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罢修《五朝国史》考
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宋神宗罢修《五朝国史》考
熊伟华
（广州大学图书馆，广东广州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北宋时，宋神宗曾命曾巩修纂《五朝国史》，然史书未成，便罢修史事，为后世留下疑问。神宗罢修《五
朝国史》是由多重因素所造成的，而决定性的主观因素，则是神宗与曾巩两人的修史观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
差异通过曾巩所上的《太祖皇帝总序》不称上意引发出来。该序不称上意，一方面是神宗作为太宗的后代，不满
曾巩对太祖的大力歌颂。另一方面，则是神宗对曾巩修史中大发议论的行为持否定态度。曾巩不愿放弃史观而
适应神宗，神宗更不能容忍曾巩违背自己的意愿修成史书，故《五朝国史》被罢修已属必然。
关键词：《五朝国史》；修史观；宋神宗；曾巩
中图分类号：Ｋ４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４７７（２０１０）０３—０１１９—０３
修国史，是宋朝官方甚为重视的一项事业。北宋时，先后 编有《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国史》与《两朝（仁宗、英宗）国
史》。宋神宗时，曾拟将《三朝国史》与《两朝国史》合编为《五
朝国史》，并将此重任交付曾巩（１０１９—１０８３）。然而，仅仅过
了九个月，史书尚未完成，神宗却下诏罢去曾巩史职，并停止
修纂《五朝国史》，为后世留下诸多疑团。本文在此记述神宗
下诏命曾巩修撰《五朝国史》的经过，并探讨神宗罢修《五朝
国史》之原因，以就教于方家。
北宋熙宁元年（１０６８），宋神宗登基，他继承了前朝的修
史传统，在《仁宗实录》和《英宗实录》编修完成的基础上，于
熙宁十年（１０７７）继续下诏编修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元丰
四年（１０８１），在《两朝国史》即将修成之时，神宗萌发了一个
宏伟的计划，欲将《三朝国史》与《两朝国史》合而为一，编为
《五朝国史》。
据南宋洪迈（１１２３—１２０２）在《容斋随笔》三笔卷４中记
载：“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日《三朝》；仁宗、英宗 日《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日《四朝》。虽各自纪事，至
于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复。元丰中，《三朝》已
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如螂可见神宗主
要是考虑到两部国史的内容过于繁杂，志的部分又多有重 复，才决定将它们通修成一书，其本意是想将两部国史的内
容剪裁融合在一起，并非重起炉灶。
神宗将编修《五朝国史》的重任交付给才学非凡的曾巩。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３１４元丰四年
（１０８１）七月己酉（二十四日）条载： 手诏：“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方 朝廷叙次《两朝大典》，宜使与论其间，以信其学于后。其见
修《两朝国史》将毕，当与《三朝国史》通修成书。宜与巩充
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取《三朝国史》先加考详，候《两朝国
史》成，一处修定。”仍诏巩管勾编修院。［２１＠７６ｏ９－７６ ０
对于神宗的委以重任，曾巩唯恐不能胜任，曾有意推辞
此任，神宗没有同意，相反还给予曾巩更大的权力，不仅未选
派大臣监修，而且还准许曾巩自辟属僚。北宋时官修史书已
形成宰相或大臣监修提举的制度，少有独命史官总揽一切 的，故神宗以五朝大典付以曾巩一人，并许自辟僚属，这在宋
代纂修国史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也为后世所罕见。
此外，北宋仁宗以后，史官虽皆优选才学超群之士，但几
乎皆以他官兼任，很少专职为之，曾巩也开启了先例。李心传 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史馆专官》条云：“自真庙以来，
史馆无专官。神宗尝欲付曾子固以五朝史事，乃命为史馆修
撰，使专典领。”［３１，ｐａ￣由此可见，神宗对曾巩修纂《五朝国史》 非常重视，允许自辟属僚，体现了神宗对曾巩的信任；专任史
职，则是神宗希望曾巩全身心地投人，使《五朝国史》能又快
又好地完成。 曾巩受到神宗恩宠，心思回报，遂遵照神宗的指示，取
《三朝国史》加以详考，并根据情况，拟定所用史格。由于前代
史籍皆推崇受命之君，故曾巩亦重点考察了宋太祖的事迹，
并撰写一篇《太祖皇帝总序》（以下简称为《总序》），欲待神
宗裁定后，系于《太祖本纪》篇末。《长编》卷３１７“神宗元丰四
年（１０８１）十月甲子（十一日）”条载：
史馆修撰曾巩言：“……宋兴，太祖开建鸿业，更立三
才，为帝者首……巨窃考旧闻，旬月次辑太祖行事，揆其指
作者简介：熊伟华（１９７ｏ＿＿），女，博士，广州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ｌ１９·
意所出终始之际，论著于篇，敢缮写上尘……伏惟陛下聪
明睿智，不世之姿，非群臣所能望，如赐裁定，使臣获受成
法，更去纰谬，存其可采，系于《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
书首，以称明诏万分之一。”
诏：“曾巩今所拟修史格，若止如司马迁以下编年体式，
宜止仿前代诸史修定；或欲别立义例，即先具奏。”
这篇《总序》长达两千余言，其内容除大力歌颂太祖的丰 功伟绩之外，还将宋太祖与汉高祖相比较，论汉高祖之“十不
及”。当时，神宗表面上对曾巩所上《总序》未置可否，只是要
求曾巩撰写国史的体例要与以前的国史相同，如果有新的变
化，必须征得皇帝的同意。实际上，诏书中已蕴含着对曾巩的
论赞的不满，希望曾巩能按照国史原有的格式来写，不要别
出心裁。神宗对曾巩《总序》的不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在论赞中将宋太祖与汉高祖相比较。自司马迁的 《史记》首次在每篇末以“太史公日”为首的一小段文字评论
对篇内人物和事物的看法之后，论赞便成为后世纪传体史
书特有的一种形式，但它们的论赞多是就人论人，就事论事，
不会将前后代的皇帝来进行比较，曾巩的做法实际上是改变
了论赞原本的结构和内容，也给神宗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
力，担心他将这种比较推及到后世的皇帝身上。
其二，论赞的篇幅过大。神宗命曾巩修纂《五朝国史》，本
来就是因为《三朝国史》和《两朝国史》篇幅太大，而且志的部
分多有重复，希望合编后能压缩文字，言简意赅，而曾巩的一
篇论赞就有将近三千字，显然不符合神宗的要求。
其三，对太祖的过分赞誉。曾巩对太祖的极力赞美，自然
会引起太宗的后代神宗的不满。宋朝建立初始，皇家有许多 不为人知的秘密，太祖夺周、太宗继立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疑案，因此，《太祖实录》才会数易其稿，朱墨相攻。曾巩在《总
序》中虽然摆正了宋受禅于后周的正统地位，却在赞扬太祖
