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八条意见——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第七部分
有感于“狱中八条”
有感于“狱中八条”1949年11月27日，被关押在白公馆的中共党员罗广斌通过成功策反看守，组织十九人越狱脱险。
之后，罗广斌一直将自己关在家中，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报告第七部分《狱中同志的意见》，是革命先烈生命最后一刻血与泪的嘱托：“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运动；惩办叛徒特务。
”这就是“狱中八条”。
“狱中八条”是烈士们用鲜血和泪水凝铸出来的，朴实无华、明白简洁。
今天我们重温这些嘱托，仍然颇受启发。
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愈演愈烈，随时都会在我们防守薄弱的环节给我们致命一击。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出了问题，首先是共产党出问题，如果我们的党出了问题，首先一定是干部出了问题。
”在一些部门、一些领域，金钱对权力进行腐蚀与异化，权力对金钱进行贪婪与攫取，党性原则和纪律法规被践踏，干部队伍被腐蚀，这些问题，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严重损毁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腐败已成为了我们党身上的一颗毒瘤，习总书记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关键在党员干部。
今天，我借“狱中八条”引申“新八条”：认真学习党章和习总书记的讲话；时刻用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忠于党、忠于人民，永不叛党；克已奉公，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爱岗敬业，牢记使命，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生活简朴，作风严谨，经济上公私分明；在工作中虚心向他人学习，甘当小学生，严防骄气傲气，使自己不断的成长；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反腐防腐警钟长鸣。
当今，党中央以壮士断腕之勇气，刮骨疗伤之精神，高举反腐的大旗，纯洁党的组织，深得党心、民心。
作为央企大家庭中的一份子，我有义务拥护我们党的这一举措，从自身做起，用“新八条”严格约束自己，继承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唱响时代的主旋律！。
狱中八条主要内容
狱中八条主要内容“狱中八条”是《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从监狱里带出来的，于1949年11月27日从歌乐山下那个人间魔窟突围脱险出来后的第28天，即1949年12月25日，他把写的一份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况的报告》，交给重庆市委。
其中第七部分便是这份《狱中意见》，一共有八条。
此文献为白公馆渣滓洞中带出的重要党史文件，是狱中一批中共党员向党表达的《狱中意见》，是烈士们语重心长的“最后嘱托”。
“狱中八条”主要内容他们总结历史经验，仰望黎明的曙光，寄希望于党: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这份意见和建议共八条，也称“狱中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解密“狱中八条”中央台新闻联播播出“走基层解密‘狱中八条’”。
这份65年前，由当时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两百多位革命志士凝聚心血而成的“狱中八条”，是他们留给未来执政党最后的嘱托，也是历史最好的教科书。
1949年，重庆迎来解放，但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革命志士却在解放前3天被国民党特务残杀。
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在牺牲前还留下了一份从未完整公开的秘密文件，后来被罗广斌整理成册，即《关于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及狱中情形的报告》。
报告共有七部分，最后一部分中对党提出的八条意见被称为“狱中八条”。
包括: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狱中八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下，一个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是多么重要。
红岩烈士狱中八条：不能忘记的血泪嘱托
中，在残酷 的革命 斗争实践特别 是经历失败和挫 折 后的刻骨铭 心的体会总结 ，可 以说每一个字都 是用
烈士 的鲜血写成 ， 一字一句不寻常 。 先烈们在总结历 史经验 时， 静地 作深层次 的理 性思考 ， 冷 着重 从党的
工作 自身找问题 。这是一群真 正的共产主义 战士披
报 告 的第 七 部 分 即 “ 中意 见 ” 条 ， 《 狱 八 是 报 告》 的核心部分。至今读来 ， 字字血泪 ， 震撼人心：
一
之机 ， 冒死突围， 逃出牢笼， 三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 。 为了执行战友 的嘱托， 出牢笼后的罗广斌每天 逃
、
防止领导成 员腐化 ；
夜 晚趴在地铺上奋笔疾 书， 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狱 中 的讨论和总结 ，９９年 ｌ ２ １４ ２月 ５日，重庆解放后 的第
五、 切勿轻视敌 人；
刻 。几个领导干 部的叛 变确实给 同志 们的心灵 蒙上
