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演化趋势分析_吴海兵
财政 金融 投资
[收稿日期]2005-12-10
[作者简介]吴海兵(1972-),男,江苏连云港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金融理论及政策;唐
艳芳(1968-),女,福建福州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财政金融理论与政策。
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演化趋势分析
吴海兵,唐艳芳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制度变迁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受制于一个社会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结构和偏好结构,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乃至整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核心在于政府供给主导型变迁让位于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由于 国家悖论!、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以及政府偏好序列的约束,及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为获取制度租金而采取的博弈,使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具有强势路径依赖的特征,锁定在低效状态。要退出我国金融制度的锁定状态,必须引入新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实施动态的制度变迁,从而达到高效的路径替代。
[关键词]金融制度变迁; 路径依赖; 路径替代
[中图分类号]F8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06)01-0113-04
Analysis on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 ?s Financial System
W U Hai-bing,TANG Yan-fang
(School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The way of the change of system depends on the preference structure of the interes t group.The core of the change of Chinese financial sys tem is the change of the demand of the government.Because of some disadvantage of our system,we have to improve our system and try to find some other ways to achieve the goal instead.
Key Words:the change of financial system;ways to be depended on;spare ways
我国在金融制度改革初期,政府扩张国有垄断金融的产权边界,建立支持国企资本性融资的股票市场,通过政府特有的制度偏好 父爱主义!来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这不仅使我国基本确立起市场金融制度框架(从数量规模角度),而且强有力地支撑了经济产出的不断增加和整体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及社会稳定,同时也产生了国有企业、国有独资银行、地方政府等现有金融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并形成他们对目前金融制度的 稳定需求偏好!和刚性依赖。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便是金融制度的非均衡,并内生出金融垄断固化、金融资产质量低下、金融风险扩展、金融体系脆弱和边际金融效率递减等副产品,制度变迁陷入一种非效率的闭锁状态。因此,需要引入新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进入金融核心制度来实施对现有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替代。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一)路径依赖分析
路径依赖,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且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替代。在诺斯看来,之所以存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及对此路径的依赖,不仅起因于制度的收益递增,而且也是因为制度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其因此而产生的正的交易费用。因此,分析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就不仅要考察制度的收益递增问题,还必须分析市场结构和正的交易费用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所产生的影响。诺斯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主要就是把技术性的自增强机制和交易费用因素结合起来,试图提供一种用于分析长期制度变迁过程的分析框架。诺斯指出,在一个不存在制度报酬递增和可竞争性市场的世界里,制度是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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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要的。
制度自增强机制的四个因素是:(1)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随着制度的推行,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这是制度创新中的规模经济;(2)学习效应,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3)协调效应,一项制度的实施将会产生一些与此制度相适应的组织和制度,形成新的联接体,最终形成统一的、具有互补性的体制;(4)适应性预期,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的确立将会导致大量的与之相适应并兼容的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从而形成对正式规则的补充并且延伸到具体的应用,这自然会使人们产生适应性预期并强化制度本身。总之,制度向量的相互联系网络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使特定制度的轨迹保持下去。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完全的,制度变迁的轨迹将是有效的。如果市场是非竞争性的、不完全的,信息的反馈又是分割的并且交易费用又是显著的,那么,一项无效率的制度将会持续存在并把经济增长锁定在一个低水平陷阱之中,要脱离这一陷阱,必须依靠强大的外力,或从事宪政改革,重组整个政治制度。因此,诺斯将路径依赖分为两种类型。
诺斯路径依赖%:一旦一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建立以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会加强这一轨迹。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试验,允许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并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引致长期经济增长。
诺斯路径依赖&: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进一步进行投资,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轨迹持续下去。这种制度只会鼓励分配性努力,而不会激励生产性努力。
(二)路径替代分析
在社会系统中,要退出次优的路径依赖的变迁路径,实施路径替代,其条件取决于形成自我强化机制的各种因素的性质:(1)如果该路径产出的递增强化机制来源于初始固定成本和学习效应,那么,要发生路径替代,退出闭锁状态的难度就很大,因为,固定资产的专用性导致的沉没成本很高,以及学习效应中的默认知识不具备信息传递性,引致的认知阻力很大;
(2)如果自我强化机制来自系统中各种网络效应、适应性预期等,行为主体则只要加强信息交流,形成一致性行动,便有利于制度替代。基于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约束和改革成本的递延化分摊以及初始固定成本和适应性学习效应,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具有上述两者特点。因此,鉴于国家悖论!和改革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滞,在转轨经济中只考虑如何打破旧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形成新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重视制度变迁中政治、利益集团博弈对制度变迁路径和绩效的影响,并利用政府效用函数结构的动态优化和改革路径的调整,适当引进制度外变量,从而从内生层面和外生层面对锁定状态的我国金融制度进行路径替代,实施制度变迁效率的阶段性跃升。