的同时令传位时不再“舍子属弟”的太宗处于尴尬的位置，因
而触犯了太宗后世皇帝的大忌。
神宗虽不满意曾巩所上《总序》，但并未解除曾巩的史
职，对于曾巩奏请的体例格式和搜访史材的要求都一一满
足，曾巩也一直在搜访名臣贤士的嘉言善行，阅读大量的官 方文献，摘录各种有用的信息，构思《五朝国史》的基本框架，
并完成了相关内容的资料摘抄。然而，在其后的半年时间里，
神宗和曾巩实际上都希望能够摆脱该项史事，只是一时未找 到合适的时机和借口。没两年，神宗驾崩，纂修《五朝国史》的
宏伟计划就此化为泡影。而且，此后也再未纂修过《五朝国
史》。
《五朝国史》的修纂，从元丰四年（１０８１）七月底下诏编修
到元丰五年（１０８２）四月底罢修，历时整整九个月，这期间，无 论是下令者神宗还是编修者曾巩都经历了思想上的巨大转
变，以曾巩上《太祖皇帝总序》为转折点，前后形成鲜明的对
比，神宗对编修《五朝国史》的态度由热情到冷淡，曾巩也由
踌躇满志到心灰意冷，并最终结束修史工作，其结果出人意
料，也成为宋代国史修纂史上的一大遗憾。
关于神宗罢修《五朝国史》之原因，众说纷纭，目前尚无
定论。在相关的史料记载中，曾巩的《行状》、《墓志》、《神道
碑》和《宋史·曾巩传》对此避而不谈，李焘《长编》则云：“当考
求所以罢修之故”。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４、陆游（１ １２５—
１２１０）（老学庵笔记》卷３均说曾巩以母忧去，然四月罢史局
在先，九月巩母卒在后，此说不成立。徐度《却扫编》卷中、王
１２０· 应麟（１２２３—１２９６）（￣海》卷４６又言，因曾巩上《太祖总论》
（即《总序》）不称上意而罢。南宋末黄震《黄氏日抄》卷６３（读
文集五》中则云：“（曾巩）辞修《五朝国史》，以非一人所能 办”。
近代文史大家余嘉锡先生也分析了《五朝国史》被罢修
的原因，他认为，曾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并不是直接的
原因，因为神宗当时并没有马上罢修《五朝国史》，而且“于
《太祖总论》序后尚谆谆以修史之体式义例问巩，何尝如《玉
海》所言，以《总论》不称上意，遂罢修五朝史也哉？”旧㈣
余嘉锡先生提出了新的观点，“余尝以诸书反复考之，则
巩之罢修五朝史，盖为言者所攻击也。王锤《麈史》（当为王锰
《默记》，《麈史》为宋王得臣所著，且文中并无以下记载，《默
记》中则有，此处余嘉锡先生有误。）卷中云：‘曾子固作中书
舍人还朝，自恃前辈，轻蔑士大夫，徐德占为中丞，越次揖子
固，甚恭谨。子固问：‘贤是谁？’德占日：‘禧姓徐。’子固答曰：
‘贤便是徐禧。’禧大怒而忿然日：‘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岂
有不知之理？’其后子固除翰林学士，德占密疏罢之，又攻罢修
五朝史。’案元丰五年四月乙丑徐禧兼御史中丞，丙子史馆修
撰曾巩试中书舍人，戊寅罢修五朝史。与锤所言之年月先后，
无一不合。（余注：均见《长编》卷三百二十五）” ，而且因
曾巩上《太祖总论》不合上意，神宗修史之意寝缓，“惟其神宗
之意已缓，故谗毁之言易人。此所以徐禧之疏甫上，而五朝史
即罢修矣”。ｉ 嘲
然而，考王锤的记载，有诸多不实之处。ｍ 其一，曾巩从
未除翰林学士；其二，曾巩并非作中书舍人才得以还朝；其
三，《长编》卷３２５载，元丰五年四月乙丑“徐禧知制诰兼权御
史中丞”，丙子“曾巩……试中书舍人”，丁丑“承议郎知制诰 权御史中丞徐禧言：中丞，纠弹之官，赴舍人院行词，似有妨
碍。乞免赴直。诏禧守本官，试御史中丞”，戊寅“罢修五朝
史”。这四件事都发生在元丰五年四月，查具体的时间，乙丑 为十四日，丙子为二十五日，丁丑为二十六日，戊寅为二十七
日。而且，《元丰类稿》中收有曾巩所撰《徐禧御史中丞制》，也
就是说徐禧正式充任御史中丞当在曾巩充任中书舍人之后，
这与《长编》中所载的时间是相符的。如果真如王锤所说，徐
曾之间的冲突发生于曾巩为中书舍人和徐禧正式充任御史
中丞之后，那么曾、徐任新职、曾徐冲突以及徐禧攻罢修五朝
史诸事，又如何能在这短短三日内一并发生？另，元丰五年五
月己丑（九日），“承议郎试御史中丞徐禧试给事中”，徐禧为
御史中丞的时间并不长，可见这段记载也并非准确无误，余
嘉锡先生完全相信王锤的记载，恐或未然，尚不足服人。
以上观点都是从曾巩的角度和从表面的事件去推测，没
有挖掘出表象之后所隐含的深层原因。考究神宗罢修《五朝
国史》之真正原因，实际上是神宗与曾巩的修史观有较大差
异。 神宗曾多次表明了他对史官写史的看法，其中与《五朝 国史》有关的也有两次，第一次是在下诏由曾巩专门负责五
朝大典之时，据《长编》卷３１５，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八月庚申（六
日）条载：
庚申，史馆修撰曾巩兼同判太常寺。诏巩专典史事，更 不预修《两朝史》。上日：“修史最为难事，如《鲁史》亦止备录
《国史》，待孔子然后笔削。司马迁材足以开物，犹止记君臣
善恶之迹，为实录而已。”王硅日：“近修《唐书》，褒贬亦甚无
法。”上日：“唐太宗治借乱以一天下，如房、
《宋史·慎从吉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 1 - 《宋史·慎从吉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1、《宋史·慎从吉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宋史·慎从吉传》原文及翻译宋史
原文：
慎从吉字庆之，钱俶之婿也。为元帅府长史。归宋，历将作少监。从吉自归朝，居散秩几三十年，颇以文酒自娱，士大夫多与之游。景德初，上言求领事务，判刑部。颇留意法律，条上便宜，天下所奏成案率多纠驳。大中祥符初，改授卫尉卿，纠察在京刑狱，拜右谏议大夫，判吏部铨。初，选人试判多藉地而坐，从吉以公钱市莞席给之。临事敏速，勤心公家，所至务皦察，多请对陈事，上谓其无隐。
八年，改给事中，权知开封府。既受命召戒之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则误太缓则滞惟须酌中耳请属一无所受才数月有咸平县民张斌妻卢氏诉侄质被酒诟悖张素豪族，质本养子，而证左明白，质贿于吏。从吉子大理寺丞锐时督运石塘河，往来咸平，为请于县宰，断复质刘姓，第令与卢同居。质洎卢迭为讼，县闻于府。从吉命户曹参军吕楷就县推问。卢兄文质又纳钱七十万于从吉长子大理寺丞钧，钧以其事白从吉，而隐其所受。即诏御史王奇、直史馆梁固鞫之。狱成，从吉坐削给事勒停。
又高清者，库部郎中士宏之子，景德中举进士，宰相寇准以弟之女妻之。寇氏卒，故相李沆家复婿之。历官以贿闻，颇恃姻援骄纵，
- 2 - 被服如公侯家，以是欺蠹小民。知太康县，民有诣府诉家产者，清纳其贿，时已罢任，即逃居他所。锐尝就清贷白金七十两，清以多纳贿赂，事将败，求以为助。时方鞫卢氏狱，从吉请对，发其事，欲以自解。逮清等系狱，命比部员外郎刘宗吉、御史江仲甫劾之。清枉法当死，特杖脊黥面，配沙门岛。从吉坐首露在已发，当赎铜，特削谏议大夫。天禧三年，起为卫尉卿。明年，判登闻鼓院。坐与寇准善，以光禄卿致仕。未几卒，年七十。(节选自(宋史·慎从吉传》)
译文：
慎从吉字庆之，是钱俶的女婿。担任元帅府的长史。归附宋朝后，历任将作少监。慎从吉自从归附朝廷，担任闲散官职将近三十年，常常以诗文饮酒自娱，士大夫大多都与他游玩。景德初年，上言请求领取事务，判刑部。他很注意法律，分条上报朝廷有利而宜办的事情，天下所奏报的已经办理的案件，许多都被他纠正。大中祥符初年，慎从吉改任卫尉卿，纠察在京的刑罚，被授予右谏议大夫，判吏部铨。起初，候选官员考试时常常坐在地上，慎从吉用公款买草席给他们。慎从吉处事敏捷迅速，对公家的事务尽心尽力，所到之处务求明察，经常请求应对陈述事情，皇上说他没有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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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有哪些人
