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与交往理性
第九讲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一、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
（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
利奥塔认为，“现代”一词是指任何参照元话语来 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而元话语则是能统率一切话语 的话语。由于在西方传统中，哲学是一切“科学之科 学”，元话语自然就是哲学的话语。哲学话语表现为 对人类本质和宇宙本质的“宏大叙事”，可称为元叙 事，就此言之，“哲学— — 元话语一元叙事是三而 一的东西。宏大叙事是利奥塔对‘现代’乃至古希腊 以来的西方社会的总陈述。它就是阿多诺批评的‘总 体’和德里达批评的‘逻各斯中心’的另一种说法。” 元话语是一种消除了差异性的、统一的“共识”。
在对话过程中，对话者应该保持真诚， 并对他者保持包容，这样就可以使“每一个 一致性都能够以合乎理性的方式通过新的论 证而被再次置于问题之中，也就是说，置于 流动之中”。故而，在由话语构成的生活世 界中，对话本身就有一个主体间的预设，是 去中心、平等而非压制，对话过程既不同化 他者，也不利用他者，所以没有消除差异性， 而恰恰是对差异的尊重。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理论和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等人强调，个人在经济权力面前完全是无能 为力的。哈贝马斯也是从这个地方入手建立其对晚期资本 主义批判的，直到80年代初的研究中，他都试图坚持《启 蒙的辩证法》的“辩证发展的理论”。因此，在对晚期资 本主义进行批判时，他直接面对的仍然是“人被奴役”的 普遍社会状况。“科学、技术、工业管理，今天成了相互 支撑，其独立性不断增长的因素。在技术可资利用的知识 的制造，技术的发展，工业和军事对技术的运用以及在包 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一切社会领域内全面的行政管理， 今天似乎已经集结成一个能够抗拒危机、不断扩张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面前，主体的自由和自主的目标制订已经变得 毫无意义。”
意识哲学的致命之处 ：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哈贝马斯是德国哲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尤其擅长于现代理性的研究和批判。
他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并主张将其重塑为对工具理性的一种修正和补充。
本文将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概念出发，分析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
哈贝马斯将交往理性定义为人们在共识和合作中达成理性协商和行动的能力。
他认为，人类具有通过语言和理性来实现共识和合作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看作是一种交往理性的体现。
交往理性强调人们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弥补了工具理性在决策和行动中的不足。
工具理性是现代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强调理性主体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和决策。
工具理性的核心是效果性思维，即以达到预期效果为目标进行决策和行动。
工具理性关注个体的有限理性，假设个体可以通过计算和评估来选择最优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工具理性在追求效率和效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忽视了与他人的合作和共识的重要性，容易陷入权力和利益的斗争。
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交往理性强调合作和共识的重要性，弥补了工具理性对于权力和利益的忽视。
它强调人们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达成共识，使决策和行动具有更强的公正性和共享性。
交往理性强调人们应当在理性协商的过程中共同寻求真理和公正，而不仅仅是个体的利益和目的。
交往理性把合作和共识视作理性主体的价值选择，并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实现这一目标。
交往理性强调合作和共识的行为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互动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理性的计算和评估。
这种情感和互动不仅在协商和讨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决策和行动的实践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哈贝马斯是德国重要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他对社会交往和理性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在他的著作《论交往理性》中，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概念，并探讨了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
本文将论述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交往理性的重塑所带来的影响。
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
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它以效率和功利为核心，追求利益最大化。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的扩散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功利化，人们的交往方式变得越来越功利和自私，忽视了社会共同利益和道德原则。
工具理性追求的是人的私利，而非共同利益，这种追求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难以信任和真诚。
哈贝马斯主张将工具理性从社会交往中排除，重塑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并探讨了其特点和功能。
交往理性是指在交往中的理性性质，它强调了社会关系中的对话、合作和共识的重要性。
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不同，它关注的是集体利益和道德原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公平。
通过对话和合作，人们可以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合理的主张，并在公共议程上达成共识。
交往理性的特点是公开、平等和合作，它不仅强调个体的自由和独立，也追求社会共同利益和公共权益。
交往理性通过对话和合作，使人们能够超越私利，追求社会的公正和平等。
然后，哈贝马斯探讨了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所带来的影响。
交往理性的重塑对于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交往理性的重塑可以帮助人们建立更加互信和真诚的关系。
在交往理性的框架下，人们通过对话和合作，可以建立起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和冲突。