二、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一)政府供给主导型金融制度变迁的制度逻辑
路径依赖原理告诉我们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制度变迁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受制于一个社会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结构和偏好结构。回顾我国20余年的金融改革历程,无论是国有银行的改革还是源于对国企资本性融资支持的证券市场的建立,无不是从上而下的政府强制供给行为。这种变迁方式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间成本和摩擦成本,但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往往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扭曲的博弈均衡,并不一定提高了制度变迁的效率。
1.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禀赋。国家直接控制下的单一国有银行体制是我国金融改革面对的初始体制禀赋,与上述金融体制禀赋相对应的是国家垄断的单一金融产权形式。这种国有金融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初始结构决定了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特殊机理和轨迹,其庞大的初始资产的专用性引致了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并由于国家悖论条件下的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和国有企业与国有金融的刚性依赖,以及国有制度矩阵下相互依赖的构造所带来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自增强机制,导致目前的金融制度变迁陷入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2.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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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大量分散于民间部门并形成巨额金融剩余!,我国金融完成了财政主导型!到银行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并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弱财政,强金融!的体制结构。于是,改革后金融资源分散化正好为国家通过扩展国有金融产权边界、控制金融剩余来实现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提供了制度需求,并以此来弥补伴随改革而出现的国家财政能力的迅速下降。因此,政府作为推动金融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在决定金融制度变迁的形式、速度、突破口和路径时,既有促进微观经济金融主体效益和整体金融制度效率最大化的动机,更有维护公共金融产权!不变,通过金融替代部分财政职能,确保国民经济产出的不断增长,以获取政治支持,推动经济改革,并实现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动机。因此,政府的偏好和意识形态刚性以及维护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约束,政府会选择维持现有低效的金融制度,只做一些增量型的边际改革。
3.具有适应性预期和学习效应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产权的同源性与公共地悲剧!导致了国有金融体制与国有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刚性依赖。国有银行对国企的注资(替代财政功能)与救助,形成了国有企业资金陷阱,并形成制约我国经济改革停滞的不良债权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反面则正是我国政府供给主导型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现有两个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改革进程中形成了刚性的体制依赖,维持目前低效的金融体制安排是各利益集团的理性选择,并通过博弈形成一个纳什均衡!解。因此,选择政府供给主导型金融制度变迁是我国改革内生的制度逻辑,并由于各利益集团的局部理性而衍生出目前具有合成谬误!的制度变迁路径。
(二)需求主导型金融制度变迁的弱势效应
在目前的金融制度变迁框架内,各微观经济主体只是政府供给主导性金融制度变迁的被动接受者。
初始条件下的国有垄断金融部门覆盖全社会,并且在改革过程中为了控制金融剩余而不断扩张其产权边界,其空间结构极为严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利益集团没有现实存在的可能。
从公有制经济内部来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对目前的金融制度表现出一种稳定需求!的偏好,特别是国有企业作为现存金融制度的最大利益集团,对国有金融制度形成一种强势的刚性依赖并由于公共地悲剧!的产权基础而得到强化。对国企来说,选择目前的制度是一种理性选择,因此不会对透致性制度变迁产生内生需求。而对于国有银行来讲,由于产权模糊所致的收益内在化和成本外部化,使得国有银行及代理人在获取制度性租金和垄断性利润的同时不可能成为诱致性变迁的主体,因为,市场化金融制度的成本内在化的预期不符合国有银行及代理人的理性预期。
唯一具有内生性诱致性制度变迁需求的主体便是高速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但是,国家对金融机构有着严格的进入标准,因此在国家对中小金融机构制度供给严重缺乏的约束条件下,占GDP70%的非公有制经济只能获得金融资源的30%,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供给约束而无法变成现实,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小民营金融机构缺乏便是这一问题的现实写照。同时,在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介入使得金融制度变迁演进成三元博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由于地方政府特殊的效用函数(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租金最大化),于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增强了企业群体的谈判能力,使得政府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演化为中间扩散型道路,含有了某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因素。但由于类似于国家悖论!的地方政府悖论!,使得像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逐渐工农中建化!而体制复归,体现了我国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强大向心力。
三、我国金融制度演化趋势:内生性和外生性路径替代
路径依赖决不是历史决定论,只要通过相关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替代,实施动态的制度变迁,就能退出锁定的低效路径。
(一)改革进程中政府效用函数结构变迁与动态优化
低货币化的初始状态使得政府扩张金融产权边界的收益在改革初期递增,但国有企业资金陷阱导致的大量不良债务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抵消了国家由于金融产权边界扩张所带来的收益,并诱致巨大的潜在金融风险,同时,国有金融规模的扩张导致的委托代理成本剧增。有关研究表明,在1979至1991年,国家控制金融的总收益一直大于成本,而从1992年开始,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迅速上升,1995至1996年控制金融的净成本高达16570.92亿元,其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越来越有限,并且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非对称性因非国有金融制度供给严重滞后而更加凸现。由政府效用函数租金最大化导向产生的非均衡制度供给已经严重约束经济的发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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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二元主义已经从阶段性制度相容走向阶段性制度相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陷入低效锁定状态。因此,国家需要在控制金融资源的收益和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寻求两个变量的均衡点,这就意味着,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和使用具有了效用边界与内在约束机制。