唐宋八大家有哪些人
苏轼
苏轼（年—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词人、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韩愈并称"韩潮苏海"，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全才"。苏轼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嘉佑二年（）与弟辙同登进士。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东坡志林》等。
苏洵
苏洵（年—年），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年五十八岁。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写文章，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佑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欧阳修上其所著《衡论》《权书》等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洵著有二十卷，及三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在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有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的苏轼。
苏辙
苏辙（年—年），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
韩琦简介
韩琦简介
韩琦
韩琦（1008—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汉族，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将，天圣进士。初授将作监丞，历枢密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名重一时，时称“韩范”。嘉祐元年（1056），任枢密使；三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嗣位，拜右仆射，封魏国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出知相州、大名府等地。熙宁八年卒，年六十八。谥忠献。《宋史》有传。著有《安阳集》五十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 8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韩琦于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世宦之家。据韩琦墓志记载他祖籍为河北赞皇县。据《泉州府志·人物志·官宦卷》记载：“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生韩处（现为泉州文管会立碑保护），宋景德年间，其父韩国华任泉州知府时与婢女连理生下韩琦。后随父韩国华迁相州，遂为安阳（今属河南）人。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三岁时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崭露头角
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在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迁开封府推官。
景祐二年（1035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韩琦一时名闻京华。
《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元丰朝纪事校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元丰朝
纪事校正
刘 冲
对于北宋史研究而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
编》）一书无疑具有重要价值，邓广铭先生曾指出：“资料总得有个归处。
若是北宋，总还得归至《长编》上。”①此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已成为宋史研
究者的重要资料，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导致该本整理并不完善。对于宋
神宗一朝内容，梁太济、高纪春、李裕民等先生先后予以补正，②但仍存
在一些问题。本文依据《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资料，对元丰朝纪事做补充
校正，并提出重新整理此部分的设想。1.《长编》卷二九○：元丰元年六月己酉条叙述用兵纳溪寨蛮起因，
后有注文：“纳溪用师，《实录》、正史俱不详。今取宗安国《元丰平蛮
录》附益之。七月二日差韩存宝。”③关于《元丰平蛮录》及其作者，陈
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元丰平蛮录》三卷。金部员外郎、知凤翔
府家安国撰。记乞弟、韩存宝事。”④《宋史·艺文志》载：“家安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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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①
②
③
④梁太济：《邓门问学杂忆》，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261页。梁太济：《〈长编〉点校拾遗》，《梁太济文集·文献考辨卷》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240～269页；高纪春：《〈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朝记事校勘补正》，《国学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315～333页；李裕民：《〈续资治通鉴长编〉订误》，《华中国学》2016年秋之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第66～68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元丰元年六月己酉，中华书局，2004，第12册，第7087页。中华书局影印湖南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底本同，2016，第29册，第16317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214页。蛮录》三卷。”①《长编》记载元丰三年十二月丁卯，“资官尉家安国谓存