交往理性的重塑可以促进社会的公正和平等。
交往理性强调平等和公正的原则，通过对话和合作，人们可以共同参与决策和规划，实现社会的公共权益。
交往理性的重塑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交往理性注重集体智慧和合作，通过集体的努力和智慧，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和发展路径，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改善。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哈贝马斯是20世纪末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理论深刻影响了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
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本文将探讨哈贝马斯对于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新界定和重塑的论述。
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是指人们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采用的一种理性方式。
它是一种目的性的、计算性的和理性化的行为方式，追求效率、效用和实用性。
而交往理性则要求人们在交往和相互沟通中保持理性和共识，注重对话、合作和理解。
它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理性对话，寻求共同的认知和理解。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比交往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各个领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他认为，工具理性导致了技术的过度依赖和技术逻辑的统治，使人们过于关注结果而忽略了过程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一切问题都转化为技术问题，追求所谓的“最佳解决方案”，而忽视了不同价值观和意见之间的对话和协商。
这样，社会变得越来越冷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哈贝马斯主张重新将交往理性放到中心位置，并对工具理性进行重塑。
他认为，交往理性不仅仅是一种规范或方法，而是一种更加包容和民主的社会交往方式。
交往理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合作，通过对话和互动来获取共同的认识和理解。
它强调合作而非竞争，注重对话而非争论。
在哈贝马斯的看法中，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实践，人们才能够真正地共享信息，理解彼此的观点，并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为了实现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哈贝马斯提出了“理性重构”的概念。
他认为，通过对话和互动，人们能够共同达成更好的理性决策。
这种理性决策不仅仅考虑效用和功利性，还需要考虑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
哈贝马斯主张通过充分的对话和协商，实现平等的参与和公正的程序，以确保决策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而不仅仅追求所谓的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益。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1. 引言1.1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的工具理性在当代社会中已经显现出种种困境和局限性，难以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情境。
他提出了交往理性这一新概念，试图通过重新构建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和决策过程，来重塑工具理性的范式。
交往理性并非简单地取代工具理性，而是通过更注重人的自由和平等的交往方式，来重新思考理性，实现对工具理性的重构。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不同于传统的目的理性和规范理性。
交往理性强调对话、协商和共识的形成，强调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平等对话的重要性。
通过交往理性，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此的立场和需求，从而在共同参与和协作的过程中，实现更为全面和持久的发展。
交往理性的重塑对于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社会冲突和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提升社会公正和民主的程度。
通过重新思考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我们可以更加注重人的尊严和平等，建立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社会秩序。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不仅是一种理论构想，更是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实践的。
通过分析实际案例，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过程，以及其在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
通过不断实践和完善，交往理性可以为当代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启示和希望。
2. 正文2.1 哈贝马斯对传统工具理性的批判哈贝马斯对传统工具理性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他对现代社会的批评中。
他认为传统的工具理性将人类活动当做一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忽视了人的交往和沟通。
在这种理性下，人们只关注于如何达到目标，而忽视了与他人的互动和合作。
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对现代科技的消极看法。
他认为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让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和人文精神，也让人们越来越孤立和疏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具理性只会加剧人们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无法真正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哈贝马斯的批判不仅停留在对现实社会的揭露，更提出了一种新的交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
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交往行动理论》中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并认为它可以对工具
理性进行重塑。
交往理性指的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以理性、公正、平等等价值为指导原