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引致的大量不良债权和圈钱工具!的资本市场,其金融风险通过国企(国有银行、股票市场(政府(财政)传导链条积聚和倒逼。政府通过成本收益比较,其政府效用函数必然向界定产权提供有效率的制度体系倾斜,于是政府效用函数发生结构性动态优化:直接控制金融以获取租金最大化!在改革之初符合国家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它可以促使国家扩展垄断性金融安排以获取货币化收益和最大限量地动员不断分散的金融剩余,用于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支付巨额的改革成本和补贴国有经济。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追求垄断的国有金融产权形式及其扩展!将逐渐退居次要位置直至退出,而金融产权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权重将趋于上升,国家通过提供高效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节约交易成本的金融制度来获取间接收益。因此,在国有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国家效用函数各变量的偏好秩序是变动的,其效用函数结构变迁具有明显的两阶段特性(租金偏好(效率偏好)。同时,由于政府意识形态弹性化(对非国有经济的认识加深)、改革经验和相关社会知识的扩展以及其他经济制度的变迁(非国有经济的壮大)等因素都将加速政府效用函数结构的动态优化和金融制度选择集合的扩展,于是中央政府逐渐演变成市场需求型金融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
(二)核心制度变革
制度结构由核心制度和次级制度耦合而成。基于改革成本的考虑,渐进制度变迁一般采取从次级制度向核心制度逼近的改革路径。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也采取了如此渐进式的改革逻辑,从增量入手,并以此带动存量改革。但是就目前来看,从体制外围入手进行缓慢制度变迁所产生的绩效已进入边际递减阶段。因此,改革公有金融产权已成为我国金融制度向市场化金融制度变迁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要对目前我国金融制度的路径依赖实施路径替代,其核心在于将体制内核改革作为突破口,从次级制度变迁进化到核心制度变迁,大力改革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加快其股份化的资产重组进程(2004年国有银行已经开始产权改造)。
(三)保护和培育诱致性制度变迁主体
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乃至整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核心在于政府供给主导型变迁让位于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要变革目前非均衡特性均衡金融制度!,必须大力保护和培育诱致性制度变迁主体(第一行动集团),通过规范市场体系,明晰产权,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制度创新,并加速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兼容。
(四)W TO???一个全新的外生变量
加入W TO后我国渐进式的改革与W TO规则的矛盾将会逐步显现出来。渐进改革所致的双轨制产生的过大的租金规模,以及市场准入的种种限制,都与国民待遇原则、公开、透明原则相背离。金融制度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制度变迁过程的利益调整中,很难用自己的力量来打破制度锁定。因此,加入W TO,一方面给既得利益集团增加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利益集团维持自己特殊利益的成本上升,从而加速路径替代。目前,我国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引进战略投资者也可看作是一种引进外生变量对现有金融制度实施路径替代的一种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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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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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回顾
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回顾 一，20世纪80年代：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早期，金融市场领域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大一统”的金融体系中只有人民银行一家。当时金融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人民银行既管宏观平衡，又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80年代金融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改变这一金融组织体系结构，通过建立一些新的金融机构，将中央银行和商业性金融体系分开，构建一个所谓双层银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央银行专注于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和为银行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商业性金融机构则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面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具体而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建立或恢复建立的。建设银行过去服务于财政功能；中国银行在恢复设立之前实际上是人民银行内部的国际局（对外加挂一个牌子）；农业银行当时是一块虚的牌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过去只做进出口方面涉及的货运险，是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下属机构。 与此同时，80年代还在探索证券交易。当时没有成立股票交易所，80年代后期有个别证券营业部试点开展了证券交易。 二，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金融改革发展以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根据，与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相平行，主要特征就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和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 首先是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当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都已经成立了，但四大行还是专业银行，分别服务于工商业、农业、国际业务和项目建设等行业或领域，相互之间没有充分的竞争。这显然不符合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也难以进行调控。并且，如果国家在某一领域有政策性要求，如有企业发不出工资，国家要求给予支持，那么四大行也必须负责自己领域的政策性业务。这不仅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基于这种考虑，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门承担政策性服务，四大行只承担商业性业务，同时四大行不再按专业领域划分业务，相互之间可以交叉、竞争，以便改进服务。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另一重要背景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建立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公司组织结构和初步的治理框架。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如果现代企业制度也适用于这些大型国有银行，那么这些专业银行也要像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变专业银行的性质，变为市场竞争主体，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运营管理。 其次，这一时期建立了证券市场。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建立，国家层面成立了证券委和证监会，后来证券委的发行审核功能合并进了证监会。 再次，保险业取得较快发展，特别是寿险开始初步发展。