宝曰：‘晏州水路十二村夷，顷同乞弟杀王宣，今又劫夺粮运，且犯归师，
此不赦之罪也，盍以大兵乘机讨荡。’存宝不从”。②此人当即《平蛮录》
2023—2024 学年度第二学期七年级人教版历史期中质量监测试题
2023—2024 学年度第二学期期中质量监测
七年级历史试题
温馨提示：1.本试卷分卷Ⅰ、卷Ⅱ两部分，共6页，共28小题。
2.本试卷满分100 分，考试时间为60 分钟。
3.同学们答题要求字迹工整。考试结束后，只交答题卡。
卷 I(选择题,共50分)
3.唐太宗分析隋朝灭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给后世执政者的启示是
A.以民为本 B.戒奢从简 C.放宽刑罚 D.减少战争
4.武则天遗言立无字碑，由后人评说自己的功过。下列是四位同学根据掌握的有关历史知识，为评价武则天撰写的一句碑文。你认为最恰当的应该是
A.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提高了妇女地位
B.重用人才，发展农业，社会经济继续发展，为唐代中期的繁荣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C.善于纳谏，开创了“贞观之治”
D.励精图治，使唐朝进入极盛时期
5.历史兴趣小组的同学在探究“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出现的共同原因时提出了以下的 1.下图是中国古代朝代更迭示意图(部分)，其中①②③处对应的朝代分别是
C.唐、元、北宋 D.唐、北宋、元 A.南宋、北宋、元 B.元、北宋、南宋
④它有效抵御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 ③它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 ①它的南北两端分别是涿郡和余杭
②它沟通了我国南北交通 2.在历史学习中，图片往往隐含着大量的有效信息。从右图《隋朝大运河示意图》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是 一、选择题：在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意，把所选选项前的字母涂在答题卡上。(本题共25 小题，每题2分，共50分)线
1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A.②③ B.①②③ 意见，其中正确的是
北宋黄庭坚的个人简介
北宋黄庭坚的个人简介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教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北宋黄庭坚的个人简介，欢迎大家阅读!
个人介绍
黄庭坚(1045.8.9-1105.5.24)，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著有《山谷词》，且黄庭坚书法亦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黄庭坚，字鲁直，生于宋庆历五年六月十二日(公元1045年7月28日)，为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
幼年便聪颖过人，读书数遍就能背诵。他舅舅李常到他家，取架上的书问他，他没有不知道的。李常非常奇怪。以为他是千里之才。
宋皇祐三年(1051年)，七岁，作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宋皇祐四年(1052年)，八岁，作诗送人赴举：“万里云程着祖鞭，送君归去玉阶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
供职京师
宋治平四年(1067年)，黄庭坚考中进士，任汝州叶县县尉。熙宁初参加四京学官的考试。由于应试的文章最优秀，担任了国子监教授，留守文彦博认为他有才能，留他继续任教。苏轼有一次看到他的诗文，以为他的诗文超凡绝尘，卓然独立于千万诗文之中，世上好久已没有这样的佳作。由此，他的名声开始震动四方。黄庭坚担任太和县知县，以平易治理该县。当时课颁盐焚，其他县都争着占多数，太和县独不这样，县吏们不高兴，可是该县的老百姓都喜欢。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入京师。五月黄相出生，后任神宗实录检讨官，著作佐郎。
宋元祐元年(1086年)，哲宗即位，召黄庭坚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
_斧声烛影_及宋太宗即位考论_汪家华
第32卷第2期2011年4月衡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ofHengyangNormalUniversityNo.2Vol.32Apr.2011
“斧声烛影”及宋太宗即位考论
汪家华(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摘 要:宋僧释文莹在其史料笔记《续湘山野录》中记载了宋太宗即位之事,留下“斧声烛影”之谜,南宋李焘引入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之中,遂使“斧声烛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悬案之一,留下了众多的疑点:太祖是否为太宗所弑?太宗即位是否合法?对此,宋代官修国史、实录均讳莫如深,历代学者对此争论不休。文章结合宋代史料,以文献为依据,从史实出发,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考证,得出宋太宗为非法即位的结论。关键词:宋太宗;即位;非法性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313(2011)02-0083-05 开宝九年(976)十月癸丑(二十日)深夜,宋太祖赵匡胤驾崩,享年五十岁。宋太祖驾崩之前的情景,官修国史及《太祖旧录》均只字不载。宋神宗时,僧人释文莹在其《续湘山野录》(以下简称《续录》)中最早记载了此事。《续录》云:“祖宗潜耀日,尝与一道士游于关河……上谓生曰:`我久欲见汝决一事,无他,我寿还得几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帝切记其语。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阁四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赵光义)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这是今天所见到的对太祖崩前情形的最早记载。稍后,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以下简称《记闻》)亦记载之,然多不同于《续录》。