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沈从文研究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沈从文研究
作者：胡亚楠刘楠
来源：《文学教育》 2013年第10期
胡亚楠刘楠
内容摘要：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在国内外有着重要影响的
文学史经典著作。

他“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准则”，发掘并力推原本出色但被掩埋于历史尘
埃中的沈从文，对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的重新确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沈从文研究
夏志清是美国乃至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其《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海
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夏志清强调文学的审美标准，发掘出了一批包括
沈从文在内的优秀作家及作品，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夏志清的沈从文研究产生于大陆的沈
从文研究的“空白期”，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直接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在第二编——“成长的十年”中，为沈从文单独设一
个章节，并且在第三编“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沈从文又被列为与茅盾、老舍、巴金具有同
等地位的“资深作家”。

夏志清主要对沈从文及其作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评审”：
第一，对沈从文是由作家生平传记式的介绍入手，夹叙夹议了沈从文颇具传奇意味的一
生和他从事写作的渊源，确立了其“大家”的文学史地位。

夏志清用不同于大陆文学史的审美
评判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准则”，把文学看成是人类实现“诗意地栖居”的一种
独特的审美存在方式。

夏志清通过对沈从文的生平及作品的论述和阐释，对其予以高度赞扬，
毫无保留的肯定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

在夏志清看来，沈从文是“勤于
写作，不断追求进步的短篇小说家”、“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
印象主义者”。

夏志清说：“除沈从文之外，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
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

”把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抬
的如此之高，对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来说是破天荒的一次。

第二，由于夏志清海外学者的文化背景，具有独特的“西方化”的文化视野，从比较文
学的国际视角对沈从文及其作品进行研究，将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

夏志清把沈从文的作品
与叶芝﹑华兹华斯﹑福克纳等西方作家建立某种关联，找到他们作品之间相通的地方：“沈从
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识来讲，其对现代人处境关注之情，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
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

”夏志清将沈从文与福克纳相提并论，并对两者的文学人物进行比较。

他从萧萧的身世，想到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的利娜·格洛芙，“两人同是给帮工诱奸了
的农村女，可是两人人格之完整，却丝毫未受侵害。

”夏志清认为，“沈从文与福克纳对人性
这方面的纯真，感到相同的兴趣（并且常以社会上各种荒谬的或残忍的道德标准来考验它）不
会是一件偶然的事。

他们两人都认为，对土地和对小人物的忠诚，是一切更大更难达致的美德，如慈悲心、豪情和勇气等的基础”。

第三，从道德的角度分析了沈从文作品对于人性的呼唤和赞美，肯定了其对现代人生存
处境的深层关怀。

“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

那些小说家技巧幼
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

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
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

所以我在本书第一章里就开门见山，直指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
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

”通过夏志清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
在初创时期的部分作品是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在于夏志清认为五四时期的部分作品只是在对社
会和人事的种种现象进行一种浅层的表述，并没有触及和发掘更为深层的人的内心以及道德层面。

夏志清认为，对人道主义关注不够，对人的内心世界挖掘不深，是五四时期部分作家在创
作上的某种缺失，而沈从文的出现，则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这方面的空白。

正因为沈从文
的作品显露了“一种坚强的信念”，——“除非我们保持着一些对人生的虔诚态度和信念，否
则中国人——或推而广之，全人类——都会逐渐地变得野蛮起来”，正由此被认为是“对古旧
中国之信仰，态度之虔诚，在他同期作家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沈从文能够做到直面现代人
已被现代文明包围并渐渐丧失自己原来本性的困境，并且还“对此信心不减，而且还能在这种
落后的甚至怪诞的生活方式下，找到赋予我们生命力量的人类淳朴纯真的感情来。

”由此可见，沈从文所怀有的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深切关注，与夏志清自身所秉持的“抓住人生道德问
题”“正视人生”以及深切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观念不谋而合，并且与夏志清所坚持的“优美作
品之发现和评审”的审美标准达到高度契合。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之前，国内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提到沈从文的只有一个段落，与夏
志清对待沈的态度相反，贬多于褒。

认为沈从文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就是“对‘城市人’
的嘲笑和对原始力量的歌颂”，常流露一种“对过去的时代寄予了一些怀念”的调子，并没有
写出真正的社会本质。

在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沈从文在第十一章的第五节“其
他作家作品”被提及，涉及到沈从文的内容同样很少，对沈从文是这样评价的：“总是有意无
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即或接触到了，也加以冲淡调和。

作家对于生活和笔下的任务采取
旁观的﹑猎奇的态度；对于黑暗腐朽的旧社会，缺少愤怒，从而影响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

”可以看出，王瑶和唐弢两个版本的文学史在对待沈从文及其作品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对沈从
文评价不高，一致认为沈从文困囿于自己所营造的所谓“乡下人的世界”，执拗于追求原始的
力量而写了许多有粗犷放纵行为的爱情故事，忽视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从发现社会本
质问题的角度来进行写作，脱离当时的社会性质，因此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位“虽然产
量极多，而空虚浮乏之病难免”的作家。

对沈从文的评价，国内外的文学史著作出现如此大的反差，有时代语境、文化立场等诸
多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著者在编写文学史时所秉持的艺术标准的不同：夏志清认为“作为文学
史家，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

”所以他的艺术审美标准是作品有无
艺术价值，所标举的作品必须是“文学性与道德承担的完美融合”。

不难发现，夏志清在著作
中表达了自己对不同作家作品的明显的喜好和厌恶，这是很多面目温和、貌似公允的文学史所
力避的话语方式。

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序言中说：“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
社会学的附庸。

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

”他之所以把沈从文抬到如此高的文
学史地位，也完全是因为沈从文在文学中所体现出的成熟的现代精神，对人类精神深度的挖掘和呈现，以及对现实人生清醒的悲悯情怀。

而王瑶和唐弢则是带有“阶级论”色彩的艺术标准
来评析作家作品，把文学与社会等因素结合起来，采用了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
的“政治化”。

在这样的标准下，文学史上所有的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都被视为社会生活的直
接反映，都被放在人民性、阶级倾向、现实主义原则之类的观念视野与衡量准尺之下而决定主次、取舍。

采用这样的批评方法，势必不会看重其他形态的诸如沈从文的文学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不同西方文学，它诞生在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中。

夏志清采用的以作品
为中心的批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作品与时代﹑社会等大环境的联系。

这种立足于作品
本身而不去关注和分析与之相关的社会语境的做法是不全面的，因此对于作品的分析带有强烈
的个人主观色彩。

由于夏志清身处海外对国内情况缺乏了解，以及自身掌握的研究资料有限，
并且在编写这部著作时的国际大环境难免使他带有一些西方的意识形态在其中，这就使得夏志
清在评价作家及作品时尚且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尽管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还尚存一些争议和商榷的地方，但瑕不掩瑜，夏志清
用自己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以及独到的审美经验，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批评的原则和标准，从审美的角度去评估作家及作品的地位，从而发掘了当时原本出色却因政治因素而被埋没的沈
从文等人，开辟了一条与国内主流文学史不同的脉络，并且自成一体，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出了与大陆主流话语不同的阐释方式。

如李欧梵所说：“夏志清的书至今已是公认的经典之作。

它真正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为美国作同类研究的后学扫除障碍。

我们全都受益于夏志清。

”
胡亚楠，刘楠，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