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中的价值标准问题

周作人研究中的价值标准问题王福湘 内容摘要:在周作人的研究中,对他总的历史地位评价上,对他附逆的原因及性质,中后期散文的思想情调与艺术水准,以及对他与鲁迅关系的分析及人生态度的比较上,发表了很多不顾事实过分赞誉以至颠倒是非的文章,反映了评判的价值标准的偏颇、模糊和混乱。

关键词:周作人　评价　价值标准　美学观点　历史观点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近二十年呈现出价值标准日趋多样的发展态势。

这是可喜的现象,显示着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冲决长期以来极“左”思想的禁锢,努力重造真正的“百家争鸣”。

突出表现之一是对周作人研究的全面进展和与此同时存在的严重分歧。

周作人不但由于在“五四”时期对“人的文学”的首倡之功和在散文等诸多领域开拓的业绩,而且因其特殊的人生道路及后期与兄长鲁迅的巨大反差而具有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

研究者们充分肯定了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的功绩,创作和翻译的成就,在中国新文学史乃至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先驱者地位,批判了他的附逆思想和行为,评析了他一生的是非功过,并且探讨了他复杂矛盾的心路历程,总结出许多富有启示性哲理性现实性的历史教训,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长足的进步。

但在对周作人的总的历史地位的评价上,在对他附逆的原因及性质的评述上,在对他中后期散文的思想情调与艺术水准的评价上,在对周作人与鲁迅关系的分析及人生态度的比较上,也发表了很多不顾事实过分赞誉以至颠倒是非的文章。

虽然有研究者对此一再提出尖锐批评,然而这类严肃批评的声音却被淹没在有增无已的赞美的声浪中,甚至连专业的文摘和复印、转载类刊物也置若罔闻,造成了学术及舆论上的误导。

这反映出学术界和出版界一些人在面对周作人这样极为矛盾又颇有声望的历史人物时,其评判的价值标准的偏颇、模糊和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

本文即从价值标准的角度略表驳诘之意,聊发一家之言。

无论是对当前文艺现象的批评还是对历史文化人物的研究,批评者和研究者都有自己认定的价值标准。

有人习惯说“圈子”,据说周作人研究也有圈内圈外之分,“圈子”也就是标准。

鲁迅说得好:“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

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

”“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¹自从破除了“政治标准第一”的框框(亦即“圈子”)之后,各种外来的新潮的批评方法和流派在中国大陆的文坛上如走马灯一般变换交替,但归根到底,谁也取代不了恩格斯所说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即“最高的标准”。

道理很简单, 作者:王福湘　广东肇庆西江大学　副教授因为用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进行价值判断,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发明,乃是千百年来文明人类从事文学创作和理论活动的根本规律。

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而在于所用的是怎样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即作为价值标准的具体内涵。

这里合规律的历史观点比较容易界定,就是正视历史,实事求是,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考察其对象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过程中的性质、作用和地位。

以此为标准具有比较明显的客观性,可以由人类社会的实践检验其是非真伪。

周作人研究中出现的不正常倾向,其思想实质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观,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现实,消解周作人其人其文的具体社会历史内容,过分追求形而上的时空超越,不惜违背甚至抹杀历史的真实,将周作人逆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潮流而动附敌叛国的罪行一笔勾销,把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劫难和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及终于赢得的胜利看得毫无意义。

不过,在更多的时候,某些研究者干脆避而不谈历史,只是高张审美大旗,把他们的“审美标准”当成了征服读者和学界的法宝,周作人则被描绘成一个“美”不胜收的高雅之极的文化形象。

因此,有必要对“美学观点”作一点辨析,免得它被用来吓唬不会谈美学的普通老百姓。

诚然,美和审美都含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个体差异性,但是,人类在长期审美实践中形成的审美标准,又具有某种程度的客观性和群体的共同性。

尤其是涉及社会性审美对象的领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美学观点不尽相同,其审美标准不能不带有自己的特色。

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不仅不同于自然界,而且在所有艺术中是最富于社会历史和思想内容的。

文学的美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美,把文学审美归结为单纯的形式审美显然不能体现文学的本质。

很早就发展了农业文明、建立起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把“尽善尽美”作为艺术批评的最高标准,在对文学和文人的评价中,越来越把审美标准和道德价值联系在一起,特别重视文品和人品的关系,强调“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已经形成深厚的优良的传统,而爱国主义就是审美、道德和历史三者合一的传统价值观最基础的内涵。

这也是从屈原到鲁迅历代伟大爱国文人被后人景仰学习的根本原因。

反之,多方开脱周作人的附逆的罪过,无限制地抬高他的成就和地位,甚至全盘肯定他的人生道路,正是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淡化和颠覆爱国主义价值标准必然产生的迷误。

爱国主义淡化的理论表现是以人类意识淡化民族意识,把爱国主义界定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以至情绪,因而在价值取向上无足称道。

这一界定并不科学,至少是缺乏具体分析的。

社会心理学认为,爱国主义属于文明人高级情感中的道德感范畴,是一种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带有较多的认知性、评价性,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包含较多理性成分的社会感情。