《记闻》言:“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记闻》误,当作“王继恩”)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而以亲事一人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记闻》误,当作“程德玄”)先坐于府门,问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趣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遂与王雪中步行至宫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其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隆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问曰:`德芳来邪?'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①笔者结合相关文献,对上述两则史料细加分析,以为宋太宗即位为非法获取。(一)宋太祖显属非正常死亡据《宋史·太祖纪》,太祖崩前,精力充沛,身体并无不适,驾崩的上月(九月),“幸绫锦院”、接见高丽使者,又“幸晋王(光义)第”,驾崩当月(十月),还接见了吴越国使者。史籍中除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提到驾崩前三日(庚戌)“帝不豫”②外,未见太祖患病的任何记载。而“不豫”一词常被史书用来指一般的病情,若病情严重则用“疾笃”、“大渐”等语,故太祖之崩,当非因病而致,即使患了一般的病情,亦不至三日后(癸丑)突然暴崩。太祖好饮,但并不贪杯,以为“沉湎于酒,何以为人”③,故即使与光义同饮,亦不致贪杯猝收稿日期:2010-12-20作者简介:汪家华(1971—),男,安徽怀宁人,博士生,从事宋代文史研究。83DOI:10.13914/43-1453/z.2011.02.013死。很多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太宗在酒中下毒,致使太祖暴崩。宋代众多史料亦说明太宗精于此道:《烬余录》记载后蜀国主孟昶因太宗下毒而暴卒;《默记》亦记载了南唐国主李煜被太宗在酒中下牵机药毒死。故《续录》所言太祖与太宗共饮而暴崩的记载当非空穴来风。恐是当时多有此传闻,故文莹采之以入《续录》,以待后人辨之。(二)从宋皇后言行中可知太宗即位非法太祖驾崩之后,宋皇后派内侍王继恩宣召皇次子德芳进宫,而不宣光义。这一则表明太祖并无传位光义之遗诏。按常理,先皇去世后,最先被宣召进宫的人应该是嗣君,而宋后宣召的是德芳,说明太祖真正想传位的人是德芳而非光义。宋皇后与太祖共同生活八年,“柔顺好礼,每帝视朝退,常具冠帔候接,佐御馔”④。夫妻甚为友爱,“知夫莫若妻”,宋皇后作为太祖的枕边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太祖心目中的皇位继承人是谁。二则亦透露出太祖之崩系非正常死亡。太祖崩前曾与光义同饮,旋即暴崩,对其死因,宋后不能不生疑,故不宣光义。王继恩违背宋后之命,宣光义进宫后,宋后愕然失色,连呼“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若太祖系正常死亡,且崩前有诏册立光义,则宋后贵为先帝的皇后,光义的皇嫂,何至惊惧若此。显然,宋后见到进宫的是光义而非德芳,当即意识到光义进宫为的是篡位,而自己孤儿寡母,势单力薄,只得称光义为“官家”(宋朝人习惯称皇帝为“官家”⑤),被迫承认他的嗣君地位,以求保全自己和德芳兄弟的性命。(三)宋太宗及其亲信早有密谋光义在得到太祖驾崩的消息后,犹豫不决,与家人再三商量,才被继恩催促赴宫,商量什么呢?显然是与家人商量如何应对当时的局势,如何才能顺利地登上皇位。进宫后,他对宋后的第一句话即是“共保富贵”,如此从容不迫,显系早有准备。据《宋史·马韶传》,马韶私习天象之学,与光义亲信程德玄友善,十九日晚,即太祖驾崩前一日,忽来见德玄,声称“明日乃晋王(光义)利见之辰”。德玄当即禀报太宗。太宗惟恐马韶泄密,特地令人将其看管,直至即位后方才放出。太宗种种反常的举动,均表明他有夺位的嫌疑。另外,程德玄的表现也很反常,他既然担心光义生病,却不进入光义府第视疾,而于其府前彻夜长坐,显而易见是替太宗静候宫内的消息。光义进宫后,继恩让光义“且止其直庐”,而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简直是迫不急待、图穷匕见了。我们再来看王继恩,他虽是太祖的内侍首领。但太祖鉴于唐朝亡于宦官专权的教训,严禁宦官干政,因而王继恩的实际事权非常有限,以他的宦官身份,绝对不可能比宋皇后更清楚太祖最后的真实心意。而他竟然敢违背宋皇后的懿旨,冒着杀头的危险径自去开封府宣召光义,说明他有恃无恐,很可能早被光义收买,并负责为光义传递宫内的重要消息。王继恩每天都侍奉在太祖左右,随时能够掌握有关太祖的任何信息,光义要想篡位成功,必然要结交此人。(四)太宗缺乏即位的合法文书:“太祖遗诏”《宋史·程德玄传》说,王继恩是奉太祖遗诏去找晋王光义的,而《太祖旧录》、《长编》、《记闻》均未载所谓的“遗诏”。如果真有遗诏,完全不需继恩私下去传晋王,而应该集合大臣,公开宣读遗诏,让光义于柩前即位,这是古今新帝即位的通行之法,也是消除天下疑问的最好方式。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太祖不明不白地死去后,宋皇后宣召的又是德芳,并非光义,说明太祖生前并没有留下一份册立光义为帝的遗诏。再者,太祖驾崩当晚,尚召太宗同饮,说明他当时并未生病,或者至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有把握,认为不可能猝死,因而也就不可能立下了什么遗诏。所以《程德玄传》所谓继恩奉太祖遗诏之事,显系史官逢迎太宗之意而刻意编造之语。反过来说,如果光义真的持有即位遗诏,那么他是按照法定程序即位的,又何至于在王继恩召他入宫时,迟疑不决,还要与家人商量呢?他的门客程德玄所谓的“事久,将为他人有矣”又作何解释呢?以上几点,均表明宋太宗即位出于非法。此外,从宋太宗即位后的所作所为,亦能反证出其得位不正。(一)太平兴国二年(977)发布两道让人疑窦丛生的诏书太宗即位次年,发布了两道让人生疑的诏书,当年十月,“诏禁天文卜相等书,私习者斩”⑥。十二月,又命令对全国送到京城来的三百多名天文术相之士进行甄别,将其中六十余人留在了司天监,其余近三百人“悉黥面流海◆”⑦。很显然,留在司天监做官是利诱,禁书和流放是威胁,理由都是“矫言祸福,诳耀流俗”⑧。如果只是普通的“矫言祸福”,没有理由杀头和流放,唯一可能就是“矫言祸福,诳耀流俗”牵涉到皇位继承问题,才逼得太宗出此狠招。(二)太平兴国六年(981)赵普炮制的“金匮之盟”据司马光《涑水记闻》:“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及疾笃,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之余庆84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因敕戒太祖曰:`汝万岁后,当以次传之二弟,则并汝之子亦获安耳。'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赵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自署名云`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及太宗即位,赵普为卢多逊所谮,出守河阳,日夕忧不测。