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问题性

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问题性在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对易卜生《玩偶之家》进行再阐释,其理论依据依然是前辈学者们所建构的“易卜生化”的美学体系,本着回归易卜生戏剧的原则,对《玩偶之家》的人物形象和其所包含的意义进行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标签：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每个人在社会中有自己的角色,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每个人的角色扮演才让社会有一定的规则而维系。

一个人的行为超出了法律的范围而损害他人的利益,如何调和自己的行为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家庭生活和社会责任考验着每个人的行为。

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作为银行家的妻子,做假账肯定是不允许的,但是,作为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娜拉依然需要的是一个体贴的老公,而不是一个严酷的银行家。

法律与动机、精神自由与经济独立两性关系与自由平等之间发生了冲突。

一、法律的尊严与救人的动机戏剧开始后,由娜拉和林丹太太的叙旧而交代了过去发生的故事。

在这个交代中,引出了尼尔·柯洛克斯泰,林丹太太年轻时候的情人。

由于生计所迫,林丹离开了柯洛克斯泰而嫁给了生活上比柯洛克斯泰富有的林丹先生。

由此,柯洛克斯泰在爱情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此后虽然经过岁月的洗礼,但是伤痛并没有褪去。

由于林丹太太的到来,娜拉极力推举林丹太太到海尔茂的银行去上班。

由于柯洛克斯泰平时总对海尔茂直呼其名,不给海尔茂足够的面子。

加上柯洛克斯泰年轻的时候,为了挽救病危的老婆,曾经做了假账,落得一个不好的名声。

因此,海尔茂正好想辞掉柯洛克斯泰。

柯洛克斯泰是一个保守生活责难的人,曾经犯过错误,也努力的改正,但是,始终受到别人的排挤,因此,他也希望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而在银行的位置就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

但是知道林丹太太要进入银行,他的危机感一下子就出来了,于是找娜拉算旧账。

因为娜拉曾经为了挽救病危的丈夫,也做了一次假签名。

这点被为人狡猾的柯洛克斯泰记在心里,并因此来要挟娜拉,如果海尔茂辞掉柯洛克斯泰在银行的职位,柯洛克斯泰就要把娜拉告上法庭。

在挪威十九世纪中期,法律并怎么健全。

柯洛克斯泰曾经为了搭救自己的妻子,因为作了假签名,虽然未曾闹进法庭,但是从道德意义上讲,柯洛克斯泰的行为大家肯定是不会原谅的。

法律在定罪的时候,主要从四个方面考虑:犯罪主体、客体,犯罪主观和客观方面。

柯洛克斯泰和娜拉都是在知道假签名是违法的前提下,仍然坚持作假签名,虽然没有造成对他者的损失或伤害,但是却违背了法律的原则。

法律的制定是为公共服务的,而主体人的动机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美好目的,违背法律的行为仍旧是法律不准许的。

拉娜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肯定是不准许作假账的,何况是一个银行家的妻子。

但是,为了搭救自己生病的丈夫,娜拉从尊重生命出发作了假账,而不是从维护法律的尊严出发的。

这就是矛盾的第一步。

二、精神自由与经济独立由于柯洛克斯泰担心丢掉工作,失去一次向上爬的机会,因此先下手把告密信放在了海尔茂的邮箱里。

当海尔茂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感觉无地自容,于是大发雷霆,把娜拉骂得狗血喷头。

娜拉十分委屈,一气之下也摔门离家出走。

国内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娜拉地出走是对男权社会的警告。

也许,这是对男权社会的警告。

但是学者们却把娜拉当作女权主义者的先驱一样来评价,认为娜拉是女权主义者代表。

诚然,娜拉的出走,给中国五四时期的女性以极大的鼓舞,甚至对世界各地的妇女地位的提高,也是有着一定的教育启示作用的。

但是,我们这里无意于用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来套娜拉的形象。

易卜生一生确实很重视妇女地位提高的问题,也知道在挪威现实中存在的妇女不平等现象,但是,易卜生写的《玩偶之家》可并不是为女权主义者们提供注释的。

易卜生自己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与通常人们所想的不同,我主要是个诗人,而不是社会哲学家。

为干杯我表示感谢,但我不应当接受自觉促进妇女运动的荣誉。

我甚至还没有完全弄清它的实质。

妇女们为之奋斗的那个事业在我看来是全人类的事业。

谁认真读我的书,谁就会明白这一点。

当然,最好能顺便解决妇女问题,但我的整个构思不在这里。

我的任务是描写人们。

”[1]易卜生作为剧作家,而不是社会学家,因此,解决妇女问题当时是能顺便解决更好。

明白易卜生指出的这点,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玩偶之家》所反映的深层次的含义。

在我们看来,娜拉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顶多也只能说是一个没有完成使命的女权主义者,也就说是上路了,但是只走到了半道就回去了。