则的行为方式，强调通过共同理解来达成共识和合作。
相比之下，工具理性更注重如何高
效地达到目标，并倾向于将人和事物当作工具来使用。
哈贝马斯认为，当人们只使用工具理性时会产生一些问题。
首先，工具理性可能会使
人们忽视实际情况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无法真正理解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工具
理性可能会将人们当作被控制的客体，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和创造力的主体。
最后，工具
理性还可能导致人们局限于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而无法考虑到其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和需
要。
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引入交往理性可以克服这些问题，并为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互
动提供更好的方向。
交往理性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合作，强调的是合作过程中的
共同理解和共识。
通过交往理性，人们可以通过沟通和理解来对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和解决，而且在合作中不会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
同时，交往理性还可以将人们的目
光引向更广泛的利益和需要，从而促进社会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总之，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可以对工具理性进行重塑，这样可以解决一些工具理
性所带来的问题，并为人们的社会互动提供更好的指导和方向。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交往理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了解，并为建设一个和谐、
平等和公正的社会提供支持和保障。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哈贝马斯是20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思想对于理性和社会交往的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他的著作中，哈贝马斯就理性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他自己对于理性的看法。
他认为，传统的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出现了危机，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重塑，转向交往理性。
这种交往理性则更加注重社会交往和共识的构建，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哈贝马斯将传统的工具理性定义为一种以一种目的为导向的理性。
在这种理性下，人们的行为和思维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或者理解。
这种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大行其道，成为了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理性所带来的结果并不总是积极的，它往往会导致人们为了自身利益而忽视他人的利益，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恶化。
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认为这种理性更加注重社会交往和共识的构建。
在交往理性的指导下，人们在进行理性行为和决策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对话和沟通来获取共识，而不是单纯地追求自身利益。
这种理性的重塑为社会交往提供了更加稳固和健康的基础，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
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性的重塑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基于广义的人类实践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理论。
这种理性的重塑要求我们从个体的自我中心转向社会的共同利益，从个人的利益追求转向共识构建。
这意味着在理性的实践中，我们要更多地考虑他人的利益，更多地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实现共识，而不是单凭自身的意志和利益去做出决策。
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理性的重建”的概念，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理性需要得到一种根本性的转变。
在这种理性的重建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的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将更多的社会交往和共识的理性引入从而实现人类实践的真正目的。
这种理性的重建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有利于缓解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哈贝马斯是德国哲学家，他的思想对于理性的重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提出了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概念，并认为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进行了重塑。
本文将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概念入手，探讨交往理性如何对工具理性进行重塑，并分析这种重塑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我们需要了解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理解。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的理性活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指导个体行为的工具理性，另一种是指导社会交往的交往理性。
工具理性是指个体在实现自己目标时所运用的理性，它是一种功利性的理性，着眼于实现个体的私利。
而交往理性则是指在人们相互交往和沟通时所运用的理性，它是一种合作性的理性，着眼于实现社会共同利益。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日益膨胀，而交往理性却受到了边缘化，这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
哈贝马斯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工具理性，而是试图通过交往理性来重塑工具理性。
他认为，工具理性脱离了交往理性的指导，变得自私自利，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比如环境危机、社会危机等。
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重塑”的概念，试图通过交往理性来纠正工具理性的偏差，使之能够为社会共同利益服务。