上一旦发金匮,得书,大寤,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为遗书与家人别而后行。既至,复为相。”⑨此即所谓的“金匮之盟”。李焘在其《长编》中亦有记载:“太子太保赵普奉朝请累年,卢多逊益毁之,郁郁不得志……会如京使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上召问普,普对曰:`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复密奏:`臣开国旧臣,为权幸所沮。'因言昭宪顾命及先朝自诉之事。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遂大感悟……辛亥,以普为司徒兼侍中。”⑩按《长编》,赵普是太平兴国六年才向太宗提起“昭宪顾命”及“金匮之盟”之事,这就留下了一个重大的疑问:他为何要在太宗即位长达六年后方才“上章自诉”?赵普于太祖乾德二年(964)为相,开宝六年(973)被太祖罢去相位,以使相身份出守河阳。在任相期间,他专权跋扈,屡为翰林学士卢多逊所毁 1。并与晋王赵光义矛盾重重。据《丁晋公谈录》:“太祖晏驾,太宗嗣位,忽有言曰:`若赵普在中书,朕亦不得此位。'”可见赵普曾极力反对太祖传位太宗,也难怪太宗即位后对他一直耿耿于怀,甚至要杀他。据释文莹的另一部史料笔记《玉壶清话》记载,赵普政敌卢多逊被贬后,太宗曾对赵普说:“朕几欲诛卿!” 12在赵普死后,太宗向近臣公开承认赵普“与朕尝有不足,众人所知” 13。从以上分析可知,太祖朝时,太宗与赵普二人结怨颇深。太宗即位之后,赵普遭到冷落。太平兴国二年(977),赵普入京参加太祖入葬仪式,太宗顺势罢其使相之位,仅以太子少保的身份奉朝请,实际上只是一个高级寓公,无权无势,备受太宗的冷落与宰相卢多逊的逼压,郁郁不得志,以致于“日夕忧不测”,常有性命之忧。如果真有所谓的“金匮之盟”,则赵普实为册立太宗的最大功臣,却为何在太宗即位后长达六年的时间内只字未提?赵普惯于见风使舵,为保全性命,也为讨好太宗和打击仇敌卢多逊计,以他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早就会在太宗即位之日即向太宗上章奏明。这样既可以邀宠太宗,获得太宗的谅解,又能复得相位,打击老对手卢多逊,可谓一举三得,又怎会等到六年后才上章自诉,因此所谓的“金匮之盟”,显系赵普为取媚太宗而编出的一个政治谎言。但因该盟约所确定的“兄终弟及”制能为太宗的即位披上合法的外衣,因而宋太宗大喜过望,立即将赵普擢为宰相,并安慰他:“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 14值得注意的是,《长编》记载“金匮之盟”之事,依据的是“正史及《(太祖)新录》”,而“《旧录》盖无是事” 15,可知太平兴国五年修《太祖旧录》 16时,只字未载“金匮之盟”,而咸平元年(998)修《太祖新录》 17忽然加入此事,显系太宗在即位之初并未想到这种谋略。而赵普深于权术,又善揣太宗心意,故而在太平兴国六年炮制出“金匮之盟”,献给宋太宗,致使太宗“大感悟” 18。后来,太宗的儿子真宗即位,咸平间重修《太祖实录》(即《太祖新录》)时,特意加入此事,以求获信于天下。很明显,《太祖新录》中的记载,是真宗让史官做了手脚,隐瞒了历史真相,窜改了史实,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相信他父亲的即位是合法的。而《记闻》、《长编》所依据的又是这个经过窜改了的《太祖实录》,传到后世当然使人们得不到历史的真相了。另外,“金匮之盟”本身亦漏洞百出。杜太后死于建隆二年(961) 19,其时太祖三十五岁,长子赵德昭十一岁。太祖正值壮年,德昭正在长大成人,杜太后又怎知太祖寿命几何?又怎知太祖将来崩时德昭尚幼?寻常百姓尚忌讳说出隐含担忧儿子早死的话,更何况帝王之家!因此所谓杜太后遗令立长君之事当系无稽之谈。(三)对太祖之子及廷美一系的残酷迫害宋太宗以非法手段取得帝位,并炮制“金匮之盟”使其即位合法化。但按“金匮之盟”的约定,他死后必须将皇位传给太祖嫡子德昭;或按“金匮之盟”的另一种理解,将皇位传给皇弟廷美,由光美再传给德昭。无论怎样,他都无法将皇位传给嫡子。因此,为了确保自己这一系能稳居皇位,必须除去太祖之子及廷美一系。因而太宗即位后不久,即对两系展开了残酷的打击。首先他将打击的对象指向了太祖的两个儿子德昭和德芳。太平兴国四年(979),“武功郡王(德昭)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太宗)所在,或有谋立王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其事,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议者皆谓不可。于是德昭乘间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惶恐,还宫……取割果刀自刎” 20。赏罚二柄,原是帝王驾驭群臣的威权,不容他人染指。德昭的提议,触犯了皇权,为宋太宗深忌,并借题发挥,逼杀了德昭。两年后,太祖另一子德芳“寝疾薨” 21,与其父一样,在睡梦中不明不白地死去。德昭、德芳死后,太祖一系宣告衰落,太宗的打击矛头遂指向廷美一系。为解决这一心腹之患,太宗作了周密85
门阀制度的政治影响
1 / 16 门阀制度的政治影响 《汉书•地理志》载：“周爵五等，而士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为附庸。盖千八百国。”。《史记》云：“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门第势力兴起，有九品官人法的产生。盛行魏晋南北朝盛行官修合谱，朝廷举才先察访其家谱，任用显赫人士为官，是谓世族。中国古代社会重视血统延嗣论，贵族永远是贵族，老祖宗是何身份，尤为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南宋《通志〃氏族略》：“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臵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郡望始于魏晋门阀制度的盛行的时期，唐朝为盛。各个州郡都形成了一批公认的高门大姓，当时称为“士族”、“右姓”等，为标榜自己是某地的望族，显示贵族身份。所谓“高门大姓”。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矗先有黄巢之乱，继有五代之分争，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2 / 16 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宋朝之后，私家修谱，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修谱想象空间，如此每一个姓氏与支系都是名门望族了。互相攀比，毕竟过去很多无法考究，族谱挤满了历代的有名人物。谁也无法说不再门当户对。 1、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谱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门阀制度加速谱牒盛行 殷商时期，已有刻在金属武器上的家族世系，谱牒则形成于西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存在的官修谱牒和私修家谱并重局面,到了宋代呈现了官修公谱废绝和私修家谱兴盛的趋势。