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楚文化
从屈原《九歌》看楚国文化

从屈原《九歌》看楚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这样一个国家,历史长达八百余年,长期屹立于地图的南边,统领着南方的广袤疆土。
这个国家就是楚国。
乍一想楚国,感觉这个国家似乎存在感非常低。
它是春秋五霸之一,也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这个国家到底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功绩呢?好像都没有。
说起名人,也只能想到给现代人带来每年固定三天假期的“爱国诗人”屈原和美名流传千古的西楚霸王项羽。
当然,非要算的话,建立汉王朝的刘邦也能算是楚国人。
这样想来,楚国凭什么历经两大混乱时代而屹立不倒呢?一.《离骚》:“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如果说对这个存在感颇低的历史强国有什么认知,基本上都是来自屈原和他的文学作品。
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屈原的作品,目前共流传下来二十三篇。
其中《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首先关于屈原,大家普遍将其认作是“爱国主义诗人”,尤其是当这个名号被编入各学校教材后,似乎就此成了定论。
但在经过一番查证后,我比较认可刘毓庆先生的观点:比起爱国主义诗人的名号,屈原更适合“忠臣”二字。
汉讫唐代,诸多典籍都有对于屈原先生的评价。
学者们除了极力赞扬他的文学成就外,大多称道他的“志洁”“尽忠”的伟大人格。
刘安赞扬他“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东方朔称屈原为“忠臣”、“孤圣”;司马迁称他“志洁”、“行廉”,“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孟郊称他“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瑜”。
但不曾见有称道他的“爱国”思想者。
不仅如此,而且对今人所谓的屈原的“爱国”行为,古人还颇多微词。
贾谊说“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大不以其眷恋故国为然。
司马迁曾道:“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之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贾谊、司马迁都是有正义感的学者,对于屈原的爱国行为,字里行间不仅不认同,甚至还隐隐有些责怪屈原浪费了自己的大好文采,这就说明“爱国主义”作为道德美学观念,不仅先秦时不存在,到汉代也同样不发达。
郭沫若戏剧故事《屈 原》

郭沫若戏剧故事《屈原》郭沫若戏剧故事《屈原》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
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
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楚怀王十五年(前3_),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_,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
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
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
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
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
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楚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
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
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作品计有《离骚》、《天问》、《九歌》(_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
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
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
《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_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
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

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郭沫若的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分别是《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以及《孔雀胆》。
大家平时会看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吗?关于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棠棣之花》“棠棣之花”,“棠棣”出自《诗·小雅》有《常棣》一诗,代指兄弟情义。
《棠棣之花》既是郭沫若五幕历史话剧,又是越剧剧目,亦名《芳草碧血》。
两个剧目均根据战国时义士聂政刺韩相侠累的事迹改编。
