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战争一
论甲午战争[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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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中国究竟为何输给日本？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失败和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
在这场短短九个月的战争中，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等地（后辽东半岛由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赔款白银2.3亿两。
甲午战争带来的民族尊严之痛，国人自尊之痛，却要远远超过割地赔款之痛！——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携带全权委任状，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抵达赤间关马关港（今下关港），与日方全权代表、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举行谈判。
谈判其间，伊藤博文极为横蛮，屡屡逼李鸿章在早已拟定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称：“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并限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李鸿章哀求放宽期限，说：“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
”伊藤博文回答：“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二十多天过去，日本下最后通牒，限四天内答复，否则北京必不可保。
清政府被迫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马关条约”签字消息传回国内后，“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谭嗣同）。
李鸿章，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
今年的7月25日，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国耻纪念日”。
在21世纪的今天，回忆这段历史，记住这个教训，仍有极为重要之意义。
中国日本一衣带水，自汉朝始两国开始交往频繁。
历史上曾经长期同属儒家文化圈。
进入近代后，两国又一度面临相同命运：1840年，英军炮舰轰开了“天朝上国”大门；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日本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关锁国政策。
不久，两国先后开始了旨在“船坚炮利”、富国强兵的变革：1861年，中国开始实行“洋务运动”；1869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然而三十年不到，昔日的“徒弟”、“莞尔小国”日本后来居上，甲午一战，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最终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伊藤博文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是当时中日两国最杰出政治人物，他们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
甲午中日战争介绍
甲午中日战争介绍我们都知道,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
这么多年过去,对于甲午战争我们不能忘怀。
以下是店铺为你整理的甲午中日战争文章，欢迎大家阅读。
甲午中日战争简介1894年，日本以朝鲜问题为借口向清政府宣战，这是一场日本蓄谋已久的战争。
战争的结果导致了中日两国命运的改变：胜利者迈入了近代列强的行列，但之后日本帝国的野心不断膨胀，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
而失败的一方不仅承受割地赔款之辱，且刚刚开启的近代化进程亦被拦腰打断。
当时清政府号称亚洲第一大舰队的“北洋水师”，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
如今，中日两国又站到了历史新一轮的起跑线上。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以及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不断地发出战争言论，中国人脑海深处的历史记忆被激活。
119年后，再回首中日之间的那场战争，触碰的是中国人百年来内心最深处的创伤，但痛楚、耻辱、愤怒、遗憾之外，还应有更多的思考……历史不能假设，但可能会重演。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却也有惊人的相似性。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解释和分析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
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
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
”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
甲午战争：一个李鸿章和整个日本国的战争
甲午战争：一个李鸿章和整个日本国的战争2012年07月12日《春城晚报》起于1894年7月的甲午战争在历时一年后，随着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而告之结束。
近代史上中日第一次正面的对决，中国输给了弹丸小国日本。
提起那场战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是国人对战争最终的定义，而究其责任则是一股脑地归罪于李鸿章，殊不知那场悲壮而惨烈的战争，某种程度上是以李鸿章一人之力对日本一国的战争。
甲午战争的起因源于朝鲜东学党起义，软弱的李朝政府在面对内乱时本能地向宗主国大清求援，而这场起于朝鲜的内乱，恰为日本所利用，成了中日交战的导火索。
1894年7月，日本在丰岛海面袭击了中国运兵船“高升号”，战争开始。
战争一经打响，双方冲突马上加剧，相比之下日军的准备是那么的充分，倾全国之力投入这场战争；而中国方面却显得很被动。
之所以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人对日本一国的战争，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方面的作战部队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
无论是平壤保卫战，还是黄海大海战，淮军的身影一直活跃在整场战争中，直至《马关条约》签订。
细细研究甲午战争，会发觉无论是陆上、海上的战略部署、人员调动，乃至后勤补给都是李鸿章一人操办，光绪虽被后世史家归为主战派，但他扮演的角色相较李鸿章显得毫不起眼，乃至整个清流派亦是除高调连连、上书弹劾外就乏善可陈。
所谓清朝的政府军主要以八旗及绿营为主，然而自满清入主中原后，八旗及绿营在往后的军事行动可谓是败绩重重，难怪在太平天国及后来的捻军镇压中不得不依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组建的汉人武装集团，而此时李鸿章的淮军也就应运而生。
