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大团圆”叙述模式的文化心理蕴含

中国文学以“大团圆”为结局的特点“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叙述模式。

无论小说还是戏剧，总是有一个美满的团圆。

而且，叙事文学的“大团圆”结局，在唐代已近成风气，再至宋元明清，繁荣空前。

“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一般都是先悲后喜，以喜悦欢乐地气氛冲淡或消除作品的压抑悲愤的氛围。

“大团圆”是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佛家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相类，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小说、戏剧中充满了善恶报应的空头说教，故事的结局自然是好人得善报，坏人得恶报，如才子佳人模式，惩恶除奸模式等等；又或者是指悲剧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如昭冤和解模式等等。

“大团圆”结局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呈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因而为广大接受者喜闻乐见并长期流传，从而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传统。

这种结局模式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本文从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中和中庸的接受补偿心理及尚圆传统的心理分析大团圆结局的叙述模式，揭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及其丰富而传统的文化心理蕴涵。

一、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对文化的控制自始自终，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大兴文字狱，都是为了闭塞文人之口，封建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绝对不允许有动摇统治阶级的文化出现。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文人不得不在自己的作品中谨言慎行，小心翼翼来保全自己。

文学作品也同样，即便是针砭时弊的作品，是悲剧，也多是托古喻今，借古人古事讽今之不平。

比如，关汉卿写《窦娥冤》正是因为元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有感于这样的黑暗现实才写出了《窦娥冤》这样有着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

但鉴于现实统治者政治心理，不得不让窦娥有一个平反昭雪的大团圆结局。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贯主张是文以载道。

而文以载道要求文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宣传封建伦理道德，挺长封建教化。

明代戏剧家高则诚在《琵琶记》开头的话点明了中国戏曲的精神：“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文艺教化观在宋明之后愈演愈烈。

它严重桎梏了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个性，所以，尽管现实的痛苦和黑暗唤醒了作家的良知，迫使他们将这些再现到文艺作品中，但作家主观上又站在统治者的文以载“道”的基石上，这就形成了现实与作家主观上的矛盾。

反映到作品中，就呈现了揭露与歌颂，批判与赞扬两种情况并存的局面，而后者最终处于优势的地位。

这样，作品的结局往往出现了大团圆的形式。

统治阶级选择推崇儒家学说，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满足个体官能对欲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努力把这种心理欲求的满足导向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

一方面孔子高度重视发挥审美和艺术对个性情感心理的感染愉悦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这种作用只有在能够导向群体的和谐发展时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个性的心理欲求同社会的伦理规范两者的交融统一，成为孔子美学最为显著的特征。

”而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尾恰恰印证了这一论断，它满足了观众娱乐的“个体官能欲求”，又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伦理道德教化，从而达到保持社会稳定的效果，这也正是统治者提倡大团圆结局的本质所在。

二、中和中庸的接受补偿心理“中和”意为和谐、适中、均衡有序，是儒家一个极其重要的美学范畴，强调符合无过无不及的适中原则的和谐。

“中庸”含义是对方的双方都在适当的限度内发展，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以保持整体的融洽和谐。

中和与中庸在意义上是有联系，而且有相通之处的，按照朱熹在《集注》中的解释，中和是就性情而言，中庸是就德行而言的。

几乎历代统治者都尊崇儒学，把它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说到底因为儒学是一种渴求并主张稳定和谐的学说，而儒家以“中和”“中庸”的观念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作为审美客体的戏剧而言，就是在结构上匀称、均衡，悲剧情节和喜剧要交织迭出，以喜剧因素冲淡悲剧气氛，是观众的悲哀感，压抑感得以化解，从而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理想效果。

中和、中庸思想既然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它必然要走进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以中庸、中和的标准要求文学艺术的创作。

（一）接受心理以中国古典悲剧的结构为例，由于有中和中庸的传统思想，其符合审美规律的接受心理通常表现为“喜--悲--喜--悲--大悲--小喜”，而非西方悲剧的“喜--悲--大悲”，于是剧尾的大团圆就在所难免。

因为，只有充满喜庆情调的大团圆结尾才能淡化悲情，才能把作家和观众带入谐适的心理状态，从而满足他们的审美口味。

简言之，即戏剧的结构配置要与观众的心理机制达到两相对应的状态。

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是可以宣泄痛苦的情感。

比如坏人受到严厉的惩办，这就使人们仿佛出了一口恶气，以此缓解自己现实中被压迫或被欺侮的痛苦以及与坏人斗争失败的沮丧。

虽然，这是一种虚幻的惩罚，对现实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改变，但在心理上，可以使人们在皆大欢喜的结局中，获得精神的愉悦，减轻痛苦，忘记生活中的种种不快，从而达到心理平衡。

同时，如果看到别人胜利大团圆，便会情同身受，仿佛自己也置身于幸福、胜利的喜悦气氛中，感到愉快和惬意。

在分享了别人的胜利和幸福的时候，便会暂时忘记自己的苦难，冲淡了心中的痛苦，从而找到精神的避风港，心灵上得到慰籍和安宁。

（二）补偿心理就观众而言，作品结尾的大团圆还有补偿其现实生活缺陷的功能。

从审美心理学角度而言，人都有一种补偿性心理。

这种心理特征常常表现为人的审美需要促使人通过审美鉴赏活动得到一种“想象的满足”。

当然，任何时代作家的愿望都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皆有借文学艺术来补偿的倾向。

弗洛伊德认为：“文艺本质上是被压抑的性本能冲动的一种升华。

……文艺的功能就是一种补偿作用，作家和读者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愿望可以通过创作或欣赏文艺作品得到变相的满足。