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屈原》话剧《屈原》取材于战国时期楚国的历史,写伟大诗人、政治家屈原的政治挫折和个人遭际。
郭沫若首次将其形象塑造于舞台之上,他以神来之笔,在从清晨到午夜这段非常有限的舞台时空里,概括了这位诗人一生的悲剧。
剧一开始,即写屈原以橘喻志,教育学生保持高洁的灵魂。
1942年,《屈原》重庆首演,导演陈鲤庭,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顾而已饰楚怀王,石羽饰宋玉,施超饰上官大夫靳尚,丁然饰公子子兰,张瑞芳饰婵娟。
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此剧集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
”1953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了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重新上演了这个戏。
导演仍是陈鲤庭,屈原则由赵丹扮演,白杨饰南后,王蓓饰婵娟。
1979年《屈原》第四次在日本公演时,演出500余场。
1980年11月,河原崎长十郎率演出团来华演出,自扮屈原,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屈原》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对交上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构成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虎符》郭沫若的五幕话剧《虎符》取材于《史记·魏公子列传》,写于1942年,1943年首演。
该剧描写的是战国“四君子”之一魏信陵君(无忌)窃符救赵的故事。
魏安厘王二十年(纪元前二五七年),秦国侵赵,形势危急,赵国平原君的夫人(信陵君之姐)亲自突围到魏国求援。
论楚公■钟和楚公逆镈的年代

论楚公■钟和楚公逆镈的年代
张亚初
【期刊名称】《江汉考古》
【年(卷),期】1984()4
【摘要】楚公钟和楚公逆镈,是楚文化中年代最早的西周时期的美国铜器.楚公作的铜器传有四钟一戈.楚公逆镈是宋代政和年间?州嘉鱼县出土的,为王室?藏,后不知去向。
楚公逆镈之逆,孙诒让释为逆字.认为逆就是文献上?说的熊??。
后来王国维和郭沫若都采用其说.王氏云:”按楚?家言,熊绎居丹阳,至文王熊赀始都郢,中间无迁都事,惟言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所粤,至于鄂,乃立其长子毋康句?王,中子红为鄂王……熊挚红立后六?.至熊咢,今熊咢之磊出于武昌者,武昌即鄂……【总页数】2页(P95-96)
【关键词】武昌;王国维;楚文化;郭沫若;西周时期;孙诒让;古代青铜器;文王;年代;宋代
【作者】张亚初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7
【相关文献】
1.楚公逆钟铭文补说 [J], 黄锦前
2.晋侯墓出土楚公逆钟铭文新探 [J], 董珊
3.谈楚公逆钟中的“锡”字 [J], 李晓峰;
4.楚公逆镈 [J], 李零
5.楚“公逆”镈铭的复原与新释 [J], 曹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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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屈原中心内容及其解析

郭沫若屈原中心内容及其解析
郭沫若的《屈原》是一部长篇叙事诗,以屈原的一生和楚国的历史为主题,通过对屈原形象和楚国历史的描绘,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传统。
在《屈原》中,郭沫若塑造了一个英雄般的屈原形象。
他将屈原描绘成一个忠于国家、热爱百姓、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的人物。
屈原的悲剧命运则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变革和转型,也反映了中国古代贵族与农民之间的隔阂和矛盾。
同时,在《屈原》中,郭沫若对楚国历史进行了广泛的描写和阐释。
他将楚国的兴衰历程呈现出来,并探讨了楚国与周朝、齐国、秦国等其他国家的关系。
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写,既有历史真实性,又融入了作者的个人情感和审美趣味。
总之,《屈原》是一部充满史诗气息和文化内涵的作品,它既是对屈原这位历史人物的纪念,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文献检索,信息检索(2)第二章 信息检索原理

缺点:常常落后于当前研究现状,分类表相对呆板的 学科关系,使得确定前沿概念、跨学科概念或非常具 体概念的分类,较困难。用户差异性。
分类语言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 杜威十进位分类法 IPC国际专利分类法
基本部类 马列毛邓 哲学
(2)多概念课题
并列概念课题,如“新闻宣传研究”
“计算机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 上位类分类方法,如“灰色系统理论”
应用性课题,如“计算机在人口预测方面的应用”、
2.主题语言
是直接以代表信息内容特征和科学概念的概 念词作为检索标识,并按字顺组织的一种检索语 言。 是以表达文献主 是从文献的内容 是从文献的题目
一、检索算符 逻辑与
(一)布尔逻辑算符
布尔逻辑组配运算是采用布尔代数中的 逻辑“与”逻辑“或”、逻辑“非”等算符,
将检索提问式转换成逻辑表达式,限定检索
词在记录中必须存在的条件或不能出现的条 件。凡符合布尔逻辑所规定的条件的文献, 既为命中文献。
布尔逻辑运算符
————————————
1、逻辑“或” 2、逻辑“与” 3、逻辑“非”
2、逻辑“与”
————————————————
