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四个观念
以顾颉刚的古史辩派

古史辨派对儒家经学涉及的内容也很多,主要是关于孔子 与“六经”的关系、经今古文学、专经的研究。 古史辨派对破除长期存在的“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将 经典作为历史文献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等方面,起到 了积极作用。 古史辨派对传统易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其研究的结论 都有待考证,但你必须认同古史辨派的求真精神和实证方法, 而古史辨派易学研究的价值也正在这里。古史辨派的许多研 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儒家经典方面很有参考 价值的学术文献。“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 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 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 当然在古史辨派的研究中,也夹杂着一些武断片面的东西。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顾颉刚在古史研究实践中提出的核 心观点,也是他从事古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一学说, 虽然有着 某种不足,但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其一, 区别了客观历史和文献记载的、传说中的历史。顾颉刚通过这些古 史观点说明以往传说的古史是不可信的,这就为建立新的古史研究观 打下了思想基础。依顾颉刚所说,文献记载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是不 同的;时代不同,习俗文化和道德评价标准不同,人们常根据时代的需 要改写历史;旧的古史系统之所以能“层累地造成”,是记载者对客 观历史事实的附会和创造的结果。其二,指出研究古史要着重考察古 史在传说中的经历,这就为中国古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同时 拓宽了中国古史研究的领域。这一观点的提出表明他对考辨古史有 一种深入和辨证的认识。其三,顾颉刚在推翻以往古史观的同时,实 际上对儒家经典的神圣性提出了怀疑,因为他所否定的内容都是《六 经》中记载的。这一古史观打破了史学界以往盛行的迷信圣贤之言。
至此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新学理的输入已推进到具有历史意义 的新阶段。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学成归国,李大钊、陈独秀、鲁 迅、蔡元培、钱玄同、胡适等人即是其中最为出色者,他们原本 学有根抵,眼光敏锐,将西方新的学说和科学方法带回中国,并 针对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病根,发动了一场声势巨大的思想革命, 西方学理的传播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二十世纪中西学 术交融由此达到了新的飞跃。他直接处在几位传播新思想、新学 术的出色人物影响之下,他们是:任北大校长、主张“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开创新风气的蔡元培,主编《新青年》并担任北 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以西方学理治中国哲学史、勇于“截断众 流”的胡适,激烈地批判旧传统的钱玄同,发起创办《新潮》杂 志、与《新青年》相呼应、大力鼓动新思潮的傅斯年。
论顾颉刚的“民族”观

论顾颉刚的“民族”观作者:吴银玲兰善兴来源:《三峡论坛》2019年第01期1939年2月13日,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的第九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主张: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国家危亡之际不应再有民族之分。
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费孝通的质疑。
同年4月9日,费孝通即给顾颉刚去函讨论“民族”问题。
尔后,顾颉刚就费孝通的来信分别写了两封回信[1],从而在一时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
近些年来研究这一讨论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从中华民族的“一体”与“多元”出发,将顾颉刚和费孝通置于两个从表面上看来完全相反的阵营之中。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比较丰富,学者们容易全面把握费孝通的民族观。
但顾颉刚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其专业领域是中国上古史,他关于民族问题的看法和思想则多散见在他的古史论述和一些讲演稿、报告当中。
因此,若要弄明白当时这场争论的实质所在,以及顾颉刚对“民族”所持的观念,有必要拿着“疑古”的态度看待那场争论。
一、学术与政治——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始末《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于1939年2月13日,但顾颉刚对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并不起于此。
早在1923年,顾颉刚作《答刘胡两先生书》,便基本上确定了上古商、周、秦诸“民族”的地理位置,并特别指出要“打破民族处于一元的观念”[2]202。
此时,顾颉刚多是依据古史文献,抱着“疑古”的态度,论述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虽尚未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但已经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融合过程。
1939年,顾颉刚之所以作《中华民族是一个》,首先受到了傅斯年的影响,其次则基于他在1937及1938年间在西北诸省的考察,最后则有着时事、政治方面的原因。
1935年,傅斯年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提出“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
