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

一、时政国关分析如何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无疑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流行的话题之一。

但是 , 什么是“理论’, ? 这个似乎老生常谈的问题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继而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 ? 什么叫理论的普适性 ? 普适性能否存在国籍属性 ? 这样的问题对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何启示 ? 如何处理两者关系? 这些基本问题很少被国际关系学者明确关注 , 事实上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在实质性问题上的根本差异。

而且 , 使用未经反思的舶来的翻译概念 , 这在国际关系学界并不鲜见。

其后果可能是同样概念却指称完全不同的事物 , 读者不知所云 , 作者不求甚解 , 沟通难以进行。

因此 , 本文在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之前 , 对国际关系理论先作一概述。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得出关于某种国际关系特征的普适性结论 , 为此必须建立在科学逻辑的基础上。

关于“理论”的含义 , 在中文语境中有行动导向和知识导向两种解释。

在知识导向上 , 理论具有特殊含义 , “被定义为一种符号结构 , 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假设 , 其中还包括定义、法则、定理和公理等。

理论提出一系列具体说明各变量间关系的命题或假设 , 依次系统地阐述关于各种现象的观点 , 从而对这些现象做出解释或预测”。

可见 , 理论的主要任务在于描述规律、解释规律。

而拉卡托斯则认为进步的科学理论不仅要解释规律 , 还要提供新的理论假设 , 导致发现新颖事实。

可见 , 要理解“理论”还必须明确什么是规律。

关于规律的含义 , 黑格尔的看法具有代表性 , “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

中国学者也认为 , “规律是事物发展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和稳定的联系”。

和黑格尔的定义相比 , 这里突出了规律的一个特性—普适性。

规律又可分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两者区别在于 : 自然规律在人之外自为地存在并发生作用 , 无须人的参与 ; 社会规律则是人的活动规律 , 它的载体是有意识、激情和价值取向的人。

以此审视国际关系理论 , 可得出两个结论 : 一方面 , 由于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 , 而规律是相互联系着的两方面因素的本质间的关系 , 因此必须来自客观实践 ; 由此便带来一个问题 : 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所依赖的经验事实尽管往往源自于一个比较长的国际关系时段里所演绎出的规律性现象 , 但是作者也好 , 抑或研究视角和文化依托也好 , 特定国家 , 这对“理论国别性”会产生什么影响? 另一方律”的定义可见 , 规律的一大特性就是普适性 , 作为对社会规律进行解释的“国家关系理论”是否一定就是普适性的 ? 如果是 , 和“国别性”关系如何?同时 , 在知识层次上考察理论的普适性和国别性 , 就有必要讨论知识的含义 , 哲学上把其定义为“被证明为真的信念”, 社会学则将其定义为“行为者信以为真的信念”。

而国际关系规范理论是一种以价值判断为基础、旨在探寻应然世界的理论。

可见 , 除了在科学层面讨论国际关系理论外 , 也需从规范层面对其讨论 , 探讨价值观对理论建构的影响。

比如 , 对于同一现象 , 不同理论往往推导出不同结果 , 原因可能就在于由于价值观的影响使得不同理论可能只看到了复杂现象的某个侧面。

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一再说明构成规律的原因可能是一个条件群 , 而非任何单一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 , 他们实际上并非在争论 , 而是各说各话 , 因为价值观的影响 , 他们的解释变量和依赖变量均不同。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 : 即使在科学意义上讨论理论的普适性和国别性 , 价值观会带来什么影响?由于理论是用概念描述规律 , 外在形式高度概括与抽象 , 而理论的概括和抽象程度 , 显然也会影响到理论的普适性和国别性。

笔者曾根据国际关系理论的概括和抽象程度将其分为三层 : 第一 , 国际关系元理论 , 指不具体指涉国际关系学 , 但对其发展起指导作用 , 研究最为广泛的经验现实 , 形式最为抽象 , 如哲学和社会学 ; 第二 , 宏观国际关系理论 , 是对国际关系一般特征的反映 , 如现实主义理论。

这里需要区分元理论与宏观理论 , 以建构主义为例 , 如不具体指国际关系学 , 就是国际关系元理论 , 否则就属于宏观国际关系理论 ; 第三 , 学科国际关系理论 , 指在具体指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除宏观理论外的其他所有理论 , 使用的概念抽象程度较低 , 容易直接通过与经验事实的比较加以验证。

从应用上看 , 它主要解决具体事件 , 可为具体的对外政策提供指导 ,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宏观理论和元理论提供微观基础 , 如民主和平论等。

二、“普适性和国别性”的含义及其哲学墓础所谓理论的普适性 , 是指理论的适用超越民族性和地域性的限制 , 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应然状态和理想状态, 它在根本上源于知识的本质特征—公共性。

而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别性 , 简单地说 , 就是指出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 , 源于某一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仅仅在一国范围内适用。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到 , 和理论普适性相对应的不是国别性。