继曾国藩的湘军后，随着李鸿章步入最高统治的顶峰后，淮军也就扮起了国家军队的角色。
实质上的淮军虽顶着国家军队的头衔，但这支军队却唯李鸿章之命是从。
在八旗、绿营积弱疲弊之下，面对来自东瀛的虎狼之师，淮军也就难以推脱地担负起了对敌的重任。
整场战争中，清流派系的攻击、组织决策的不利而最终葬送了这支在中国装备最好的军队，使得李鸿章背负骂名，更令中国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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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论文
甲午中日战争，又称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晚清时期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
次重要军事冲突。
此次战争发生在1894年至1895年，其起因可以追溯至清朝政
府对朝鲜半岛的控制争夺以及朝鲜民族的反抗。
通过探讨这场战争，我们能更好地了解中日两国在近代历史中的地位和关系。
背景
19世纪末，清朝政府力图维持其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致力于控制朝鲜半岛。
然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后逐渐崛起，也希望在该地区扩展势力范围。
朝鲜半岛成为了中日争夺的焦点，双方关系日益紧张。
开战
1894年7月，中日两国正式爆发战争。
由于清朝军队屡战屡败，日本军队很
快在海陆战中取得优势，占领了朝鲜。
清政府被迫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群岛，并赔款二亿两白银。
影响
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惨败导致清朝政府
对外弱势，国内形势更加动荡。
日本则因此增强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地位，被欧美列强认可为一流强国。
启示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不仅揭示了中国当时的国家薄弱和政治腐败，也为中国近
代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对中国人民而言，这场战争是一个警醒，促使他们意识到国家要强大必须进行改革，这也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结论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军事冲突，对中日两国关系及近
代中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对这场战争的深入研究和反思，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历史，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上为甲午中日战争论文内容，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意义
论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中日那场海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深远，不得不察也！！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前因后果。
甲午战争若细询其因，详观其果，恐怕远远并非“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这般简单。
它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那个时代的范畴，更应该看做是一次东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对决，是东西方两个世界的一次矛盾不可调和之后的总爆发，是两个世界历史发展后的一次大对决。
询前因，百年史事浑如梦。
放眼历史，中华民族自夏开始，已然经历了三合三分的大局面，着实让这“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深入了人心，感叹了世人。
但真如世人所悟，“合久必分”吗？历史的发展固然呈现出螺旋式的方式，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也足以给我们描绘出这壮阔的历史画卷并给予后人启迪，但还是想再问一句，真的“合久会必分”吗？恐怕未必如此。
让我们铺开这绚丽的历史画卷，来感受这历史车轮前进的脉动。
夏商周、隋唐、元明清，可谓是这三合。
从时间上看，三个时期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从这一点看，合的时间越来越长。
从世袭奴隶制到封建君主制，从世传制到科举制，从专制统治到地方分治，无不彰显历史的进步。
大禹治水赢了民心，建立了夏；隋炀帝开凿隋唐大运河、开创科举和三省六部制，则奠定了隋唐盛世的基础；元朝的大兴农业，兴修水利，各种文化的糅合，庶民文化的兴起，无不为后世打下长治久安的局面。
纵观这三个时期，可以总结：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三个时期的鼎盛之时，无不是藏富于民，国富民强之时。
细细品味这三个时期，尤其是隋唐和元明清时期，两个时期的鼎盛之时无一没有不征讨外族之举，正彰显出“安内必先攘外”的道理，看看这些朝代的鼎盛时期多是平定了外来的威胁而导致国家更加的繁荣，更加的富强。
而这些时期都是经过动乱之后的时代，百姓无不期盼安定的太平盛世，正是这种安定生活的期盼，对外扰的平定则显得尤为重要。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显示着一个真理：太平盛世是打出来的！！看看这三个时期的领土，元朝达到了鼎盛，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朝代治世方式进步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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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论文摘要：甲午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发生在19世纪末。
这场战争对中日两国的历史进程及两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对甲午中日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对中日两国后续发展的影响。
一、战争的起因甲午中日战争的起因主要包括了中国广东与日本的交恶、朝鲜问题、及中国政府内部腐朽等多方面的因素。
其中，19世纪末的局势下，中国与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矛盾尖锐，这成为了甲午战争爆发的导火线。
二、战争的过程甲午战争中，日本先后取得了许多战争胜利，其中最为重要的战役是海战中的黄海海战和陆战中的旅顺攻坚战。
在这些战役中，日本海军和陆军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对中国军队造成了严重打击。
三、战争的结果最终，甲午中日战争以《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告终。
这个条约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并赔款二万五千万两白银，开辟了旅顺港等多项不平等条约。
这些条约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
