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2019年文档
一九七三年的语文教材
一九七三年的语文教材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一九七三年的语文教材是当时中国教育系统中非常重要的教材之一。
这一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深重时期，教育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语文教材在这一时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教授语言知识，更是传递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工具。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七三年的语文教材究竟是怎样的呢？一九七三年的语文教材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文学形式。
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诗词和文章为主要内容。
这些文学作品中充满了革命热情和社会主义理想，体现了当时政府的宣传主旨。
通过这些文章的传播，教育部希望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信仰社会主义的热情，培养他们成为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新一代。
一九七三年的语文教材还包括了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如《西游记》、《三国演义》等。
这些作品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
通过学习这些作品，学生能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并在其中找到对生活、对世界的启示。
这些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学习文学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操。
除了传统文学作品，一九七三年的语文教材还包括了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
这些作品多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困难，是对当时时事的一种评论和反映。
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学生能够了解当时社会的状况，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必要性，进而更好地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一九七三年的语文教材在政治、思想和文学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
这些特点反映了当时政府对教育的导向和要求，旨在通过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努力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
虽然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这种教育方式或许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局限，但它确实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000字，文章结束】第二篇示例：1973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也是中国教育领域发展的重要时期。
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学汉语、文学教科书分析（完整版）
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学汉语、文学教科书分析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学汉语、文学教科书分析摘要：20世纪50年代汉语、文学教科书是我国中学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的产物，它们具有体系完整，内容丰富、选材经典、插图精美等特点，对当时及后来我国中学语文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语;文学;教科书1956-1958年，我国中学语文课程进行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
教育部颁发了汉语、文学的教学大纲，并组织人员编写了各自的课本。
这是第一次由国家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改革，是一次科学化的有益探索。
尽管改革仅试行了三个学期便匆匆结束，但它确实对当时及后来我国的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分析、研究当年的汉语、文学教科书，有利于深化对语文课程改革的认识，促进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建设。
一、汉语、文学教科书的由来语文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文教学在中小学各科教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建国初期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主要是沿用和改编老解放区的教材，例如： 195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宋云彬等人编辑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就是在老解放区教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精神加以改编的，其特点是比较强调政治性，注重实际，力求实效。
