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比较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差异浅析
Th e o ry Re s e a rc h学论理作者简介：史文璇（1988-），女，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差异浅析史文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古希腊的动荡年代，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迸发出了无限瑰丽的思想火花，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财富。
亚里士多德师承于柏拉图，因此两人的学说有相同的内容，但也存在诸多差异：一、关于国家的起源柏拉图认为个人才能的片面性与生活需要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工，而这种分工最终导致了人们的共同生活和分工合作，而国家就是这种社会分工的产物。
这种分工合作、各求所需、各尽其能的原则就是柏拉图立国的基础。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然生成论”是其国家起源观的核心。
他指出,自然赋予人类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合群性,恰恰这一合群性是人类生存和过优良生活的前提。
有了这一前提,人类就可以结成社会,组成城邦,过有组织的生活。
因此“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凡脱离城邦的人“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无论是两性的结合、家庭的出现,还是村坊的产生、国家的形成，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自然”的精神,而国家则是这种自然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类本性的完成。
关于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不相同的政治风格。
一个把国家的起源规定为严格的社会分工，一个把国家的起源规定为社团的自然发展。
由严格的社会分工所产生的国家，必然使国家带有分工本身所固有的特点。
因此，社会的等级井然、国民生活的千篇一律、整个国家的整齐划一就成为国家的突出特色。
相反，由社团的自然发展所产生的国家必然处处体现出“自然生成”的特色，一切依照自然、顺应自然。
因此,这样的国家更加适应人的本质的发展，多角度发展、多层次需求、多阶层杂容并存就成为这种国家应有的特色。
浅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思想
浅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思想作者：柏雅婷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22期摘要：本文介绍古希腊城邦，然后介绍在城邦中产生的两位伟大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的政治哲学理论来介绍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与政治生活是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
关键词：古希腊;政治哲学;城邦;社会性;自然生成论引言一个城市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由一个城市围绕着它的一小部分组成。
这是政治哲学的摇篮。
古希腊特有的政治社会是一个城邦。
希腊城市国家的外部特征狭窄且独立。
它在领土和人口上实行了小国和寡民的政策。
希腊城邦的内部特征为其赋予了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
生于雅典的原始民主国家首先实行贵族制。
在从公元前635年到公元前508年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暴动之后，奴隶民主共和国终于成立。
河马战争后，雅典进入了伯克利时代。
在那个时期，奴隶制经济蓬勃发展，奴隶制和民主变得异常繁荣。
在此期间，雅典的自由和宽松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希腊世界的许多知识分子。
民主与科学发展总是密不可分的。
结果，就人口和规模而言，文学，艺术和哲学（包括政治哲学）的繁荣和辉煌成就是极不相称的。
当斯巴达摧毁雅典的希腊霸权时，希腊的城邦体系也衰落了，但思想家们梦想着重建理想的城邦，并进行了艰巨的追求。
因此，随着城市国家的衰落，政治哲学的高峰迅速到来。
一、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当柏拉图描述城市国家的形成时，他直接提到了问题的实质：“我认为，因为没有人能够自给自足，但需要别人的帮助，他才创造了城市国家。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柏拉图强调“国家是合作的产物”。
柏拉图认为，人类利益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政治。
他在《理想国》中写道：“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仅仅为了某一个阶级的杰出幸福，而是为了所有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相信，争议最有可能“他相信，有五种形式的政府：“贵族，专制，寡头，民主，主要政府。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城邦的思想异同(2)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城邦的思想异同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体系的区别1.政体形式的区别柏拉图的理想政体形式是“贤人政体”，也就是“哲学王”的统治，即知识统治。
这是柏拉图政治学说的核心。
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则是一种中庸的模式，他认为由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城邦，是最优良、最稳定的城邦。
