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运动若干问题评析

关于五四运动若干问题评析摘要历史虚无主义直接或间接地否定五四运动，提出一系列错误观点。

五四运动是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所发挥的作用不能抹杀；五四运动把救亡推向新的高潮，但它没有“压倒启蒙”，而是把启蒙推进到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启蒙；从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中国逐步取得了独立、进步和发展，绝不是走上背离人类文明的“歧途”。

关键词五四运动；中国近现代历史；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个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五四运动g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对五四运动由来的评说出现了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如直接或间接地否定五四爱国运动。

本文拟就各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五四运动与思想启蒙的关系、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走向的影响等问题做些探讨。

一、关于各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近些年来，有不少关于各阶级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的表现和作用的争论。

在这个问题上，近些年一些研究者放大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否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否定中国工人阶级的表现。

应当说，这背离了历史真实。

五四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

参与运动的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外，还有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普通市民。

这种群众性是辛亥革命所没有的，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极其尖锐。

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热忱的青年学生是五四运动的先驱。

他们率先游行请愿，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街头演讲，发行爱国刊物，联络、宣传商界和工界抵制日货。

他们不畏反动政府的逮捕镇压，不屈不饶，用勇敢和忠诚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唤起了广大民众参与到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来，起到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是反帝爱国运动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

在当时，引导、影响青年学生思想和行动的是一个具有多元政治立场和价值倾向的、复杂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有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的表现不一。

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就撰文介绍了十月革命，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性质和结果，指出人民革命必然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担任“学生救国会”、“新潮社”的顾问，鼓励青年把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同劳动人民的解放紧紧地联系起来。

在运动中，无论是5月4日游行、营救被捕学生、挽留校长蔡元培、营救陈独秀等，李大钊都积极投入其中，指导学生。

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的核心成员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高君宇等起到了带头作用。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多篇评论文章，揭露巴黎和会的实质，抨击北洋军阀卖国的行径，引导青年学生和市民，推动了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倡导“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鼓励青年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乐于接受外来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成果。

面对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失败，他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奋起救国；获悉学生要上街游行后，又召集北大教授开会讨论对策；部分学生被捕后，蔡元培全力营救。

但是，他在苦劝学生不要再集会游行，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却无法阻止学生的行为时，只能辞职。

可见，引导青年的知识分子群体虽然在反对政府、争取国家权益上态度一致，但不同的人对待运动的态度和实际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

就北京学生运动而言，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挥了领导和组织作用，赞同俄国革命的青年学生起到了带头作用，而自由主义的代表胡适并不那么积极。

那种否认五四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骨干作用，夸大自由主义和胡适等作用的观点，恰恰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且也不符合当事者的本意。

在五四运动中，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确实展开了积极活动。

孙中山曾打电报给段祺瑞，要他释放被捕学生，并对上海学联的活动给予指导。

革命派还参与了上海工界团体的创建及其活动，发起了上海国民大会事务所，号召全国民众“以全国人心之自决，与国贼争最后之存亡”，参与组织上海的“三罢”斗争，特别是推动上海商界的罢市。

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活动和影响局限在上海，并未影响到全国的其他地方。

民族资产阶级在运动中的主要活动是在商会领导下抵制日货和罢市。

不同地方的商会、商人中的上层与中下层，在罢市中的实际斗争表现参差不齐。

关于这一点，历史学界已有论证。

需要说明的是，各地商会组织的罢市活动，多是在学生的宣传、鼓动、劝导下实现的，不是完全出于自觉；商人在罢市中因利益得失相异而步调不一，有的商人能够坚持罢市，而有的则暗中营业，有的借日货销路不畅投机，也有借运动的口号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

一旦罢市造成商人的损失扩大，罢市就难于维系。

商人有条件地参与五四运动，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夸大。

虚无主义论者认为，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如同乌合之众，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以往的结论把“工人阶级的作用不成比例地放大了”。

