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走向

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走向摘要：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丰富的世界，它包含着多样化的创作走向，主要体现在：(1)追求地域性与本土化；(2)民族意识与主流观念交融；(3)传统色彩与先锋倾向交织。

这是时代强力和多民族心灵世界的展示，是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在中华多民族文学世界的投影。

理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丰富性，有利于完善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状态和文学观念。

关键词：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云南文学；创作走向在多民族的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生活构成了当代中国西南边疆的绚烂景致。

与之相适应，当代云南文学创作领域也呈现出百花竞放的繁荣态势。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云南25个少数民族都逐步有了自己的作家。

“一大批各民族的作家借助于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迅速成长起来，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他们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旺盛的创作活力，感受着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并及时地以灵活多样、新颖别致的文学形式展现了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

”⋯这是对60余年来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积极而恳切的评价。

回顾这个重要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样化的创作走向，其中蕴藉着的，是时代强力和多民族心灵世界的丰富内涵，是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潮流在中华多民族世界里引发的欢愉与阵痛。

它从一个角度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丰富多样的景观。

深入理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这些走向，有利于探讨和完善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基本状态，并在观念与方法上获得某些启示。

一、地域性与本土化追求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色首先体现在它的地域性与本土化之上。

云南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自然资源和环境异于内地。

它有风景宜人的平坝，又多险峻秀逸的高山，有热带丰饶的景物，又不乏雪域绮丽的风光。

25个少数民族居住在情韵迥异的大自然中，形成不同的文化风俗习惯。

投映在文学之中，在各少数民族作家笔下呈现出思想内容、技巧形式都异彩纷呈的现象。

这片精彩的边地。

赐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丰厚的地域资源，使得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地域性和本土化的先天优势，民族作家们也有意利用这种资源，致力于地域性和本土化的写作。

在关于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评价里，“地域性”、“本土化”等字眼总是频频出现。

有人说：“云南文学的本土性是由云南在中国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独特的人文品质决定的。

⋯⋯在这样一种具有边缘性质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云南文学，首先必须对自己脚下的土地与文化有一种同情的理解与认识。

”嵋1这种观念突出了文学的客观本源，合乎文学创作基本规律二文学来源于现实生活，地域因素所起的作用当然是一种蘑要而巨大的作用。

但要形成文学的地域性与本土化特色，自然环境所发挥的客观影响仅只是一个重要因素。

民族作家的主动追求才是值得注意的更为积极的方面j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正是这样，早在现代文学阶段，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就在沈从文、艾芜等的影响下，“开启了云南几代少数民族作家背离汉文化的‘边地梦寻’的行为方式，也激活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中潜藏的同质因素，呼唤和启迪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回抱本土’，以本民族的和个人的特殊方式，呼应中原文坛乃至世界文学普遍性饷思考，”L3。

确实，我们很容易看到白族作家马子华《滇南散记》与艾芜《南行记》之间存在的某些共同性。

沈从文在昆明8年的生活与创作，在边地民族传统的深入发现和边地文化的开掘方面，对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的积极影响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这些外在的因素，一旦激发了民族作家与生俱来的牛态血缘文化因子，变会使他们的文学话语潜移默化地融会着民族的思想情感，使其思维体现出民族特色。

山区的彝族、哈尼族的粗犷、刚健、朴实、沉毒，平坝地Ⅸ的傣族的浪漫、柔美，这类民族与民族的小同，正是构成了云南民族文学地域性‘护每土化的基本因素。

一直滞留异乡的彝族第一代作家李纳写出《撒尼大爹》、《刺绣者的花》等反映故乡的作品；二三四十年代，远在土二海的李乔写下了反映家乡矿工生活的《未完成的斗争》；解放后在武汉卜大学的白族诗人晓雪，则以笔下的“洱海的渔歌”、“山村的白族调”等成名。

可见在地域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已经构成r支撑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化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某一族群在其居住地长期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加工、改造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人工生态系统，亦即由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系统所组成的复合体。

”一。

它所发生的作用说明，无论文学的“地域性”还是“本土化”都是一个大概念，它涉及了自然因素，同时也涉及了人文因素．足作家主动追求的结果。

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地域性”和“本土化”写作特色的形成，经过了一个长期积累、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解放后，各族人民翻身做主人，唱响新中国的颂歌，涌现出一大批反映当时社会变革的作品，虽然那个时段文学的政治性往往超过了文学性，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还是以其浓郁的地域色彩吸引了人们的视野。

多年来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神奇土地激发起渴望与好奇，少数民族作家笔下浓郁绚丽的边地风光描写在人们探寻的目光中大放异彩，那时民族作家以虔诚的写作把地域性感触融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向新生的伟大政权和全国人民作出了一份关于边疆的优秀的”文学汇报”。

可以说五六十年代云南文学的成功正在于它有主导有选择地突出了地域性．20世纪80年代，随着“寻根”现象出现，文学的地域价值日显重要。

作家地域意识的觉醒，引发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反思。

此时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除了继续在外部形式上体现地域色彩之外，还努力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深入挖掘，表现出对民族传统的反思。