但缺点主要是忽略了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各类文章都是不分单元的，课本里没有系统的语言规律知识，文学方面的要求更谈不上。
实际上，早在1951年3月，时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同志在中央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中等教育会议上就指出：语文教学“内容包括语言和文学两个部分，二者所负担的任务不同，所以不能互相代替语文教学目前存在着特别混乱的现象，其原因就是没有把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分开，语文教育同文学教育可联系起来，但不能混淆”。
在这一形势下，人们开始对语言学和文学的性质及其不同的知识体系进行探索，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开始酝酿。
新中国中学语文课程的变革
新中国中学语文课程的变革钟银玲[摘要] 建国以来，语文课程经历了数次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时代的背景，每一次变革都意味着在课程性质，课程结构，教学方法，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媒体等各个方面或多或少的改变或创新。
本文通过对在八次基础课程改革中语文课程的变革的分析研究，将建国以来的语文课程改革划分为四个阶段，找出语文课程变革过程中认识上的不足和操作上的缺失，并提出改进意见，对语文课程的改革和实施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中学语文课程改革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开始不断地探求语文课程知识、教学方法与学生学习之间的关系，随着时代前进，社会要求的改变，知识的更新，观念的变革和研究的深入，对语文课程也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
位于知识前沿的各大学者，对语文课程变革的研究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可谓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现将见诸文献的观点综述如下。
[文献综述]本文旨在讨论新中国中学语文课程的变革及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改进意见。
为了做好这个论文，我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对笔者撰写的论文起到了一定辅助作用，现将文献相关内容作如下分析：1、史料：我查找了7次课改所颁发的教学计划中有关于语文的课时计划安排，得出以下数据：颁布的教学计划科目初中高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1950年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语文7 7 7 6 5 5《1952年中学教学计划（草案）》语文8 8 7 7 6 6 6 6 6 6 6 6《1954—1955学年度中学各年级各学科授课时数表》语文9 9 8 8 7 7 6 6 6 6 5 5《1955—1956学年度中学授课时数表》语文8 8 8 8 7 7 6 6 6 6 5 5《1956—1957学年度中学授课时数表》汉语3 3 3 3 2 2 1 1 1 1 1 1《1957—1958学年度中学授课时数表》汉语2 2 2 / / /文学5 5 5 5 5 5《1958—1959学年度中学授课时数表》语文7 6 6 5 5 5《1963年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语文讲读5 5 5 5 5 4作文2 2 2 2 2 2习字1 / / / / /《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语文6 6 5 5 4《1981年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语文6 6 6 5 4 41990年《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语文/ / / 4 4 5图1 1950到1990年间颁布的教学计划中中学语文每周的课时数统计表对比可知，建国初期，我国教学科目贫缺，主要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所以这个时期语文的周上课时数最多，最高达18节，后期语文的周上课时数趋于平稳，平均每周6节，这说明我国的语文课程改革在摸索中前进，并且慢慢趋于稳定，找到了其中的规律性。
新中国小学课程的变化(1949——1965)
小组成员：王喆、张琦、朱佳雯新中国小学课程的变化（1949——1965）一、以俄为师:改造旧教育和学习前苏联阶段(1949--1956)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全国来不及编写统一的教材，而教育的发展又刻不容缓。
根据这种情况，国家不是全盘否定旧中国的教育，而是采取了改革旧课程、继承吸收有用成分的课程改革策略。
“首先开展了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取消了反动课程，进而力求课程内容适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并设法精简不必要的课程与教材”。
课程改革的指导方针是，“根据共同纲领，以原有的新教育的良好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是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
”教育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这是由当时国内外环境所决定的。
国际环境：帝国主义国家孤立我国，迫使我们只有采取“一边倒”政策，向苏联学习。
国内环境:教育刚从旧统治者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梗桔中解放出来，面临着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重新编写新的课程内容显得紧迫、仓促，为解燃眉之急，国家就采取了改造旧课程、学习苏联课程再建设新课程的政策。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建设新教育的3大方针，“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