了一层浓厚 的阴影， 却没有影 响他们 的基本信念 ， 但 反倒是增添 了几 分清醒 。这些先烈们 对党和共产 主
六、 重视党 员特 别是领导 干部的经济 、 恋爱
和生活作风 问题 ；
义事业有坚定 的信念 ，随时准备着 为共产主义理想 献身 ， 同时， 也对 实际斗争进行 了冷静 、 理性的 思考 。 江姐说过： 不要 以为组织是万能 的，我们 的组织 里 “ 还有许多缺 点。” 王朴检查 自己的认识说 ： 在被捕 “
斌遇 到了老上级张国维， 张国维被捕前 是重庆沙磁 区 学运特支委员 ， 直接领 导过罗广斌 。张国维十分冷静 地分析罗广斌 的情况 。 罗广斌 的哥哥是 国民党高级将 领， 基于此， 张国维估计罗广斌 最有可 能活着 出去 ， 于 是托付他一个任务。 张国维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 况， 征求意见， 总结经验， 有朝一 日向党报告 。 在狱中， 同志们以高度的责任感 ， 以真诚 的态度 ， 结合 实际工作 、 被捕经过 、 中斗争 中的切 身体会 ， 狱 从 党的建设、 组织发展、 员教育进行 了思考和讨论 。 党 就在重庆解放前夕 ， １ ・７ 大屠杀那天子夜， “ １２ ”
《狱中八条意见》读后感
《狱中八条意见》读后感第一篇：《狱中八条意见》读后感《狱中八条意见》读后感狱中八条令人警醒《狱中八条意见》是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革命志士在牺牲前留下的一份秘密文件，由越狱脱险后的《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整理成文件，即有三万六千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及狱中情形的报告》。
《狱中八条意见》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即；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这个材料于1989年首次披露。
《狱中八条意见》让我感动，让我震撼，让我敬佩。
这是狱中烈士对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后的深刻反思和历史总结,是烈士们牺牲前，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集体留给党组织的最后遗嘱。
在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面临即将死亡之际，烈士们没留下丝毫关于个人的诉求，念念不忘的是加强党的建设。
更加令人震撼、令人敬佩的是，《狱中八条意见》虽是根据当时重庆的实际情况总结的，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时隔六十多年，却仿佛就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而提出的。
“狱中八条意见”关于党的建设的内容,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是多么吻合。
《狱中八条意见》的第一条就是“止领导成员腐化”第六条是“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当年,重庆的烈士们认为，少数领导干部腐化是造成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
当时的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特别区临时工委委员、重庆工委书记刘国定叛变后,出卖了多位共产党员破坏党的组织，成为国民党的上校，后果十分严重。
在私生活上，刘国定是“五毒俱全”，是由生活腐化走向政治腐化的，教训十分深刻。
当前，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从村长到中央常委，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出现了腐败分子。
胡文：川东地下党
胡文：川东地下党.特稿.川东地下党文/ 胡文川东地下党这个概念,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地形成的。
蜡像《川东地下党》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两度设立属于四川省委领导的川东特委,但均为时不久就撤销了。
当时,省委在重庆时,设立川西特委驻成都,领导川西片区党的工作;省委在成都时,则设立川东特委驻重庆,领导川东片地区党的工作。
抗战以后,四川省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不久,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分成川康和川东两大片区。
193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决定,四川省工委撤销,同时分别在重庆和成都建立川东特委和川西特委。
之后,在重庆曾先后三度成立了川东特(临)委,即: ――1938年11月至1943年9月的川东特委。
(1943年9月,特委书记廖志高调回南方局,旋返延安,川东特委撤销,分别成立上川东特委和下川东特委,抗战胜利前亦销。
) ――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东临委。
――1949年1月至重庆解放的川东特委。
三届特(临)委,和一度设立的上、下川东特委均直属党的中央局(先后是南方局和上海局)领导。
通常习惯上所说的川东地下党,就是指的抗日战争以后重建起来的,一直到解放为止的川东地区党组织。
她与四川其他地区党组织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和工作联系,但又是一个独立的组织系统。
四川省委紧急撤离,川东地下党积极寻找上级1946年4月30日,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成立,负责领导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和《新华日报》的工作。