1998年，专门成立了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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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绪论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意义 (1) （三）文献综述 (2) 二、互联网金融理论概述 (3) （一）互联网金融 (3) （二）互联网金融的优势 (3) （三）互联网金融发展 (4) 三、互联网金融风险存在的原因分析 (5) （一）现有金融体制方面的不足 (5) （二）现实供需矛盾的存在 (5) （三）低成本高收益的盈利模式 (6) 四、互联网金融监管风险监管存在的问题 (6) （一）市场机制不完善 (6) （二）现行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适应 (7) （三）政府监督体系不健全 (7) 五、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措施和建议 (8) （一）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 (8) （二）创建互联网金融监督机构的行政管理机制 (9) （三）健全政府部门监督管理 (9) 六、互联网金融环境下实现中国金融的新发展 (11) （一）转变观念，认清互联网金融的价值 (11) （二）提高金融机构电子化 (11) （三）提高互联网金融的网络安全性 (12) 结论 (13) 参考文献 (14) 致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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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ternal pressure within the gas.不断提高密封容器内气体的温度，会使气体的内压力不断增大。（形容词转译成副词） 机电类专业英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英语文体，与非专 业英语文体相比，具有词义多、被动句多、词性转换多、非谓语动词多等特点，这些特点都是由专业文献的内容所决定的。因此，专业英语的翻译应注重一些技巧，如词义的选择、引申，词的搭配和词类转换等。需要指出的 是，专业英语翻译技巧很多，要掌握它们，还需要反复实 践，不断地摸索经验，在了解专业英语的特点的基础上，按照意思和逻辑关系，综合运用相应的翻译技巧，达到准确无误。参考文献： [1]武力，赵栓科.专业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2]魏羽.汉英专业翻译教程[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3]潘尔艳.论专业英语翻译的若干特点[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5，（3）：127-128. [4]张琦，杨诚先.现代机电专业英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7-9，41-43. [5]徐存善.机电专业英语[M].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1-12. !!!!!!!!!!!!!!!!!!!!!!!!!!!!!!!!!!!!!!!!!!!!!!!!! 2012 年 第·6期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Yuan Urban Vocational college 期 总第131期 Jun2012 [摘要]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制度架构，使高校治理制度变迁形成路径依赖的效应，其路径依赖 性表现为制度变迁的强制性、渐进性和滞后性。未来高校治理改革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必须基于 一个历史的初始条件和尊重历史的态度，既要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也要放眼于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背景，不断引入新的增量因素，努力克服路径依赖的自我增强机制，使制度变迁方式由强制性向诱致性转化，逐步满足各高校主体的个性化需求，探索出一条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政府、高校、社会三者分工合作、和谐共治的新型治理结构。 [关键词]高校治理；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046（2012）6-0007-03三十年来高校治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唐洁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潮州521041） 一、高校治理制度变迁的历史回顾 大学治理由公司治理的概念衍生而来。 在公司治理理论中， “股东治理”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最具代表性。 大学较之公司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大学治理的核心工作是处理好政府与大学、社会与大学、学 术共同体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教育体制，政府集大学举办者、办学者和管理者于一身，社会力量难以介入。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 政治与教育体制改革的进展，大学治理也历经变迁。 （一）改革开放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发轫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简称《决定》）颁布，《决定》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文献，拉开了新时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创新的序幕。 《决定》 认为：“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强调“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 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 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 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积极性和能力” 。《决定》对于高校治理结构变迁的意义体现在调整两种关系上： 1.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把全部基础教育权责与高等教育部分权力下放，由地方政府承担，以调动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决定》指出：“实 行中央、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中央部门和地方办的高等学校要优先满足主办部门和地方培养人才的需要，同时要发挥潜力接受委托为其他 部门和单位培养学生，积极倡导部门、 地方之间联合办学”。如浙江省根据《决定》的精神，调整和改革高校领导管理制度：面向全国的高校，继续由中央有关部委和 国家教委主管；省直接举办的高校，由省政府领导、省教育委员会直接管理；面向市(地)的高等师范学校， 实行省、市(地)双重领导，以市为主管理；省级有关部门办的高校，由有关部门管理；由市(地)办的高等专科学校，由市(地)领导管理。实行这种领导管理体制后，调动了中心 城市、 省级部门和各地区的办学积极性，但也存在管理上7··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一个文献综述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一个文献综述 内容摘要：本文是对1990年代以来悄然发展起来的路径依赖理论的一个文献综述。文章首先上溯了理论的源头，阐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凡勃伦在阐述“缘由累积”时所隐含的路径依赖理论的萌芽；接着文章介绍了理论的正式提出者诺斯等人的论点；继而，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坎贝尔和瑞哲罗的观点，从而描述了1990年代中期路径依赖理论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得到的深入发展；最后，文章介绍了对这一理论的实证检验成果。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文献综述 一、理论的萌芽：凡勃伦 路径依赖思想的提出及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首先应归功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m）。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根基是“缘由解释”（Causal Explanation）方法，“缘由”被认为是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由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1。运用在社会科学领域，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组织和复杂系统的演化都必然牵涉到变异（V ariation）机制、承袭（Inheritance）机制和选择（Selection）机制；在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下，当一个“复制体”（Replicating Entity）未能成功完全复制其自身时，达尔文进化（Darwinian Evolution）发生了。