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
论中国戏剧的大团圆结局
２对 现 实 社 会 生 活 的 “ 偿 ” 理 与 受 众 的 审 美 接 受 心 理 补 心
鲁 迅 先 生 认 为 ． 圉戏 剧 必 令 “ 巾 生 当 场 团 劂 ” 才 放 手 ， 这 是 不 愿 正 视 现 实 不 愿 正 视 痛 苦 的 表 现 ， 自欺 欺 人 的 固 民性 的 是
体 现 。这 是 从批 评 家 的角 度 来 说 的 ，职 业批 评 家 通 常 都 是 站 在很 高 的 位 置 ， 种 很 高 的 位 置 要 求 人 们 有 较 高 的 心理 判 断 能 力 和抵 这 抗 能 力 但 是 现 实 生 活 巾 。 通 的 老 百 姓 是 不 会 想 到这 些 的 ， 普 他们 生 活在 赤 裸 裸 的 现 实 中 ， 天 被 无 奈 和 痛 苦 所 包 围 ， 要 有 属 于 整 需 自 己的 精 冲 享 受 ， 这 样 的 结 局 正 符 合他 们 的 审美 需 要 和欣 赏 习 而 惯 ， 符 合 他 们 以 消 遣 、 乐 为 目的 的 看 戏 动 机 ， 正 娱 以此 来 缓 和 他们
这 种 情 节 构 建模 式 的精 辟 概 括 “ 团 网” 大 戏剧 的结 局模 式 ． 一 个 民族 深 层 的 结 构 话语 ， 叶 是 是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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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生 活 的 “ 偿 ” 理 与受 众 的 审 美 接 受 心 理 等 方 面探 究 其 形 补 心
探究元杂剧大团圆结局
探究元杂剧大团圆结局摘要：元杂剧大团圆结局有其必然性，剧作家受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元代社会环境也影响了读者和观众的审美意识，大团圆结局亦不单单是美满的，也有其悲剧色彩。
关键字：团圆情节，文化传统，市民心理，社会工具，悲剧色彩正文：“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元杂剧也不例外。
纵观中国古代戏曲，大多是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享的结局。
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名称“凤尾式结局”并把结局归纳为七类。
推而广之便是故事中的善与恶两种势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结局也应归入大团圆的范畴。
也就是说大团圆千千万万，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戏曲描写的是什么事，最后总有一个光彩的尾巴、完美的结局。
“大团圆”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多的类似模式“大团圆”结局呢？这个是受很多方面的影响的，剧作家的主观因素，观众的审美取向，社会的主流意识等等。
一、儒家传统文化造就中国式的团圆情节——剧作家的主观影响。
团圆情结对中国古典戏曲浸润至深,已是共识。
文学从来都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无一例外地显现着该民族的文化传统。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古典戏曲的团圆情结就是本民族长期积淀的文化性格深层涵蕴的忠实反映，如果离开传统文化的特质去研究古典戏曲，犹如隔靴搔痒。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容非常丰富,其构成要素亦十分复杂,本文试图从儒学这种文化精神来分析大团圆结局的情节。
儒家思想富于伦理意味,中庸精神则是贯穿其中的基本原则,它积淀在大多数人的心理层面上,并在无形中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传统文化伦理品格的要意所在。
何谓“中庸”？我们可以在中国古典戏曲的团圆情结中寻求诠释。
首先，古代剧作家既认同社会矛盾的普遍存在,又以回避冲突为代价调和矛盾。
如《破窑记》,在富贵欺辱贫贱,丞相拒认穷酸女婿,将女儿赶出家门时,作者让吕蒙正考中状元,具备富贵之身,最终接受岳丈恳请,携妻回相府,阖家团圆。
“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源
“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源摘要：中国古代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是随着《西厢记》和《琵琶记》的“经典化”过程而渐成定格的，遂演变为一种带有形式主义特征的主导性叙事模式。
这一模式是艺术场域与权力场域相协调的产物，体现的是“礼乐之和”和“治世之音”；它一旦被经典化后，就内含有一种复制机制、生产机制与调控机制。
中国人固有的“伦理信念”，保障和支撑着“大团圆”结局的实现和完成；由此而塑造的“文化习性”，是消愁补恨、复制团圆的内在机制。
中国戏曲与传统的“乐教”之“乐”，有着文化谱系上的家族血缘关系与传承关系，“大团圆”是“乐”之文化属性——“和”所型塑的景观；“中庸理性”的行动取向和对立转化的致思方式，是指导叙事、消弭冲突的“文化文法”。
概而言之，曲之为“曲”，是大传统文化的“乐教”观与小传统文化的民间趣味及其时代精神的高度综合体。