这不是偶然,是当然。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
顾颉刚中学历史教学思想简论

收稿日期:2013-03-18作者简介:戴磊(1989-),男,江西抚州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
戴磊顾颉刚中学历史教学思想简论摘要:顾颉刚在早年形成了自己的中学历史教学思想。
他的中学历史教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了灌输新的历史观给学生,改进中学历史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方式,创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内容三个方面。
他的这些观念影响深远,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顾颉刚;历史教学;教学方法中图分类号:K09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3)08-0092-05(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20)顾颉刚(1893—1980),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辨学派的代表人物,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一直以来广受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顾颉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俗学、古史辨、历史地理、《禹贡半月刊》等领域,而对其历史教学思想的关注却甚少。
目前看到的相关文章主要有曹守亮的《顾颉刚的历史教育思想初探》[1],洪认清的《顾颉刚的历史教学思想及其实践》[2]以及金相成等人写的《顾颉刚早期历史教育思想和方法初探》[3]三篇文章。
而曹守亮和洪认清二人主要是偏向于对顾颉刚在高校任教中的历史教学思想的介绍,而并未对其中学历史教学思想进行具体的分析,金相成对顾颉刚早期的历史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当时《顾颉刚全集》并未出版,因而限制了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
可见学界对顾颉刚中学历史教学思想的研究还是比较滞后的。
因此本文以《顾颉刚全集》为基础,钩稽出关于顾颉刚中学历史教学思想方面的材料,并对其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为学生灌输新的历史观顾颉刚认为历史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他在《现代初中历史教科书》里是这样阐述的,“历史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人类亲历过来的经验,是一切物种进化的过程,从广义说,由天体的构成到初有人类,有人类的初祖到现在,一切活动演化的迹象都是历史。
顾颉刚的民族观与民族自信

顾颉刚的民族观与民族自信摘要: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观,既不是一开始就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他在继承中国传统“华夷一统”观的基础上,立足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将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与西方史学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民族概念及其民族观进行了比较合理的阐释。
其民族观之所以对其后的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和走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所运用的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民族观所体现出来的那份爱国情怀和民族自信心。
关键词:顾颉刚;民族观;民族自信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不仅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而且刺激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当时的史学界围绕中华民族概念及民族观问题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论。
在这场讨论中,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直到今天,有关中华民族形成方面的论著都要或多或少地涉及这个问题。
如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郝时远《关于构建中华民族的几点思考》,马戎、周星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等。
本文在分析顾颉刚民族观历史渊源的基础上,试图对其民族观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变化过程做一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并揭示其民族观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力。
这对新的时期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顾颉刚民族观的历史渊源顾颉刚对其民族观的阐述并非侧重概念的分析和各种理论的列举、对比和解读,而是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将民族问题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研究。
并力图从史实中寻求依据,尤其注意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
追根究底,其民族观与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一统”观念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顾颉刚在论述种族概念时,先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指出“夏、商、周不是三个朝代而是三个种族”,因为春秋时期,黄河下游的人自称为“诸夏”,而瞧不起四围的人民,称他们为“蛮、夷、戎、狄”。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现代意义