它不停留在简单的好与坏的判断，而是逐步进入到人类学层面进行思索。

他们作品中频频出现民俗、宗教、巫术、传说等，仿佛信手拈来、自然而然，因为这砦因素早已植根于他们的经验记忆深处，成为一种符号化心理标识。

在董秀英的《摄魂之地》中，我们看到她对巫师及巫术文化的描写1一分冷静、客观和理性，佤族有“砍头祭谷”习俗，董秀英并不简单地写它的野蛮和落后，而是以“一种奇诡、深邃、沉痛的历史笔法，既真实再现r‘砍头祭谷’在佤族人生活中的历史存在，义颇具深度地表现出了这种民俗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命密码而存在的殊凡。

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生命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董秀英在表现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生命的时候，并没有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

这样，当我们看到‘砍头祭谷’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命密码而存在的奇诡的同时，也同样体验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生命创痛。

因为，在作品中，潜隐着一种现代的生命意识与人道情怀。

”¨1可见，当代云南民族文学的“地域性”已不仅只是地理特点与民族习俗的表现，还包含了强烈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思索。

与此相类，哈尼族作家存文学曾在《我与高山峡谷》一文中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我们当从这高山峡谷问捧起一捧泥土，举起一块石头，托起一座大山，或者一片厚厚的荫凉，是让世界认识我们的时候了。

⋯⋯我认定了脚下的这块燥热土地，这陡峻和动弹的高山，这深邃悠长的峡谷。

”的确，他笔下的小说无不显示了对他所热恋的思茅山地的哈尼族的文化和人格精神的礼赞，满载着民族的历史，丰醇的民俗，在他的小说中，有一个明显的主题，即地域意识的深度追求，他的写作几乎涵盖了哈尼族所身处其中的“环境”，包含自然地理的、政治经济的和文化的环境。

我们看到《绿光》中千呼万唤而终未出现的绿光，《雾之谷》中对传说中茶王树的寻找，《鹰之谷》中朝思暮想的象征着神力，能护佑全村的“雷楔子”，这些神秘的，饱蘸民俗意味的象征物是他一直苦苦寻找着的民族赖以生存之根，人是和他所栖居的地域文化密不可分的，失去了这个“根”，人就会死，人的存在就会没有意义，就像《鹰之谷》中的阿基公深信没了雷楔子，“那山是会垮的!”，寨子是要没的。

在长篇《兽灵》中，存文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神奇迷人的民族生存世界，地域性表现得尤为彻底。

小说塑造了哈尼族一个猎人家族与勐西大森林中野兽解不开的仇怨，三代猎人敦嘎、嘎斯、斯飘最终结局都是英雄一世，到头来还是死在野兽爪下。

作品通过人与自然的对抗、和谐，表现出哈尼族独特的文化背景，三代猎人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把自已塑造成人人敬仰的民族英雄，他们身上体现着近乎野兽般的强悍个性和血质，正是严酷的民族生存环境使存文学在小说中屡屡描写狩猎的场景，赋予了他小说野味十足的气质。

同时，作者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历史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知识融入作品，营造出丰满的地域文化特征，充满着对哈尼族历史和现实的广泛而深邃的思考。

旧。

可以说，在通过追寻地域化和本土性的过程中展现民族的深层文化和内心世界方面，存文学、董秀英等作家都是优秀的典范。

二、民族意识与主流观念交融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形成中华文化整体，各民族文化又在中华文化整体的影响下演进，这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式。

但在此过程中，相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态往往会受到主流意识的规约，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本民族文化的某砦特色。

事实上，一些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比如曹雪芹、老舍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确实很难察觉到属于他们自身民族的文化特色。

彝族作家李乔、白族作家马子华等云南第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在开始文学创作之时，就是深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后又接受左翼文学的“感召”的结果。

解放后，中国第一次文代会强化了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观念对文学的影响力量，以确保具有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底色的“新的人民的文学艺术”能够真正地“代替了旧的、腐朽的、落后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周扬)。

鲜明的国家话语逐步支配了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少数民族文学参与塑造新中国国家形象成为了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要态势。

以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为代表的相当数量的反映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与变革的作品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在它们关于翻身解放的真诚颂歌中包含着身为新中国大家庭一员的骄傲和欣喜。

少数民族作家自觉接受甚至主动迎合着主流意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要求，思想倾向积极进步，伴之以边地风光、奇风异俗描绘，构成了对祖国大家庭的新的理解方式。

如果肯定这一时期云南民族文学成就辉煌，可以说，正在于它们体现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而不是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

因此有人评说道：“从话题上，李乔等老一辈作家并没能找到少数民族的独特的诗性话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现代性视角的观照下，把所有的民族题材都转化、升华为政治题材，以满足规范化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于是，光明与黑暗的政治隐喻就成了反复言说的基本话题模式。

”"。

的确，对政治题材的积极演绎，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族作家深入表现本民族文化的路径。

李乔虽然勇敢地以彝族作家自居，但在其许多作品中，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表现并不深入，直到晚年，他的长篇小说《破晓的山野》由于“穿插了大量彝族史诗和民谣，那信手拈来的传说故事，那脱口而出的彝族民歌，那如数家珍的彝族历史社会情况和独特的凉山风俗习惯”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