吴玉章任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
四川省委成立后,重庆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加强地下党建设,推进民主运动,深入农村开展工作,随时准备对付国民党扩大内战发动的突然事变。
正当重庆党组织在省委领导下,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斗争即将勃兴的时候,1947年2月底,蒋介石密令全国各地军警宪特机关,限于2月28日前,将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中共公开机关人员强迫送回延安。
3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全部撤离。
解密“狱中八条”
解密“狱中八条”作者：中央电视台《走基层》栏目组来源：《红岩春秋》2015年第02期65年前，重庆刚刚迎来解放，但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近200名革命志士，却在重庆解放的前3天，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残忍屠杀。
通过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许多人都了解了这段历史。
可大家不知道的是，烈士们在牺牲前还留下了一份用血的教训凝结成的、从未完整公开的秘密文件。
这份报告是谁写的？又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呢？这要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说起。
重庆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是解放前国民党特务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关押在这里的近200名共产党员兴奋不已。
但没有想到，敌人也开始了最后的疯狂。
自1949年10月28日开始，陆续将在狱中关押的共产党人分批押往刑场枪杀。
此时，在狱中已经关押了近10年的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部长许晓轩（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觉得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他说：“死，也要死得其所。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厉华对这段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当时许晓轩的话在共产党人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说‘我们中间有哪一个是因为违反党的纪律暴露目标被捕的？都是被叛徒出卖的！而且叛徒还多为我们尊敬的上级’。
”许晓轩的提议一出，原先狱中小范围的议论立刻汇集成为一种非常强烈的声音。
狱中党组织决定，有两个人不仅要参加所有的讨论，还要参加狱中党组织最后的研究。
他们一个是刘国鋕，一个是罗广斌。
当年把罗广斌带上革命道路的是原中共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如今他已年过百岁，但记忆清晰。
他回忆道：“我当时在西南联大担任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所交往的许多人或是共产党员或是进步分子。
他（罗广斌）进入这个圈子后，他的认识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在马识途的引领下，罗广斌走上了革命之路，并由江竹筠（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介绍入党。
由于叛徒出卖，罗广斌被捕入狱。
由于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大家认为他和豪门出身的刘国鋕都有可能被释放，所以狱中党组织让他们牢记每次讨论的内容，务必把大家对党的最后嘱托带出去。
《红岩》英烈“狱中八条”：对当今反腐败的现实意义
《红岩》英烈“狱中八条”：对当今反腐败的现实意义《红岩》英烈“狱中八条”：对当今反腐败的现实意义“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切勿轻视敌人，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整党整风，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半个世纪前，在共和国已经建立，那些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国民党监狱里共产党员们，在他们的生命终结之时，集体留给党组织的最后遗书——“狱中八条意见”。
毫不夸张地说，小说《红岩》曾影响了几代出生于新中国的人。
至今，这本小说仍在影响着我们的孩子。
记得第一次阅读这本小说，是在我小学三年级。
那时，这本小说是被列为“毒草”而遭禁的。
当我从姐姐那儿“偷”来这本小说，一下子就被小说中那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书中黑白相间的版面插图也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用色彩来形容一座城市，重庆在我的印象中至今还是红、黑、白。
如此看来，童年的记忆是不易褪色的。
后来，又有机会重读《红岩》。
说实话，那本书实在是符合我对革命一词诸多浪漫和理想主义的想象。
想想吧，地下党、革命者、叛徒、特务，多么刺激、多么激情。
1995年，我由北方来到长江边工作。
第一次到重庆，我甚至没有安排好住处，就直奔渣滓洞和白公馆。
而最令我震撼的，便是那些牺牲了的英烈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留给党组织的这“狱中八条”。
此时，我想我开始读懂了《红岩》。