关键词：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和合精神；中庸理性；文化精神Abstract: With the ciassicization of The Story in the West Mansion and The Story of the Pipa, the winding up of happy reunionin Chinese ancient drama gradually took shape and finally turned into a leading formalist narrative mode. As a product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worlds of art and power, this mode embodied “harmonization of propriety and music，，and “voice of peaceful rule” . Once classicized, the mode contained in itself a mechanism of duplication, production and regulation. Moreover, traditional“ethical concep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guaranteed and enhanced the realization and accomplishment of the winding up of happy reunion. To be brief, Chinese drama was a high degree complex of the view of “music education，，in Chinese culture, local taste of folk convention and current mainstream tendency in those days.Key Words: Chinese drama; the winding up of happy reunion; spirit of harmony and union; reasoning of golden means; cultural spirit“大团圆”结局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大致兴盛于元末明初之后。
《西厢记》综述
王世贞(1526一1690)，诗文家、史学家，与李攀龙同为 “后七子”首领，共为文坛领袖，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学 者。对《西厢记》地位的评价，他不赞成何良俊的观点， 径称《西厢记》为北曲“压卷”。这样，王世贞就恢复 了《西厢记》在元曲中曾有的地位。但是，王世贞更称 赏《琵琶记》，认为《琵琶记》乃“冠绝诸剧者”。
沈德符之论与何良俊可谓同出一辙，沈德符所论:“自北 有《西厢》，南有《拜月》，杂剧变为戏文，以至《琵 琶》虽演为四十余折，几十倍杂剧。然《西厢》到底不过 描写情感，余观北剧尽有高出其上者”，只是沈德符所 论更为全面，并将《拜月亭》与《西厢记》作直接的 比较:“若《西厢》，才华富赡，北词大本未有能继之 者，终是肉胜于骨，所以让《拜月》一头地。”
综述之我见
通过上述综述可见，对于《西厢记》的研究已取得较多的 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存在着争论，如作者问题、大团圆 结局问题以及主题思想问题等。此外，现有的研究缺少比 较系统、详尽地相关著作。所以《西厢记》还有许多值得 我们去认真解读、学习的地方。
1、对“大团圆”结局持反对看法
明清时代，即有不少批评者对此表示不满，比如金圣叹批改 《西厢记》时干脆把第五本一刀砍掉，以张生“惊梦”结束 全剧。 建国以后，指责剧本大团圆结局者也大有人在，徐朔方 在《论<西厢记>》中认为：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尊重个性 发展和追求爱情自由是《西厢记》所表现的主题，这种爱 情与礼教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崔 张爱情的结局只能是一个悲剧。而剧中的大团圆结局，“往 往使读者忽视封建制度本身的不合理，而集中注意于才子 的能否中状元， 这对主题是一个破坏。”
王骥德反对吕天成《琵琶记》“勿亚于北剧之《西厢》” 之论，有意突出《西厢记》，强调只有《西厢记》才可视 为神品，三剧之高下，王骥德明确认为“《西厢》为古戏 之首’，在《曲律·杂论下》还为此特意作了一个比喻， 生动地说:
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现象分析
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摘要中国戏曲艺术在结局的处理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共性，那就是对“大团圆”的结局青睐有加，喜欢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坏人伏诛、好人得福、神灵显圣、天理昭彰、家人团聚、情人重圆……对于这一普遍性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展开了讨论，或从国民性、或从悲喜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或说其是毒瘤或者怪圈。
而本文拟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论观、民族性格特征等角度去探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传统文论观民族性格特征文化意蕴引言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戏剧艺术中一种普遍的现象。
就其产生渊源而言，它和中华文化尚圆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戏剧伴随着中华文化不断的发展，宋元时期趋于成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延续至今。
当然，中国疆域广大，一方有一方之风气，地域文化差异极大，再加上不时的政治分裂，也就导致了戏剧形制的差异，譬如南戏于杂剧。