这一提法包含了三方面内容：（1）进化主体总是受承袭机制影响，其发展演变是以对自身的承袭为基础和立足点的；（2）受初始条件区别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变异不可避免；（3）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换言之，不同方向的变异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其存活的几率并不一样。这一作用过程适用于任何开放的演进系统。一些敏锐的思想家探讨了将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引入社会、文化乃至思想领域的可能性。贝奇霍（Bagehot, 1872）探讨了承袭和自然选择机制在社会学领域的运用及人类知识和科学发展的自然选择效应；亚利山大和基德（Alexander & Kidd, 1892）探讨了伦理原则的自然选择效应；瑞奇（Ritchie, 1896）则将思想、习俗和制度的自然选择效应同个人和种群的自然选择效应做了区分2。而在经济学疆域内引入达尔文思想，从而建立起一个基于累积因果的经济制度整体演进范式，并成为路径依赖理论先驱的，则是凡勃伦。 凡勃伦接受了达尔文的缘由解释方法，他认为这一方法不仅是生物学的准则，而且是哲学准则。凡勃伦（1919）指出，“任何演化科学都是……自足的理论，是过程的、关于缘由累积持续进程的理论。……这些非个人的缘由累积和效应将因其累积性特征而在惬当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大行其道”。“现代科学将（因达尔文缘由解释方法的引进而）成为一门关于持续演化的学问，呈现出自我持续、 1参见A. Wolfe, “Functional Economics”, In The Trend of Economics, edited by R. Tugwell, PP443-PP482,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24。缘由解释方法并不等同于决定论（Determinism），其间的区别参见Hodgson (2002), “Darwin, Veblen and the Problem of Causality in Economic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转引自Hodgson (2003), “Darwinism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 March, 2003。
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
经济评论 2006年第2期ECONOMIC RE VIEW No 12 2006 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 Ξ 刘和旺 摘要: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经历了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到“制度变迁 的路径依赖”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诺思逐渐认识到他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差别及路径依赖现象的认知-制度-经济层面的传递机制,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该理论强调了政治过程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是一个适应性学习的过程,制度的非效率是历史的常态。 关键词:技术变迁 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 报酬递增 一、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探讨 路径依赖的经济学讨论最早可追溯到大卫?保 罗(A.David Paul )于1975年出版的《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随后,谢林(Thomas C.Schelling ,1978)在《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一书中,又提出了“互动性行为”(interactive behavior )问题,他指出,经济结果严重依赖于行为发生时的秩序,因此,即使面临着更有利的选择,一些次优的结果可能非常流行。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大卫?保罗和阿瑟(W.B.Arthur )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 它才引起经济学界广泛的关注。保罗(1994)认为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 )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即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 向” (U.Witt ,1993)。阿瑟(1989)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中的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的关系上,并指出一种技术的市场份额不仅依赖于偏好和技术的可能性,而且还依赖于报酬递增而导致锁定效应(lock -in )的历史小事件。① 他认为,技术通过两种机制显示报酬递增:首先是用中学,技术被采用得越多,由此获得的经验越多,它们被改进得越多,从而被采用得越多;其次是网络外部性或协调外部性。历史小事 件和报酬递增的联合作用,导致了劣等技术占主导地位和锁定效应的发生。 诺思(D ouglass C.N orth )是从技术变迁领域引入路径依赖方法进行制度研究的第一人。继他之后,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研究十分活跃,例如Stark (1992)、Cam pbell (1991;1996;1997)、Hausner (1995)、G rief (1994;1997)、Piers on (2000;2004)、Caroline (2001)、青木昌彦(2001)和A.爱伦?斯密德(2004)等都参与了此项研究活动。他们大多认识到制度变迁(演化)受到制度遗产、集团讨价还价的能力、有限理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并且试图解释或揭示制度变 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② 近年来,哈佛大学的皮尔森(P 1Piers on ,2004)的新著《时间进程中的政治学:历史、制度和社会分析》与诺思(2005)的新书《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都试图揭示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生成或传递机制,代表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最新发展水平,引起了相关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 诺思作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领军人物,国内学者多热衷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诸如企业改革、诚信建设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虽然姚洋(2002)、刘汉明(2003)、秦海(2004)和周业安(2005)等都注意到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但是,对于诺思是如何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它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和评价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等问题,少有较为系统 4 6Ξ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我的导师顾海良教授的精心指导,笔者也感谢匿名评审人对论文初稿所提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当然对文中存在的问题,文责自负。
中国金融结构的改革与变迁