其实，腐败问题在建党之初就一直与党相伴。
向忠发、顾顺章等叛徒，早在背叛革命之前，就在经济、恋爱、生活作风等一些“小节”上初露端倪。
《红岩》中那位著名的叛徒浦志高，在打游击的同志们风餐露宿之时，他可以儿女情长、可以吃卤牛肉。
和所有的腐败分子一样，他也很会作“秀”。
在江姐面前，他身穿西装自任“棒棒”军而遭到江姐的严厉批评。
贪图享受导致贪生怕死，使他成为对革命危害极大的叛徒。
因为他的叛变，使得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创。
战争年代党内的腐败，会直接危害到革命事业及革命者的生命。
从“狱中八条”看锤炼党性修养的重要性
从“狱中八条”看锤炼党性修养的重要性作者：杨旭来源：《法制博览》2016年第10期摘要：本文通过对“狱中八条”的背景分析，揭示出“狱中八条”是烈士们基于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破坏，对党留下的最后的嘱托。
以史为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加强政治修养、理论修养和纪律修养锤炼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
关键词：“狱中八条”；党性；党性修养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29-0228-02作者简介：杨旭（1976-），女，四川达州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硕士，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法学和社会学。
1948年，《挺进报》事件给当时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失，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对整个党组织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产生极大破坏性。
在“11.27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罗广斌整理完成一份《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提交给当时的重庆市委，而这份三万六千字的报告，就是同志们在牺牲前那段时间通过集体讨论的结晶，报告最后一部分，也是烈士们最想对党提出的建议，被称为“狱中八条”。
一、“狱中八条”的历史背景（一）“狱中八条”的提出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员看到了希望，也让敌人开始了最后的疯狂，陆续枪杀革命志士。
这让在狱中关押近10年的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许晓轩觉得与其等死，不如以实际行动在生命最后时刻对党组织再做点什么，这个提议得到了狱中同志积极响应。
当时狱中党组织决定刘国鋕和罗广斌不但要参加狱中所有讨论、总结，而且要参加狱中组织的研究。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对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开始最后的屠杀。
在白公馆的罗广斌联合狱中最后十几个政治犯，向看守杨钦典做攻心工作，最后全部安全出逃。
到家后的罗广斌花了28天，整理完成一份《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提交给当时的重庆市委，而这份报告最后一部分，就是烈士们最想对党提出的建议，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也是狱中同志在生命最后一刻对党最后的嘱托：一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是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是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是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是切勿轻视敌人；六是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是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是惩办叛徒、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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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八条意见由于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等人的叛变和川东武装起义失败造成了1948年四川党组织的大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捕入狱，这血的教训，无比沉重，也无比宝贵。
狱中同志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既震惊。
又愤恨，对地下党组织所遭到的大破坏，感到无比沉痛，对党的事业的发展也有深深的担忧。
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活着出去，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寄托在党的身上。
因此，面对不断取得的胜利和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活要说出来。
他们希望执政了的党组织要认真总结和吸取地下斗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他们希望党的事业健康发展，他们希望共产党人一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在成都家中被捕，押解到重庆，随后戴着脚镣关进渣滓洞监狱楼上七室，楼七室里有一位罗广斌认识的张国维。