刘建军先生在《人的本质和“不完整主体”理论及其应用》一文中指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主要是在个体意义上表现出来的。

很多以性别为前提的平等要求都是带有个体功利目的的,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女人,所以女人‘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女权和男权也是一样。

没有一个通用的女权,也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男权。

”[2]从这篇重要论文中,我们认识到,男人和女人都是主体,但是不完整主体,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由此,我们知道,娜拉出走不是为了摆脱作为男人的附属关系,而是为了突出女人也是一种主体的地位,当然也是一种不完整的主体。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

她还必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3]鲁迅指出,光有精神自由,无乱觉醒到什么程度,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女人是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娜拉是在没有获得经济独立的前提下出走的,戏剧中也并没有交代娜拉出走后是否会获得经济独立。

“这是私有财产制度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此男女的恋爱的婚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社会经济问题。

”[4]总之,在《玩偶之家》中,娜拉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只是一个精神自由而没有经济独立的妇女,选择了离开家庭以反抗社会和消解不平等的婚姻关系。

但是,娜拉的出走,伟大的意义已经产生。

三、两性关系与自由平等家庭幸福首先是建立在婚姻责任上的,娜拉出走固然有着出走的道理,但是选择出走等于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来结束婚姻所承担的责任,也用这种方式消解了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关系,更重要的是,娜拉以出走的方式放弃了婚姻带来的幸福与快乐。

作为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是否应该放弃作为母亲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一个讨论一个世纪的难题。

如何处理海尔茂与娜拉之间的关系,一直也是学者们所不能得出一个具体的答案。

换言之,两性关系与自由平等之间,到底有多少距离?娜拉出走之前对法律、宗教、道德、和婚姻关系的批判,反映出娜拉作为一个女性的觉醒。

这点意义上来说,娜拉是获得全世界上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的尊重,无疑是理所当然的。

“娜拉出走的实质在于,她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妇女,公开地背叛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由金钱决定的男女不平等的家庭婚姻关系。

她的出走是作为一个要求与男子平等的女子向社会发出的公开挑战。

她所追求的目标,则是把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个人幸福升华到了自由、平等、权利的高度。

可以说,她的‘出走’集中体现了挪威小资产阶级’独立的精神反叛’的特点”[5]娜拉在出走之前的婚姻生活中,她过的是很美满的。

海尔茂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银行家,这两个身份却是能分清楚界限、分清楚角色的转变的。

作为一个娜拉的丈夫,海尔茂也算得上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他多次心直口快地表达了对娜拉的爱。

海尔茂变着花样地称呼娜拉诸如小松鼠、小鸟儿,简直就是一对年少的甜蜜恋人。

作为一个银行家,海尔茂的个人能力和业务能力,都显示了海尔茂是一个实干家,一个性格刚毅、直率的人。

而娜拉作为一个母亲和一个妻子,不仅操持家务,还要忙里偷闲做简直为丈夫还债,甚至为了丈夫的名誉愿意以死了之,实在令人感动不已。

实际上,娜拉和海尔茂之间确实存在不平等。

首先是娜拉由于没有经济收入,在经济要依附于海尔茂,甚至于零花钱都要变了花样讨好海尔茂才能得到,娜拉就是海尔茂的一个孩子。

其次,海尔茂控制着娜拉生活的全部,甚至连生活习惯诸如不准吃甜品都由海尔茂规定的。

连海尔茂自己都说老婆是他的私人财产:“娜拉,只要你老老实实对待我,你的事情都由我做主,都由我指点。

”[6]显然,他们两个人之间是不平等的。

“在易卜生看来,家庭和谐与否,固然十分重要。

但这种和谐不应该建立在金钱、门第的基础上,也不应该建立在妻子对丈夫服从以及生儿育女的责任基础上。

真正的家庭婚姻关系必须建立在男女完全平等的关系上。

”[7]参考文献:[1]易卜生.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挪威保卫妇女权益协会的庆祝会上的讲话.见王忠祥主编《易卜生文集》(第八卷)[M].潘家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5:234.[2]刘建军.人的本质和“不完整主体”理论及其应用[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1):127.[3]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128-130.[4]陈瘦竹.易卜生“玩偶之家”研究[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7.[5]刘建军.安娜与娜拉出走之比较——兼论托尔斯泰与易卜生的家庭婚姻观.西方文学的人文景观[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457.[6]易卜生.玩偶之家.见王忠祥主编《易卜生文集》(第五卷)[M].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99.[7]刘建军.安娜与娜拉出走之比较——兼论托尔斯泰与易卜生的家庭婚姻观.西方文学的人文景观[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