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制度模式
中国实行的制度
中国实行的制度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国，拥有独特的制度体系。
这
一制度体系是中国长期发展和积累的结果，兼顾国情和人民利益，为
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
方面介绍中国实行的制度。
一、政治制度
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障政权的民主性和稳定性。
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确保了人民的直接参与和积极
行使国家权力。
政治协商制度则通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
人士的广泛参与，实现了广泛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
二、经济制度
中国实行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旨在建立公平竞争、多元发展的市场环境。
这一制度体系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法制建设和
市场监管，引导和规范市场经济发展。
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实现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享。
re.文章可以继续补充。
国际制度对国内政策制定影响的三种分析模式
国际制度对国内政策制定影响的三种分析模式一、关于国际制度对国内政策制定影响的三种分析模式1. 结构现实主义模式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由国家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每个国家仿佛在一个大脚下般相互影响，相互竞争。
因此，国际政策的变化靠的是国际体系中的诸多要素改变。
即结构决定性和系统动态性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国内政策受到了国际制度的强烈影响，需要按照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进行适应性调整。
2. 传统现实主义模式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是由国家之间的纯粹竞争关系所构成的，追求自然利益和零和博弈，有时也会采取合作手法共同达成目标。
所以，国际政策变化的驱动力在于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和国家利益的守护。
这样就受到了国际制度的影响，需要根据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建构进行政策制定。
3. 社会构建主义模式社会构建主义认为，国际关系是由文化和社会建构所构成的，而当一个国家接纳一种信仰或文明时，该国的文化和内部制度就会发生改变。
因此，国内政策制定中的主要因素是从国际体系中接纳的文化和社会建构所引发的影响。
国际制度的影响是通过文化向国内渗透和扩散这种情况来实现的。
二、案例分析1. 案例一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由于这种关税，国际体系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国内制定政策时应注意保持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性。
传统现实主义认为，美国这个立足于社会和文化实践的国家，必须考虑到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并对美国和中国发展的持续竞争进行评估。
社会构建主义认为，美国加征关税一方面是担心中国的发展使得格局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则是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巩固影响，要求中国改变一些观念和做法。
2. 案例二美国钟表贸易与中国：在金融危机和经济不景气期之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这种贸易变化意味着国际体系的改变，因此国内政策制定应考虑国际化背景。
传统现实主义认为，这种贸易变化主要因为美国希望保护本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所以中国必须满足特定要求或退让。
知识点归纳中国与主要国际组织合作与全球治理
知识点归纳中国与主要国际组织合作与全球治理中国与主要国际组织合作与全球治理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合作与治理是各国之间相互交流与发展的重要方面。
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参与者，积极参与并推动与主要国际组织的合作与全球治理。
本文将对中国与主要国际组织的合作与全球治理进行归纳与分析。
一、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联合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之一，在全球治理中起着核心作用。
中国积极参与并支持联合国的工作，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并多次提出倡议，推动全球合作。
例如，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强调各国应共同促进和平、发展、公正、包容的国际秩序。
二、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合作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贸易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和执行者。
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之一，积极参与并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
中国始终坚持多边贸易体制，主张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还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组织，为地区贸易合作与经济一体化做出贡献。
三、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全球金融稳定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机构。
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并积极参与该组织的合作与治理。
中国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提倡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公平性和包容性。
四、中国与国际气候变化组织的合作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日益严重，国际气候变化组织成为重要的全球治理机构。
中国是国际气候变化组织的核心成员，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中国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中国还积极主导并推动全球南南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五、中国与国际人权组织的合作人权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之一。