他被捕前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互相都很熟悉。
张国维冷静分析了罗广斌的情况，他有一个特殊背景的权贵之家，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任第七编练司令官，手握重兵，驻扎四川，并与徐远举有交情，基于此，他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
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从此罗广斌肩负着这项特殊的任务，作了一个有心人。
他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留心观察，设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积累资料。
同志们对他推心置腹，充分信任，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以真诚的态度，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进行总结，从《挺进报》的大破坏、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分析问题，提供情况和意见，有时还能三三两两地进行小型讨论。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与同室难友刘国志、王朴、陈然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
白公馆监狱实际上存在一个没有名称的党的秘密领导小组，成员有许晓轩、谭沈明、周从化、刘国志。
他们都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在讨论中给罗广斌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1949年11月27日，罗广斌组织白公馆十九人，在被策反看守的帮助下，成功突围，得以向党报告烈士们的最后嘱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罗广斌既享受迎来解放的欢乐又深深沉浸于对死难同志的悲悼之中。
为了执行难友们嘱托，他白天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监狱脱险的同志，并参加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晚上就趴在床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
12月25日，他向重庆市委递交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共七个部分，其中第八部分就是“狱中意见”，共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八条意见，是狱中共产党员的深刻思考，是几百烈士用鲜血和泪水凝铸出来的，字里行间浸透着血与泪。
八条意见，透映着烈士群体和身影，融化着烈士群体无私奉献和崇高人格的形象。
罗广斌向中共重庆市委递交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罗广斌与狱中同志“八条意见”的形成【作者：王庆华】【来源：红岩联线】1997年《红岩魂》展览再次在全国掀起高潮，其中观众最为关注的就是狱中同志提出的“八条意见”，它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是烈士们用生命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
它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带出狱的呢？谈到这“八条意见”，就不得不先谈它的执笔者罗广斌。
1949年12月25日，在“11·27”大屠杀中由白公馆脱险的罗广斌向中共重庆市委递交了一份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罗广斌192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有同父异母的一兄一姐。
他的这个哥哥便是在四川握有重权的罗广文，罗广文在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是四川境内兵力最强的将领，并与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等人均有交情。
罗广斌从初识世事起便与这个家庭显得不甚和谐，到他成长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时更与这个家庭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冲突。
1939年2月，为躲避日机的轰炸，罗广斌随父母从成都迁到洪雅县城居住，这期间他与同学—一个家道中落的商人的女儿相爱了。
他们的恋爱遭到了家庭的强烈反对，“门不当户不对，有辱家风！”，不准说话，不准会面，不准随便外出，这些严酷的家法，使他深深地感觉到这个封建的家庭对他的压迫和专制，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罗广斌彻底爆发了，他与父母闹翻了，甚至与父亲打了一架，同时暗地里与仍与这位女同学保持往来。
罗广斌认为从1940年到1943年他过了三年囚禁般的生活，1944年，他脱离家庭进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西南联大的生活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使他从一个只反对封建家庭的懵懂青年成为一个革命者。