他认为，只有中产阶层才是富人和穷人的“仲裁者”。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更多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亚里士多德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2.法律的差异柏拉图崇尚的是哲学王的政体，也就是说，更强调统治者的个人素养在国家中所起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甚至是轻视法律的，他更加看重的是道德的力量，是人性中的善对人们行为的无形约束。
相对于法制来说，柏拉图崇尚的是人治。
而亚里士多德是比较看重法律的。
他的思想大多继承了柏拉图《法律篇》的思想。
他认为，法是没有感情的智慧，具有一种为人治所不能做到的公正性质。
用法律来统治则可以免却上述弊端。
3.后期思想的演变柏拉图后期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其国家起源说承认了人过社会生活的需要；在政体理论中，已经不提起五个循环政体，而是将政体分为合法和非法的两种，颇类似于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同时，开始逐步的承认并强调法律的作用。
这些变化都体现在他晚期的作品《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
我们不能不认为，正是其晚期的这些变化，给了亚里士多德某种启示，从而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政治学说。
4.人治与法治的分野，贤人政治和共和政体的选择贤人政治——柏拉图的理想政体柏拉图的这种贤人政体中,权力与知识得到了有机的结合,至高无上的哲学王必须是经过特殊训练,并获得至高知识的人。
柏拉图的这种思想对后世西方的精英治国论有着重要的影响。
共和政体——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思想与柏拉图的不同。
他指出,划分政体存在有两个标准:第一是城邦最高治权执行者实行统治的目的是否旨在“照顾全邦的共同利益”;第二是城邦治权的最高执行者人数的多少,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
比较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法治思想
比较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法治思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柏拉图（Plato）是古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们都对法治思想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贡献。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法治问题上存在一些区别，本文将比较他们的法治思想。
首先，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法治的定义有所不同。
对于柏拉图来说，法治是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力的制约和约束。
他认为，法律是一种高于个人意志的超越性规范，通过它，人们可以获得公正和正义。
而亚里士多德则将法治理解为合法政治权力的正当行使，认为法律应当为国家和国民民主共同利益服务。
其次，他们对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也存在差异。
柏拉图主张把法律制定的权力交给哲学家王者中的哲学家统治者，因为他们具有智慧和正义的品质。
他认为，智慧的统治者可以通过直觉和超验的方式制定公正的法律。
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把法律制定的权力放在有能力和正直的公民手中。
他认为法律应该由民众参与制定，以确保法律的合法性和代表性。
第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处理犯罪和惩罚问题上也有不同观点。
柏拉图认为，犯罪是人性腐败和道德缺失的结果，应当通过教育和思想的方式来纠正。
他反对对犯罪者进行过度惩罚，而是主张通过道德教育来引导人们追求德行。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犯罪行为破坏了公正和正义，应当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他主张按照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社会危害性来惩罚犯罪者，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
最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于司法制度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柏拉图认为，司法制度应该是一个理性和公正管理冲突的机构。
他主张通过行政机构来管理司法，并由哲学家王者担任最高司法审判官。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司法应该是独立的，法官应当是有经验和正直的人。
他主张法院应当是一个对各方公正和平衡的地方，以确保法律公正执行。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法治思想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柏拉图主张哲学家统治者的智慧统治，认为道德教育和思想引导是重要的法治手段，而亚里士多德则更加注重公民的参与和民主决策。
虽然他们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为后世的法治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比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异同
试比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异同提起古希腊文明，人们无疑会想起这两位在诸多领域中取得影响后世的成就的学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唯心主义哲学最伟大的代表。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在哲学、教育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气象学、政治学、诗学等方面建树颇丰，诗希腊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师徒，在学术见解上自然会有相通之处，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其师的思想，但他同时也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足见他与柏拉图还是存在许多分歧的。
