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及其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及其实现路径摘要：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非但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反而出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究其根源，就在于共同富裕不符合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客观规律，因而其难以随市场经济而自动实现。

为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我们就必须要利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克服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

为此，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发挥税的真正功能，促进社会平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调整精神奖励的评选标准。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要求。

继而，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来落实这一目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

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标虽然在很短的历史时期中迅速完成，但‘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却迟迟不能够自动实现”[1]。

社会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对此，笔者试分析其中的原委，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要探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就必须先对其内涵进行一番考察。

对于它的内涵，我们可以首先判断的，就是它肯定不是富的极富，穷的极穷这样一种贫富极端分化的现象。

邓小平曾这样说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2]110111显而易见，共同富裕是与两极分化格格不入的。

对于前者，邓小平是极力推进其在我国的实现和落实；对于后者，邓小平是坚决予以反对的。

他告诫道：“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

”[3]有鉴于此，我们就要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

另外，共同富裕也决非平均富裕。

这是因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

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2]155。

因此，共同富裕只能是一部分有才能的人和一些在地理环境、人文素质等有优势的地区先富起来，再由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带动其他人和其它地区也逐步走向富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绝不能要求全国人民整齐划一和步调完全相同地富起来。

这才是真正符合邓小平关于“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4]这段讲话精神的做法。

由此可见，所谓共同富裕，既非平均主义，亦非收入差距拉大，它是一种既体现差距又体现均衡性的富裕观。

有差距，以便对先进分子以物质激励，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均衡发展则体现社会公平，以免形成阶级分化，影响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二、市场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消极影响自党的十四大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经济在市场化的作用下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与此同时，我国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了一些，生活先好了起来，即先富了起来。

从这个角度看，市场经济对共同富裕有积极的意义。

不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尽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它也可能是引起社会两极分化的前奏。

从我国的实践结果来看，市场经济在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使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客观趋势并非共同富裕，而是两极分化。

市场经济之所以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其根源就在于市场经济是一种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形态。

这种经济形态的基本规律就是价值规律，它会产生如下三个作用：首先，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社会资源能实现优化配置。

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方面能促进社会的生产和实现资源的节约，另一方面却会使劳动力出现富余。

原来十个人干的活，在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后，也许只要两个人就可以干完，于是，另外的八个人就会成为过剩人口而面临下岗或失业的风险。

如此一来，原本收入相似的工人之间出现了有的有收入，有的没有收入这样一种落差，长此以往，在岗的工人和下岗或失业的工人之间就很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局面。

其次，价值规律会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以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价值规律的这种刺激作用无疑会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不同的生产者对这种刺激的反应速度和反应能力是参差不齐的。

那些反应快，能力强的生产者由于有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从而会不断做大做强，快速致富；而反应慢，能力弱的生产者则可能被前者击垮，面临破产倒闭的境地。

显然，其结果也是两极分化而非共同富裕。

最后，价值规律还有优胜劣汰的功能。

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包容所有的人，必然有一部分人留在市场而另一部分人要被市场所淘汰，而去留的判定标准，就是看谁是优者谁是劣者，即优胜劣汰。

通过市场不断地优胜劣汰，只有极少数人作为优者胜出，而大多数人作为劣者而被市场淘汰，从而在财富上形成两极分化的局面。

总之，市场经济的本性是实现优胜劣汰，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形成两极分化的局面，这是与我们共同富裕目标背道而驰的。

因此，市场经济对实现共同富裕是有着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的。

三、利用政府干预实现共同富裕正如前文所述，市场经济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是有消极影响的，为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消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共同富裕的负面影响。

第一，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

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消除社会中的某些人利用私有的生产资料榨取工人劳动成果的可能。

而解决之道，就是要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而使收入差距主要源自于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的差异。

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建立公有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可以凭借着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而榨取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导致了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5]这样一种对工人极为不利的局面。