四、对中日两国后续发展的影响甲午中日战争打破了中国近代以来长期没有外敌入侵的局面，使中国各方面面临了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
同时，对于日本来说，甲午中日战争的胜利加强了其在远东地区的霸权地位，奠定了其帝国主义扩张的基础。
总的来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日两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教训，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至今仍然在两国历史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结论甲午中日战争是一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战争，其影响深远。
通过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和分析，我们更能够理解中日两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两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以及失败带来的思考和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以及失败带来的思考中国近代史纲要第四组调查目的：甲午战争失败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而表面的失败却反映出了内在的腐朽，那么到底是什么内因和外因一同促进了这场战争的失败呢？而之后一系列的革命战争以及国家不断发展，这场失败的战争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调查对象：针对中国近现代史以及网上资料知乎上分析，并且结合上课所学知识，对这几个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背景事件介绍：中日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
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西方国家称第一次中日战争/Sino-Japanese War)。
甲午战争以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
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
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调查分析：1、根本原因：中国没有彻底地改变封建制度，而落后的制度无法与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对抗2、现实原因：指挥不力、作战不灵活、准备不充分、装备不好、战略上的失误、外国人并不希望中国富强等等。
而且中国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清政府统治腐败，国民无心抗战。
中国的北洋水师当时虽号称亚洲第一，但是，由于经费缺乏（海军军费被挪用给慈禧过寿），训练、养护跟不上，甚至打仗的炮弹都有假，战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更细致地从战争的参与双方来分析：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
原因细化：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由此衍生出的一点思考是，据称，北洋水师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舰队，就算是日本的联合舰队与其实力相等，也不应该全军覆没。
轻敌和缺乏预见性是致命的弱点之一。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论甲午战争失败对中国的打击及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论甲午战争失败对中国的打击及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内容摘要：甲午之败，割地赔款，丧师辱国，空前旷古。
同时甲午战争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争的结局使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发生了质的变化。
同时甲午战争也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战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1840年以后中国的进步被强制性的纳入到了另一个话语体系之中，甚至我们使用了千年的货币——白银、黄金也被后来的英镑美元取代了。
中国和印度曾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白银帝国，而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前后的金本位制则颠倒了国际贸易的秩序，当世界变的有边界，当国家权力开始需要制衡，当经济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轴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对国家的思考则在一次次的革命与烈火中断续的前进，缓慢、矛盾并充满了灾难感。
有时候，你会对历史进步的缓慢失去信心；有时候，你会坚信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而更多时候，你仅仅是焦虑，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显然无法与这个古老的国度缓慢的步伐一致，所以伟人们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焦急。
而1894年夏天的甲午战争，一场让帝国蒙羞的惨痛记忆，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
”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的临界点，它无情的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帝国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更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已经追不上衰败的速度，也正是这种速度而进一步加快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
甲午战争的起因、经过及结果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急需市场、原料产地及商品输出市场，又由于军国主义传统及武士道精神与天皇制残余的影响等，日本把目光放远，制定了争韩侵华的“大陆政策”。
而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
同时日本政府也诱使清政府派兵，为自己出兵朝鲜制造借口，清政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后，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两千五百人分批赴朝，屯驻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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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甲午战争一甲午战争中国究竟为何输给？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失败和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
