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名称的变迁

鄂尔多斯名称的变迁

公元1649年（清顺治六年），清世祖因为蒙古鄂尔多斯部落的一些贵族没有参与叛清活动，遂下诏赏封。先赐爵位，随后又将鄂尔多斯部所居住的黄河套中之地分封为六旗：鄂尔多斯**前、中、后，鄂尔多斯右翼前、中、后旗，最后才是会盟。鄂尔多斯六旗会盟于1650年，会盟的地点在伊克昭，这便是伊克昭盟名称产生的由来。

伊克昭，简单可以理解为大寺。大寺的标准称谓叫做“乌哈格尼巴达古拉吃齐寺”，俗称王爱召，位于今达拉特旗王爱召乡，20世纪40年代初遭到侵华日军的焚毁，现在仅能看到残垣断壁。

王爱召建立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是当时鄂尔多斯地区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建寺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成吉思汗陵寝八白室（那时是可移动的木制白帐）已经先立在此地。鄂尔多斯部落是以祭祖和守护成吉思汗为向心的特殊部落，王爱召之地，是其中心。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要在王爱召进行六旗的会盟了。

鄂尔多斯**中旗（郡王旗）的封地在今天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及其靠南。王爱召附近则属于鄂尔多斯**后旗（达拉特旗）的封地。会盟之后，成吉思汗陵寝随之向南迁移，到了今天伊金霍洛苏木甘德尔敖包，以体现宗主旗旗王对于成吉思汗祭祀的领袖作用。陵是可移动的，迁走了；但寺庙盖在那里，迁不走；于是便出现这样的问题：在达拉特旗的封地上，留下了郡王旗的寺院，所以叫“王给召”，蒙语误读久了，就成了“王爱召”。

只有内蒙古西部鄂尔多斯地区和土默特地区把寺庙叫作“召”，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召”不是蒙古语，而是藏语。在蒙古语里，寺庙被称作“斯木”；而在青藏地区，寺庙通常叫作“禅林”，西藏地区的拉萨有大召寺和小召寺，但不可称作“大召”和“小召”，只有土默特和鄂尔多斯才这样叫。“召”的本意是兄长，引伸为尊者，寺院中都有佛像，佛像就被吐善人称作“召”。当年松赞干布迎娶的两位外籍女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下嫁到吐善时，不约而同都带着佛像作为陪嫁物，一个是大召，一个是小召。供奉大召的就是大召寺，供奉小召的就是小召寺。藏传佛教于公元十六世纪中叶传到鄂尔多斯地区，不知为什么，竟将供奉“召”的地方叫做召了。

至二十一世纪元年，伊克昭盟从产生到消失跨越了七个半世纪，而在这漫长的七百多年间，人们从来没有忘记“鄂尔多斯”这个神秘而崇高的字眼。

由于受力于太行山、阴山和贺兰山的影响，黄河流向在这三大屏障之间形成了一个“几”字形状。“几”字的外缘就是“河套——鄂尔多斯”地区。

十五世纪中叶，明王朝稳定了对中原的统治。以长城为界，与北方的蒙古各部形成了对峙关系。但在北边，蒙古部落间展开了争夺权力、封地、奴隶的激烈战争。鄂尔多斯部居于河套肥沃而有利的战争缓冲地带，随着蒙古正主、成吉思汗十五代孙达延汗统一蒙古的成功，鄂尔多斯也同时接受了漠南蒙古右翼三万户领主的指挥，在其强有力的世袭惯性主持下，开始了繁衍生息的漫长生涯。

今天的鄂尔多斯地区在明代的朝廷文献中经常被提到，那时叫作“河套”。明朝的最初一百余年中曾经统治过这块地方，到了明成化年间，蒙古各部象走马灯似地来一拨，走一拨，最后在十五世纪末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嘉靖年间，明朝有人提出了“复套”（即光复河套地）的主张，最后还是被主和派的“弃套”主张所战胜，因此便在榆林一线修筑长城，以长城为界，与蒙古相隔。

明代称作“河套”的这块地方，往前上溯，元代南北一统，这里既有皇子的封地，又有甘肃、陕西行省辖区，并无统一的称谓；辽金西夏时期，这块地方东半部先属辽后属金，西半部归属西夏；唐代，这里分别有六州设置，也无统一称谓；汉代，这块地方有时被称作“河南地”，因战略位置重要，曾不断移民到这里。公元五世纪，在今天鄂尔多斯市辖境南部，曾有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建立，叫大夏国。大夏国都城的残垣现在仍存，就是统万城；然而大夏国的统治范围根本没有覆盖到今天的鄂尔多斯。

只有鄂尔多斯这个称谓才把这块神奇的土地沉积完成，固定下来。与她并行的“河套”则被鄂尔多斯挤到了五加河与黄河新道之间的冲积平原上（今巴彦淖尔盟境）。

应该承认，当伊克昭盟这个名称出现之后，与鄂尔多斯并行使用了很久的就是“伊克昭盟”这个名称。清代的公文中，“伊克昭盟”与“鄂尔多斯七旗”经常同时使用；如果具体指称哪一旗，通常说的是“鄂尔多斯X翼X旗”，不在其前面加冠“伊盟”字样。清朝理想院编制的《藩部考》，在鄂尔多斯七旗前先冠“伊克昭盟”，接着就是

“鄂尔多斯部七旗”字样；清代山西贡生张穆撰写《蒙古游牧记》里，直接说的是“鄂尔多斯部”，而没有“伊克昭盟”。

鄂尔多斯蒙古族与外界交流时，也常常自称是“鄂尔多斯人”；如果是官方交流，有时称自己在“伊克昭盟”，如果具体到属于哪旗时，一般会寻找俗称，要么是“乌审”，要么是“杭锦”......