”新中国对小学课程教学的改造主要是通过对国统区正规小学课程体系的改造来进行的，小学课程改革过程中教学计划频繁变动，教学大纲和教材旧貌换新颜，整个小学课程体系重新建构。
(一)教学计划的改革这段时期教学计划有: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颁发了建国以来第一份五年一贯制小学的《小学教学计划》。
这份教学计划具体设置了语文、算术、自然、历史、地理、体育、图画、音乐等8门课程，《小学教学计划》的颁布对于这一时期小学教学秩序的稳定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都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尚未改行五年一贯制的“四二制”小学，教育部于1952年2月5日颁发了《“四二”旧制小学暂行教学计划》。
1953年停止推行五年一贯制以后，教育部对1952年颁布的“四二”制教学计划又作了修订，于1953年9月22日颁发《试行小学(四二制)教学计划(草案)》主要变动是:①对课程名称的更改，如:把由过去名为“工作”的美术课程改为“美工”，修订后又改为“图画”，包括绘画、剪贴。
中国的八次课改历程
中国的八次课改历程中国特色的的八次课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前前后后已经经历了八次课改，每一次课改的进行都使得我们离民族的复兴越来越近了！课改历程一、改造和引进期(1949—1957)第一次课改：1952年选用当时认为使用得较好的教材加以修订或重编——第一套中小学教材。
第二次课改：1956年颁布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学各科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完全自编的第一套 12年制中小学教材，首次使我国的课程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第二套中小学教材。
强调“双基”，注重课程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加强劳动教育；模仿性，结构单一，全国统一，不能满足不同地区、学校不同需求。
二、曲折探索期(1958—1965)第三次课改：“大跃进”时期缩短学制，精简课程。
人教社编写出版了一套10年制中小学实验教材——第三套中小学教材。
第四次课改：1961年后，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重新强调“双基” 。
1963年颁布《关于实行全日制中小学新教学计划（草案）的通知》，加强了政治课教学，提高了语文、数学、外语课程教学要求，首次允许地方在使用统一教学计划、通用教材的同时自编教材和教科书，首次在教学计划中规定高三开设选修课，根据教育的水平发展实行多元化学制，人教社编写出版了新的12年制教材——第四套中小学教材。
三、十年动乱时期（1966—1976）原有课程全部废止，各省市自治区自行编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处于严重无政府状态，所有课程都突出阶级斗争为纲，教材片面突出政治，开设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严重破坏了学科科学体系，削弱了基础知识，教学质量低劣。
四、拨乱反正恢复期(1977—1985)第五次课改：1978年1月《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颁布，秋季，编订了各科教学大纲，编写出版了以基础知识为主的学科中心式教材，首次将外语列为小学科目——第五套中小学通用教材。
第六次课改：1981年《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正方案）》颁布，以思想品德课取代了原来的政治课，恢复历史课、地理课，增设劳动课。
语文教材论争六十年
语文教材论争六十年作者：温立三来源：《师道》2009年第07期新中国60年来,基础教育阶段关于语文教材几次著名的论争,多起源和聚焦于中学部分而波及小学部分。
因此,本文所论述的语文教材论争,主要是指中学语文教材论争。
回顾建国以来的中学语文教育,形成全国影响的中学语文教材论争,主要是下面的四次。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学汉语、文学分科教材论争建国后,共产党新政权领导人坚定地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号召全面学习苏联。
50年代中期中学语文界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拉开序幕的,这正如叶圣陶所说:“几年以来学习苏联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介绍到我国来的苏联的先进教育理论非常多,苏联的语言文学分科教学的经验足够我们参考,这是我们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极有利的条件。
”(《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语文教学分科改革,毛泽东曾经过问,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胡乔木直接领导,一开始就被当成政治任务,因而分科之利弊未能在学术界和语文界展开充分的学理讨论,这为改革的速败埋下了伏笔。
事实证明,语文分科教学开始的轰轰烈烈与后来的短命,都是政治这只无形之手播弄的结果。
从国际背景看,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全国学习苏联的热情开始降温。
在国内,1956年开始全民整风,接着中央号召各行各业搞“大跃进”;1957年,“左”的思潮开始泛滥,反右运动同时开展。
以上这些政治因素成为分科教学改革夭折的主因。
教材勉强使用了一年半(1956年秋~1957年)就不得不结束。
其实,有人早就迫不急待地要“枪毙”分科教材了。