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称赞道: “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的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举尧、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传说为证,我看了之后,惟有欢喜赞叹,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察,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作‘帝俊’),尧舜的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中国的历史应该从禹说起。各教都有‘洪水’的传说,想来是实有其事的,大概洪水以前便全无历史可稽了。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像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大约起初是民间的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来‘托古改制’。”
17年以之后,当童书业编辑《古史辨》第7册之时,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已经受了全面批判古史运动的验证。编入《古史辨》第7册上编的主要论著是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童书业认为杨宽是继顾颉刚之后,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他的“民族神话史观”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他的“民族神话史观”,也就是“神话演变分化说”。童书业认为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发展与补充,只有通过“神话演变分化说”才能具体说明中国传说的古史是怎样的“层累”起来的。
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古史观,即古史辨派的基本理论方法,在这个历史观指导下掀起了自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史学界批判传说古史、考证古代历史文献的“疑古”思潮。通过全面的考证古史、辨证古书,推翻了统治中国史坛二千余年封建的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古史传说系统,揭穿了神话传说历史的秘密,推动与转变了中国的古史观念,发扬了实事求是、重视批判史料的治史学风,为创建中国现代科学史学扫除了障碍,奠定了学术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学家:顾颉刚人物简介

1920年代,顾颉刚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 1923年,发表了《古史辨》第一册,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
史”观点
• 1926年,创建史地学会,组织了一批优秀的史学家进行研究
1930年代,顾颉刚的史学成果日益丰富
• 1934年,出版了《中国史学入门》,为史学初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知
顾颉刚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以事实为基础,力求客观真实
• 强调史学研究应以事实为基础,反对主观臆断
• 提倡运用考古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以揭示历史的真相
顾颉刚的学术传承与创新
顾颉刚的学术传承,以清代考据学为基础,吸收了
西方史学的精华
顾颉刚的学术创新,以疑古辨伪为主旨,
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风气
顾颉刚对近现代史的研究,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主
• 对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
• 对近现代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顾颉刚的史学方法与理论
顾颉刚的史学方法,以实证主义为主
• 强调史学研究应以事实为基础,力求客观真实
• 提倡运用Leabharlann 古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
顾颉刚的史学理论,以历史观和民族主义为核心
• 强调历史研究应关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 提倡民族主义精神,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
03
顾颉刚的学术思想与观念
顾颉刚的历史观与民族主义
顾颉刚的历史观,以唯物史观为主
• 强调历史研究应关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
• 提倡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反对主观臆断
顾颉刚的民族主义观念,以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为核心
• 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实证主义传统,
顾颉刚和古史辩论拾遗

但我的意思,顾先生之为世纪史学的领军人物,不仅在此,更在于这个方法论的自觉.
这是因为:"新"不是某家某派的专有定语,只是置于时空维度中的特定概念,相对的概念.
(12)同注(11)第80页
(13)1929年胡适在上海对去看他的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
的超越的学问境界和广纳歧见的大胸襟.提出四项总结顾颉刚的原则性意见.
[关键词]古史辨 顾颉刚 胡适 平台 胸襟 境界
一九八零年顾颉刚先生去世以后,有过三次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一次是编辑纪念顾先生
诞辰九十周年论文集(几经周折至九零年由巴蜀书社出版,易名《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
一次是九三年五月在苏州举行的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还有就是这次
二年(1923)二月.古史辨运动起始于胡适,顾颉刚师生讨论中国辨伪史,讨论姚际恒《古
今伪书考》,崔东壁遗书等的辨伪功绩与不足,以及计划《辨伪丛书》;以三伪(伪书,伪事,