首先，关于城邦的思想。
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对自由城邦的政治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古希腊时代，城邦制度可称是最先进、最理想的政治建构，在希腊文中，城邦一词为polis,不同于今天英文中的city或country，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形态，是柏与亚政治思想的实践对象，而且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只适用于城邦，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确立，城邦的衰落也使这一系列政治思想失去了适用价值（当然，从西方近代以来，这种对政治构建的最初观念对今天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了正义城邦的思想，城邦分为统治者、军人和财富生产者三个阶层，正义的城邦是三个城邦发挥各司其职、相互和谐的统一体，前两者是国家的治理者，第三阶层则是财富的创造者，这也引申出专业化的原则，在正义城邦中，人人需各司其职，统治者和军人也需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且他们适合于他们的这一地位所要求的条件。
正义城邦的统治者，在《理想国》中，便是柏拉图著名的“哲学王”哲学家执政是柏拉图挽救城邦危机的根本措施，是正义国家实现的关键，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哲学家执政的根据：(1) 人的品德是政治的基础，保持公民完善的品德，矫正人们品德的堕落，有赖于具有完善品德的哲学家。
(2) 知识是美德的基础。
它是对“理念”的认识与回忆，而非源于物质世界。
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这种知识，回忆这种知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异同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异同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有关教育的观点和理论是各自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教育思想一方面是其哲学理论的反映和实践，又和两者的政治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两者各有特色的教育理念也是人类教育史中的重要里程碑，因而分析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理论有其重要的意义所在。
本文的分析和比较，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形成教育观的背景和缘由，二是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最后则是两者的教育观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
分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成各自教育观的原因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个体的角度（也可以说是本质的角度）。
在这个角度中，两者在形成各自教育观的认识论基础上就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在柏拉图看来：学习即回忆，人在出生以前就已经获得了一切事物的知识，当灵魂依附于肉体（也就是人降生）后，已有的知识就被遗忘了，人通过感性事物引起思维，才重新“回忆”起已被遗忘的知识。
为何柏拉图对学习的定义是如此？因为作为最早提出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见解的哲学家，他认为“灵魂在取得人形以前，就早已在肉体以外存在着，并存在于理念世界之中，认识理念世界中的许多东西，以至可以洞察最高理念。
” 而因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在灵魂与肉体结合成为人时由于“惊恐和骚乱” 就失去了对最高理念的认识和记忆，所以才会有“回忆”这种说法。
而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论述与柏拉图完全不同，他认为人的灵魂正如一本什么也没有写上的书，或什么也没有写上的白纸，或者是一块白板，它能接受对象的知识，这就说明学习应是使知识从外面经过感觉进入意识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回忆”的过程。
两者在认识论基础上的差别直接导致两者在教育理念上的不同，柏拉图的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回复到灵魂原有的“善”，使其无愧于身为某一阶层一员的使命；而亚里士多德要求认真的对待灵魂的这块白板，通过教育来培养人，发展他的人格。
由于两者在认识论基础上的差异使他们在教育必要性的分析上也有很大的差别。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管观点上的异同
柏拉图认为，国家产生于人类生活的需要，个人生活的多样性和个人才能的片面性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工，而这种分工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
他指出:“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请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做城邦”。
在这里，柏拉图看到了“一个人分一点东西给别人，或者从别人那里得来一点东西，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有进有出对他自己有好处。
这种分工合作，各求所需、各尽其能的原则就是柏拉图立国的基础。