不过，在对结局的处理上，中国戏曲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共性，那就是对“大团圆”的结局青睐有加，喜欢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坏人伏诛、好人得福、神灵显圣、天理昭彰、家人团聚、情人重圆……对于这一普遍性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展开了讨论，或从国民性、或从悲喜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或说其是毒瘤或者怪圈。
而本文拟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论观、民族文化心理等角度去探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一、大团圆结局与传统文论观戏曲离不开剧本，剧本的创作离不开文学。
所以“大团圆”式结局与中国文学自身追求“中和”之美的美学风范和“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态度有关。
（一）中国文学强调和谐、平衡、统一的美，即“中和”之美中和之美是儒家文化大力推崇的美学规范，是指符合适中原则的和谐之美。
中和之美是中庸之道进入审美意识转化而成的，二者在意义之上是有联系的而且有相通之处。
实际上中庸兼有中和之意。
中庸之道的根本含义就是对立方要在适度的范围内发展，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以保持整体上的融洽和谐。
论中国古代“大团圆”叙述模式的文化心理蕴含
中国文学以“大团圆”为结局的特点“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叙述模式。
无论小说还是戏剧，总是有一个美满的团圆。
而且，叙事文学的“大团圆”结局，在唐代已近成风气，再至宋元明清，繁荣空前。
“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一般都是先悲后喜，以喜悦欢乐地气氛冲淡或消除作品的压抑悲愤的氛围。
“大团圆”是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佛家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相类，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小说、戏剧中充满了善恶报应的空头说教，故事的结局自然是好人得善报，坏人得恶报，如才子佳人模式，惩恶除奸模式等等；又或者是指悲剧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如昭冤和解模式等等。
“大团圆”结局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呈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因而为广大接受者喜闻乐见并长期流传，从而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传统。
这种结局模式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本文从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中和中庸的接受补偿心理及尚圆传统的心理分析大团圆结局的叙述模式，揭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及其丰富而传统的文化心理蕴涵。
一、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对文化的控制自始自终，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大兴文字狱，都是为了闭塞文人之口，封建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绝对不允许有动摇统治阶级的文化出现。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文人不得不在自己的作品中谨言慎行，小心翼翼来保全自己。
文学作品也同样，即便是针砭时弊的作品，是悲剧，也多是托古喻今，借古人古事讽今之不平。
比如，关汉卿写《窦娥冤》正是因为元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有感于这样的黑暗现实才写出了《窦娥冤》这样有着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
但鉴于现实统治者政治心理，不得不让窦娥有一个平反昭雪的大团圆结局。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贯主张是文以载道。
而文以载道要求文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宣传封建伦理道德，挺长封建教化。
明代戏剧家高则诚在《琵琶记》开头的话点明了中国戏曲的精神：“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文艺教化观在宋明之后愈演愈烈。
中国古典悲剧_大团圆_结局的价值
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团圆”，而恰恰是将 多少惊魂摄魄的悲剧体验和内在的“后悲剧冲
悲剧的意义推向了另一个层面。《娇红记》中，宦 突”，因为“心理活动的本身无限度地高于单纯的
门小姐娇娘，面对帅府的逼婚，父亲的威逼利诱， 肉体活动”，“悲剧的主要兴趣不在于我们所见到
以身殉情；申纯为了不负前约，也绝食而死，“历 的狡猾和忠诚之间的斗争，爱国、仇恨和骄傲刚