这种局面最终必将演变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这样一种两极分化的结果。

所以，邓小平认为，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一样，是社会主义要坚持的根本原则。

第二，发挥税的真正功能。

尽管我们认识到公有制的重要性，但囿于现实的考量，我们只要求公有制占主体，而且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生产资料并不是平等地对全国人民开放的，这就导致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占有了生产资料，并以有偿的方式参与社会生产，由此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有一部分被其侵占。

如果说，被侵占的部分在整个劳动成果中的比重较小，这作为权宜之计倒尚可接受。

但现实是，从整个社会来看，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资本回报比重却节节上扬。

这种资本性质的所得大于劳动所得的现状显然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可见，公有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日渐式微，因而出现“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 4%的财富”[1]结果也就不难理解。

而这种结果的出现，也确证了我国当前的所有制形式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尚有很大的差距，必须加紧改革。

改革的方向，就是通过完善税收政策，以求达到变“劫贫济富”为“劫富济贫”，以填平收入差距的巨大鸿沟，实现共同富裕。

因为“财富既有个人基础，也有社会基础”[7]94，富人获取的财富并非全部来自个人的努力，而是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社会的配合和保护，因此，“为社会争取财富中来源于社会的部分，或者说得更透彻些，一切不来源于个人努力的东西”[7]102，这正是税的真正功能。

“当基于这些原则的税被用来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健康的生存条件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决不是把甲的东西剥夺来送给乙”[7]102。

因此，为了实现各阶层的共同富裕，也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通过税收进行“劫富济贫”并不违背社会正义。

第三，要积极维护和促进社会平等。

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是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平等包涵经济平等、政治平等与教育平等这三个层面。

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三方面作出努力。

为促进我国的经济平等，就必须坚持和强调以按劳分配为主的收入分配政策，进而有效地和全面地维护好劳动者的合法利益，科学地协调劳资关系。

为促进我国的政治平等，必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也就是要使广大劳动者拥有真实的利益代表，充分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为此，我们必须完善以农民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他们的合法利益能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

为促进我国的教育平等，我们在分配现有的教育资源时，必须完善弱势人群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援助制度，给予贫困人口和落后地区更多的照顾，通过教育扶贫、智力脱贫这个根本之策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

各级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坚持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总量，确保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 比例4%的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突出问题。

在我国财政收入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发行教育彩票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案。

第四，要积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8]279。

在我国经济日益市场化的今天，失去了工作就意味着陷入贫困的境地，从而拉大了他们与有工作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当前，我国的很多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之所以长期陷于贫困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口和地区缺少充分和良好的就业机会。

为了增加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一方面是要在贫困地区大力支持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实践技能；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政策优惠引导各行各业投资于这些地区，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当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也可给当地有特殊技能的人提供便捷优惠的贷款，鼓励他们自主创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及个人和家庭的贫困状态，走向富裕。

第五，要调整精神奖励的评选标准。

即便贯彻落实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维护了社会平等，人们还是会因为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的差异而形成收入差距。

这种差距尽管可以通过税收调节而得到部分改善，但是造原子弹的专家和卖茶叶蛋的普通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仍有可能相当之大。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对二者的收入进行调节。

在不损害先进分子劳动积极性从而保证效率的前提下，调节的主要方式就唯有用精神来调节物质。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9]中曾提到人具有一种本能，他将这种本能称为慈悲或怜悯，正是这种本能，使我们常常“因为他人的悲痛而悲伤”，对“别人的幸福感同身受”，尽管我们“从他人的幸福中除了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

而“感到高兴”是符合功利主义者边沁所说的人都具有促进自己的利益、快乐、幸福和防止自己遭受损害、痛苦或不幸的倾向的。

因此，不管这种收益能不能归属于私利范畴，但却可以根据人性的这一普遍价值观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即我们可以通过给予那些因带动他人致富者以精神奖励，让其“感到高兴”，从而使其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快乐和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