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劳动必须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国家必须根据人们的性格、专长安排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
他说:“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使每种东西生产得更多又好。
;因此，分工合作、各尽其能，专司一事就是国家的正义，这种国家“我认为是真正的国家……可以叫做健康的国家。
在柏拉图的后期思想中仍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国家起源于分工。
他在《法律篇》中指出，在人类开始时是作为牧人生活于独居的家庭生活状态中，当时并没有使用多种多样的技艺，这种“自然世纪”是在家长权威的统治之下的;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各种新的技艺的发明，农业生产的出现和增长，若干个家庭聚居在一起组成乡村，后来从中出现了政治家，把若干个乡村联合起来组成城邦，这样国家就产生了。
可见，在柏拉图的后期思想中仍可看到共同生活，分工合作的国家状态，不过这里更加接近于“自然生成论”亚里士多德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坚持“自然生成论”。
他指出，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合群性(即社会性)。
人类在演化史上，虽然经历了家庭、村落到城邦(即国家)的漫长发展过程，但真正体现人类本性的只能是国家。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最初为了繁衍后代就发生了两性的结合，“这就得先成为配偶……配偶出于生理的自然。
”困因此，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结合方式是自然的，这种自然的结合使人们发生联系以保证个人的生存和种的延续。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比较一、相同点:1、二人都非常注重寻本探源，追求终极。
这便是二人政治思想中理想的部分，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他把理念当成宇宙万物的本质，唯一的真实存在，认识事物的基础，并且据此而设计了他的《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都有一善的目的。
2、两人都把教育看成一个重要的问题。
①柏拉图认为实现城邦团结统一的一项措施是对公民（哲学家和军人）的教育。
他相信只有通过正确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军人和哲学家，也只有依赖哲学家的教化手段，才能塑造人性，培养优秀的公民，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
他把教育称为“唯一重大的问题”，认为城邦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
②亚里士多德将人性分为三种善德即天赋，习惯和理性，而理性是人们的追求的目的。
他指出教育培养人的理性，进而理性培养习惯，习惯改变天赋。
认为后天教育可以改变人。
相反，柏拉图基于“潜能不易挖掘”的忧患意识而提出全面教育，以便于充分发掘人的天赋品格和美德，最后走向已经分配好的“工作岗位”。
由此可见师生二人对教育实施的方针目的和具体的措施方面有一样的地方，但背后的原因本初目的是不一样的。
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优生优育”和“因时而教”的具体教育方法。
3、整体主义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中阐述的政治哲学的突出特征就是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
他把社会整体（城邦）视为唯一的目的，个人是为了整体服务的工具。
个人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他的价值只能是作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完全被消融于整体之中。
柏拉图把城邦的统一强盛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把献给国家作为公民的最高道德。
具体地说，个人不再有自己的一切，不再有自己的财产、妻子、利益、愿望、要求、情感、判断，每个人与其他人都利益一致、情感一致、意见一致，这样，城邦就真正形成了“一个国家”，不用复数表示的国家。
也就是完全消灭了个人主义，形成了一个整体。
亚里士多的在个人与社会的整体关系上也持整体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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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比较摘要：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二人的政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二人虽然是师徒关系，但是由于两人在思想来源、历史思维和政治思维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两位大师在政治领域内的观点产生了诸多分歧。
通过两方面的比较来说明二人政治思想的不同。
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二人政治思想的比较，来回顾二人在希腊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来了解当时希腊社会主流的政治思想，以此来说明时至今日，二人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对比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但是由于两人思想来源、历史思维和政治思维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两位大师在政治领域内的观点产生了诸多分歧，于是亚里士多德发出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感慨[1]67。
本篇文章将从二人的思想来源及代表作来简要分析二人政治思想的不同。
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思想来源比较柏拉图的思想总体上受到四位思想大师的影响：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