中国金融结构的改革与变迁 经济运行与金融活动相伴而行，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金融的发展，金融的发展又反过来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深入了解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对研究整个金融体系及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下从对中国金融结构的历史回顾到现状分析，最后对中国金融结构的未来进行展望，系统地对中国金融结构的改革与变迁做出详细分析。 一、中国金融结构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发展，与之相对的，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与发展。金融体系从改革开放前的“大一统”转变为现在多种金融工具共存的全方位金融体系，金融机构也从单一银行制逐步发展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多行业的结构体系。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中，我国形成了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格局，这种格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一）银行业是整个金融体系的主体 在改革开放前的“大一统”金融体系中，国家银行垄断了整个金融市场。经过改革，金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分离，股份制银行逐步设立，证券、保险等新型机构开始出现，我国资本市场也实现了从无到有，迅速发展。但是，我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业为主导的结构仍未改变，间接融资仍然是我国主要融资方式。据统计，1995年，我国间接融资10568亿元，直接融资仅有1380亿元，间接融资占比达88.4%。到2003年，我国间接融资比例仍保持在85.1%左右。在此期间银行存贷款也是我国金融资产的主要部分，如1978年，我国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占全部金融机构总资产的93%，1986年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占全部金融机构总资产87%，1991年，该比例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达到84%。同样地，银行信贷融资成为我国企业获取外源融资的主要形式，整个银行业为非金融企业提供的正式渠道信贷资金比重一直处于平稳高位状态，1993年该比例为96.31%，2003年98.26%，平均保持在98%左右。 （二）中国银行业主要以国有性质为主，政府为实际控制者 经过不断改革，我国银行业体系逐步出现多样化构成，股份制商业银行、城
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对策的分析
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对策的分析 一、互联金融的运营模式与特征 互联金融是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技术的广泛运用而产生的,依托于互联电子平台,以第三方支付、P2P络贷款、络众筹等为主要模式的新型金融模式。与传统的金融模式相比较,互联金融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在短时期内开拓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显示出超强的发展潜力。互联金融业态包括络支付结算、络借贷、理财中介、络信息服务、虚拟货币、传统金融机构的络平台(上银行、上保险和上证券)等。目前,在我国发展较快的互联金融模式是以第三方支付平台为代表的络支付结算类、以P2P平台为代表的络融资类以及络投资理财中介类模式。第三方支付平台所代表的络支付结算业务是互联金融业态中起步较早,发展比较成熟、完善的模式,是借助计算机信息技术,通过互联平台和移动终端对接银行支付结算系统进行支付结算业务的第三方平台。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20XX年第一季度我国第三方互联支付交易规模达到了亿元,比20XX年同期增长了%。P2P络平台是指个人通过络平台直接将闲置资金出借给资金短缺者的络融资模式。根据谢平的定义,P2P络贷款平台需要依法注册,其特征是通过互联来为投融资双方提供包括信息沟通、信用评价等在内的媒介服务。P2P平台近年来发展异常迅猛。根据贷之家的统计,截至20XX年6月底,P2P贷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为2028家,比20XX年底新增了%。20XX年上半年P2P贷平台的成交总额达到了亿元。络投资理财类指络投资中介机构利用其互联门户和移动终端,将对第三方支付的在途资金、支付工具吸存的资金投资于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股票,以达到保值增值目的。我国最有代表性的络投资理财产品是余额宝,截至20XX年2季度末,余额宝规模为亿元。互联金融的特征可以归纳为:虚拟化、直接性、高效性、资源共享性、普惠性和风险性。互联金融主要利用络交易平台作为虚拟的交易场所,通过平台进行的交易、支付、结算,使用的是电子货币或虚拟货币,即虚拟的运营方式。直接性表现为投融资双方通过互联金融平台直接完成交易,不需通过银行等中介,既给投融资双方带来了便利,又降低了融资成本。高效性体现为互联金融在提供服务时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大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资源共享性反映了互联金融混业经营,同时提供多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特征。普惠性则反映了互联金融所面临的客户以个人、小微为主的普惠金融的特征。传统商业银行出于风险管理的需要,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个人以及小微存在一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杨芳 （） 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在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关键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 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分析 制度选择存在“路径依赖” 诺斯指出，人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诺斯认为，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虑。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而对个人来说，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就会不断投入各种资源。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
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报告
互联网金融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基于互联网金融行业格局，其业务模式和细分为网络融资平台（以P2P和众筹两种模式为代表）、网络征信、互联网支付、网络第三方代销等多个子行业领域。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潜力巨大，2015年7月18日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第一次从中央政策的角度肯定了基于互联网的金融创新，政策落地将成为行业爆发的催化剂。但同时互联网金融公司也面临子行业竞争激烈、公司体量较小、市场份额和知名度不高、监管限制等多种尴尬得局面。 1. P2P 网络借贷 P2P 网络借贷（Peer to Peer Lending），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实现的直接、小额信用借贷，因此又称为“个体网络借贷”。“个体”包含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P2P 网络借贷平台实际上就是专门设置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属于民间借贷畴。 （1）竞争趋向激烈，监管从严，网络借贷平台进入洗牌期 P2P行业自2013年之后经历了爆发式增长，运营平台数量以平均每月100家以上的速度增加，到2015年平台数量已达到5135家。随着《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的落地，P2P 平台增长速度放缓，截止到2016年12月，平台数量为5881家。 虽然整个网贷市场还有较大发展潜力，但不可避免各平台间竞争将日趋激烈。P2P网贷平台的投资门槛比较灵活，一般以个人为主，额度通常比较小，相较银行理财产品、信托等门槛均要低；借款人一方采用信用模式的借款，不要求担保或抵押，在获得信贷的难度上较银行等传统金融低。因此，基于P2P网贷平台的特征，其借贷利率较传统融资方式更高。由于P2P的利息比较高，而可承担此高息的优质资产却并不太多，导致P2P对优质资产的抢夺比资金端更加激烈。同时较高的收益也必然需要承担较高的投资风险，P2P网贷平台和投资者仅靠网络信息的汇总分析对客户信息真实性和还款能力进行审核，对借款人的信用状况掌握和风险承担能力不及传统金融机构，部分规模较小，技术差、风控偏弱的P2P公司会出现运营风险的问题，导致最终退出P2P的市场。
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的成本——郭磊