四、再生式 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写张倩 女与王文举系被指腹为婚，王文举长大后，应试 途经张家，欲叙旧约。倩女的母亲嫌文举功名未 就，不许二人成婚。文举无奈，只得独自上京应 试。倩女忧思成疾，卧病在床，而魂灵离体，追赶 文举，一同赴京，相伴多年。文举状元及第，衣锦 还乡，携倩女回到张家，倩女魂魄与病体合一，遂 欢宴成婚。剧中，一方面，倩女的魂魄，代表了女 性对爱情婚姻的渴望与追求；另一方面，现实中 倩女的躯体，则只能承受离愁别恨的煎熬。离开 躯体的倩女之魂，寄寓着挣脱礼教枷锁的女性的 心态；至于她在家中的病躯的幽怨悱恻，正体现 出礼教禁锢下广大女性的百般无奈。因而，这种 “再生”，更显可悲。其它，像《牡丹亭》中，闺阁小 姐杜丽娘的死而复生，也是以“再生”结尾的悲 剧。“这种‘再生式’的结局处理，单从表面看，好 像有一种正剧的结构艺术，但若从全剧来看，仍 不失为一种中国式的悲剧结局。因为它是主人 翁经历了一场无法逃避的悲剧冲突、被毁灭后的 憧憬，有艺术与现实的必然性。这是‘凤尾型’结 局处理中最富有现实性的一种，也是容易引起人 们怀疑的”②。
因此，这种“凤尾式”处理，绝非是画蛇添足，狗尾
（下转 ６７ 页）
中国古典悲剧的这种看似“大团圆”结尾的 “凤尾式”处理，有着特殊的审美意义和文化背
景，并非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皆大欢喜”。其一， 人们在谈论中国古典戏剧的结局处理时，常常用 “大团圆”来概括，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论到：“全 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
人生本无尽团圆——论关汉卿杂剧团圆结局的悲剧性
娥只是向人们证明了自己确实是冤枉的，却无法为 自己正名 ，
且 谋 财 害命 的张 驴儿 还 逍遥 法外 ， 赃 枉 法 的桃 杌太 守 也依 旧 贪 加 官 晋 级 。由皇帝 任 命 “ 廉访 使 ” 的父 亲 ， 在平 反 冤 案 中却要 求
【 键 词 】关 汉 卿 ； 杂 剧 ； 圆 结 局 ； 剧 性 关 元 团 悲
元代杂剧多是以团圆结局收场 ， 王国维 曾在《 红楼梦评论》
中概括 古典 戏 曲和 小说 的结 构 模式 时 言：吾 国人 之 精神 ． 间 “ 世 的也 ， 天 的也 ， 乐 故代 表 其 精 神之 戏 、 说 ， 往 而 不 着此 乐 天 小 无
窦天章来为己平冤昭雪。窦娥被冤却要成为鬼魂才能申冤 ， 现
实生 活 中人 死不 能 复生 ， 窦 娥鬼 魂 最后 争得 的胜 利是 虚 幻 的 故 胜 利 ， 深 了作 品 的悲剧 意 味 。 然 三 桩誓 愿都 一 一实 现 ， 加 虽 但窦
况下， 本应跻身天子朝堂 的文人 自是郁愤难终 ， 转而将现实生 活中的坎坷 、 窘迫及 由此衍生的不平灌输人杂剧中 ， 借助作 品 描绘的人生境界抒发心中抑郁之气 ，在精神世界里寻求平衡。
就创作者的角度而言元初的数十年废除科举读书人失去了跻身仕途的机会沦落到与娼妓乞丐为伍的境地这种情况下本应跻身天子朝堂的文人自是郁愤难终转而将现实生活中的坎坷窘迫及由此衍生的不平灌输入杂剧中借助作品描绘的人生境界抒发心中抑郁之气在精神世界里寻求平衡
室 曼
人 生 本 无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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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No192摘 要 纵观戏曲几百年，其剧作大多以团圆来收尾，要么死而复生如《牡丹亭》；要么大小登科如《琵琶记》。
这似乎是中国戏曲一个颠扑不破的模式或者说是套路。
大团圆的结局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性。
当然，并不是因为它普遍存在于戏曲当中我们就可以这么说，而是因为这一结局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传统文化，还是由戏曲的本体性所决定的。
关键词 戏曲 大团圆 审美朱光潜说“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印象很少是阴郁。
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过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的”[1]大团圆的结局是中国古典戏曲被批判不存在悲剧的一个重要证据。
而被王国维褒奖为可立于世界大悲剧中而无愧色的《赵氏孤儿》也是以圆满收尾的。
程勃在降服屠岸贾后将其交由主公处置，魏绛代主公言之“则为屠岸贾损害忠良，百般的挠乱朝纲；将赵盾满门良贱，都一朝无罪遭殃。
那其间颇多仗义，岂真谓天道微茫。
幸孤儿能偿积怨，把奸臣身首分张。
可复姓赐名赵武，袭父祖列爵卿行。
韩厥后仍为上将，给程婴十顷田庄。
老公孙立碑造墓，弥明辈概与褒扬。
普国内从今更始，同瞻仰主德无疆。
”[2]如此这般平定了十六年来的恩恩怨怨。
而另外一部《窦娥冤》也以窦天章的出现来使蒙冤者平反。
纵观戏曲几百年，其剧作大多以团圆来收尾，要么死而复生如《牡丹亭》；要么大小登科如《琵琶记》。
这似乎是中国戏曲一个颠扑不破的模式或者说是套路。
大团圆的结局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性。
当然，并不是因为它普遍存在于戏曲当中我们就可以这么说，而是因为这一结局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传统文化，还是由戏曲的本体性所决定的。
首先，从审美这个层面而言，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的普遍审美取向。
悲剧产生的最根本的审美作用是使观者产生悲剧快感。
“当我们看完一出优秀悲剧的成功演出，比如看了《窦娥冤》或者《奥瑟罗》的演出（或者很投入地读完悲剧剧作），他们在我们情感上引起的反应，就是悲剧美感或曰悲剧快感”[3]，观众不仅要对悲剧主人公产生怜悯、同情和恐惧等情绪，更重要的是观众自己的情感得以宣泄。
怜悯，同情和恐惧等情绪是随着演出的进行而不同步产生的，情感的宣泄则是在观剧结束的一刹那，随着悲剧主人公命运线的最后一个点的出现而产生的。