虽然几位大师在不同时期对柏拉图均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对柏拉图产生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
柏拉图将苏格拉底认为是“人类中最智慧的人”[2]。
由于苏格拉底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最终被处死，这使得柏拉图对当时的社会政体极其失望。
由于思想受其影响较深，这也为其后写出《理想国》、《法律篇》等著作创造了条件。
相比较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来源更为复杂。
他的思想不但受到像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这样的哲学家的影响，更受到古希腊七贤思想的影响。
除此之外，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较多内容的阐述都是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国》。
由此可见，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之深。
二、柏拉图的代表著作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政治思想比较1.关于城邦柏拉图在其《理想国》第二卷开篇，借用苏格拉底的话提到“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一个人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3]59，“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城邦”[3]60。
柏拉图强调，“城邦中的劳动者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并且一人擅长一种技能，劳动者应积极工作，工作必须认认真真，不能马虎从事”[3]61。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柏拉图将每个人根据自身能力的不同而各尽其能的状态看做是建立一个国家的基础。
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所有的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的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4]1252a。
“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更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大到可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4]1252b30，从这里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在定义城邦来源地问题上是有些类似的，但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早期的共同体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
因为这就是它们的目的，事物的本性就是目的，终极因和目的是至善，自足便是目的和至善。
”[4]1253a亚里士多德强调至善的作用，这是柏拉图所没有提到的，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提出“城邦在本性上要先于家庭和个人，因为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4]1253a20，他的这些观点与柏拉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关于妇女财产柏拉图认为，统治阶级的成员，除了不允许有私有财产外，妻子儿女也应该共有。
认为，各种职务男女都能参加，只不过女的比男的弱一些罢了[3]193。
但是柏拉图对妇女的看法是超出当时的观点的，他认为“妇女只是体制不如男人，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着想，女人同样应受到相同的教育，成为优秀的公民，同样能担负国家保卫者的职务，介入统治者、辅助者行列，担任各种公职”[3]188-199。
柏拉图从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考虑，在文中提到“这些女人应该归男人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
同样地，儿童也都共有，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3]196。
在他看来“当一个国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他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在一个国家里，绝大多数的人对同一个东西都能说‘我的’‘非我的’这个国家就是管理最好的国家”[3]204。
而亚里士多德极端反对柏拉图的这一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即便达到更高程度的同一性，所有人也不可能在同一时刻说“我的”和“非我的”，因为“所有人”这个词有两层含义，在论证过程中会造成混乱。
因此所有人都称同一事物为“我的”固然不错，但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能的。
另外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一件事物为最多的人所共有则对它的关心便最少，任何人最主要考虑的是私有的东西，对公共的东西则甚少顾及，如果顾及那也是与他人相关”[4]1261b20。
亚里士多德甚至更尖锐地指出“妻子和儿女的这种公有制似乎更适合于农夫，而不适合卫士”[4]1262b。
而对于财产方面，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每个人的利益各自分清了，人们就不会相互抱怨，而且由于大家都关心自己的事务，人们的境况就会有更大的改观[4]1263a25。
3.关于政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四种政体：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
柏拉图探讨的第一种不完善政体是荣誉政体。