那么，交往理性是如何对工具理性进行重塑的呢？交往理性通过道德规范对工具理性进行规范。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中包含了道德规范，而道德规范是约束个体行为的准则，它强调个体应当考虑他人的利益，而不只是关注自身的私利。
通过道德规范，交往理性可以对工具理性进行规范，防止其为了私利而忽视社会共同利益，从而达到重塑工具理性的目的。
交往理性通过民主程序对工具理性进行调节。
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程序是一种公开、平等、理性的决策程序，它允许社会中的不同利益群体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和协商，最终达成共识。
通过民主程序，交往理性可以调节工具理性的活动，使之不再为少数利益群体服务，而是为社会大众的利益服务。
这样一来，工具理性就不会再脱离社会共同利益，而是受到社会的监督和制约，从而得到了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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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与交往理性李佃来(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作者简介]李佃来(1973-),男,汉族,山东安丘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 要]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视域内,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构筑起交往理性概念。
交往理性能够弥合理性的裂缝,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反对意识哲学的泛滥,破除传统哲学的理性神话和理性霸权。
同时,交往理性又成为哈贝马斯思考人的解放,展望人的未来的方案。
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无情消解理性的话语相比,哈贝马斯的理性话语更充满辩证的张力,更具有思想的解释力。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交往行为;生活世界 理性是哈贝马斯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
哈贝马斯对理性的关注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思路:分析批判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之处,但并不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力图以语言和生活世界互动的交往来重建理性,以此拯救理性。
由此,交往理性成为哈贝马斯理性观的中心范畴,对交往理性的构建成为他一生的心愿。
一相比前现代社会来说,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各个价值领域发生分裂,统一的实体理性变得分崩离析。
这个特征不仅表现在社会层面上,更表现在理论层面上。
理论上,对价值领域和理性的分裂作出经典规定的是康德。
康德批判了统一的理性观,指出,不同的知识和行为领域遵循不同的内在逻辑,承载不同的理性原则。
他的三大批判指认了在三大领域中存在的三种理性原则:在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认知领域,起作用的是理论理性;在社会领域,人要遵循实践理性;在思维领域,审美理性起决定性作用。
康德对三大理性的区分,实际上将价值领域和理性的分裂最终确立下来。
哈贝马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分裂,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中,他对这种分裂作出了如下确认:“通过宗教世界观和形而上学世界观所表达的实体理性,交错地表现在因素中,这些因素只是通过论证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流传下来的问题,在真实性,规范正确性,实在性或美的特殊观点下划分,并且可以作为认识问题,正义性问题,趣味性问题对待,区分为科学、道德和艺术的价值领域。
在相应的文化行动体系中,进行着道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 第5期德理论,法律理论等科学研究讨论,艺术生产和艺术批判,作为专业人员的事务而机制化。
文化传统的手工业上的加工,在一种抽象的运用方面,划分出认识工具性、道德实践和美学带表情的知识复合体。
”[1][P422]可见,哈贝马斯实际上是以范式的方式列出了三种类型的理性原则:认知的、道德的和审美的,这恰好是对康德三大理性的进一步确认。
这些理性各有自己的原理、方法和观点,因此,它们不能相互还原,也不能用一种理性的标准来判断另一种理性。
这种理性的分裂是启蒙现代性战胜神学世界观,确立科学和主体理性地位的结果。
它一方面带来了现代文化的成就,促成了专门知识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各领域和相关理性原则相互抵触,造成了价值的断裂和现代社会的危机征候。
于是,人们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分裂的理性是否还能够重新统一起来?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理性在近代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最初的统一性,并分裂为三种不同的成分,但理性的重新统一仍然是可能的。
在一篇标题为“理性在其多种声音中的统一性”的论文中,哈贝马斯充分论述了这种可能。
因此,他的任务就是要构建一种新的理性,实现理性的重新统一。
这就是哈贝马斯致力于研究交往理性的初衷。
二哈贝马斯对理性概念的把握,受到了韦伯的影响。
韦伯是在社会行为层面上把握理性概念的。
韦伯主要区分了两类社会行为,即目的—工具行为和价值行为,认为理性的内涵就体现在这两种行为之中,对理性的分析离不开对社会行为的分析。
受之影响,哈贝马斯也在社会行为的层面上考察理性。
他认为,当一种行为是合理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是理性的,反之亦然。
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虽然“提出了一个实践合理性的复合概念,这个复合概念以目的合理的行动方面,与价值合理的行动方面的连结为出发点。
但是,韦伯在另外一方面,却完全按照目的合理性来考察社会合理化。
”[2][P323]也就是说,韦伯虽然区分了两类社会行为,但实际上,他却只在目的—工具行为中考察理性,将启蒙理性理解为单一的工具理性。
受韦伯的影响,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工具理性是世界历史文明过程的范畴,是人类启蒙以来就有的。
在人类最初形成时期,便已经历着理性的工具化过程。
因此,工具理性是人类永远不可能摆脱的资质,理性只能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被审视。
哈贝马斯指出,韦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只是在康德区分的认知领域体察理性,这种做法既不可能实现理性的统一,又容易陷入悲观主义境地。
他指出,他们对理性的考察实际上是局限于主体和客体对立的意识哲学思维。
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所谓意识哲学,就是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肇始、由康德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完成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思维,其最大的弱点在于,把人的精神活动同人的行为、生活环境及把人联结在一起的最普遍的语言中介物分割开来。
