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视域下《红楼梦》阐释空间的建构

语文教学视域下《红楼梦》阐释空间的建构作者：李大博王晓羽

来源：《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13年第05期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蕴和永久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它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周汝昌先生曾说，红学是“新国学”[1]。基于《红楼梦》巨大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许多学校都增设了关于《红楼梦》的选修课，诸如《红楼梦》选读、《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名篇赏读、《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等，并将其作为“高中语文系列选修课程”之一。由于选修课的专业性强，同时课程实施的过程更具灵活性和自主性，所以尽管有关《红楼梦》的选修课程丰富多样，但课程实施的过程、手段、方法却不尽相同。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无论是导读、赏析还是研究，是否存在着课程的核心指要？即课程实施中的立足点、关键点和空间视域。在此，笔者试提出以下几个教学维度，以就教于方家。

一、课程实施的立足点：深入解读文本

什么是文本？一般认为文本是由作者写成，有待于阅读的单个文学作品本身。由于文本在不同视域范围内的阐释空间存在着差异性，因此，文本又有自然文本和教学文本之分。单就一部文学作品而言，只是自然文本，一旦进入教学视域就变成了教学文本。“作为自然文本可能仅是供获取信息的文本或作文学研究对象，作为教学文本又因为不同学段的教学目的不同、不同编者对其认识不同，所以编者所呈现出来的解读结果不同；又因为经典文本本身是一个充满空白点和未定性的空框结构，而文本所承担的教学功能以及编者的知识水平、解读角度的不同，所以解读结果也不同。”[2]因此，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红楼梦》是作为教学文本出现在教师和学生的视域范围内的，在教学中应充分考虑教师、学生、作者、教学文本、助读文本等多个维度，在多维空间视域下深入解读文本，这是课程实施的根本立足点。

1.“游移视点”：多维度观照文本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作为解读对象的文本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完成的。在阅读行为发生之前文本本身并不存在独立的意义，而是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由诸多的“未定点”和“意义空白”构成，而读者解读的过程要不断对文本中的“未定点”和“意义空白”进行补充，进而使作品的意义由潜在的存在变成一种现实的存在。那么解读的过程究竟如何展开？接受理论的代表人物伊塞尔从读者与文本相互作用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游移视点”的概念。所谓“游移视点”，就是描述读者如何解读文本、实现文本的一种方式——认为每一个文本中都存在着许多视点，包括“叙述者视点”、“人物视点”、“情节视点”、“读者专设视点”等等，各种视点通过语句得到显示。在解读过程中，读者不断游移文本里的各种视点，不断在文本中的各视点转换，最后展开各视点的复合，进而把握文本内部结构。

根据接受美学的这种理论方法，解读《红楼梦》过程可以由多层次“视点”来介入文本，而文本的选择与确立并不是单维度推进的，要根据文本内容及时“游移”解读“视点”。就《红楼梦》整部作品而言，从“叙述者视点”看，文本通过“通灵宝玉”这个“随行记者”为我们展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以及贾宝玉与黛玉、宝钗、湘云之间的爱情三部曲，这也正是《红楼梦》的“政”与“情”两大线索；从“人物视点”看，整部作品着墨最多的是两大主角——王熙凤和贾宝玉，王熙凤是“家族兴亡”线索的代表，而贾宝玉是爱情线索的代表。同时又着力展现了大观园中的“女儿世界”，通过众女儿的离散，凸显了作品的悲剧性主题；从“情节视点”看，围绕“家族兴旺”作品主要展现了大房与二房、二房中嫡子派与庶子派之间的矛盾，围绕“爱情悲剧”作品主要展现了宝、黛、钗的爱情“三角”关系。从“读者专设视点”看，由于《红楼梦》展现的是“家族兴旺”与“爱情悲剧”这两大主题，所以80回后家族的衰亡和众女儿的离散必然成为了读者关注的焦点。

