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法典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德国民法典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003-12-3 11:12 来源：法律教育网【大中小】【我要纠错】

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法典之一，德国民法典以其内容和编制影响着许多国家民法的发展，以下我将主要介绍德国民法典的编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德国民法典的编制

德国民法典在形式方面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五编的结构。从罗马法的法学阶梯到法国民法典，民法一直被划分为人法和物法。法国民法典分为“人”、“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取得财产的各方法”三种编，实际上就是这种划分法。1811年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也是如此分编的（虽然人们把它划入德意志法系）。1756年的巴伐利亚民法典对法国民法典的划分法就有所变通，设有单独的“继承法”一编。1963年的撒克逊民法典则分为5编，设置了总则编。这种五编的划分法，特别是总则编的设置，是潘德克顿法学的产物。撒克逊民法典采用这种编制，影响并不大。德国民法典采用这种编制，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各国民法学者的注意和讨论。这种影响甚至到了法国。而关于“总则”编的讨论则一直持续到后世。

德国民法典分为5编：总则、债的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与法国民法典比起来，主编结构的特点在于：总则编的设置、债与物权的严格划分、继承编的独立。以下就这三点略加讨论。

（一）关于总则编

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是最引人注意、最引起争议的问题。

首先是整个民法有没有“总则”，即从人法与物法两部分里能否抽象共共同的规则来。在潘德克顿学派看来。回答是肯定的。总则编就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从理论上说，这是能成立的。因为在人法（或称为身份法）和物法（或称为财产法）两部分里，确实存在着共同的问题，从而应当有共同的规则。例如主体（权利主体），客体（权利客体），权利的发生、消灭与变更，权利的行使等。这样，在人法和物法之上，设一个总则编，规定人的能力、法律行为等，是可能也是应该的。

再说，如果民法只能划分为人法和物法，这两部分之间没有共同之处，民法就成为这两部分的机械的合并，那么，有什么理由把这两部分称为一个民法呢？如何构成一个整体呢？有了总则，人法和物法两部分就成为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民法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了。

因此，从逻辑上说，总则是应该有的。

正因如此，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才那么吸引人，那么引人赞叹，特别使重视逻辑体系的

人为之倾心。在总则编规定的几中主题（如“人”、“物”、“法律行为”等）中，“法律行为”特别动人。民法里有各种行为，如合同、遗嘱、结婚等，“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把许多种行为概括在一起，从而使整个民法成为一体。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正是以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但是，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越到后来，越是受到一些人的怀疑。怀疑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发生的：“总则”真是“贯穿”于民法全部的规则吗？事实表明，总则中有些规定是不能适用于民法全部的。就有关主体的规定说，法人只是财产法（债编和物权编）里的主体，不能成为身份法（亲属法和继承法）里的主体，因而总则编中关于法人的规定就不是全部民法的“总”的规定。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也有不少是不能适用于身份法的。可见要想在财产法与身份法之间建立“共同规定”（总则）是做不到的。

不过，无论如何，为民法设立一个总则编，究竟是一个伟大的尝度。总则编至少大两方面有其不可否定的意义。第一，使民法中的身份法与财产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身份法里也有些地方适用总则里的规定，并不是完全不能适用）。第二，避免了或减少了许多重复之处。例如关于能力的规定，就避免了在各个法律行为中（合同、婚姻、遗嘱等）逐一规定的重复作法。

对于民法中的总则问题。不仅学者间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在1900年以后公布的各国民法典中，也有设总则的，也有不设的，最新的一部民法典—荷兰民法典则采取调和的办法、不设整个民法的总则，而设一编“财产法总则”。

法国比较法学家达维德说得好：总则“牵涉到的问题，真正说起来，不单是法的结构，而更多的是总则所表现出来的系统化精神与抽象的倾向。”

（二）债法与物权法的划分

德国民法典第二编是债法，第三编是物权法。这样，把民法财产法部分中的债的关系与物权关系，严格划分开，分别规定于两编。

法国民法典规定有“契约或合意之债的一般规定”（第3编第3章）、“非因合意而发生的债”（第3编第4章），可见该法典已有“债”的概念。但这些都规定在《第3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之下。在这里，债法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债的关系是作为取得财产的“方法”而存在的。它是财产法（狭义的财产法，即物权法，更狭义的是所有权法）的附庸。德国民法典中，债法则独立成编，与物权法（财产法）并列。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是法制史中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两位英国法学家曾经指出：在十九世纪以前，法学家们把合同法看作是“财产法的附庸”（这里所谓财产法，指的是英美法中的财产法，即物权法，特别是不动产法）。法国民法典正是这样。

独立的继承编，当然要合理得多。

德国民法典的编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正式制定民法典在本世纪20年代末。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设立立法院。立法院成立后即着手制定民法。起草民法时，自始即决定采用五编制。五编制的采用可以说不仅仿照德国民法典，也是效法日本等国的。以后五编的内容则多采自德国民法典。民法学家梅仲协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成规，亦尝撷取一二。所以说旧中国的民法，是继受德国民法典而来，实不为过。

除了在法律上受德国民法典的影响外，旧中国的民法学者（包括一些法官）也大都是对德国民法有较深知识的人，因而德国民法的理论也由此影响到旧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没有制定民法。50年代初曾草拟民法草案，分总则、所有权、债、继承4编，如加上另已公布的婚姻法，实际上仍为5编制。以后各次民法草案未采五编制。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则》，由于其本身不是完整的民法典，当然不可能采用5编制。在民法教学中因此也不再依5编制讲学，但是到80年代后半期，德国民法的影响又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特别在某些教科书中。而且这种影响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德国民法理论也在民法学界一直存在，先是潜在的，以后则成为明显的。这可以从近十余年来民法书刊中看到。

至于在台湾，由于一直适用中国民法，以及从德国学习归来的学者的努力，德国民法的影响一直存在而且十分重要。台湾在民事法律方面虽然也受到美国法的影响（如在动产担保交易法与公司法等方面），但总地看来，德国法的影响仍占主要地位。

这种情形都不是偶然的，中国是个成文法国家，而德国民法（包括法律和理论两方面）在成文法国家的地位是很有根基的，加上中国的传统，德国民法的影响在近期会更加扩大，在将来也会长期存在，是不可否认的。

因此，研究、探讨德国民法典，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以促进我国的立法工作和研究工作，仍不失为我国民法学者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