路径依赖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成本分析 郭磊磊 （商洛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摘要：中国采取渐进型经济体制变迁路径，以较小的初始成本实现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但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后改革时期处于攻坚阶段，原有制度改革的不彻底造成一些区域进入锁定状态，本文分析原因并给出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渐进型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制度变迁成本 Abstract: The path of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hat chinese adopts achieved the change from Planned economics system to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ith smaller cost. This paper analyze reason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conomics system uncompletely reforms caused some regional enter locked with economic system . Key words: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Path dependence Institutional-change cost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整整30年了。我们有许多经验和教训需要总结和反思，以利于今后的改革更加顺利和低成本。 1 问题的提出 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分析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影响，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制度作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不亚于市场。而制度对一国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两者之间的强制性。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通过发生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来影响制度变迁的成本，两者间此消彼长具体就表现在制度均衡——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一系列法律、政策等正式规则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变迁，而且包括行为规则、习俗、传统道德在内的非正式规则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正式规则的变迁是显性的，非正式规则的变迁却
建国6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路径分析
建国6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路径分析Post By：2010-7-9 9:21:29 [只看该作者]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摘要：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减震阀”，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本文首先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为分析工具，从制度的供求、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变迁的国家因素这三个视角全面探析了建国6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路径。同时，指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稳定性和持续性不足的问题，据此提出建立维系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稳续性的制度体系。 关键词：社会保障，历史变迁，新制度经济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以来，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与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相伴而生的制度模式，在自身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同时，对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反思、总结其间的经验与教训，无论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还是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进步都是有益的。 一、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变迁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之路，经历了1949—1955年的创建时期、1955—1965年的调整时期、1966—1977年的“文革”时期、1978—1985年的重建时期、1986年至今的改革时期。 （一）社会保障制度创建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社会保险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从1949年到1955年，一系列发展社会保险事业的政策措施开始制定施行，全国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和体系。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做出要在我国“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的决定。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蓬勃开展，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在全国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背景下，1951年2月，由政务院公布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工保险条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前社会保险工作上“各行其是”的现象，该条例于1953年经政务院修正，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险的范围，并提高了某些社会保险的待遇标准。《劳保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社会保险的法规文件，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以及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国务院于1955年发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退职、病假期间待遇等3个暂行办法，确立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退职的制度。从1951年《劳保条例》的制定试行，到1953年经过修改后的《劳保条例》的公布，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退职和病假期间生活待遇3个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保险体系基本建立，从此以后，我国社会保险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 （二）社会保障制度调整时期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起来。为了与当
互联网金融主要风险及监管对策研究
作品编号：DG13485201600078972981 创作者：玫霸* 互联网金融主要风险及监管对策研究 摘要：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有力推进了我国传统金融业的改革，但也对风险防控、金融稳定、监管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新常态下，如何应对挑战，做到既能充分包容创新又能确保风险防控到位，亟需加强研究。本文分析互联网金融发展存在的风险以及当前的管理政策，提出强化互联网风险防控、创新监管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对策研究 一、国内互联网发展基本情况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呈蓬勃发展态势。2014年中国互联网金融规模已突破10万亿元，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9.22万亿元，P2P市场规模约1000亿元，众筹市场规模约100亿元，网络小贷市场规模约5000亿元，基金销售约6000亿元，金融机构创新约1000亿元，财富管理约100亿元。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与其独特的优势密不可分，与传统金融相比，网络技术使金融信息和业务处理方式更加先进，能为客户提供更自主灵活和方便快捷的金融体验。
二、互联网金融的主要风险 （一）对互联网金融本质认识不清导致投资者风险意识薄弱。 互联网金融没有改变传统金融的功能和本质，创新之处在于创造了新的业务技术、交易渠道和方式，主要功能仍是资金融通、价格发现、支付清算等方面，没有超越现有金融体系范畴。这也说明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同样会具有较大风险，甚至面临的局部风险远大于传统金融。比如，“余额宝”等产品直接将收益冠以活期储蓄的若干倍，忽视了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特征。再如，人人贷（P2P）型网上借贷机构向企业发放贷款的行为缺乏足够贷后管理和风险防控措施，导致一部分网贷企业因为不良贷款不断积累或突发贷款损失而无法正常运营。然而，由于没有认清互联网金融本质，很多投资者把互联网金融当作“救命稻草”，一旦互联网金融局部风险扩大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 （二）混业经营加大分业监管风险。 互联网环境下的金融业务普遍具有跨行业、跨部门、业务交叉性强等特征，形成了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以互联网为基础进行深度融合和交叉的模式。在目前分业监管格局下，对于涉及银行、券商、基金、保险等多方面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具体谁来监管、如何监