中国认识到人权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并与国际人权组织广泛合作。
初中政治主要国家制度比较总结
初中政治主要国家制度比较总结中国、美国和英国是世界上三个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作为初中生，了解和比较这三个国家的主要制度对于我们理解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本文中，我将对中国、美国和英国的主要国家制度进行比较总结。
首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共产党领导为特征。
中国的国家制度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分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对重大国家事务进行决策和监督。
人民政府则是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机关，负责实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政治协商会议则是中国具有特色的制度，不属于国家机关，但是对国家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其次，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共和国，以三权分立为基础。
美国的国家制度主要包括宪政制度、联邦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
宪政制度是美国的根本法律，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联邦制度是美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包括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
联邦政府由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独立的机构组成，分别负责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的运作。
这种三权分立的制度确保了权力的平衡和制约。
最后，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以英国君主为元首。
英国的国家制度主要包括君主立宪制度、议会制度和内阁制度。
英国君主在宪法框架内行使有限权力，大多数权力都由议会行使。
议会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
内阁制度是英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内阁由首相和其他部长组成，负责政府的决策和管理。
综上所述，中国、美国和英国都有各自的国家制度特点。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具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
美国的联邦制共和国以三权分立为基础，具有宪政制度、联邦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
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具有君主立宪制度、议会制度和内阁制度。
通过比较这三个国家的主要国家制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运行方式，从而增进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管理制度
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管理制度在中国，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这种合作模式在不同城市和学校之间广泛开展，有助于提升学校的国际影响力和教育水平。
然而，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制度对于保证教育质量、规范合作行为和维护校园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招生与选拔、课程设置、教学与管理、师资队伍、学生管理、质量评估、资金管理、文化融合、传承与发展等方面，探讨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管理制度的必要性和运营模式。
1. 招生与选拔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的首要任务是招收符合要求的学生。
招生与选拔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确保学生能力和素质符合入学要求。
合作学校应建立招生团队，负责设计并实施招生计划，确保公正、公平和透明。
同时，为了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学校应提供多样化的选拔方式，包括考试、面试、综合评价等，以使选拔结果更加科学和准确。
2. 课程设置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设置旨在为学生提供国际化、多元化的教育资源。
合作学校应根据合作协议，共同制定课程计划。
这包括选择合适的课程模块、课程内容和教材，确保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同时，合作学校还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学生需求进行灵活调整，增设专业方向或选修课程，提高合作办学的特色和竞争力。
3. 教学与管理合作学校应建立有效的教学与管理机制，确保教师对合作教学模式的理解和掌握。
合作学校应为教师提供相关培训和支持，提升他们的教学能力和知识水平。
同时，学校还应建立健全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定期对教师和课程进行评估和反馈，以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4. 师资队伍合作学校的师资队伍是合作办学的重要保障。
合作学校应根据合作协议和教学需求，合理配置师资资源。
这包括招聘优秀的本地教师和外籍教师，以确保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同时，学校还应为教师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和培训机会，吸引和留住优秀的教师人才。
5. 学生管理合作学校应建立科学的学生管理体系，确保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合作学校应制定学生行为规范和管理规定，指导学生的行为和发展。
意外事故应急管理制度
意外事故应急管理制度一、简介意外事故是指未被预见或计划的事件，其发生可能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损害。
为了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及其产生的损失，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相应的应急管理制度。
这些制度旨在提高应对突发意外事件的能力，确保人们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做出反应，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二、意外事故应急管理制度的重要性意外事故应急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保障公众安全：当意外事故发生时，应急管理制度能够迅速引导和组织力量，进行紧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保障公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2. 防范和减少损失：合理的应急管理制度能够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意外事故带来的损失，提前制定应对措施，降低意外事故造成的影响，同时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评估，保障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3. 维护社会秩序：意外事故容易引发恐慌和社会混乱，而应急管理制度的存在可以保障社会的秩序，调节应急资源的分配，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意外事故应急管理制度的构成要素意外事故应急管理制度涉及多个方面，主要包括以下构成要素：1. 危机管理：危机管理是应急管理的核心。
