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男暴打女司机的法律分析

成都男暴打女司机的法律分析
最近在成都发生的成都男子殴打“别车”女司机案持续发酵，舆论的最开始，人们对女司机抱有一致的同情，觉得男子太残忍，但随着行车记录仪的公布，舆论开始反转，“打的好”“活该挨打”的言论占了上风，甚至对女司机进行人肉搜索。

而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涉事男子刑事拘留，这样做是否有法理依据，笔者将依据事实和法律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我国《刑法》293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该罪在《刑法修正案八》完善后有四种客观行为方式：（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就本案而言，警方显然认为嫌疑人符合第一种行为方式，即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

那么什么叫“随意殴打”，什么叫“情节恶劣”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国的寻衅滋事罪饱受诟病，被誉为“口袋罪”，它是从79年刑法流氓罪中分离出来的，该罪的问题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不明确性，各种客观行为方式的模糊性，导致公安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的肆意性和自由裁量性，原因就在于该罪在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晰。

故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需要对本罪做进一步的研究。

一对“随意”的理解
有学者认为，寻衅滋事罪的重要特征是无事生非，逞强耍横，横行霸道，发泄自己的情绪，耀武扬威，2013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也确认了这一点，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

但随意殴打他人是否必须是无原因的挑事行为？显然不是，《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即规定，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除外。

所以说，借故生非也有可能构成随意殴打他人，因为随意的含义不是没有原因的实施一种行为，而是实施的行为严重超过了自己应该有的行为限度。

那么这种行为的限度在哪里？笔者认为，这并没有一个客观的，可以反复适用的标准，因为，联系是多样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每种行为的方式，手段，程度，所处环境都是不尽相同的。

因此，必须采取社会一般人的标准，即判断一个人是否是随意殴打他人，需要把社会一般人放到当时的情况中去，看看社会一般人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是否会实施与行为人相同的行为。

如果社会一般人可能的实施行为比行为人还要严重或者和行为人相同，显然不能对行为人作出不利评价。

反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严重超过了一般人可能的实施行为，如行为人实施了暴力殴打行为，而社会一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会实施口头上的批评，显然行为人的行为就有可能被评价为随意殴打他人。

二对“情节恶劣”的理解
笔者认为，对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认定必须严格坚持客观标准，即必须符合司法解释中有关认定情节恶劣的七种情形之一即：（一）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二）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三）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
（四）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五）随意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六）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七）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只要没有上述前六种情形，就不该认定为情节恶劣，进而不可能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而且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才能启用第七种情形。

三结合本案的分析
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笔者认为男司机构成寻衅滋事罪。

行为人完全符合第一种客
观行为方式，即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

首先，结合视频分析，行为人对女司机的殴打是有原因的，女司机前后两次对他实施了别车行为，但男司机也进行了反击行为，如言语上的谩骂，据男司机的交代，他下车殴打女司机的原因是护子心切，因为儿子的头在女司机别车后因紧急刹车被撞，大哭起来。

所以男司机的行为，不是无事生非，不是没事找事。

但男司机逼停女司机将其暴打一顿是否是借故生非，就需要仔细的判断。

结合视频的分析，男司机对女司机的殴打十分惨烈，明显超过了一般人在面对这种情况下所可能做出的反应，而被害人也完全没有想到男司机能如此惨烈地殴打她。

同时，引起了公众的围观，一名出租车司机过来阻止，行为人又用螺丝刀将出租车司机的脸部戳伤。

结合这一系列的连贯行为，我们足以认定行为人借故生非，寻衅滋事。

有人认为本罪构成故意伤害，笔者不能认同，寻衅滋事罪的第一种情形与故意伤害罪的最大区别是犯罪客体的不同，故意伤害侵犯的客体是人的人身健康权利，而寻衅滋事罪中的随意殴打他人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人的身体健康，又侵犯了社会公共秩序，而法定刑的设计也符合二者的根本不同。

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寻衅滋事的一般情形是五年以下，这两年的差距就在于寻衅滋事行为不仅侵害人体健康，还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

结合本案的情况，当时道路上人数众多，男司机当众殴打他人，引起公众围观，道路阻塞，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显然故意伤害罪无法对其准确评价。

第二，判断行为人入罪的标准还要看他是否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就本案的情况看，行为人符合第一种情况，即致一人轻伤，被害人脑震荡，同时肩部骨折，按照轻伤鉴定标准的规定，应该符合轻伤的情形。

综合上述情况，男司机已经满足寻衅滋事的构成要件，但司法解释还有一个但书条款，即在借故生非中，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不认定为寻衅滋事。

笔者认为，这不能成为行为人的免责条款，首先，本案并不是被害人故意引发，只是偶然形成的行车纠纷；第二，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在本案中表现的不明显，对此问题，笔者认为要分清矛盾产生和矛盾激化二者的区别。

被害人第一次别车行为或许有责任，但这不是促使矛盾激化的原因，只是促使矛盾产生的导火索，矛盾就此展开，而被害人的第二次别车行为是基于男司机的谩骂侮辱实施的，故在此时双方行为的性质是一种势均力敌的相互斗气的行为。

矛盾激化是指双方的行为从一种危害性较轻的矛盾上升到另一种危害性较重的矛盾，矛盾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实际上，真正的矛盾激化，是男司机逼停女司机，将其拽下暴力殴打的行为，因为此时矛盾已经从一般的行车纠纷，演化成了人身伤害行为，这才是矛盾激化的开始，只不过被害人在矛盾激化后已经没有了反抗能力，故男司机才是矛盾激化的主要责任者。

结合上述的分析，行为人构成寻衅滋事罪是毋庸置疑的，而至于女司机曾经的多次违法记录，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没有什么影响，人民法院必须也只能依照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