伪史)为辨伪的内容和范围;"为审定史料,所以要辨伪"(2)的史料学立场和原则,"进化
的历史观念"(3)和方法,以及由胡适提出的那个著名疑古原则:"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
先生在第一册〈自序〉明白地说:"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
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
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神速."(12)我不否认后来
胡适与顾先生在疑古思想及老子问题上发生歧见(13),以及后来两人关系疏远,感情隔膜,
古史辨派主要观点

古史辨派主要观点1923年顾颉刚先生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主要观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此后,顾颉刚先生又提出了判别古史可信与否的四项标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引发了古史论战。
刘掞黎、胡董人、柳诒微等人对“层累”说提出批质疑,顾颉刚、钱玄同等进一步申说其疑古思想。
除了对史料的理解、对辨别古史真伪的方法不同等学术上的分歧外,批评者主张对于古中国取“察传”的态度,“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他们担心的是“这种翻案的议论,这种怀疑的精神,很有影响于我国的人心和史界"(刘掞黎《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
顾颉刚认为根本分歧在于“这是精神上的不一致,是无可奈何的"(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胡适评论“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地仔细研究他,虚心地试验他,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我们可以说,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中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1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斩除思想的荆棘,指出了旧的古史系统的不可信,打破了长期以来被奉若经典而不可触动的圣贤之言,为重建可信的中国古史开辟了道路;促使中国史学走出旧学的案白,迈出了以史学独立、史学“求真”为宗旨的近代史学学科建设的实重在在的一步。
1926年6月,汇集了讨论古史的信件与文章的《古史辨》第一册由朴社出版。
一年重印了二十次,疑古学说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至1941年,共出版七册,收入各类文章350余篇,300多万字。
在《古史辨》系列中支持、赞同并声援是古学说的学者被称为“古史辨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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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四个观念:眼光向下的角度,反观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顾先生疑古的思想之下层累地构造中国古史的方法,是顾先生对民俗学兴趣的体现。
顾先生对家乡江苏当地的歌谣很感兴趣,在编歌谣的过程中,顾先生发现孟姜女的故事在各个地方都有,但是各地流传的孟姜女的故事并不相同,其间存在“空间差异”,这一点对我们启发较大,之后发展出历史地理的兴趣,顾先生试图从历史学家时间的角度去解决空间的问题,这一点对赵世瑜的影响非常大,反之,如何从空间的问题去解释时间的变化,各地的孟姜女故事的形成看似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产生,译文不同体现出地域性差异,但实际上是各地在不同的时间点添加的故事情节内容。
顾先生找到孟姜女故事的最早起源在《左传》,一开始是齐王之妻,并不是孟姜女,把齐王妻的故事和长城联系起来是在汉代,正式改名为孟姜女是在唐代《孟姜女辩文》,孟姜女丈夫的名称在各个故事的版本中有很多,但都是齐王名字“范喜良”的进称,由此产生层累史观,把空间故事的差异找到时间点相连。
例如,以早期山西历史来说,山西是早期华夏民族的发展核心,但是该地在早期并不是农耕文明,当地有很多戎狄,可以确定这些人当时处于半农半牧的状态,并不是完全的农耕状态,山西南部的霍山,是历史上五镇中的中镇,是当时天下的统治中心,根据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的戎狄少数民族是众数。
春秋战国之际三家分晋时,赵国在赵简子时代开始营建山西晋阳,到其子时代晋阳建立完全,到这时统治中心才开始向中心移动,这时西部的匈奴也在向东扩展,战国时齐桓公等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打击混合在中原之中的少数民族族群,这是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逐渐扩展统治区域,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普遍发生的,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江南的经济发展是十分落后的,直至北方人群进入南方开发江南地区,这样的情况才在唐宋发生,例如赣南宋代时出现很多“贼”、“盗”、“寇”等词汇,其实并不是真实的贼寇,只是有很多新的人来到此地开发,这些没有被官府编入户籍管理系统内的人都被称为“贼”、“盗”、“寇”,恰好在南宋偏安一隅的时代,洞庭湖一代处于新的大开发时代,湖南地方蛮的征剿的活动较多,在湖边开垦、打渔并不被政府允许,所以对岳飞?江西、湖南保留下来的族谱非常多,白光越喜欢收藏族谱,看族谱可以发现他们都在追溯宋元时代,同样在明初在珠江三角洲出现族谱,在清初也有出现。
在各个地区出现的事件,可以建立一个时间的序列,这也就是顾先生对社会史的贡献。
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范围之下,有学者开始对此进行关注,王国维、陶希圣(食货派创始人,关注经济史的重要人物)有汉代游侠研究等、吴晗开始在食货杂志发表文章,都是眼光向下的观察,关注下层的观念;与此相关这时还出现了明显的多学科的合作,例如顾先生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同时关注地理学,还做了许多社会调查,还有许多人类学家也借用了历史学的方法,这些都是眼光向下的史学观察,如费孝通先生与吴晗先生合作的《皇权与绅权》,潘光旦先生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苏松杭嘉湖是当时太湖地区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利用族谱等资料进行研究,还有林耀华(邓小南老师的公公——林宗成)的金翼,是关于一个镇子的故事,整个写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他在燕大时作的硕士论文,就是30年代初,《义序的宗族》是很典型的中国学者所作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烈的历史感。