Chinese AND litera0,000 网络100,000,000) 用符号“and”或“*”表示,其逻辑表达式为: A * B 或 A and B 其意义为检索记录中必须同时含有检索词A和B 的文献,才算命中文献。
4、记录级
检索词在数据库的同一记录中。
(C)—citation
表示两侧的检索词(或检索项)必须出现在同一记录中,词
序不限,中间词数量不限,其作用与布尔逻辑算符AND相同。
郭沫若话剧《屈原》

《屈原》
——郭沫假设
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吸收了南方民歌的精华,融合了古代神话和传说,创造出了新体诗——“楚辞〞。
楚辞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大解放。
它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形式活泼多样,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篇幅和容量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任意扩充。
伟大诗人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
屈原(公元前340年~前278年),名平,出身于楚国的贵族。
起初他颇受楚怀王的信任,曾做到左徒的高官,他主张改进内政,联齐抗秦。
但是,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由于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
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在秦国。
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一再遭到放逐。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对前途感到绝望,就在同年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的政治生活虽然是个悲剧,但作为诗人,他给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等二十多篇不朽的诗篇。
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宝库的珍贵遗产。
《离骚》是屈原最成熟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最宏大的一篇抒情诗。
前半局部是现实的表达,写他改进政治的理想和遭遇。
后半局部参加了许多奇特的梦想,他在风、雨、雷、电、云、月以及凤凰和龙的陪伴下,在天空中驰骋,上天下地去追求他所理想的对象,结果是失望了。
楚辞与楚文化的关系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浓厚的地方色彩。
它被称为“楚辞”,就是因为它“书楚语,作楚声,作纪楚物”。
楚辞连同它最伟大的作者屈原之所以产生于楚国,并非偶然,它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楚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民族精神,爱国热情:(1)比如卞和献“和氏璧”;申包胥求秦救楚,血洒秦廷;楚怀王克死秦国等都表现出了楚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
同时,这些精神在屈原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2)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就是有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
屈原《招魂》中就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楚国的贵族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
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也是楚文化发达和楚辞形成的原因。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
(1)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
(2)《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
(3)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
”(见《史记·楚世家》)与楚地的民歌和地方音乐有密切关系:(1)检点古代文化典籍,其中有不少楚地民歌。
《诗经》中《周南》、《召南》,实为南方民歌。
《孟子·离娄上》载《孺子歌》,歌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该歌在《楚辞·渔父》中也出现了。
《说苑》中《至公》《正柬》分别载<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史记-滑稽列新序》载《徐人歌》。
(2)《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
其中《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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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了中国文化的范域。
但是,究其实质,郭沫若早期诗歌创造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
郭沫若接受欧美现代文化精神的感召与呼唤,却在文化潜意识层面表达了楚文化原型的深层影响。