柏拉图认为荣誉政体是从理想政体演变而来，它是通过统治者、辅助者、生产者三个阶级的相互混杂斗争，在共同分配财富中私人占有公共财富，从而产生这种介乎理想政体和寡头政体之间的荣誉政体。
在荣誉政体中，统治者享有荣誉并以荣誉为重，习惯于倾听，不善于发号命令，不注重教育；贪婪财富，对待奴隶较为残酷，但对自由民彬彬有礼。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虽对这四种政体都持否定态度，但还是相对推崇荣誉政体。
柏拉图指出寡头政体“是一种根据财产资格的制度。
政治权力在富人手里不在穷人手里”[3]331，柏拉图认为寡头政体和荣誉政体同样面临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局面，这就容易导致阶级分裂，由于寡头政体的统治者唯利是图，并且没有能力从事战争和正当事业，随着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最终必然导致革命的爆发。
柏拉图同亚里士多德一样，把民主政体的特征理解为机会平等，每个人都能有从事任何事的自由。
同时柏拉图指出，民主政体有其自身的缺陷，其一，民众在许多政治事务上都是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其二，由于民众往往不能正确地去选择领导，经常受到一些自称是好的民族领袖的人，通过各种欺骗的手段而赢得人民的支持，从而窃取政权；其三，民主政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由和平等，这就会使民主政体的自由走入极端，最终将导致垮台。
在崇尚民主政体的过程中，虽然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处死，他依然认为民主政体比较温和。
柏拉图认为，在民主政体中，随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冲突和斗争的激烈发展，僭主就乘机夺取政权，从而建立个人的独裁统治。
因此他指出僭主政体是四种政体中最坏的政体。
柏拉图还提到“在僭主暴君式统治下的心灵也必定是贫穷的和苦于不能满足的”[3]373。
柏拉图同时认为，僭主的品格也是最坏的，这点看法与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还构想了自己的理想政体，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
柏拉图将理想国中的公民划分为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民三个阶级。
卫国者是少部分管理国家的精英，其任务是监督法典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达到该目的柏拉图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
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存在着完全的性别平等。
治国者和武士没有私产和家庭，而且妇女和财产都是共有的。
劳动者也绝不允许拥有奢华的物品，理想国还很重视教育。
柏拉图自称这是“第一等好”的理想国。
而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分为六种：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公民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
在此基础上他又将这六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宗政体，包含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公民政体；另一类是变态政体包含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5]。
首先就君主政体来说，亚氏认为君主政体只是一种理想的政体，而不适合于现实，因为他说“倘使若干贤良(好人)所合成的公民集团中有一人的德，出类拔萃，超乎他人，这些人就应当遵循自己所主张的原则让他一人来统治了”[4]1283b20。
但是亚氏同样认识到这样的君主是不可能有的，他说“这样卓异的人物就好像人群中的神社祇，法制只应该规范出身和能力相等的众人，对于这样的人物，就不是律例所能约束的了”[4]1284b10。
因此，君主政体只能停留在理想层面，因为其是不符合当时社会背景的。
僭主政体是君主政体的一种变态形式，虽然僭主政体和君主政体一样同为一人所统治，但二者产生的权力方式却截然不同。
一般来说，君主能考虑公共利益，而僭主则纯粹为了私利执政。
亚氏十分厌恶僭主政体，他形容僭主政体为“谋求的是僭主一己的私利，推行个人统治”[4]1279b6“它不合乎自然和正义，也不合乎人性”[4]1287b39。
并且声称“僭主政体是最糟糕的一种政体”[4]1293b30。
就贵族政体来说，贵族制在希腊最初含义就是指优秀的人进行执政，亚氏说“贵族政体的准则即是德性”[4]1294a10，由此可见，亚氏将道德行为看做是贵族政体的衡量尺度，他认为贵族政体中，贵族统治者有崇尚才德和守法精神两大特点，亚氏把这两点看做是与其他政体的区别。
寡头政体是指少数人统治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说“寡头政体是门第显贵而又占少数的富人执掌着政权”[4]1290b20，亚氏将寡头制列为变态政体，他认为在寡头政体下，统治者太过自私，他容易被人民推翻，但是他对寡头政体也不是全盘否定，他也较为赞成温和的寡头政体。
公民政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当执政者是多数人时，我们就给这种为被治理者的利益着想的政体冠以为一切政体所共有的名称：公民政体”[4]1279a39。
亚氏所说的公民政体既有平民政体中多数人执政这一特征，又有寡头政体中的财产资格这一因素。
但是希腊的历史事实使得这一政体最终只能停留在理想层面，因为当时贫富对立过于严重，中产阶级无处容身，公民政体只能作为良好的希望，政体无法付诸实践。
平民政体是指多数人的执政。
亚里士多德指出“平民政体是贫穷而又多数的自由人执掌着政权”[4]1290b19。
亚氏按照从温和到极端把平民制又分为五类:一是自由和平等最受重视，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参与公职；二是有低微财产资格限制，只有达到这一数额者才能参与公职；三是强调自由出身和依法治理；四是不强调自由出身，但仍需依法治理；五是极端的平民制，类似于僭主制。
总而言之，平民制的主要特征就是自由和平等。
亚氏反对极端的平民制，同时赞同温和的平民制。
三、总结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大师，他们成就了古希腊时期哲学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