位业余爱好者的日常习作。
中国音乐研究所资料室内,记者与工作人员交谈……为了制作这档节目,记者专程来到北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资料室里,第一次目睹了那卷珍藏了整整50年的钢丝录音带。
如今,这段将近7分钟、原汁原味的历史录音,已通过磁带、CD等多种载体翻制转录,以便长久保存、广为流传。
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阿炳的这部作品,虽然说只是一个短短的七分钟的作品,但我觉得它能够反映一个时代、一个阶层的人,对社会、对人生、对历史的一种感慨。
我觉得它非常深沉,象火山爆发之前一样的深沉……我觉得凡是能够在历史上经得起考验的、成为不朽的作品的,往往都是因为这个人有特殊的经历、特殊的遭遇。
民族音乐学中文书目

王光祈:
《中西乐制之比较》,1924年成书,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
《东方民族之音乐》,1925年成书,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
Myers, Helen
1992:Ethnomusic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器乐类-
杨荫浏:《阿炳曲集》
杨荫浏、曹安和编:《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
杨荫浏:《苏南吹打》
杨荫浏:《十番锣鼓》
袁炳昌、毛继增编着:《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1986年出版
刘东升等编:《中国乐器图志》,轻工业出版社1987年出版
刘东升等编:《中国乐器图鉴》,山东教育出版社19年出版
薛艺兵:《中国乐器志·体鸣卷》,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出版。
2003:《中国乐器志·体鸣卷》,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萧梅
2001:《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陈铭道
2004:《音乐学-历史、文献与写作》,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
1988:《民族音乐学――音乐词典词条汇编》[Z]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董维松、沉洽编
袁静芳:《中国佛教京音乐中堂曲研究》,《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一期,第43-59页。
伍国栋:《长鼓研究》,《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传统音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354-381页。
薛艺兵、吴奔:《屈家营“音乐会”的调查与研究》,《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二期,第81-96页。
秦序:《我国南方高山、苗、佤等族的体鸣木鼓与有关音乐起源的几个问题》,《中国音乐学》1985年创刊号。
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

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一、本文概述《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旨在全面梳理和深入探讨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历程、主要成果及其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
文章将围绕传统音乐研究的多个方面,包括音乐理论、音乐历史、音乐表演、音乐教育等,进行系统的论述和分析。
通过对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本文旨在揭示中国传统音乐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的发展脉络,以及传统音乐研究对于推动中国音乐文化创新、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具体内容方面,本文首先将对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背景进行概述,包括国内外学术环境的变化、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以及传统音乐在现代社会的地位等。
接着,文章将梳理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主要历程,分析不同阶段的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深入探讨传统音乐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包括音乐形态分析、音乐历史考证、音乐表演实践等方面。
本文还将关注传统音乐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问题,探讨传统音乐如何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实现创新发展。
通过本文的论述,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视角,以了解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以及传统音乐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本文也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学者和爱好者关注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与传承工作,共同推动中国音乐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二、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历程20世纪是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历程中一个极为重要且充满变革的世纪。
在这一百年间,中国传统音乐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多元的重大转变。