在这场短短九个月的战争中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等地（后辽东半岛由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赔款白银2.3亿两。
甲午战争带来的民族尊严之痛国人自尊之痛却要远远超过割地赔款之痛！——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携带全权委任状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抵达赤间关马关港（今下关港）与日方全权代表、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举行谈判。
谈判其间伊藤博文极为横蛮屡屡逼李鸿章在早已拟定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称：“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并限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李鸿章哀求放宽期限说：“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
”伊藤博文回答：“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二十多天过去下最后通牒限四天内答复否则北京必不可保。
清政府被迫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马关条约”签字消息传回国内后“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谭嗣同）。
李鸿章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
今年的7月25日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国耻纪念日”。
在21世纪的今天回忆这段历史记住这个教训仍有极为重要之意义。
中国一衣带水自汉朝始两国开始交往频繁。
历史上曾经长期同属儒家文化圈。
进入近代后两国又一度面临相同命运：1840年英军炮舰轰开了“天朝上国”大门；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关锁国政策。
不久两国先后开始了旨在“船坚炮利”、富国强兵的变革：1861年中国开始实行“洋务运动”；1869年开始明治维新。
然而三十年不到昔日的“徒弟”、“莞尔小国”后来居上甲午一战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最终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伊藤博文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是当时中日两国最杰出政治人物他们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
时至今日仍有极强的现实反思和警醒意义。
“现实反思和警醒”之处在哪里？《马关条约》签订前首相、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想侵略朝鲜之事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
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举世关注之外交场合面对“东瀛倭国”首相伊藤博文一番咄咄逼人充满揶揄、教训的话身为“天朝上国”大学士的李鸿章作了极为坦诚的回答。
而内心深处作为“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头号弟子此时的李鸿章究竟是羞愧交加？还是悲愤难禁？抑或急火攻心？伊藤博文关于“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之语其实有失公允其实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欲学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一语盖有深意在焉！用现在的大白话意思就是：“我们不但要学西洋的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洋的观念和制度！”——这与伊藤博文“改革内政”一语可谓不谋而合。
而且李鸿章后半生中作过不少类似表述。
伊藤却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神道、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主导下的大和民族（虽属儒家文化圈但德川时代儒学才在真正盛行）远不像中国这样背上障碍社会进步、禁锢国人思维创新能力的沉重历史文化包袱。
无论是国民的血性、民族的凝聚力还是政治精英、文人士大夫的务实求真态度以及锐意进取、献身牺牲都不是中华老大帝国所能相比的。
在无数中国人心目中“小”是一个“死不认罪”。
殊不知其实是一个只敬畏强者甘于向强者低头服输不耻下问向强者学习的民族。
还是一个危机意识极强极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民族——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海军准将率领的舰队到达江户湾口轰开了自“锁国令”以来关闭了达二百多年的国门。
这时的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极为相似。
然而前者一旦认清与先进国家的巨大落差以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福泽谕吉、伊藤博文、井上馨、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三条实美、板垣退助、胜海舟、白石正一郎、土佐之雄杰等等为代表的民族精英纷纷挺身而出前赴后继推动“明治维新”运动（前述英杰大多数或被刺杀或战死）。
近代是幸运的：佩里黑船“闯关”事件后在关乎民族兴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它有一大批头脑清醒有血性、有奉献、牺牲精神有高度历史使命感的政治精英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拯救民族的神圣使命。
这里强调“一大批”极为重要——对一个国家的历史车轮转轨而言仅出一个“板坦虽死自由不灭”的板垣退助远远不够。
在明治维新期间像吉田松阴、坂本龙马、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大村益次郎、板垣退助这样或战死或被杀或被刺死者却不计其数！正因为有一批批伟大启蒙思想家、政治谋略家和政治精英的涌现1869年开始明治维新的短短三十年年便实现了“脱亚入欧”战略跻身西方列强。
并接连战胜两个东方巨人——大清和俄罗斯。
马克斯·韦伯有言: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政治精英的落后。
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既不能出现福泽谕吉一样高瞻远瞩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和政治谋略家更没有出现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一样的“明治前三杰”以及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一样的“明治后三杰”等一批既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和政治精英只能出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一样唯“圣意”是从的政治“裱糊匠”。