是农民起义反抗压榨，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制度的打击。门阀制度始于西汉，形成于东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选拔官吏管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遥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出现的品官人制度，肇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由尚书陈3 / 16 群首倡。至曹芳时，司马懿当权，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高位显职，虽无世袭之制，亦尽皆为世族子弟所得。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道出了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因而，谱牒与门阀制度而倍受后人诟玻 唐朝郡望日盛，姓族等级明显 郡望始于魏晋门阀制度的盛行的时期，唐朝为盛。各个州郡都形成了一批公认的高门大姓，当时称为“士族”、“右姓”等，为标榜自己是某地的望族，显示贵族身份。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一个郡可以有多个望族。“郡”是行政区，“望”是名门望族，“郡望”4 / 16 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如隋唐时期，在我国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唐代士人好标郡望、多提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多家乡籍贯，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竟成为所谓修史之“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史籍记载的李氏郡望有13个，它们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柳城李氏、略阳李氏、鸡田李氏、武威李氏、代北李氏、高丽李氏、范阳李氏、渤海李氏、西域李氏、河南李氏，还有一个是陇西徙京兆的李氏。李世民登基后，诏令高士廉等四大臣编纂《氏族志》，诏令天下，李姓的郡是陇西，即以陇西郡李姓为显贵世族，举国上下以李氏至为尊贵，李氏后裔共奉陇西堂。故南宋郑樵辑《通志》在李氏源流的结语中说：“故言李姓者必称陇西”。这从甘肃史料中足可得到佐证。 《史通〃邑里》记载：唐著名史学家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在写李义琰传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 5 / 16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姚则吴兴，张则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精通拒绝。 南宋《通志〃氏族略》：“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臵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姓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的门阀制度，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 唐末起义矛头指向历代的门阀制度与士族制度 士族制度导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郡望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 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隋文帝“罢外驯的实质，用科举制代替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的权势，把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可惜隋朝国祚甚6 / 16 短，但是，门阀制度与姓氏郡望依然起到作用。 唐人柳芳曰：“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由于重视门阀，于是谱牒百氏之学，遂成为专门的学问。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谱》，俾便吏部诠叙之用。《史通〃邑里篇》“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贞观十二年书成，颁布天下，这就是著名的《大唐氏族志》，是在李世民诏令高士廉等四大臣编纂《氏族志》，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氏族家谱，依据史书及文献记载，鉴别世系，刊正姓氏而成。此书将天下氏族分为上上、下下九等，举国上下李氏至为尊荣，还分什么派和系。唐太宗指示大臣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世族志》。结果改定皇族宗室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民间声望最高的山东世族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唐初，科举并不发达。武后为对抗掌握政权的唐宗室、大臣，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出现“五十老明经，六十少进士”的进士科难考局面，只是一定量缓和门阀郡望制，同时，科举在唐代出现了由明经科的山东世族官员的李党，与进士科牛党新锐形成的牛李党争。开元年间,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扩大了官吏.，起了抑制门阀的作用.也是为了加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确保政局的稳定.但隋唐时期的士族仍凭其强调礼法门风的特征在科举考试中突围而出，故唐代门阀士族在政治上仍占有一定的优势。 7 / 16 《新唐书杜兼传》记载：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时感慨：“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在长期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仍存有“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互相通婚的风气一直持续整个唐朝。 