制定科学合理的危机管理策略，包括预警、应对、处置和恢复等环节，能够帮助组织和个体迅速应对突发事件，做出正确决策。
2. 应急预案：制定应急预案是意外事故应急管理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急预案是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操作指南，包括具体的处置步骤、责任分工、物资调配和信息发布等内容。
3. 应急设施与资源：建立完善的应急设施和资源体系，包括紧急医疗救援设施、避难所、应急物资等，以便在突发事件中提供紧急救助和支持。
4. 应急演练与培训：定期组织和开展应急演练与培训，提高各级应急部门和人员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处置水平，为意外事故应对提供有力支持。
四、国际意外事故应急管理制度的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意外事故应急管理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在国际上，主要有以下几种应急管理制度的模式：1. 美国的联邦制度模式：美国以联邦制度为基础，将应急管理分为联邦、州和县三个级别，分别制定和执行相应的应急管理措施。
中国绝不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
中国绝不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作者：芦淑琴来源：《中文信息》2015年第09期摘要：文章主要论述了只有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才能保证我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模式，我们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9-0339-01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欧洲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国情，注定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习近平还强调，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
习总书记的讲话令人深思，诚然，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决定的，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为什么我们不能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此谈一点儿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只有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才能保证我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创建了最好的组织形式。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国的国体，决定了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
我国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确立了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准则，体现了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
世界各国的制度
世界各国的制度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下，世界各国的制度架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不同国家的制度体系反映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
本文将对一些主要国家的制度进行介绍和比较，以便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国的多样性和发展方向。
一、中国的制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中国采用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主要特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的政治体系包括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
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发生了重大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逐步实行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
二、美国的制度美国是一个以宪政为基础的联邦共和制国家，其宪法奠定了政府权力分立和公民权利保障的基础。
美国政府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独立但相互制衡的分支。
美国的选举制度注重民主和公平，通过选举产生总统和国会成员。
在经济方面，美国主要采取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支持私有制和市场竞争。
三、德国的制度作为欧洲大陆最大的国家之一，德国具有独特的政治制度。
德国实行议会制民主政治体制，联邦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总理作为政府首脑。
德国的基本法确立了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行使的规范。
德国经济发展以工业制造为主，注重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拥有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四、英国的制度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君主是国家元首，但政治权力主要由议会行使。
英国议会包括上下两院，通过选举产生议员。
英国以权利保障和法治为基石，拥有深厚的法律传统。
英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出了先进的金融产业和企业文化。
五、日本的制度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是象征性的元首，政治权力由首相和内阁行使。
日本政府注重穿梭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结构，以实现有效的决策。
日本采取的是发达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中以制造业为重点，并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六、印度的制度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印度拥有丰富多样的制度。