换句话说,郭沫若置身于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其诗风与世界文化、时代思潮的关联是自不待言的,但他所在的本土文化的影响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性条件,它甚至决定着影响的性质、方式和程度。
即使是对外来文化“拿来”,楚文化也构成了其类似伽达默尔所说的“前理解”(Pre —Vnderstanding)的重要文化基础。
从这一点看,《女神》的泛神论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内在精神,在楚文化本体原型中就可以找到其渊源和踪迹。
郭沫若曾说:“我和周、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最先接近的是《庄子》,起初最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
这嗜好支配了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期,我在二十年前曾经讴歌过泛神论,事实上是从这儿滥觞出来的。
”“《庄子》书是我从小时便爱读的一种,至今还有好几篇文字我能够暗诵。
”(注:《庄子与鲁迅》,《郭沫若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7页。
)所谓“泛神论之滥觞”,见于郭氏第一本诗集《女神》,其中有《三个泛神论者》一诗,后两节是赞颂荷兰的Spinoza和印度的Kabir的,首节则是赞颂庄子:“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
”《女神》中的“匪徒颂”诗序也引用《庄子·箧篇》的话。
泛神论其实非并西方所专有。
在远古人类的原始思维中,泛神论是一种相当普泛的文化特征。
楚文化中的泛神论则更为显豁,甚至楚辞文学中的某些篇章就成为泛神论思想的直接宣谕。
王逸《楚辞章句》谈到“九歌”的创作起因就谈到楚文化的泛神论:“《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
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闻。
”朱熹《楚辞集注》也说:“……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
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
是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
”这些历史性阐释不仅揭示了楚文化的泛神论存在,而且更表明了屈原诗歌创作与楚文化泛神论的相互联系(注:参阅拙作:《〈离骚〉与巫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
由此可以发现,屈赋文学之辉煌绚丽,成就卓越,与楚文化泛神论的浪漫主义基因影响是分不开的,并因此而形成楚文化泛神论文学源头。
郭沫若早期诗歌的确具有明确的泛神论因素,追溯其渊源则无疑是楚文化泛神论的浸润作用。
原型批评理论家N·弗莱曾指出,文化是在原型的影响和作用下的一种有序性演化。
在艺术中,原型就是“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它“把一首诗同别的诗歌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成一个整体”(注:N·弗莱:《批评的解剖》;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
)。
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原型大多来自楚文化。
从大量史料可以看到,中国神话存在渊薮在楚文化圈内。
这与楚文化力图用原始型思维直观地认识和概括世界有很大关系。
与北方黄河流域的社会人伦型文化不同的是,长江流域的楚文化侧重于对自然和宇宙的把握。
因此,泛神论在楚文化中并不是一种理论界说,而是一种用形象或意象的有生命方式的命名来探知宇宙自然的神秘奥妙,这就形成了有关日、月、星、辰和自然万物之生成与起源的神话性幻象,也就塑铸了楚文化第一批自然宇宙意象的巨大原型。
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承续楚文化宏大的自然宇宙意象。
《女神》与《星空》这两部诗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楚文化太阳意象的运用(或准确说是光明意象的运用)(注:萧兵《在广阔的背景上探索》(《文艺研究》1985年第6期)称:“《楚辞》里确实潜在着一个太阳崇拜系统”。
姜亮夫《楚辞今译讲录》指出:“屈原的作品里用得特别突出的是光明崇拜的问题。
光明崇拜在屈原作品里多得不得了,例如关于‘十日’传说,曦和的传说,都是从光明崇拜来的”。
)。
《女神》中一轮新升的太阳,把火的激情铺满了整个抒情空间。
“太阳啊!你请把我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啊!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金色的浮沤!”(《太阳礼赞》)《女神之再生》改造了女娲补天的神话,女神们再不愿做修“补”的工作,她们炼就了五色石,“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日出》则呈示了太阳辉煌壮丽的照临人间的宏伟景象:“哦哦,环天都是云火!好像是赤的游龙,赤的狮子,赤的鲸鱼,赤的犀。
”他歌唱太阳:“光的雄劲!玛瑙一样的晨鸟在我眼前飞腾”,“那一切的晴云,被亚波罗的雄光驱除干净!”在《浴海》中,“太阳的光威,要把全宇宙来浴化了!”还有《新阳关三叠》,把云霞染得如蔷薇花色似的初夏傍晚的太阳,以及《金字塔》有如“太阳的象征”的金字塔,这些炽烈奔放的太阳意象,构成了《女神》诗篇的主旋律。
与太阳意象相伴随呈现于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中的是另一种宇宙意象:月亮、星群。
《星空》诗集中,一个纯洁晶明的月亮意象群,在它苦闷惆怅的情绪表现的世界中闪烁:《星空》、《洪水时代》、《静夜》、《新月》、《天上的街市》、《广寒宫》诸诗篇,把意象和情感编织成自由和谐的超现实世界,寄托了诗人高尚的人格和理念。