康生说,文学教材“与教育方针违背,最多只能培养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很多课文思想性不强,语言也混乱,可砍去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换选政治论文、社论和应用文”,“你们这教材,主席著作为什么不放在第一篇”?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韦悫也说:“必须从思想政治来考虑,教育部要删减古代文学。
2019年开始教材的改革语文是学习其他学科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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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应付不来。 别再说什么应付考试没时间阅读！ 孩子不阅读 , 根本应付不了考试！
对于阅读少、不读书、语言基本功不扎实的孩子而言， 此次教改已经不是噩梦而是审判。教改后考察大量语文的超 纲内容、考察全科素质成为标配，临时抱佛脚没有指望。
三、语文未来会难在哪里？ 1. 考卷文字的增加 如果你的孩子不经常阅读，考试时阅读速度太慢就会吃 亏！ 举例“全国卷Ⅱ”的语文考卷，现代文言文篇幅极多， 题目 或许不多，但是阅读起来很费时间。这样就考验了考生的阅 读速度和抓住重点的能力。 未来语文将成为中高考的杀器， 高考要实现 15% 考生做 不完卷子。 2. 范围变得更广，不再局限于课本 对于名著的考核标准已经逐渐提高。 例如，相对简单的是这样的题目： 该题中考核了《朝花夕拾》 、《骆驼祥子》中的人物与情 节的识记。 而在未来，名著阅读的试题会考到更多的细节，以免学 生只是在得过且过地背诵。 或者是对比分析人物，让孩子谈谈对主人翁的个性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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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新教改前后酝酿了整整 4 年时间，经过了 10 多 轮讨论，才最终确定了下来！
北京市教委委员、新闻发言人李奕和中招办主任曾在中 考前透露：
日后的中考理科题目中会增加阅读量，考查学生的知识 结构，以及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来看一张中考科学试卷，阅读量一点不比语文试卷 少……
今后的中高考所有科目都会是对语文的持续考察。不仅 是语文试卷增加了阅读量，其他科目都增加！
那么， 2018 语文高考已经
“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教授曾甩下一句话，惊
呆了众人：“语文高考最后要实现让 15% 的人做不完”！
接下来语文到底怎么学？怎么考？温儒敏透露： “高考命
题方式正在进行很大的改革，而且在悄悄地改” ：
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学语文课程教材的发展历程与思考
第39卷第12期 1票超•表材•表法 Vol.39, No.12 2019 年12 月CURRICULUM，TEACHING MATERIAL AND METHOD December, 2019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学语文课程教材的发展历程与思考陈先云(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100081)摘要：推进小学语文教材建设，需要以史为鉴，总结经验。
回顾新中国成立至 今，我国小学语文教材建设从七套全国通用教材到“一纲多本”，再到统编教材的发展历程，可知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是语文教材编写的根本目标和基本方向；精选教育教学内容是语文教材建设的核心问题；加强科学研究，“继承发展，守正创新”是语文教材建设的基本要求与发展途径；建立专业、高水平的编写队伍是教材建设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材；教材建设；一纲多本；统编统用中图分类号:G623. 2;G6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H)186(2019)12-0012-10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建 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由全国通用教材到 “一纲多本”教材多样化，再到统编统用教材。
其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的是全国通用教 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出版。
20世 纪80年代中后期，中小学教材实行“一纲多本”制度，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各出 版社组织编写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经审查通过后方 能推广使用，呈现出“一纲多本”教材多样化的 格局。
2012年教育部组织专家开始编写义务教 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2017年 秋季，所有中小学校起始年级使用统编教材，中小学语文教材正式迈人了统编统用新时代。
本文 着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学语文课程教材改革的 经验、发展和成就进行回顾、总结与思考。
一、硕果累累：七套全国通用小学语文教材第一套：修订、改编老解放区《初级小学国 语课本》《高级小学国语课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小学校教材是亟待解 决的中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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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
1955年，高中和初中，《汉语》和《文学》课本各六册，还按册编写了教学参考材料。
在全国70多所学校开始试用新课本。