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
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 、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探讨 路径依赖的经济学讨论最早可追溯到大卫？保罗(A. David Paul) 于1975年出版的《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随后，谢林(Thomas C. Schelling ，1 978)在《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一书中，又提出了“互动性行为” (interactive behavior) 问题，他指出，经济结果严重依赖于行为发生时的秩序，因此，即使面临着更有利的选择，一些次优的结果可能非常流行。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大卫?保罗和阿瑟(W. B. Arthur) 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它才引起经济学界广泛的关注。保罗(1994) 认为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 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即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向” (U.Witt ，1993)。阿瑟(1989) 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中的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的关系上，并指出一种技术的市场份额不仅依赖于偏好和技术的可能性，而且还依赖于报酬递增而导致锁定效应(lockin) 的历史小事件。他认为，技术通过两种机制显示报酬递增：首先是用中学，技术被采用得越多，由此获得的经验越多，它们被改进得越多，从而被采用得越多；其次是网络外部性或协调外部性。历史小事件和报酬递增的联合作用，导致了劣等技术占主导地位和锁定效应的发生。 诺思(Douglass C. North)是从技术变迁领域引入路径依赖方法进行制度研究的第一人。继他之后，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研究十分活跃，例如Stark (1992) 、Campbell(1991；1996；1997)、Hausner(1995) 、Grief(1994 ；1997)、 Pierson(2000 ；2004)、Caroline (2001)、青木昌彦(2001)和A.爱伦？斯密德(2004) 等都参与了此项研究活动。他们大多认识到制度变迁( 演化)受到制度遗产、集团讨价还价的能力、有限理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并且试图解释或揭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近年来，哈佛大学的皮尔森(P.Pierson ，2004)的新著《时间进程中的政治学：历史、制度和社会分析》与诺思(2005) 的新书《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都试图揭示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生成或传递机制，代表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最新发展水平，引起了相关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 诺思作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领军人物，国内学者多热衷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诸如企业改革、诚信建设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虽然姚洋(2002) 、刘汉明(2003) 、秦海(2004) 和周业安(2005) 等都注意到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但是，对于诺思是如何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它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和评价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等问题，少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欲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国外有关文献，阐述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提出过程，从而揭示出制度变迁 的路径依赖的涵义，最后对该理论做出若干评价。
互联网金融风险及风险管理分析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7418201927.html, 互联网金融风险及风险管理分析 作者：尚伟王云梦 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16年第33期 摘要：互联网金融作为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新的金融业务模式，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对互联网金融而言至关重要，必须高度重视。文章先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然后介绍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最后提出了一些风险管理的策略。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风险；风险管理 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里，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有着其必然性，互联网金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促进了金融业务的革新。然而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一种金融业务模式，而网络环境下，互联网金融面临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一旦互联网金融出现风险，不仅会制约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同时也会给我国社会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对于互联网金融而言，风险是一直存在的，其要想在这个竞争激励的市场环境下更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对互联网风险进行全面的认识，做好风险管理工作。 一、互联网金融风险 互联网金融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产物，是在传统金融机构上的一种重大创新，它结合了互联网技术，通过互联网来开展金融业务。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我国金融行业迎来了巨大的转变，有助于金融机构的改革。但是，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机遇与风险是并存的，风险的存在将成为制约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一道门槛，如果互联网金融不能做好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工作，不仅会威胁到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会给社会经济造成影响，故此，必须对互联网金融风险进行全面的认识。 （一）网络安全风险 在网络环境下，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互联网金融将面临着网络安全风险。在互联网金融业务过程中，很容易受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技术来窃取互联网金融业务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信息，如用户密码等，一旦密码泄露，就容易造成利益损失，不利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二）资金风险 在现代社会里，依托网络进行经济活动的行为越来越频繁，而网络具有虚拟性的特点，在依托网络进行金融业务的时候，网络上的信息都可能是虚假的，使得互联网金融将面临着较大的信誉风险。如某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企业可以利用网络来制造一些虚假的信息，如果银行不能做好相关工作，一旦企业破产，就难以偿还贷款，从而造成银行资金损失。 （三）信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