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共和国，总统是国家元首，议会制度是政治权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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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制度模式【摘要】中国模式是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历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成体系思想的总结和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应置于其中进行考量。
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制度的转变和建立，在探讨中国国内发展模式的同时，中国利用自身历史和现实经验，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模式的创建也应是中国模式的题中之义，而朝贡体系模式是中国国际制度模式的一个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对其进行研究也是对中国模式概念和内涵的历史维度和国际维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种拓展。
【关键词】中国模式；朝贡体系模式；国际制度一、历史上的中国模式19世纪中叶前，中国一直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的区域环境内。
西方世界经历罗马帝国时代及其后的长期动乱，终于在17世纪开始形成为民族国家为核心、以多极均势平衡为杠杆的欧洲区域秩序；与之相对，在东亚则是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国是该区域秩序的塑造者。
中国构建的这样一种区域秩序有着如下特征：1.和平主义性质这种和平主义特征，来源于儒家的德治观念。
儒家认为，君王是介于人类和自然力之间的，他是天子，君王必须有道，[1]而武力，则被认为是“兵者，国之凶器”。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四夷来朝被看作是其德之远播与感化的结果，而不是武力的炫耀。
同时，四夷来朝又是太平盛世的一个重要表征。
2.互利性在朝贡双方的交往中，各自的利益原则是不同的：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朝贡的道德价值是最重要的。
通过朝贡制度的建立，中国也可以获得安定的周边环境；对于蛮夷来说，最重要的是贸易的物质价值，当然也是一种政权取得合法性与军事安全的需要。
3.不平等性不平等性建立的前提是政治上的臣属，它是在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理念下的支配下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对比悬殊的客观结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扭转了中国国势持续下滑的趋势，朝鲜战争的结果使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真正被作为一个大国来看待。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开始为国际社会所接纳。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到21世纪初，两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一是美国在全球实力分配领域有将“单极时刻”巩固为“单极时代”的趋势，欧洲、日本、俄罗斯长期低迷，印度尽管发展迅速，但其与中国的硬实力差距不断拉大，中国崛起不再是”迷思”，而是一个事实；二是基于战后实力分配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础更加不稳固，不仅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也有改变旧秩序的需要，只是各方对新秩序的设想不同，而新秩序的形成也必然是各方角力的结果。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崛起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这恰巧是当代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国际秩序从根本上说是各主要行为体实力分配和利益分割的结果，中国崛起这一事件本身必然强烈冲击旧的利益分割和权力分配格局，同时期国际体系内的其他主要行为体的实力地位也发生着巨大变化，中国历史性的获得了这样一次机遇：中国不必孤立地站在现有国际秩序的对立面；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制度决策的可能并依自身发展模式参与塑造全球制度体系的机遇。
国际制度和世界体系的演变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外在动态环境，使得中国有了更广阔的战略空间。
[2]二、中国国际制度模式现有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战后国际制度设计框架基础之上的，战后至今的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际社会的日益制度化与国际制度刚性化，尽管这一套国际制度仍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制度本身已经建立起的国际社会公认的合法性。
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在全球实力分配上仍不具有明显优势的国家，主动融入并利用国际制度是加强自身战略地位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当前国际制度也基本满足了中国的利益需求，因而中国并不是国际制度的挑战者，甚至在诸如国际贸易制度、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机制等领域，中国比美国更像一个现状维护者。
王逸舟指出：“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有三种基本的利益需求：第一，发展利益与需求，即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争取有利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第二，主权利益与需求，即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第三，责任利益及需求，即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的、逐渐上升为主导型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范围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
”[3]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创造和平、民主的国际环境，服务于中国发展的总体谋划，促进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创造条件，实现中国崛起的夙愿。
[4]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中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处于重要位置，并呈上升趋势，但中国并不处于主导位置，中国的国际定位仍然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中国目前只是国际制度的参与国和极少量国际制度的主导国与创设国，中国要将自己不断上升的国家实力转化为影响力仍受到传统大国的强力制衡。