鄂尔多斯七旗的俗称盛行于晚清。**前中后分别是准格尔、郡王、达拉特；右翼前中后分别是乌审、鄂托克、杭锦；右翼前末旗是扎萨克。七旗的俗称压过了关于“X翼X旗”的称谓，这与蒙古鄂尔多斯部部族成份复杂有很大关系。

“伊克昭盟”这个称谓的最广泛使用出现在民国时期。因为“伊克昭盟”常常要与“乌兰察布盟”同时提及。这两个盟被称作“绥境蒙古”（即绥远省境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辖六旗，如果要公布一个政策性文件，就会提到“乌伊两盟十三旗”。抗战爆发，乌盟辖境大部分沦陷，伊克昭盟处于抗日前沿，两盟的政治地位都十分重要，特别是伊盟，国民政府的许多工作机构都曾经设置在伊盟。至少有近40年时间，伊盟的这个称谓弥盖了鄂尔多斯。

新中国建立后，一部电影《鄂尔多斯风暴》使“鄂尔多斯”传遍了大江南北。一到外地，说“伊盟”不知所云，一提“鄂尔多斯”，名气很大。伊盟有《鄂尔多斯报》；有《鄂尔多斯》期刊。改革开放以后，一个“温暖全世界”的品牌亮相海内外，更使得“鄂尔多斯”名声大震。

鄂尔多斯跃跃欲试，一定要走到前台。

鄂尔多斯是蒙古语，含义为“宫帐群落”。经典的蒙古史籍通常译成“斡尔朵”。“斯”是复数词，意在“很多”。“斡尔朵”一词产生很早。成吉思汗时代，它专指大汗休息的地方，主要的后宫。

成吉思汗一生有四位重要夫人，统领着这些丽妃组成的后宫帐，至蒙古汗国建立之后，除了李儿贴夫人统领后宫帐在汗国老营外，其他三位夫人统领的后宫帐都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四大后宫帐就叫“四大斡尔朵”。每一个“斡尔朵”还有服务系统、警卫系统和供应系统，不会少于一千人。这一千人中，有宫女、有役杂、有侍卫；有女、有男。蒙古汗国一直到元朝，都没有阔人，没有宦官。警卫系统对于后宫（斡尔朵）的守护完全依赖于对性权力的忠诚。

鄂尔多斯部落与我们上面描述的“斡尔朵”含义有很大的区别，所共同的就是对成吉思汗的忠诚。

鄂尔多斯部落产生于成吉思汗逝世以后。

成吉思汗死后，由于他对蒙古汗国和蒙古民族的特殊贡献，使得人们对他的祭祀成为必须要提到重要位置的大事情。遗体是无法找到了，埋葬地也无法找到，只好特别祭祀圣主成吉思汗的遗物。如此，便需要一些人专门去从事祭祀这些遗物。到了元代的至元年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建立专门祭祀成吉思汗的圣陵人白室帐群；从成吉思汗麾下八位战将的后代中抽调组成鄂尔多斯部落；颁定关于祭祀成吉思汗的祭文、仪规，确定四季大祭。

鄂尔多斯部落形成了，它的职责就是守护和祭祀圣陵人白室。鄂尔多斯部落长期活动于肯特山南的蒙古老营。

公元1368年，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妥欢贴木儿退离大都（北京），向漠北草原退去。明朝开国皇帝朱元漳组织军队向北追击，到了明成祖朱律（永乐皇帝）时，对蒙古的进攻更是猛烈。在这种强势的进攻之后，东部的鞑靼蒙古和西部的瓦刺蒙古开始内战，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鄂尔统开始迁徙，先向西，又向南，至十五世纪末叶，带着他们的神圣职责，带着巨大的圣陵八白室，漂徙到了“河套”之地，漂徙的时间至少有五十年之久，在长期的迁徙和征伐过程中，融合了许多游离的游牧部落。

然而，无论部族成份多么复杂，鄂尔多斯依然是完整的。庄严肃穆的祭典之礼和欢快活泼婚礼已经由很多学者、文人著述见诸典籍。从中可以读到诙谐和欢快，也可以读到深沉、哀怨和忧伤，当这些基调与鄂尔多斯高原的雄浑相和谐，便强化了鄂尔多斯的雄壮感和崇高感，也给这个部族注人了一层深沉、醇厚的性格背景。

十九世纪末，鄂尔多斯接受清皇室下令开垦草牧场的事实，各地的汉族农民蜂拥而至。这些来自晋西北、陕北的汉族农民成为鄂尔多斯新的组成部分，汉族百姓携带着他们同样久远的历史痕迹，共同耕耘、共同架接着鄂尔多斯的文明。

一百年来，蒙汉融和形成的宽阔、善良的地域品格，为日后鄂尔多斯能够成为团结、祥和、富裕、文明的新型城市奠定了基础。

鄂尔多斯，正披满霞光，向远方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