《凤凰涅槃》虽说是取自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但从其原型上追溯,却并非古埃及Phonix不死之鸟的永恒意象,而是径取自楚文化图腾(注: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彭德编:《楚文艺论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
在楚文化中,凤凰的基本造型似鸟,故有神鸟之说,它凝聚了众多珍禽异兽的精美之处而汇成一体。
《说文解字》:“凤之像也,麋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
”凤有雌雄之分,“雌曰凤,雄曰凰”,楚文物中凤凰的造型形象奇妙无穷。
即使在楚辞之中,凤凰的意象也屡屡出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具有楚文化的深邃根源。
从另一方面看,楚文化泛神论有关宇宙创化形成观念也转化为《凤凰涅槃》有关世界新生的主题(注:参见王泽龙:《中国新诗流派论》,华中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
与此相类同的诗篇还有《天狗》、《地球,我的母亲》、《创造者》。
从“本体化生万物”的宇宙图式出发,《天狗》中的“我”如天狗般吞月噬日,再由“我”化生新的日月宇宙,旧“我”毁灭新宇宙诞生。
它体现了楚文化泛神论宇宙创化起源的原型拟构。
“地球,我的母亲!我想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雷雨是你血液的飞腾。
”地球成为万物化生之源。
1922年10月8 日郭沫若写的《创造者》,再一次将宇宙生成创作为诗歌主题:“我幻想着首出的人神,/他是创造的精神,/他是产生的痛苦。
/你听,他声如丰隆,你听,他吁气成风,/你看,他眼如闪电,/你看,他泣成山洪。
/本体就是他,上帝就是他,/他在无极之光,/他在感官之外,/他从他的自身,/创造光明的世界。
/目成日月,头成泰岱。
/毛发成草木,/脂膏成江海。
/快哉,快哉,快哉。
/无明的浑沌,/突然现出光来。
”(注:转引自卜庆华著:《郭沫若研究札记》。
)郭沫若曾说:“我国有人神化生的宇宙之说。
”如果说这种创化主题有西方泛神论的影响踪迹(注:《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第11卷。
),那么,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化特别是楚文化泛神论的作用则更可能更其明显重要。
二、剧作《屈原》对历史存在的浪漫主义复写郭沫若四十年代创作了六部历史剧:《棠棣之花》(1941年12月),《屈原》(1942年1月),《虎符》(1942年2 月),《高渐离》(1942年6月),《孔雀胆》(1942年9月),《南冠草》(1943年4 月)。
其中影响最大的乃是《屈原》,可以代表郭沫若历史剧作的最高成就。
而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上的“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的主张,在《屈原》一剧中实现得最为完美。
郭沫若认为,“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
”(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
)这充分表明历史与史剧之根本区别。
“失事”对于郭沫若的史剧特别是《屈原》来说,不仅仅是指对史事的删削改造,从根本上说是对史实层面的创造性超越。
郭沫若扬弃了以命运为核心的悲剧观念,不追求片面的历史真实,而追求理想的真实,因而主张“失事”。
“求似”则是追求和把握历史人物和历史对象的深层内在精神,扬弃历史事实层面的种种局限,发现和开掘历史人物的精神理想和抗争命运的巨大悲剧力量。
这种历史剧的创作方法与郭沫若创作《屈原》剧作的经过有很大联系。
郭沫若在动笔写《屈原》之前,起初拟定写上下两部,上部写楚怀王时代,下部写楚襄王时代,重点是下部。
下部分五幕:《服丧》、《屈服》、《流窜》、《哀郢》、《投江》。
从作者的自叙来看,这是一个大体反映楚亡于秦和屈原悲剧身世的写作计划,这个计划仅仅是一个史学家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研究而拟定的。
如若依据这个计划,写出的将仅仅是一部形象叙述历史的教科书而已。
但进入创作过程后,作为史学家的历史意识马上发生根本变化,结果写出了的竟是以屈原的史魂和诗魂为反映主题的五幕戏:《橘颂》、《受诬》、《招魂》、《缧绁》、《雷电颂》。
为什么在郭沫若的《屈原》创作过程中发生了这种突变性转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也是与对屈原精神的理解息息相关的问题。
在史料文献中,最为原始的记载是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部传记以历史家的严谨笔法叙述了屈原生平,并以切身体验部分地发掘了屈原悲剧境遇中的精神深度。
但是,作为屈原心灵精神直接呈现的载体却不是屈原传,而是诗人屈原的诗作系列——屈赋。
这二十五篇诗作从生存深度表现了屈原的悲剧处境(注:参见拙作:《悲剧与对话:楚辞审美形态描述》,《江汉论坛》1995年第11期。
),并非从叙事角度表述历史史实的真实性。
因此,理想精神和悲剧冲突构成了屈赋诗作超越历史事实层面的表达主体。
诗人屈原发愤抒情,悲壮言志,激烈的情感表达带着深沉的痛苦忧患,把个体生命最本质内核真实地呈现出来,抛弃了事实的琐碎细节。
这一极富启迪意义的精神内涵流布于屈赋文本之中,并为诗人郭沫若所领悟和捕捉,转而成为他创作历史剧《屈原》的基本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的历史存在尤其是屈赋这一抒情文本,堪称原型,引导和启悟着屈原的艺术反映者超越历史事实,去发现潜存于屈赋文本的真心灵真精神,并把它作为艺术反映的主体性内容。
郭沫若《屈原》一剧正是基于“失事求似”的创作方法,展示了比史实更为重要的人的精神冲突和悲剧主体屈原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