事实上，工人阶级正是在学生斗争最为艰苦的时候挺身而出，并成为运动的主力。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工人就响应学生的号召，拒绝搬运日货、拒载日本乘客。

到6月初北京学生遭到大逮捕的危急时刻，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罢工，数日内罢工工人增加到10万人以上。

随后长辛店、天津、长沙、武汉等地的工人也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在短暂时间内，罢工风潮席卷全国22余省、150余座城市。

各地商界随之罢市，全国形成“三罢”局面，五四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北洋政府不得不在6月10日上午批准曹汝霖的“辞呈”。

但天津工人大罢仍在酝酿中。

天津总商会急电北洋政府说：“本日仅准曹汝霖辞职，似此可以谢国人乎?……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

”迫于工人罢工的压力，北洋政府于6月10日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人。

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表达了他们政治上的初步觉悟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表明了他们是坚定的救国力量。

工人阶级罢工的影响力，得到了当时社会的广泛承认，许多地方的劳工界成为各界联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以往的罢工斗争，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罢工超越了经济利益的局限，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超越了地域和行业的狭隘，全国联动，南北呼应。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进步，标志着它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

邓中夏说：“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

……工人向来为所谓‘上等社会’的老爷先生们所瞧不起的，但此次运动中工人却表现了相当的力量，于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感觉这是一种力量。

”当然，工人阶级在运动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正说明，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国工人阶级需要科学的理论武装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五四爱国运动最终实现其直接目的，迫使北洋政府罢免了亲日官员和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这是辛亥革命后历次大的政治运动中唯一的一次胜利。

此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进行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开展的抗议接受“二十一条”、抗议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活动，都没有达到其直接目的。

这说明单靠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无法彻底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

五四爱国运动能够取得胜利，正在于它的群众性，特别是日益觉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参与，大大增强了革命阵营的力量和坚定性，从而使五四爱国运动“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及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作用，从表面上似乎是对五四爱国运动的研究更加全面，对各种社会力量的评价更加公允，实际上其旨趣并不在研究历史。

因为否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中国工人阶级的表现，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社会基础，否定了中国近现代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在理论逻辑上为重构中国近现代历史话语体系做铺垫。

在社会影响上，否定主流意识形态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诠释，就会使人们怀疑这种诠释下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真实性，从而怀疑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做的选择，销蚀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二、关于五四运动与思想启蒙胡适晚年曾经痛惜五四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认为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干扰。

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历史虚无主义者沿袭这一看法，认为五四运动使救亡成为主旋律，压倒了新文化运动所进行的思想启蒙。

按照这种思路，思想文化的“启蒙”与政治运动的“救亡”是分离、对立的，新文化运动所进行的思想启蒙，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没有任何关系，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误会”。

这是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所作的唯心主义解说。

任何社会思想的变革，并不是先贤圣哲观念的产物和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对社会经济领域变化的回应，其变革的动力来自社会现实中的矛盾运动。

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决定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决定了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以争得民族独立，推翻封建专制以实现人民解放。

救亡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而要完成救亡，必须有思想的启蒙，即用进步的思想文化教育民众、动员社会。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正是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教训中，看到中国国民的思想与行为受封建主义纲常伦理的支配，已是“亡国灭种之病根”，而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发起的尊孔读经活动，更证明帝制与儒学相表里。

为改造国民的思想，掀起了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所以，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是应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而诞生的思想运动，它所承载的使命，绝不限于文学革命，更深层次、更主要的诉求是救亡图存，虽然这并不为当时每个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人所意识。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现实中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作了思想准备。

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以群众性政治活动的方式直接表达了与新文化运动一样的政治诉求，把中国的救亡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次高潮的到来，又为启蒙运动提供了新的空间。

五四运动再一次向中国人提出了如何救亡的问题，促使更多的人思考。

中国人救亡历程的艰难，呼唤着科学理论的指导，这就推动新文化运动向更为深刻、更为广阔的空间发展，思想启蒙在内容上从新文化运动前期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反省转向现实救国方案的探寻，从侧重于文学变革转化为政治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