在不同时代和社会群体中,爱国主义可以具有不同的内容,不能一概而论。

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和民族所奉行的爱国主义,实质上是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

把爱国主义演绎为国粹主义,鼓吹和实行闭关锁国仇外排外,是另一种形式的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

把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宣扬爱国就要爱统治者,甚至倒过来爱统治者就是爱国,则是“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

凡此种种,我们当然反对。

我们所主张的爱国主义,是对祖国民族忠诚热爱的思想感情,是为祖国主权进步和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精神,是和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目标一致的。

在中国,这种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传统,最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

在二十世纪,它是中国人民英勇牺牲、自强不息、坚持伟大抗战、赢得最后胜利的心理动力,也是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崇高人格的核心。

不少研究者认为周作人代表了一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灵追求和悲剧命运,其实大谬不然。

在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以胡适为首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仅文化界的名人就有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等等。

尽管与革命政党持不同政见,但爱国乃是他们共同的情操和品格。

周作人附敌之前可以算作其中一个且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当他决心把自己的命运绑在日本军国主义战车上的时候,就已经背叛了自由主义,没有资格再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让周作人代表他们,恰恰玷污了这个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好名声。

事关民族大义,非一般党派纷争,不宜轻描淡写,等闲视之。

人类意识固然应该提倡,民族意识现在也不能削弱。

像周作人那样不爱本民族而侈谈爱人类,不爱祖国而妄称做“世界民”,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

如果说“淡化”论者还没有完全否定爱国主义传统的话,那么,有些周作人研究者则走得更远,把传统的价值标准倒了个过,用时下流行的话语就是“颠覆”。

一种颠覆是围绕爱国还是卖国的问题,公开颠覆传统的道德标准,说周作人附逆事敌是对传统的忠孝节义价值观的大胆反叛,是宁肯承担“民族罪人”的后果而以此为一种“更为实际的爱国”,而他附敌前为自己所作的理论准备,即对中国古代忠奸问题的翻案文章,褒扬秦桧,贬抑岳飞、文天祥等,是“突破了伦理道德的束缚,在观念上是又一次革新”º。

这就不仅是否定爱国主义的价值标准,而且要颠倒抗日战争的历史本身。

奇怪的是,如此主观随意性的“研究”,竟然有周作人研究“圈子”中人跑到日本的讲坛上去加以赞许。

套用研究者的话说,其“良苦用心”,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另一种颠覆技巧看来高超得多,干脆抛开爱国卖国的问题,专谈艺术和审美,围绕周作人自己所说的“简单味”与“涩味”或“清淡而腴润”大做解读赏析的文章,说他的“味”只此一家,不但为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及许许多多同时代散文家所不具备,而且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书就是任伪职期间写的《药味集》和《书房一角》,似乎人品的卑劣与文品的高雅可以并行不悖,在外虽是宣传与日寇共存共荣实施奴化教育的汉奸,在家仍是陶然于理想审美境界写作精妙散文的文人。

可惜研究者没有点明,在同时代著名散文家中,投敌叛国的也只有周作人一个,他任伪职时写的散文,的确可以嚼出一股爱国作家当然不可能具备的简单而苦涩的汉奸“味”。

正像日本政府至今仍拒绝就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向受害国家和人民认罪道歉一样,周作人至死都不服罪,他在晚年写了大量文章,充满自我夸饰和辩护之辞,在艺术上则越往后越乏味。

然而,研究者却“从这些没有外在魅力的本色文章中发现了人的魅力”,从而“获得了更为深邃而久远的审美享受”,在散文艺术的天地里“一览众山小”。

这种无以复加的吹捧被“圈内人”推崇为欣赏周作人的“最高层次”»。

可见他们并不单是像赞美皇帝的新衣似地欣赏周作人附逆以后的散文艺术,其主旨恰恰是在赞美周作人这个自愿当汉奸且从不忏悔的无耻文人的“人的魅力”,他们也像是仍然遵循着“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的批评传统,但“人品”的价值标准则从根本上颠倒了。

与某些研究者对周作人散文的偏爱迥然有别,孙犁不止一次表示了鲜明的批判态度。

孙犁不是“周作人研究者”,但是一位道德文章皆为世人敬重的文学家,他的话给了我们更深刻有益的启迪。

他在给贾平凹散文集《月迹》所作的序中如是说:“闲适的散文,也有真假高下之分。

‘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散文,曾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

他这种闲适,已经与魏晋南北朝的闲适不同。

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

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

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里,就出现了那些无聊的、烦絮的、甚至猥亵、抄袭的东西。

他的这些散文,就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一些吧。

”孙犁是真正坚持了“文品出于人品”的价值标准的。

价值标准的颠倒,使有些研究者在把鲁迅和周作人加以比较时得出荒唐得近乎可笑的结论。

一位周作人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后,“知识分子在如何坚持五四传统上开始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以周作人为代表,要求完完全全、一尘不染地坚持五四传统,坚持知识分子的自主意识,凡是妨碍思想自由的就坚决反对;一条以鲁迅为代表,参加到左翼文化阵营中去,一方面不得不有所牺牲,向现实作有分寸的妥协,一方面又坚持斗争,顽强地维护五四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