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是马识途，马家与罗家是世交，马识途对罗广斌比较了解，对他的境遇和反抗精神也表示同情和理解，并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
1945年5月罗广斌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又加入了“六·一社”。
1946年，罗广斌毕业后到云南建水县健民中学教书，从此自食其力，摆脱了对他极端厌恶的封建家庭的最后依靠，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在极端危险的地下工作中释放着被压抑已久的热情，他一边教书，一边开展学运，并参加了《反攻》刊物的印刷工作。
1947年，罗广斌被派到重庆工作，1948年3月1日，由江竹筠、刘国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为9个月，同时派他到较偏远的秀山工作。
当罗广斌还沉浸在加入党组织的兴奋中，重庆地下党组织发生了大破坏，这次大破坏几乎将重庆地下党组织逼入绝境，这就是发生在1948年的《挺进报》被敌人破获事件。
此时在秀山的罗广斌闻听重庆党组织正遭受破坏，却不知具体情况，1948年7月底和在秀山工作的陈家骏同志由秀山回到重庆。
当时在重庆负责工作的邓照明同志指示罗广斌，利用家庭关系回成都作统战工作，陈家骏同志也去成都。
回到成都以后，罗广斌立即找到马识途、齐亮见面汇报情况，马识途认为罗广斌可能暴露，不宜再留家中作统战工作，并要他动身到重庆找邓照明同志去成都商量工作和传达主管西南局工作的钱英同志最近的指示。
9月9日下午，警察分局突然来了一个人到罗广斌家中找他母亲，并到花园中走了一圈，罗广斌当时很警觉地避开了，后来他问母亲，他母亲说是来查户口的。
罗广斌的母亲虽然不知道他已入党，但知道他的政治态度，见他这样警觉也紧张起来，很耽心他的安全。
但是罗广斌找来当天报纸，报上登载全市普查户口，就释然了，以为是偶然的。
晚上，罗广斌把后门的钥匙放在枕边，一夜未眠，到天亮以后，才放心了，便一直睡到十点钟。
这时，他妹妹来叫他，说有人来，来人自称是马识途派来送信的。
这两天，罗广斌正在等马识途同志的联系，所以便相信了，一出去便被捕了。
关于罗广斌的被捕成都稽查处处长周迅予解放后交代：“左（左志良，重庆绥靖公署二处科长）持徐匪亲笔信面给我，信中内容大概是：‘兹派科长左志良来成都，请兄协助左科长逮捕共产党人罗广斌’等语。
我看完徐匪给我的信后对左志良说：‘罗广斌是驻重庆伪兵团司令罗广文之弟，我们要捕他，罗广文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左志良说：‘徐处长已同罗广文商量过，罗广文叫我们逮捕罗广斌的，但不要使他（指罗广文）父母知道。
他答应同意逮捕罗广斌的’。
我当时回答左志良派人同去逮捕罗广斌，接着我派匪稽查处特务队长张俊良同左志良去研究逮捕罗广斌的办法。
过后听到张俊良说造了一封假信。
内容不详，以送信方式叫罗广斌出来拿信，就把他逮捕了。
”敌人为什么假用马识途的信件来逮捕他，刚被捕时罗广斌自己也不理解这点，后来叛徒冉益智和他谈话时说他的入党自传是绿色稿笺写的，十几页，这时他才猜想到原因。
他的入党自传确是冉益智说的那样，冉益智和刘国定都看过，而在自传上清楚地写了马识途从1940年起便引导他革命，所以敌人用他名义诱捕，罗广斌是一点也不会怀疑的。
因为被捕后冉益智曾出面劝降，罗广斌因此认定他是由冉益智出卖的。
实际情况是，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后，很快叛变，竞相出卖组织。
刘国定被捕后，交出了罗广斌的组织关系，冉益智怕让刘国定抢了功劳，赶快供出了罗广斌的地址，他们联合出卖了罗广斌。
罗广斌被捕后转押到重庆，先关在渣滓洞监狱，又后关押在白公馆监狱。
刚被捕时，罗广斌思想上也有很多的想法，在解放后写的一份自传中，他有一段很真实的回忆：“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
在混乱中，只记得老马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
”其实只要罗广斌在“悔过书”上签一个名字，他马上就可以出去，但他拒绝了。
罗广斌被捕后在成都审问过一次，转押到重庆后徐远举亲自审讯过三次，刚开始在二处审讯时，徐远举一直“苦口婆心”劝说罗广斌：反正组织已经破坏了，你也不用参加工作，只要你停止政治生活，写个“悔过书”即可出去。
最初徐远举是很想巴结上罗广文，很想卖个顺水人情，却不料罗广斌坚持：要么“和平出去”，要么宁受处决，“决不依赖哥哥的关系出去”。
徐远举在写给罗广文的信上说：“令弟年幼无知，误入歧途，若稍知悔悟，即行优先予以自新机会。
”并且在“稍知”二字底下划上着重符号，罗广斌却毫不卖他的帐。
徐远举又派出罗广斌的上级，已叛变的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劝降”，冉益智劝罗广斌说：“你只要稍微表示一下态度，给徐处长一个面子嘛。
人都是动摇的、矛盾的，你不要过分坚持，免得以后玉石俱焚。
”以后法官张界和渣滓洞所长李磊都轮番审讯过，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有一段时间，只要有汽车到渣滓洞，几乎都是来问罗广斌的，有时从早上问到下午，难友们焦急的探望，每回问完，罗广斌微笑着回来，难友们知道他坚持住了。
这样反反复复几次后，徐远举沉不住气了，在遭到罗广斌又一次强硬的抵抗后，下令将罗广斌一个人单独关押，并带上脚镣。
带镣以后，难友们发起慰问，诗人何雪松的《我们的海燕》，最初就是送给罗广斌的。
罗广斌知道，自己的不屈服，对渣滓洞的难友们在某种程度上起了“示范作用”，但是又担心，以自己这样的出身来说难友们的鼓励是不是多少还有打气，还有要让他稳住的担心呢？考虑之下，写了一首“我的自白书”作为对难友们的一个答复，也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望着脚下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毒刑、拷打、枪毙、活埋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是一个人，不能像狗一样的爬出去，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我的血肉全在此地。
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