2.伏脉千里：拓展解读空间

《红楼梦》所以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存的《红楼梦》是一个残本，我们无法看到80回以后的部分，这就给读者留下了诸多的“意义空白”和巨大的阐释空间。由于曹雪芹始终遵循“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创作原则，所以读者往往可以根据前80回的蛛丝马迹推测80回之后的情节发展。教学中，我们可引导学生聚焦“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创作原则，充分结合脂批并通过曹雪芹在文本中经常运用的创作方法，如谐音法、引文法、谶语法和影射法等，巧妙地推测80回之后人物的命运和情节发展。这样既拓展了学生的阅读空间，使文本得到了立体化的呈现，同时也使学生在阅读中时时拥有未知感和新鲜感，进而增强阅读动力。我们以第七回为例，这一回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周瑞家的送宫花，实际上是通过送宫花对金陵十二钗进行扫描，当周瑞家的给惜春送花的时候，探春开玩笑说：“我这里正和智能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她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儿来。若剃了头，可把这花儿戴在哪里呢？”这里显然运用的是谶语法，通过这一情节暗示80回之后惜春遁入空门的悲惨结局，这也正与惜春的判词“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寺旁”相对应。再如，小说在塑造人物时经常采用影射法，晴雯这个人物从某程度上来讲就是黛玉的影子，而我们知道晴雯是因为受人诬陷被逐出大观园并最终抑郁而亡的，所以由此我们可以推测80回后林黛玉也很可能是因为受诬陷抑郁而死的。可见，“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创作原则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阅读空间，教学中，我们应充分利用《红楼梦》的这一创作特点，不断引导学生拓展解读空间，深入体会名著的思想内蕴与艺术魅力。

二、课程实施的着眼点：不断拓展研究空间

由于本课程是针对《红楼梦》而开设的选修课，所以课程实施的立足点就在于《红楼梦》这一文本。但是在深入解读文本的同时，又不能局限于文本，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找寻与建构文本中新的意义生长点，不断拓展研究空间，在更广阔的空间视域下审视与挖掘文本的深层内蕴。

1.拓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周汝昌先生曾说《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具有极大代表性的伟著，我们应当从‘文化小说’这个角度重新看待它。”[3]笔者认为，就某种程度而言，《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不仅表现在《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的传承与反思，还表现在《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文化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现。以下我们仅举几例，意在说明《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而为本课程实施的过程提供新的空间与视角。

我们知道儒、道、释三家融合，这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所在。《红楼梦》一开篇，曹雪芹便传达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反思。《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出现了两个对立的人物——甄士隐和贾雨村，甄士隐是道、释两家的代表，因为他是在一僧一道的度化下而遁入空门的；贾雨村是儒家的代表，因为他的名字来源于《孟子》（《孟子·尽心》：“君子所以教者五，有为时雨化之者。”），同时他又热衷于功名。我们看，入世的儒生（贾雨村）是个贪官污吏，而出世的道和释又是“茫茫”、“渺渺”、“空空”，是一种虚幻的存在，现实的世界是如此的混乱，非现实的世界又如梦幻般难以把握。开卷第一回的这种呈现其实蕴含着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儒、道、释三家融合的文化格局已岌岌可危，中国文化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而整部小说似乎都在回答这一问题，并力图重构中国文化的新格局。

我们再从人物和情节设置的角度看一看曹雪芹对中国文化的体悟。宝钗和黛玉是《红楼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宝钗安分随时、宽容大度，是典型的“入世美”，林黛玉是孤高自赏、任性随情，是典型的“出世美”，而第五回警幻仙姑之妹，乳名“兼美”，“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犹如黛玉。”（《红楼梦》第五回）从宝钗、黛玉再到警幻仙姑之妹，这三个人物便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就情节设置而言，小说的21回通过宝玉续《庄子》写了宝玉“悟道”，22回通过听曲文写了宝玉“悟禅”，其实这都是宝玉80回后遁入空门的预兆。遁入空门暗示着宝玉对现实世界的否认，而据梁归智先生的研究[4]，80回后宝玉有从空门中回到了凡尘，这又暗示着宝玉对空灵世界的否认，在“否定之否定”后曹公肯定了“情”的意义与价值。这些情节的设置，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家复杂的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见，《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教学中我们应不断引导学生通过作品中的种种细节体察、感悟中国文化，不断挖掘文本的文化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找寻文本意义新的生长点，开拓《红楼梦》研究的新空间。

2.拓展与现实的联系，构建文本当代价值

《红楼梦》作为一部经典巨著，其伟大之处就在于思想的超前性，曹公的某些认识甚至可以穿越时空与当下的某些文化现象产生共鸣，进而获得永恒的价值。教学中，我们在关注文本深层内蕴的同时，应引导学生充分拓展文本与当代社会的联系，使研究视角摆脱时代语境的束缚，进而构建文本的当代价值，为课程实施的过程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比如，同性恋，这是时下备受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如何看待这一群体，如何解释这一文化现象，仍然是当下的焦点话题。《红楼梦》并没有对这一文化现象避而不谈，宝玉、蒋玉菡、柳湘莲、北静王、薛蟠、邢大舅等人，在作品中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同性恋的倾向，但曹公却以一种全新的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