这里就有一个情感宣泄的倾向性问题。
不同的民族在其集体意识当中有不同的宣泄倾向。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宗教上举例说明：耶稣拯救世人的方式就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让世人通过见证耶稣受难而感知自己的原罪。
这一行为背后所显现的就是西方人的情感宣泄的倾向。
所以西方悲剧中大多主人公也都是以自己受难而警醒世人。
观众也在观看主人公蒙难乃至于死亡的过程中，情感得以宣泄。
而国人则不然，从佛道儒论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贾宝玲（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三家的言说当中我们发现，其大多数所宣扬的思想中并没有原罪一说，所以中国人的普遍审美取向是不需要世人个体的来赎罪而达到人生的圆满。
佛道儒三家更多宣扬的是个体忍受现实的困难，翘首下一世的幸福。
这一点作用到古典戏曲当中就是大团圆结局，如王国维所说：“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4]无论现实遭受了再大的苦难，最终都是会有好的结局，这不正是佛儒道极力宣扬的思想在戏曲中的体现吗？当观众在观看《窦娥冤》时，观众跟随者窦娥经历了种种冤屈，听到了在刑场上窦娥发下的三桩誓愿。
如果按照西方的悲剧审美取向，作者就可以在此处收尾了，那么西方的观众不仅可以对窦娥产生怜悯、同情，还可以由此宣泄情感。
然而关汉卿毕竟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创作必然要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思想。
所以他最终还是让窦天章出场，为窦娥平反了冤屈，让好人得以有好报，而到此时中国观众观剧的悲剧快感才最终得以宣泄。
其次，大团圆的结局不仅可以从审美角度上寻找到根源，还可以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
宋代苏轼的《水调歌头》这首词写在八月十五，苏轼与其弟分隔两地，苏轼见到一轮圆月而思念远方的亲人。
所以他不禁叹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可见圆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一个几何概念，更是一种对于物事的期待。
“中国戏曲的‘乐贵和’则意味着一种现实的圆美的人生之境。
”戏曲作品大多有大团圆结局，这正体现了中国人的尚圆情结。
虽然窦娥在人间经受了各种冤屈甚至含冤而死，但最终还是得以平反。
而晋国赵氏孤儿的灭门大仇最终也以屠岸贾“身首分张”而完结。
虽然在大团圆结局中，有的事在现实中得以团圆，更多的是如梁祝般在幻境中团圆，但无论哪种团圆都寄托了中国人对于善恶有报的美好期待，这也正是大团圆结局对于中国人的重大意义所在。
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
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5]这种“乐”的精神就是中国戏曲的本体，“‘乐’，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精神的体现，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现实乐观的情怀，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一种感性娱乐的精神。
”[6]“乐”的精神体现在中国戏曲的各类作品当中，是戏曲的终极审美精神，大团圆的结局模式也正是“乐”的体现。
况且中国戏曲毕竟与西方戏剧所追求的终极价值是不同的，西方戏剧在剧中所追求的是对理性和崇高的探索，而中国戏曲更多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综上所述，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戏曲悲剧精神的独特之处。
很多学者因为中国戏曲作品的大团圆结局而否定了戏曲的悲剧精神的存在，这未免有些以偏概全。
例如《赵氏孤儿》这样的作品，虽然其结局是善恶有报，但在其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无数的仁人义士为了一个“忠”字不惜杀身成仁，一个草泽医生为了一个“义”字也牺牲娇儿，含冤受辱十六年。
这种强烈的2012.No192摘 要 在水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污染物浓度的控制已难以真正控制水环境污染，于是在水质规划中首先提出了总量控制的方法。
本文阐述了我国水环境污染物控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水污染物总量控制与浓度控制相结合系统体系。
关键词 水环境污染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 浓度控制1 前言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国外六十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先进的水环境管理方法，起源于六十年代日本和美国的水质规划[1]，已证明是环境管理的有效手段。
目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期，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现象仍然存在；单纯的污染物单因子浓度控制对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的指导性和牵制性作用越来越小，不能满足环境管理的需要[2]。