文学家郑振铎特别喜欢搜集真品的文献资料,也是一个眼光向下的学者,中国俗文学讲了很多民间俗史,其《汤祷篇》讲“起于桑林”中的“桑林”实际上是商人(汤)的“社”,成汤要用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东西代表生身献祭于神,实际上讲的是商人的一种信仰,所以说礼制传统是可以贯穿解释中国历史问题的线索。
与干将莫邪铸剑暗喻铸造业的人在关键时刻对铸造之神的献祭仪式,是要牺牲的祭身具有相同的寓意。
江绍泉的《发须爪》等都是这类的研究。
与多学科的合作并列还有一个特点,人们在社会学的角度下重新理解传统史学,比如制度史一直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点,考据学研究的新旧之别,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企图把胡三省隐藏在注释中的思想发掘出来,进而展示胡三省思想史,从制度史过渡到思想史、心态史;再比如陈寅恪先生,做的是不古不新的历史,希望史家应该具有一种神游冥想的特点,还原到与古人同样的情境之中,认为过去的历史都
是用经学的办法而不是史学的办法来解释历史,考实很重要考意更重要,他的很多研究都是借助于文学形式来实现的,通过文学作品来参看过去的制度演变等,所以他们所作的东西都是以小见大,以全新的东西来反观制度史的东西,我们的重点是参考研究思路,所以说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人所作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导,他们的共性是都在试图摆脱传统、旧的史学研究的框架之下研究,力图求变。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样的一种观念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入中国的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有冲突,经常受到排挤,费孝通提倡多元一体的发展观念;打破地域向外扩展的观念,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王明珂先生的研究英雄祖先和兄弟传说,在中国除了中原王朝核心地域之外,还有其他地域的发展;打破上古时代人化的观念,人化即把古史上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变成历史上的真人,《尚书·尧典》是最早的人化的体现,宋明两朝乐于塑造上古圣王,言必称三代,夏商周确立的规范是一定要遵守的,出现这种观念的基础是认为过去的都是好的,顾颉刚先生的观念对于后世社会史的研究都是好的,从具体的批判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过去传统的方面的漏洞。
五岳、五镇、四海、四湖
四、政治史范式下的社会史研究:20世纪50-80年代
和民国早期的研究有区别,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意识形态色彩较重;在20世纪上半叶由社会史大论战还在延续
社会发展史
“五朵金花”与社会史研究: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古史分期问题(最热烈,实际上是1840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是当年的社会史大论战问题的延续)、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五个大问题,总体来讲侧重于后面。
涉及到多种学科
奴变运动与清军入关以后江南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想研究》
社会史是什么?
概念诸说:冯尔康、乔志强的历史学分支说,认为社会史是史学中的专门学科;陈旭麓、张静如的通史说;张研等得综合史说,社会构成、社会运行、社会变迁的综合,不同于第二种说法,这三个概念是社会学的概念,并不是史学中的概念,类似于国际中的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认为社会史是史学的分支学科,但不是同老一辈的简单的研究社会生活、社会下层人们的生活的学科;杨念群的中层理论说,《中层理论》,所谓中层理论并不是单纯的针对社会史阐发的,但是可以以此为视角来看社会史,是说过去在历史学界受社会科学的影响,常常提出一些宏大理论,但是这样的理论不利于社会学的指导,把所有的历史学实践纳入到历史学的框架中进行阐释无疑都是失败的,虽然有一种结论出来,但是并不能容纳历史的多样性,在过去历史的解释确实通常是这样一种做法,或者完全回避理论的问题,只重视考证完全不对历史进行解释,“研究平台”体现为一种不大不小的具体的理论概括模式,大家都可以在这样的理论平台上进行研究、交流,这样的理论属于一种中层的理论,例如研究现代化,不论是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亦或是经济学家都可以就此问题在现代化这个平台上进行讨论,实际上这样的一种理论也是舶来品,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其中学者默顿提出理论后经过人们的发挥“range”,但是并不是适用于四海,很多种理论的使用范围都是有限的、适度的,在赵世瑜看来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可操作性理论,要把社会史的概念放到一种中层理论上来理解,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社会史是关于穷人、关于下层人的历史;社会史
是关于社会生活、关于民族的历史;社会史是社会经济史。
为什么社会经济史在中国社会没有提出来呢?因为社会经济史是比较大的研究主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比较有成就的一块,因此不能将社会经济史从中剥离出来。
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的历史,马克思工作与闲暇。
社会史与整体史:无法狭义的社会史;政体研究的社会史;整体研究并不排斥微观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中的政体的历史,所谓特定的社会就是一个具体的国家或民族;社会史是关于生活体验的历史,法国回忆录
社会史与跨学科研究:
方法论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