因此,意识哲学对理性的批判,无论进行得如何彻底或采取何种形式,都只能停留在狭窄的主客体关系范围内,甚或停留在孤立的主体中,而无法解决普遍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要彻底冲破意识哲学研究理性的局限,必须进行哲学范式的更新,引入“交往”概念,使“孤独主体”向“互主体”转变。
因此,必须重溯交往理论的源头,这就是米德和杜尔克海姆有关交往和社会互动的理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米德和杜尔克海姆是“从目的活动到交往行动范例变化的开创者”[1][P3]。
“他们二人阐述了韦伯合理化理论所吸取的基本概念,从而摆脱了意识哲学的困境———米德是借助一种交往理论的社会学的基础;杜尔克海姆是借助一种社会的和体系的社会联合的互相有关的理论的统一,解脱这种意识哲学的困境的。
”[1][P3]具体地说,米德是从语言符号互动的角度讨论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交往,杜尔克海姆是从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关系,从群体中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探讨社会规范的。
通过对米德和杜尔克海姆理论的研究,哈贝马斯看到了语言和交往的意义,并由此引申出了交往行为概念。
在对交往行为分析的过程中,指出了其理性内涵。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指行动者个人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
行动者使用语言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
交往行为与工具性行为不同。
工具性行为是策略性行为,表现为目的合理性的确定,或手段的理性选择,或是二者的结合,它遵循着以经验知识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 第5期为基础的技术规则;而交往行为遵循着主体之间的相应规范,这些规范表现了主体之间对对方的期待。
因此,与工具性行为相比,交往行为理所当然地更具有合理性内涵。
交往行为的参与者所提出的、互相认可的合理要求,使共同行为取得一致成为可能。
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即真实性、正当性(正确性)和真诚性。
因为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所以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出所有三个对应的有效性要求。
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是正确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
哈贝马斯特别指出,在言语行为中,三个有效性要求总是同时浮现,即使一个语言表达只是主题性地使一个有效性要求凸现出来,三个有效性要求在一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
例如,当一个听者接受一个论断的真实性,但同时又怀疑言说者的真诚性或怀疑表达的正当性时,一致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
在现实交往中,三个有效性断言能够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这都是理性的言说过程。
很明显,语言交往既包含了理性分裂的所有方面,又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联系与统一。
由于交往行为成功地与所有三个世界建立了联系,因而其释放的合理性将更全面,因此是最具合理性内涵的行为。
从逻辑上说,交往理性将为不同领域知识的生长提供无比大的潜力,同时又预防了知识的分化。
易言之,交往理性将会使人类知识在一个最具合理性的轨道上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交往理性完全能够担负起弥合理性的重任。
实际上,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维度来发掘理性,也是为了从理论层面和社会层面上批判工具理性。
理论层面上,哈贝马斯主要是批判韦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仅仅在工具行为中把握理性,并由此将理性归结为工具理性的做法。
哈贝马斯指出,他们之所以把理性归结为工具理性,是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在人的交往中通过语言的共识形成的特殊规范,忘记了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内在于语言交往的整体理性要求。
又指出,理性决不能还原为技术原则,也不能等同于目的—手段的合理性,理性的工具化思维所带来的结果毋宁说是理性的摧毁。
社会层面上,哈贝马斯主要是批判工具理性对交往理性的侵蚀。
哈贝马斯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过于膨胀,以至于它以强大的渗透力直指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和交往理性的异化,带来社会的非理性化。
因此,重建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凌驾之力显得十分必要。
可见,哈贝马斯实际上是通过批判意识哲学引出交往行为概念,又通过剖析交往行为得出交往理性范畴,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阐述理性原则,以此达到弥合理性、批判工具理性的目的。
然而,哈贝马斯不止一次强调,交往行为是运作于生活世界境域内的行为,交往理性首先是生活世界的交往合理性,对理性的考察少不了对生活世界的考察。
三“生活世界”概念并非首先由哈贝马斯提出。
在哈贝马斯之前,已有许多哲学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
例如,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的现象学》一文中,理性批判地提出了“生活世界”概念。
在自然科学被视为唯一科学的现实面前,胡塞尔借助现象学的手法澄清了隐含的、不明确的知识领域,也就是被遗忘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感性基础领域。
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概念,实际上就是为了反驳测量、因果性假设的理想化、数学化以及技术化倾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在哲学史上具有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应该说,这一概念是现代哲学消解本体论和认识论形而上学的成果,属于实践思维。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主要是来自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哲学概念以及狄尔泰的“生活表态”解释学概念。
但与他们不同,哈贝马斯是在交往层面上研究生活世界的。
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是一对不可分开的中心概念,对它们的考察就构成了对哲学理性的考察。
他把理性的批判现实化,即在一定的周在世界中实现对理性的批判,在实际的沟通行为网络和生活世界中把握理性。
这种对理性的新的考察,实际上又构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以言语中介物所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及其交往网络,取代抽象空洞的“第一实体”和处处玩弄意识魔术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