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音乐形式、演奏技巧、音乐理论上,更体现在音乐的社会功能、传播方式以及人们的音乐审美观念上。
20世纪初,中国传统音乐主要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在民间流传,其形式和内容大多保持着古老的样式。
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音乐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一方面,西方音乐理论、乐器和演奏方法的引入,为中国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灵感;另一方面,西方音乐文化的强势地位也给中国传统音乐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曲牌论》作者:乔建中

《曲牌论》作者:乔建中导言在比较研究领域,中国的传统艺术历来被作为东方艺术的典范之一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而在中国艺术诸门类中,传统音乐作为一个独特的有着强烈东方色彩的文化体系,也很早就成为音乐学家探讨的对象。
1926年,王光祈先生《东西乐制之比较》的发表,为从整体上把握两种音乐文化的特质、规律开了先河。
之后,几代音乐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就相关命题撰写了大量的论文。
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一个以建立中国传统乐学体系为目标的理论热潮在国内逐渐掀起,总的趋势确实让人满意。
然而,认真翻检,我们又会发现真正有深度有新意的论著颇为少见。
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还处在一个浅层次阶段。
究其根由,我认为首先是我们在“认识自己”方面功力不深。
我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特殊属性及其构成方式、中国传统乐学体系的文化内涵及文化选择、中国音乐的结构、型态特征以及民族审美理想在音乐上的曲型体现等,至今没能做出系统的理论概括。
而这一切又是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的前提。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以中国各类传统音乐中一种最普遍的现象——曲牌为对象,通过对曲牌在中国音乐中的存在方式及地位,曲牌形成的历史脉络及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什么孕育了“曲牌”和“曲牌性思维”方式等问题的论述,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中国音乐来说具有“细胞”意义的“曲牌”——来认识中国音乐的乐学特征。
曲牌,当它作为一个表述相对完整的乐旨的音乐“单位”时,它就是一件有自己个性和品格的艺术品,具有独立的作品的意义;当它作为由若干个这样的“单位”连缀而成的某种有机“序列”的局部时,它具有结构因素意义;当它以上述两种型态共同参与戏曲、曲艺的艺术创造并成为某一剧种、曲种音乐的主要表现手段时,它又具有“腔体”意义;当它作为一种具有凝固性、程式性、相对变异性和多次使用性等特征的音乐现象时,它则具有音乐思维方式的含义。
在任何一种貌似“简单”的文化遗存中,都可能具有难以——廓清的“多义性”,曲牌亦不例外。
在中国音乐中,曲牌既是凝固的,又是流动的;既是规范的、又是可变的;既是成品、精品,又是“模坯”、“素材”;既连接着遥远的“过去”,又时时溶解着“现在”;既是它自己,又不断在“异化”;既是一种象征、标签、符号,又潜藏着炽烈、火热的感情。
地方文化精英与冀中“音乐会”的传承保护

37村里来考察屈家营音乐会,1986年8月20日中央音乐学院老院长赵沨、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吕骥和中国音协党组书记冯光钰等人来屈家营村音乐会考察,并且屈家营村音乐会到中央音乐学院演出。
乔建中老师后来曾感慨地写道:“‘古有使者驱猷轩,采得风谣供王闻;今见固安一农夫,为断乐事赴京城。
’……中国自古行自上而下之‘采风’,而无由下而上之求访。
中树之所为为千古才得一见……。
”[2] 随后,林中树和乐师们为了感念中国音乐研究所对屈家营村音乐会的考察和发现,将中国音乐研究所来访的3月28日这天定为本村的“复兴节”,还将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音乐会参与的“放河灯”民俗活动改名为“传统音乐节”,年年广邀专家学者、各级领导和四方宾朋隆重纪念;为此林中树帮助村里建起了音乐厅,修通了大马路;为了各村音乐会的复兴,他还帮助廊坊市安次区东张务村音乐会、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雄县赵岗村音乐会等许多民间乐社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和研究部门建立了联系。
林中树先生为音乐会事务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得到了专业人士和领导们的认可。
中央电视台等各级各类媒体对音乐会相关活动的连续报道、一个又一个各级领导前来考察,一批又一批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前来观摩学习,使得学术界对冀中音乐会这一乐种更加关注。
这一切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冀中音乐会这一乐种的当代复兴。
在“太极传统音乐奖”颁奖典礼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民族音乐学系主任蒂姆西·赖斯教授致林中树先生的颁奖词为:“项目事实在于重建以屈家营音乐会为代表的冀中笙管乐,并对其进行了修复式的传承,使这一存续了数百年的北方笙管乐乐种得以复兴。
谢谢您的贡献!谢谢您的努力!”[3] 2.刘阜 刘阜(1947- ),祖籍是涞水县东明义村,村里的音乐会历史悠久,父亲就是音乐会的头管乐师,他从小是听着音乐会的笙管乐声长大的。
后来他曾任县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副局长,长期从事基层文化工作,是一位对自己县里的传统文化极为熟悉、非常有感情的人。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乔建中)上篇:酝酿与起步阶段(1900—1950)绪论: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20世纪中国文化及学术研究的基本特色,与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性变革直接相关。