强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当前以及今后污染防治工作的一项十分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2 水污染总量控制技术体系2.1 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定义及研究内容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指在水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流域）内，或可能成为严重污染的地区（流域），或是必须重点保护的地区（流域）内，根据该地区（流域）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该地区（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质与量两个方面，认真评估该地区（流域）的水资源现状，科学合理地提出该地区（流域）的水环境目标，计算出该地区（流域）水体按此环境目标所允许的各类污染物的最大年排放量，通过对污染源治污能力的经济、技术可行性分析和排污控制优化方案的比较，将这些总量指标分别加以分解，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分配到各排污单位，作为法定排污指标[3]。
水污染物的总量控制是建立在天然水体对污染物具有稀释扩散和自净作用理论上，即天然水体对污染物具有一定环境容量的基础上[7]。
其核心内容是研究规划区域污染物的产生、治理、排放规律和保护资金的需求与经济、人口发展的协调关系，以便从客观上定量地把握经济、人口发展对水资源的影浅论我国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技术体系框架余 游1 白 翠2（1.重庆市环境保护信息中心，重庆 401147；2.重庆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环境科学系，重庆 400030）响，提出保护对策，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8]。
目前总量控制已经成为一种水环境管理战略和制定水环境规划的指导思想 [9]。
采用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可以有效地克服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水污染物浓度控制遗留的弊端，从客观上把握水污染情势，确保环境质量得到逐步改善和提高[10]。
2.2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特点浓度控制仅规定排放单位体积或单位质量废水中污染物的量，按规定浓度标准进行污染物排放管理。
浓度控制并不全面考量污染物排放与水质状况改善目标的差距，造成只要通过稀释排放都可以达标。
因此，单纯的浓度控制方法不论对新增污染源浓度标椎规定多严格，都难以解决新增污染源对水体增加的额外污染负荷，进而从根本上限制水体污染的趋势增长。
总量控制方法系将整个被保护区域或控制单元作为一个系统加以保护，规定整个控制区域或控制单元的污染物排放限额，从总体上将水体的污染物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总量控制可反映出水体满足特定功能需要的污染物排放量与水质保护目标的因果关系或输入响应定量关系，使水体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污染物容纳量最大，也可使水体在允许纳污总量的前提下治理投资最小。
总量控制方法能根据现实条件实施对不同保护目标的不同要求，进而实施总量控制系统内的污染物交易政策[8]。
对污染排放做出浓度控制规定可避免高浓度排放而引起暴发性污染事故或破坏局部水生生态系统；实施总量控制能遏制污染物排放和有效改善环境质量，因此，实行总量控制与浓度控制结合是较为符合实际的水污染防治制度措施。
2.3 总量控制的技术关键总量控制的技术关键是建立污染源与环境目标之间的输入响应关系。
污染源和环境目标是规划的两个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两个定量关系如图l所示。
第一个定量关系是污染源排放量与环境保护目标(功能区、流域河段等)之间的输入响应关系。
由于衡量环境目标的指悲剧意境不是一个小小的团圆结局所能掩盖的。
况且，“已死丧给封葬，现生存受爵赏”不正是对忠义精神的最好告慰吗？再例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杜丽娘和柳梦梅在梦中相会，他们的爱情在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辗转中最终得以修成正果。
这不正是对人生因爱情而美好的崇高赞美吗？可以说在大团圆结局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中华民族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对悲剧品质的求索。
参考文献[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版，第218页。
[2]纪君祥：《赵氏孤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版， 第100页。
[3]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 第96页。
[4]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版， 第2页。
[5]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版， 第2页。
[6]施旭升：《中国戏曲审美文化论》，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版 ，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