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已经并且将越来越大的冲击现有国际利益和权力分配格局，“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
在亚洲大陆，它已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
中国在地区内越来越自信，以便于其历史、地理和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称，这是十分自然的”。
[5]尽管今天的传统大国不可能再像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通过发动预防性战争阻断中国崛起，但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来看，既得利益大国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都是可以预料和理解的。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集团在苏联解体后的相对优势和绝对实力空前强大，进而对雅尔塔体系确立的既有秩序不满，对这一秩序的修改目的之一是推翻主权平等原则，推行新干涉主义，恢复并强化其在全球事务的主导地位。
但实质上，发达国家所主张的世界新秩序（A New World Order）只是旧秩序的延续与进一步巩固，即利于在冷战后形成的相对权力真空期将其优势制度化、既得利益和权力地位永久化。
中国必然要成为世界的中国，但中国同样需要构建自己的“世界”。
伊肯伯里指出：“如果将21世纪的斗争定义为中美之间，则中国拥有优势；设若定义为中国与已经复苏的西方体系之间，则西方将获胜。
”[6]国际结构的现实、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的发展战略、争取和平环境的外交目标都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挑战国，但作为一个国际利益边界急剧拓展、国际话语权相对于国家实力和可预期增长空间严重不足的崛起中大国，中国严重缺乏制度创设和主导力。
实力不足、利益边界和国界基本相符的中国可以采用“搭便车”的战略，而作为一个实力日益强大、利益边界远离本土的“洲级大国”，[7]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以“门罗主义”为指导据有美洲；俄罗斯仍然控制着周边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国；欧洲各大国通过欧盟建立起在欧盟内部非排他性的利益体系。
中国历代王朝经营朝贡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考虑，也是为了营建本国的安全屏障。
长期以来，中国不是从区域角度出发处理与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关系，而是在双边层次上处理与各相关国家的关系。
[8]约翰·伊肯伯里认为，“当力量体现在规则和秩序本身的原则之中时，它是最为深刻和持久的。
”[9]在与东盟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往往感到在这种多边层次的博弈中，本国的实力地位受到极大约束。
在东亚地区国际互动中，多边主义所具有的特征对中国发挥实力优势形成了天然的压制，而中国不得不面临的困境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的全球性因素减弱，地区力量加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被地区动力所左右。
[10]地区主义成为现实政治中必须予以重视的课题，而对中国来说，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区域秩序，通过进程导向的合作来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与积怨，探索并逐步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新区域秩序，是中国基于现有实力地位和国际制度现实、保障中国预期利益的可靠途径。
从历史上来说，中国一直是维系东亚稳定的核心，中国凭借压倒性的实力优势长期提供东亚国际体系的公共产品；从现实来看，在东亚地区始终没能建立起一种类似于欧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现有的东盟内部矛盾重重，特别缺乏一个公认的领导国进行秩序安排。
日本曾经有机会成为东亚秩序的安排者，但一方面受制于其外交先天缺陷，另一方面伴随着“失去的二十年”特别是福岛大地震后，中日力量对比格局更加明朗，中国稳居东亚最强国的地位，如果中国不发生突变，这种趋势将日趋巩固。
此外，上海合作组织十年锤炼、中国与东盟的长期合作对话也证明了中国已经初步具有在区域范围内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政治上、心理上相应的兼容能力，这是中国想要获取并经久保住“区域领导”地位的必备素质。
概言之，中国在东亚地区构建新的区域秩序的机遇已经到来。
“从长远来看，人类总是要反抗赤裸裸的权势。
任何国际秩序的先决条件都是高度的普遍认可。
”[11]布热津斯基指出：“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将会限制其行动自由。
中国可能部分地有资格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但是，如果这种努力太过分的话，可能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
”[12]鉴于东亚各国近代以来饱受大国控制的不愉快回忆，通过制度建设推动东亚各国与中国结成利益共同体是可行途径，也是各国可以接受的战略选择。
在制度建构中，中国可以从朝贡体系模式中吸取两条经验：首先，中国政府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财富的增加可以提升中国的实力地位，但不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所尊重的国家，因为一个以财富为更高利益目标的强权超级大国只会给别国带来灾难而不是福音。
”[13]“中国带给世界的最大挑战，很可能是在经济和理念领域，而非均势领域。
中国对世界的负面影响很有可能并非来自中国的恶意，而是来自于中国过分偏重经济增长带给全球超过预期的巨大溢出效应。
”[14]中国需要在国力许可的限度内尽可能的提供更具有吸引力的公共产品，中国的形象不能仅仅是一个醉心于资源和订单的商人，中国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负责人大国，在无涉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容忍部分经济利益的让渡。
二是中国需要美国明晰，中国在国际体系内追求的是与本国实力相称的地位，中国寻求的只是对现存国际秩序不合理之处的修正而非推翻，中国创设东亚区域国际制度的根本动机仍是为国内发展创造和平环境与广阔市场。
中国在将东亚各国纳入本国的制度构建过程中，与美国保持和睦和稳定的关系极为重要，只要中国的实力仍然持续增长，美国就不可能不关注对华相对实力优势。
如果中国能在无涉国际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减少甚至避免与美国的冲突，中国至少能够收获两点益处，首先是中国绝对实力的增长和中美合作中的绝对获益至少能够较少地引起美国对其相对实力与相对获益的关注，进而避免美国过早采取围堵中国、阻断中国制度创建的政策；其次是避免东亚各国感觉需要被迫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做出选择。
三、结论中国模式的探讨应该反映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面貌，是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历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成体系思想的总结和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应置于其中进行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