在这100年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转接,所以有人也称之为“百年转型”。
如果以音乐文化的历史脉络看,我们可以说20世纪是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专业音乐的一个分水岭:1900年以前,中国是传统音乐的一统天下,数千年间传承下来的民间歌曲、戏曲、说唱、歌舞、社火、器乐、文人琴乐、庙堂之乐及词调酬唱,遍布于传统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中国民间社会广大民众习以为常的精神伴物。
但自世纪之初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新旧(古今)文化、中西文化、雅俗文化的冲撞、变革、交流、吸收、融合这一历史背景的影响下,中国音乐自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其结果是教育、创作、表演、学术研究的高度专业化、“学院化”,史家将这种深受西方专业音乐思维模式影响而产生的音乐称之为“新音乐”。
“新音乐”只有100年,传统音乐则有5000年或更长的历史。
但新音乐的出现却改变了20世纪中国音乐的总格局,由世纪初传统音乐的“一统天下”,变为“三分天下”(新音乐、西方音乐、传统音乐)、“五分天下”(新音乐、西方音乐、传统音乐、流行音乐、20世纪现代音乐),这一格局伴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向现代化推进的全部进程。
因此,中国音乐的多元存在已成为一种定局,一种历史的现实。
而在这一历史的“转型期”,音乐家们完成了两大历史性任务,或曰建立了两大历史功勋:一是创造出属于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二是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持久不断的传统音乐采集运动,并为后人留下一个有关中国音乐音响资料、乐器、图片、乐书、乐谱的价值巨大的资源库。
一、箫友梅和他的博士学位论文1916年,萧友梅(1884--1940)在德国完成了他的学业之后,向莱比锡大学哲学系交出了博士学位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
1该文为20世纪中国音乐学界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全文约9万字。
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乐队概述”,又分“上古时代”(前3000年—公元588年)和“中世纪”(589—1700年)两编。
第二部分为“乐队乐器情况”,又分“节奏乐器、舞蹈道具及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弦乐器”三编。
作者为我们详细勾勒了古代中国的乐器和乐队发展史。
是20世纪第一篇以现代眼光疏理古乐器资料的大作。
在20世纪中国音乐研究史上,该文居于特殊地位。
除此论文外,萧友梅在这一阶段及其之后还发表不少论述音乐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的文章,诸如《华夏歌名之由来》、《古今中西音阶概说》、《九宫大成所用的音阶》、《对于大同乐会仿造乐器之我见》、《中国历代音乐沿革概略》、《十年来的中国音乐研究》、《旧乐沿革》、《复兴国乐我见》等。
在科学范畴的中国音乐研究尚处于举步之时,他以如此开阔的思路关注中国音乐研究,难能可贵。
二、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一缕曙光这十年间,相继有一批音乐史学著述问世,诸如:叶伯和《中国音乐史》(1922)、童斐《中乐寻源》、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8)、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1930)等,它们集中体现了我国音乐史学的最早开拓;青主(廖尚果,1892--1959)发表著名的《乐话》,为现代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开了先河;正在光华大学读经济专业的青年杨荫浏用英文写了《中国音乐史概要》(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ese Music),并在全校英文比赛中获得金奖;刘天华等筹办“国乐改进社”、编辑第一本国乐研究专刊《音乐杂志、》、亲自撰写学术文章、招收国乐表演专业学生、为梅兰芳记录整理《梅兰芳歌曲谱》(共含18出戏的94个唱段)、搜集《安次县吵子会乐谱》、《佛曲谱》等,揭开了现代民族音乐研究、民族音乐教育的序幕;杨荫浏先生在昆曲大师吴畹卿的指导下,一方面全面学习昆曲音乐,另一方面开始学习、采录苏南道派“十番鼓”和“十番锣鼓”音乐,迈出现代音乐家实地采录民间音乐的第一步。
三、王光祈和他的博士论文王光祈(1892--1936)在德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
该论文于1934年在德国波恩弗里德里希 . 威廉大学哲学院答辩并获通过。
曾于1934年在由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出版。
后传入中国,由廖辅叔教授翻译。
但因战乱而遗失。
1981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日本音乐学家岸边成雄先生处得到德文原件,再由金经言重新翻译,后收入《王光祈音乐文选》[注3]。
全文分为十二章,分别是:中国戏曲的发展;题材;曲词;乐律;调和移调;乐谱;音乐;乐队;舞台、行头和脸谱;演员及其动作;中国音乐美学;几个例子(历史剧《琵琶记》;悲剧《一捧雪》;喜剧《风筝误》;悲剧《长生殿》)除本文外,王光祈还撰写了《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之民族音乐》、《音学》、《中西音乐之异同》、《千百年间中国音乐与西方的音乐交流》等一系列专着、专论,在介绍欧洲比较音乐学及以此观察研究中国音乐方面,他是一位伟大的开拓者。
也在这一时期,杨荫浏(1899—1984)先生为了全面研究中国音乐史,首先开始古代律学的研究。
他通过自己的实际实验(自制铜律管),否定了康熙十四律;又亲自研究历代乐律文献,特别是明中叶朱载堉“密律理论”,写出了《平均律算解》,为进一步研究中国音乐史作充分的学术准备。
在教学实际中,他深深体会到音乐史研究不能从文献到文献,而应该引入大量活生生的传统音乐资料。