为此，爷爷还代表教育部和人教社向语文教育界同人作了《改进语文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说明这次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这个报告由几位同人执笔，后又几易其稿，讲稿写好后，还分别送给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和教育部党组审阅，可见当时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爷爷是在7月1日做的报告，听众近千人，绝大多数是中学语文教员。
工夫虽然花了很大，但是教材试用效果不理想，反馈回来的意见负面的居多，教师和学生都说负担太重，既难教，又难学。
这件事在教育界反响很大。
为此，毛泽东指责中宣部关于语文教材分类等问题是“教条主义”。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为了推卸责任，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一意孤行”。
此话一出，人教社一片哗然(卢元锴：《卢芷芬先生的出版生涯》，见《出版博物馆》2010年第3期)。
人教社受批评的时候，爷爷恰巧没在北京。
因为1957年3月2日，奶奶胡墨林病逝，爷爷万分悲痛，教育部和人教社为了让爷爷缓解痛苦，以休假的名义到南方去散散心，3月20日启程，5月17日回京。
在此期间，爷爷在南京参加了江苏省人代会。
回到北京后，爷爷听说陆定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批评了人教社语文教材改革，他很生气，在5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陆定一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之发言，未经调查，明其原委，意若日此事为闭门妄为，贻害非浅”。
同天，《文汇报》和《教师报》的两名记者上门来访，爷爷虽然不想见，但又“势亦难却”。
爷爷对记者们说语文分科教学的经过，“此或为外间所不及详知”，并对陆定一的批评，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过了两天(6月2日)，《教师报》的记者把写好的稿子交给爷爷过日。
爷爷当晚作了修订。
第二天又把修改后的稿子拿到人教社，请卢芷芬、史晓风、朱文叔三位同志提意见。
爷爷又用了一小时再次作了修改后，交给《教师报》。
6月4日吃过晚饭，胡乔木打电话到家里，约上门来访。
爷爷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会面：
乔木特别叮咛，《文汇报》方面非余自请撤稿不可，不宜言及其他。
彼固深恐《文汇报》就此事做文章也。
胡乔木走后，爷爷立即打电话给秘书史晓风，请他转告两报记者文章不要发表。
吃晚饭时，爷爷与我父母谈起胡乔木来访所谈之事，并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们二人对此事的看法。
至善于此事表示不快。
满子之言颇妙，谓乔木此事，亦带冒险意味。
苟余坚决不肯嘱告记者撤稿，乔木亦无可奈何。
若加一按语，补叙乔木来访之事，见之于报端，则更难堪。
此非明示党方鼓励人家尽量批评提意见，实皆虚假耶。
满子此言，确为有见。
至善则谓日来报上所载似尖锐而实空泛之批评，甚至岂有此理之批评，登出无损于党之威信，故不以为忤。
余批评陆定一，中其要害，从而可见党中央亦复散漫不一致，故惧其揭发。
至善之言，或亦有些道理。
第二天爷爷到了人教社，把昨天晚上胡乔木来谈的情形告诉卢芷芬和史晓风，上午开社务会议时，爷爷又把记者来访与胡乔木希望不要登访问报道之事告诉了参加会议的几位党员副社长。
两天后爷爷和卢芷芬谈起此事，爷爷记下了谈话内容：芷芬为余言，渠曾为陆定一设想，知余在报上发表谈话，应即有所表示，自认其批评不符事实，唯可言明于语文教学讨论之经过，确未详知，而今日所行之办法，则不以为然云云。
如是则昭示于众，高级领导能接受批评，为整风运动树一嘉范，同时仍不失批评语文教学现况之初意。
乃陆定一不出此途，而令乔木来就佘婉商，希余撤回其谈话，实为失态之举。
芷芬此言，甚有见地。
余亦思之渐明确，乔木之来，渠实失其立场。
(6月7日，日记)
6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邀爷爷谈话，为胡乔木来访作解释。
爷爷在日记中写道：
大意谓余与党向为朋友，党固深知余，故乔木来找余。
乔木之来意，不在党怕受批评(人家批评重于余者至多)，而在为余着想。
其一，恐人家利用余之谈
话。
目前阶级斗争复炽，已露端倪，发言反对共产党者不少，甚有匿名信件，于其时而余发表谈话，甚易使人混淆。
其二，余之社会地位，恐因此而有损云云。
余当即告董，余一时想不清楚，容徐徐思之。
唯乔木来时，并未言及此意，则为实情，，及于董为别，思索其事。
其一，余只批评陆定一之不明实况而乱作批评，并批评宣传部部内不通声气，与一般机关同病，并未反对共产党，与日来报上之怪论完全不同。
人家于余之谈话，无法妄事利用，苟人家强欲利用，责固不在余。
若谓余亦有作怪论者同样之见解，则余将与之公开辩论，使公众定其是非。
其二，余之社会地位何足惜。
人家苟知余欲言而不言，虽非受威胁，终为不坚强，恐更将看不起余矣。
如为写匿名信者知之，亦可致一匿名信于余也。
总之，董之解释，非唯不能使余释然，益且更增一重痕迹。
第二天是星期日，爷爷一早到人教社与戴伯韬、辛安亭、吴伯箫、朱文叔、刘薰宇五位社领导谈对前一天“纯才所言之想法，认为其言殊无道理，以好意度之，只能认为不善于说话，亦即不善于思索”。
大家都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尽力劝慰爷爷。
爷爷认为安亭说得比较中肯，他在日记中记遭：
安亭谓余之意在批评陆定一与宣传部，今彼方已知其事，当谋改进，则余之目的已达。
至于对人对事提出批评，为顾及其效果与影响，宜考虑表达之方式与场合。
在党内作批评，往往如是，某种批评于大会中提出，另一种批评于小组中提出，亦有私人晤谈时提出者，总之务求批评生效，且不生不良影响。
乔木之来意，或者即本此旨，余当即答安亭，其言余表同意。
这次谈话，大家总算是说服了爷爷，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
现在看起来，当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胡乔木找爷爷谈话，可能是为了保护他，唯恐言多必失，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有些话又不便直说，所以欲言又止。
爷爷因其“名”，未被打成“右派”。
但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反右”运动中，因教材改革的这场风波，被打成“右派”的有14人之多(《卢芷芬先生的出版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