因为普适性相对的不仅有国别层次 , 还有地区层次 , 如英国学派和依附理论均不是国别性的。

事实上 , 学界一般也不把国际关系理论划分为“普适性与国别性” , 而常分为“普适性 ( 或普世性 ) 与地区性( 或特殊性、相对性 ) ”。

但本文考虑到从“地区性”人手时 , 还必须讨论其与“国别性”间的关系 , 而本文所要讨论的本土经验“中国学派”是以“国别”为标签的 , 因此 , 本文仅从国别层次人手。

事实上, “普适性”、“国别性”和“地区性”的内涵非常丰富 , 既包括文化意义上的 , 也包括经济意义上的 , 当然也可用来相适化”、“国别化”或“地区化”的程度高低。

但是 , 由于本只是知识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可转移性 , 因此 , 仅仅从地理概念上使用这些概念。

这样 , 也就为把“普适性”和“国别性”并列讨论提供了基础。

但需要指出的是 , 如上所述 , 本文中的普适性并非仅仅指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 , 也包括了这种趋势 , 即“普适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 , “有限普适性”和“地区性”同义。

那么 , 支撑国际关系理论普适性和国别性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 ?和许多社会科学理论一样 , 从思想依托与建构方式来看 , 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哲学基础有两种 :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

如沃尔兹曾称英国学派不是“科学哲学家所认可的那种理论” , 但不等于说它不是理论 , 原因正在于此。

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根源于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科学主义 ( sc ien ist m ) 兴起于 19 世纪 , 把科学片面地理解为实证自然科学 , 认为人类同周围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自然法则 , 科学可以像征服和控制自然界一样征服和控制人类。

19 世纪末 2 0 世纪初 , 科学在人类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 科学主义者更试图把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转移到其他知识领域。

该时期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突破性发展也主要得益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功 , 社会科学领域的开拓者也多为自然科学的集大成者 , 如牛顿、培根等。

这即是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元论”者的主要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 , 在美国表现尤为突出。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理论可有学派之分 , 但不能有国别标签 , 科学理论的两大标准是普适性和可重复性 ,因为规律的存在不因时空而变化。

这即是主张国际关系理论普适性的思想渊源所在，也是认为无法创建中国学派的主要原因。

尽管人们一直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研究国际关系 , 但其效度和信度始终受到质疑 : 一方面 , 两种学科间的差异是否使这种方法论上的借用失去意义 , “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理论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自然科学以及自然科学面对的封闭自然系统 , 与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所面对的开放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系统 , 经验与方法的适用性如何得到证明” ; 另一方面 , 就科学本身而言 , 只能使一个事实与另一事实发生关系 , 因此它总是停留在某个事实之上 , 甚至会把研究局限在方法论层次 , 而导致本体论的虚无 , 最终结论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联性很少 , 人们无法从中演绎出应以哪种方式安身立命。

而“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 , 因此 , 需加强人文层面的研究。

人文主义在近代兴起于 2 0 世纪。

从哲学上讲 , 它以人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 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于自然的优越性态度。

“一战”后 , 资本主义已暴露出种种矛盾 , 西方社会思潮开始反思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传统 , 认为其并非万能 , 如波普尔的反科学主义观 , 不赞成把人文学科唯科学化 , 认为人文学科应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 主张通过理解等定性方法把握未知世界。

人文文化的价值认同为伦理性信念 ( 信仰 ) , 它会因地域文化特征的差异和人文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从知识性角度看 , 即是主张国际关系理论有国籍属性的思想渊源所在 , “自然科学理论无国别之分 , 但社会科学理论有国别之分” , “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倾向以国家为中心”。

这也是中国学者持国际关系理论“二元论”的主要逻辑前提。

由上可见 , “理论普适性”命题得以成立的哲学基础主要是科学主义 , 而“理论国别性”命题成立的哲学支撑则主要是人文主义但是 , 必须指出的是 , 科学主义精神在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国度并没有普及 , 而近代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念大部分也已经成为普适性的 ; 同时 ,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许多学科发展过程中人为造成分裂的例子比比皆是 , 现代科学史学科奠基人萨顿甚至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

也正是由于学科这种在哲学层面的分裂 , 造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普适性和国别性”命题的出现。

为了正确处理两者间的关系 , 显然有必要详细讨论推导出普适性和国别性的具体路径。

三、推导出国际关系理论香适性和国别性的具体路径推导出理论国别性的学者 , 其主要依据往往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 认为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 , 都是可转移的。

本质上 , 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指知识的可转移性。

知识来源于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认识 , 知识的可转移与否和可转移程度取决于相比较的两现象间的相似性及相似程度。

之所以对自然科学理论的普适性不表示质疑 , 在于自然现象的一致性。

而主张国际关系理论普适性的坚实基础也正在于强调国际关系现象的一致性。

可见 , 国际关系理论普适性命题的成立乃基于自然科学式的科学观。

事实上 , 自摩根索奠定西方国际理论大厦以来 , 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把其发展为像物理学那的科学理论体系。

理性主义把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思维给定化 , 国家在无政府权力结构下本能地反应 , 这样 , 建立起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理论的因果式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