虽然后来也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士人但与“明治前三杰”和“明治后三杰”相比无论是血性还是奉献、牺牲精神抑或器局、才具都远不是一个档次。
个中原因发人深省——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后包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内的朝廷统治者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夷之强在于政治制度,不在“奇巧淫技”。
然而“传之万代”潜意识和侥幸心理驱使大清王朝最高领导核心对必然导致皇权旁落的君主立宪深恶痛绝高举“祖宗之法不可变”大旗对任何消减皇权的改良说不。
而朝廷顽固派则顺势而上认定“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攻击“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
在奕亲王等人坚持下虽允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清朝封疆大吏在各自领域开展旨在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达到“船坚炮利”之目的“洋务运动”却拒绝学习比西方科学技术更重要的西学思想、宪政制度。
跛足的改革注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
1861年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沈葆桢、丁汝昌等人纷纷在在治下建立兴办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铁、机器织布局等工矿企业。
然而由于这些企业矿以官办、官督商办为主官商合办为辅一大批政府官僚和纨绔子弟进入充职。
在衙门官僚式的管理下人浮于事腐败丛生浪费严重严重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更无从谈起。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还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奉行“唯兵”、“重官抑民”政策导致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严重钳制。
而缺乏总体设计又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发展。
直到洋务运动结束中国远未形成的近代化工业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
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但近代化意识（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落后更为可怕。
所以一个国家的近代化首先是人的近代化。
对这一点近代杰出思想家和维新派精神领袖福泽谕吉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不能只羡慕西洋的船坚炮利更要羡慕西洋的文明。
所以他指出：“如果想使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强烈主张国民精神“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并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作为中国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精英和“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员们无疑要高出一筹。
但与福泽谕吉、伊藤博文、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吉田松阴、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一大批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精英相比却逊色太多。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然而他的近代国家思想——主权、统一国家、官僚制度（政治、军事）、公法、私法等素养与伊藤博文相比远不在一个档次；伊藤博文是一位“以法治为主义”的政治家是明治时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
而李鸿章却是中国“有治人无治法”传统观念的继承者对近代国家思想缺乏根本的认知。
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事务性官僚政治家。
大清统治集团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之落后从强大的顽固派长期攻击“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言论中略见一斑——顽固派攻击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
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
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
甚至认为开矿修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等等。
而清末的对外关系仍然是在先前的“朝贡体系”或谓“华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清政府仍未完全改变先前的“与西洋各国唯彼来而无我往”的被动局面。
以慈禧为首的、在唯我独尊文化环境中熏陶成长起来的朝廷领导核心此时对英、法、美、德、意等西洋列国虽心存恐惧但对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
“不以倭人为意”是当时朝廷皇上和大臣的普遍心理。
连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
……甲午战前的几年在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居国民总收31%、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严峻现实下清政府竟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
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军队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
而陆军更糟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
然而另一方面为迎接慈禧太后诞辰却挪用3000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与大清削减军费预算、慈禧太后甚至挪用3000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山县有朋等政治精英高瞻远瞩：“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
1890年后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