为此,他在1936--1937年,利用暑假返乡的机会,将苏南民间吹打乐“十番鼓”“十番锣鼓”的艺人请到自己家里,依乐器、乐曲逐一请教,直到完全掌握为止。
他因此和刘天华先生遂成为本世纪最早深入到民间收集传统音乐的音乐学者。
四、杨荫浏和延安音乐家们的新建树杨荫浏假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教学之机会,开始撰写他自己心目中的古代音乐史和中国音乐概论。
于1943年底完成《中国音乐史纲》,并自己刻写油印,装订成册。
虽不是正式出版,却也获得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二等奖。
《中国音乐史纲》的正式出版,则是在十余年后的1953年了。
这一时期,杨荫浏先生还写了一篇《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专论。
全文共十节:即国乐的事实;国乐将来地位的前瞻;国乐特殊注意的必要;音乐在我国的出路;国乐研究多方面的准备;国乐基础的深度;国乐基础的广度;国乐园地中的工作;各人的责任;去取的审慎。
从学术的角度看,该文是那一历史阶段讨论研究中国传统器乐艺术最具价值的一篇论文。
1980年代重新发表后,曾引起大陆民族音乐学界强烈的反响。
这一时期,中国音乐理论界的另一位知名学者沈知白先生也陆续发表了数篇论述传统音乐的文章,如《中国近世歌谣叙录》、《民间音乐与民族音乐的建立》、《中国戏剧中的歌舞与演技》、《元代杂剧与南宋戏文》、《论昆腔》、《怎样改革旧戏的音乐》等。
其中,有关魏良辅、梁辰渔(伯龙)在昆曲改革方面的历史经验、有关戏曲锣鼓在戏曲艺术中的特殊地位、价值等,均属确当、精辟之论。
1940年代,聚集在陜西北部延安的一批音乐家,一方面从事音乐创作,另一方面也以很浓厚的兴趣广泛收集、记录、研究当地的各种民间音乐如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等。
早在1938年,在吕骥宣导下,就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1年,改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主要成员包括吕骥、安波、刘炽、李焕之、马可、关鹤童、张鲁等。
在音乐学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文有洗星海的《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论民歌的研究》;吕骥的《民歌的节拍形式》;钱仁康的《论民歌》等,均不乏真知灼见。
但最重要的一篇著作应该说是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
该文写于1941年,是为延安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会写的。
1948年发表于《民间音乐论文集》。
全文分四部分:前言;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目的;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原则和方法;民间音乐的范围;应该研究的问题。
在「民间音乐的范围」一节,论者将中国民间音乐分为八大类别,即民间劳动音乐;民间歌曲音乐;民间说唱音乐;民间戏剧音乐;民间舞蹈音乐;民间风俗音乐;民间宗教音乐;民间乐器音乐。
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对1949年以后大陆的中国传统音乐分类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在“应该研究的问题”一节,论者分“一般”和“专门”两类:“一般”中包括:民间音乐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及其对于人民思想感情的影响;从民间音乐所见到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思想及感情,各民族人民表现思想、感情的不同方法与表现形式;从民间音乐中所见到的人民的审美观点、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对于音乐的影响;民间宗教、风俗与民间音乐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各时期的宫廷贵族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关系及其相互的影响;外族音乐与中国民间音乐的关系及其相互的影响;各种民间音乐的分布现状、相互的关系及其流传演变的历史;各地各种民间音乐的相互关系与影响;各族民间音乐的发展与改革方面的问题;在“专门的技术问题”中包括:各种民间音乐的音阶、调式及其曲调构成的研究;各种民间音乐的曲体形式及节奏构成的研究;各种民间音乐的演唱技术与表演技巧的研究;各种民间乐器的流传发展历史与演奏技术、流派特点发展历史的研究;各种民间乐队的组织形式与各种民间器乐在人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与作用;民间音乐的传统记谱法、各种记谱法的发展历史。
安波的《秦腔音乐》,则是近现代第一部深入考察并全面论述中国地方戏音乐的专着。
该书包括秦腔戏的历史源流;秦腔音乐的声腔特征;秦腔的板式类别及结构特征;秦腔乐队组成;文武场乐队的音乐;各类曲牌;秦腔「苦」(哭)音与花(欢)音的调式特征等。
该书是现代地方戏音乐研究的奠基之作。
对1950年代以后的戏曲音乐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
至本世纪末,大约有30 余部剧种音乐概论出版,它们的论述范围和基本框架,多数与《秦腔音乐》近似,这恰好证明本书著者对这一领域的贡献。
此外,他与许直合着的《东蒙民歌选》也在此期出版。
本书为两位音乐家于1946--1948年期间在热河省科尔沁中旗地区收集到的蒙古族民歌的选集。
在《我采集蒙古民歌的经过和收获》及《后记》中,两位作者介绍了这本选集所收作品的经过和感受。
选集前有安波的“代序”,论述了蒙古族民歌产生流传与草原社会的密切关系;蒙古族民歌的体裁划分;蒙古族叙事民歌的价值;歌词结构;音调节拍特征;蒙古族民歌的前景等。
它是现代音乐家记录整理的第一本少数民族民歌选,安波的“代序”也是第一篇系统介绍东部蒙古族民歌的文章。
选集中所收入的《牧歌》、《嘎达梅林》、《国兵歌》、《诺恩吉娅》等,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音乐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同时,对此后的民歌采集、整理工作提供了某些可以参考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