”于是，大量社会地位低贱的文人便投身戏剧创作来补偿现实生活的缺陷。

元代文人科举仕途迷茫，文人地位进一步下滑，知识分子所积淀的那种怨而不怒的中庸心态又会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对外求不得时只好转而向内求。

钟嗣成《录鬼簿》将作家称为鬼，意在暗示其生活的窘迫；李渔《笠翁偶寄》卷二“宾白”有说服力地讲述了自己的切身感受：“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

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偕作两间最乐之人，……未有真境之所为，能出幻境之上者。

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富贵，……我欲做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做王嫱、西施之原配。

”这就是“小文人的幻想补偿”。

李渔所醉心的洞房花烛、金榜题名，表现了封建文人的普遍心态，“即个体生命的价值无法在真实的现实中实现，便转而在虚幻的理想中张扬的悲剧心态。

他们对这种虚幻的理想如痴如迷以至不可解。

”也难怪元明清戏剧中包括才子佳人式在内的大团圆结尾一直盛而不衰了。

特别是重表现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中国古典悲剧，不仅在结局前的悲剧冲突中一定程度地展示着历史的必然要求，而且更喜欢在团圆结局中对历史的必然要求加以艺术的强调，把那些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正面人物的理想愿望以幻想、神话等方式在团圆中予以实现。

如《娇红记》、《琵琶记》中的大团圆结局之所以采用宗教、幻想和神话的方式，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必然要求得不到实现。

这些悲剧作品中的大团圆只是剧作家对理想美的浪漫主义抒发，在黑暗的封建社会，生活中决不会有那么多的皆大欢喜。

剧作家在悲剧作品中加上一个团圆的喜剧因素，目的在于显示悲剧人物顽强的生命力。

这样，悲剧性格的不可避免的毁灭，就不会被认为是销声匿迹和永不复返的毁灭，而能够唤起无数新的生命。

人们在观赏悲剧时，就可以从悲惨与不幸中看到前途与光明，在痛苦与悲哀中鼓起勇气和热情，从悲剧形象的总体效果上建立起乐观的信念。

三、尚圆传统心理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中的“以圆为尚”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

“圆”者，本含有圆满，圆通，圆融，圆合，圆润等多种涵义；“圆者，完美而又虚心也”。

圣奥古斯丁认为圆形完整而不可分割，所以是一种至善极美之形式。

钱钟书先生也认为：“形之浑简完备者，无过于圆。

”表现在形态上，圆就是一种除棱角、化僵硬、去呆滞、在规矩中求变化的一种闭合而周全的图形，首尾相接，无始无终。

从而，圆，既有着形态上的完满，也代表着一种理想的境界；或者说，圆，不仅仅是一种符号形式的周而复始的结构，而且还体现出一种完美无缺的理想精神；即所谓的“终始若环，莫得其伦，此精神之所以能假于道者也。

”尚圆的审美心理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圆常与美满联系在一起，这与古印度以圆为美的审美趣味有关。

佛教传人中国后，这种以圆为美的审美趣味也随之而人。

中华民族固有的尚圆意识，佛教以圆为美的审美观念，共同促成了汉民族以圆满、周全为美的审美心理。

至于对戏剧的影响，不仅在唱腔上要求字正腔圆，在戏曲舞蹈上强调“划圆圈的艺术”，还体现在戏剧内容结局的完满团圆上。

而在另一角度，中国人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发现了农作物的不断变化，时间的不断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又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性变化。

月亮的圆缺在周而复始地变，一年四季在周而复始地变，农作物也是从种子开始再回复到种子。

这顺理成章地要使中国人形成循环、轮回的思想观念。

这是一种特殊的“尚圆”心理—因果报应。

蒋述卓《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一书中指出：“就产生‘大团圆’结局的原因看，其中因果报应内化为民众心理并成为世俗观念是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善恶报应成为民众的一种普遍心理时，它实际就是一种社会客观要求，深深地掣肘着作品的创作。

有时候作者不得不适应观众的这种悲剧补偿心理的需要。

在悲剧的最后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大团圆为结局。

”为了适应轮回报应观念，佛教创造了地狱、天堂与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等虚拟时空观念，小说家们借用过来，使得小说具有了更大的表现空间。

历史上、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尽人意之事，历史已然无法更改，生活又总是不如人愿；但小说家则可以驰骋想象，上天入地，把人间的不公在另一个世界得以解决，获得圆满结局。

因果报应实在是团圆戏得以实现团圆的捷径，或者说是能顺利实现团圆的依据。

无论多么不可能完成的团圆，原本多么悲惨的结局，在因果报应思维的指导下，都可以顺利实现团圆。

“大团圆”结局既是中国文化的衍生物，又是中国文化的表征之一。

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又紧密相关。

它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呈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

其独特的中华民族个性，使得它在古代叙述模式的艺苑中独树一帜，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