宋祁《新唐书》总结教训：“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唐朝末年，皇帝昏庸无能，苛捐杂税严重，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士族门阀郡望制度的深入影响、藩镇兴起与朝庭长期争权斗争，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地方官员和地主阶级联合对农民的压榨，农民纷纷起来反抗。史称“庞勋起义”在大中十三年，裘甫在浙东地区领导的农民起事，咸通九年，庞勋在桂州领导驻军起义。两次变乱虽被唐王朝镇-压下去，却开启更大规模起事的先声。唐僖宗初年，灾荒连年，黄河以南尤为严重，农民被-迫揭竿而起，爆发了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反抗唐朝腐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乾符二年初，王仙芝在长垣率数千人起义。攻克曹州、濮州。曹州冤句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起义，与王仙芝会合，数月之间发展为数万。乾符五年，转战于南方的王仙芝为唐军所败;黄巢义军再度北上，然后转而强渡淮河、长江，突入江西，又经浙西进抵浙东，起义军席卷了现在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浙、福建、两广、两湖、陕西等12省，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8 / 16 先有黄巢之乱，继有五代之分争，大量士族人士伤亡，士族的家园产业惨遭破坏，世族引以为傲的贯册祖谱也流失，世族衰落，直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最受摧残者为衣馆旧族，使历数百载不衰的门阀士族终趋消融。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绅士阶级取代。 2、谱牒的散失与宋朝的私修家谱 门阀制度的灭亡 门阀士族的灭亡与社会战乱、贡举观念、入仕条件的转变、私门教育之衰落与社会教育兴起诸等原因有关。 重诗赋、守注疏的科举考试内容，从唐代开始，就受到有识之士的激烈批判。仁宗即位之初，贡举考试的弊端更加突出，而批评者越来越多，改革呼声高涨。庆历元年，富弼为右正言、知制诰，上奏说：“国朝沿隋唐之制，以进士取人，祇采辞华，不求行实，虽间设制举，然大率亦以章句为务。是以择之弥谨，而失之愈疏。”，建议今后科场考试“以策论为先”。围绕考试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北宋中晚期贡举做出大的变化。《宋史》卷155《选举一》记载：“自唐以来，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而不通者其罚特重。”。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的改革，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的核心地位，引导经学从章句注疏之学向义理之学转变。重视通过学校培养人才，加强儒家9 / 16 经典教育;科举考试应与荐举制度相结合，突出德行在取士中的地位，并给“非常之才”以进身之阶。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四年，断然废除了以强记博诵为旨的帖经和墨义的考试方法，王安石特别为此撰写了一些经学小论文，作为士子考试经义、论策的答卷模式，也作为考官评判试卷优劣的标准。王安石又创“三舍法”，把取才、养才一统于学校。门阀制度走向灭亡。 不矜门胄，谱学遂微 唐末丧乱、五季丧乱，自公元907年至960年，54年间，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10个国家，士族纷纷解体。唐僖宗元年，黄巢军把长安的宫殿、官署等全部烧毁，5万卷图书荡然无存;开宝八年北宋军队攻打南唐金陵，南唐历朝的1万多卷图书全部被烧毁。……宋景定三年张即之序《蓝溪李氏宗谱》：“降级五代，衣冠扫地，才学取士，不矜门胄，谱学于是遂微”;归有光在《龙游翁氏家谱》讲述谱牒“五季衰乱，荡然无复有存”;清代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私谱盛行”;潘光旦在《中国家谱学略史》言：“唐亡，继以五代丧乱，旧谱十九散失。官家亦不复提倡，谱学乃中绝”;欧阳修在《与王深甫论世谱帖》：“自唐末丧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其家谱，可失其世次，谱学由是废绝”;苏洵在《苏氏族谱。谱例》：“盖自唐衰，谱学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
《元丰九域志》的成书及其价值
历史地理第二辑
《元丰九域志》的成书及其价值
王文楚魏嵩山
宋景德四年（1007年）知制诰孙伸:、龙图待制 戚纶又另行改绘，而不及成。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学士王曾重修《十道图》，历时四年,
《元丰九域志》是北宋地理总志之一，由 王存主编，曾肇、李德刍共同修撰，为研究我
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王存,字正仲，丹阳（今江苏丹阳）人，历
官秘书省著作佐郎、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
馆检讨、知太常礼院、同修国史、尚书左丞 等。为人“忠实无党”，累次上书陈时政，常 被宋神宗所采纳。①曾肇,字子开，南丰（今江
西南丰县）人，曾鞏之弟，以才学闻名，历官馆
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国史编修、吏部侍郎 等。②李德刍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人,官光禄
寺丞，长于地理之学，著有《元丰郡县志》三
十卷、图三十卷。③
早在唐代，封建中央政府曾绘制一种全
国性综合地图，图上附载州县总数、等第，文
武官员数、俸料及贡赋等，作为考定官吏俸 给、刑法以及户口、赋役、贡物的凭借。④因唐
代地理区域是以十道划分的，故称《十道图》。 这种地图随着行政区划制度的改变，需要随
时修正，今所知有《长安四年十道图》十三卷、
《开元三年十道图》十卷，⑤元和八年（813
年），宰相李吉甫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重予 修改，名为《元和十道图》,共十卷。⑥
《元和十道图》以后,有新定《十道图》，北至天禧元年（1017年）成，凡三港，因当时地 方区划不以“道打分，故改名为《九域图沢⑦此
图经过了六十余年，至熙宁八年（1075年）全 国行政区划制度又有了很大变动「州县有废
爲名号有改易，等第有升降J⑧据统计亍这
时期内建州者四多建军者四，废州者十五，废
军者十六，军升州者二，州升府者一,州升京
者二扶州降军者四，州降监者—、州升等者八,
州军更名者十三?⑨至于县之改隶废置，更是 繁多，各地户口也有增耗，加上《九域图》所载
古迹一项,杂采民间传闻，多有不实，此图已
过于陈旧，难为典据D故是年都官员外郎刘师 旦上奏，请选有地理学者重修农于是诏命赵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