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

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对立及其超越来源：自然辨证法研究作者：叶浩生质化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也译定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近年来引起了各个学科领域的重视。

心理学领域同样为质化研究的新颖模式所吸引。

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出版了大量的论文和着作,论述传统量化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也译定量研究)的弊端和质化研究的优势,其势头之猛,以至有许多学者称质化研究的兴起是心理学的，范式革命或地壳的巨变。

在本文中,我们从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对立特征开始谈起,分析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哲学根基,并就超越和整合这两种对立的范式提出我们的见解。

1量化与质化研究的对立科学心理学建立以来,一直以经验自然科学为楷模,强调客观、量化的研究方法。

事实上,实验心理学的建立者、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就是利用了心理物理学的实验和量化的方法,奠定了科学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使得心理学摆脱了哲学的母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因此,科学心理学建立之日起,就表现了对量化方法的偏爱。

非量化的方法,如现象学的方法、释义学的方法因其主观色彩一直受到心理学家的排斥,“在大多数条件下,质化方法被看作是同量化方法竞争的、另类的范式……量化研究倾向于使用严格的、可靠的数据,视社会世界外在于观察者;而与此相对照的是,质化方法使用更为丰富的数据,把社会世界视为观察者的建构”。

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在诸多方面展现出截然对立的品质:在科学观方面,量化研究更贴近了经验自然科学,力图以使用量化方法的物理学、化学为理想的模型。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曾经主张心理学不能成为科学,究其根源在于心理现象不能量化,因此心理学永远无法成为物理学那样的精确科学。

冯特从实验生理学和心理物理学的数量化方法中获得启发,突破康德的预言,改造了传统的哲学心理学,使之成为实验心理学。

在冯特的心目中,实验心理学就是一门自然科学,使用的方法是客观和数量化的方法,同其他自然科学别无二致。

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心理学家之所以坚持量化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要贴近自然科学,实现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理想。

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自然科学倾向相反,它体现的是人文科学的精神,“旨在为以人为本的科学研究提供内在的思想依据……”质化研究所体现的科学观是狄尔泰的精神科学。

狄尔泰曾经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没有内在体验的“物质”,人文科学研究的是具有内在体验、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人。

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

所以自然科学研究采取的是客观、量化的方法,排除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和体验,而人文科学由于研究的是经验中的主体,无法剥离主体的体验,因此只能采取定性的描述。

“我们说明自然,但我们理解心灵”。

这种研究模式曾经影响了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和其他人文倾向的心理学家。

虽然在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浪潮中这种研究方式只能处在边缘和支流的地位,但是其体现的人文科学精神却一直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量化研究采取的客观、超然的态度,假定了心理现象是独立于研究者的客观存在。

换言之,量化研究者把心理现象视为同物质世界具有同样性质的经验实体。

然而,质化研究则从建构的角度理解心理现象,把心理现象视为人的主观生活体验。

生活体验的主观性质使得客观、量化的方法失去了意义,只能采取理解和描述的方式进行把握。

从认识论方面来看,量化研究假定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客体关系,认为研究者可以置身于研究过程之外,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

但是,大部分质化研究的主张者反对主客两元论,强调“价值理性”的作用,认为知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而是一种社会建构,任何一种知识都承载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没有“价值中立”的知识。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量化研究体现了“方法中心”的要求,而质化研究体现了“问题中心”的原则。

“从选择量化方法的那些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以自然科学使用的方法为楷模,并力图使自己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保持和谐。

对于他们来说,使用质化方法意味着贬低了作为`科学'的心理学。

但是对于偏爱质化方法的那些人来说,他们以人文科学的方法为楷模,力图与人文科学的方法保持和谐。

对于这些人来说,坚持量化方法贬低了人的存在,而这恰恰应该是心理学学科关注的中心”。

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对立还表现在:第一,元素主义对整体主义。

量化研究由于强调了客观、精确,因而在面对认知、人格、态度等心理现象时,倾向于采取元素分析的方式,将复杂的现象归结为简单的组分,以便于进行量化的操纵。

但是“质的研究方法认为将社会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探究提供工具,避免将社会环境肢解成孤立的、不完整的、不联贯的变量”。

质化研究从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出发,反对将完整的心理现象分析成相互割裂的碎片,因而表现出整体主义的研究取向。

表现在研究的设计上,问题的设计、资料的搜集和分析都倾向于从整体的框架出发。

第二,客位(etic)研究策略对主位(emic)研究策略。

量化研究追求的是超越文化和社会、可应用于所有人的普适性规律,因而属于客位策略。

心理学中的客位策略指的是从泛文化的角度,或者从文化系统的外部对心理和行为进行分析,试图总结和概括不受社会历史、文化地域影响的心理规律。

质化研究从属于主位研究策略。

它追求的是理解个体或社会特有的心理现象与行为。

这种研究策略倾向于从特定的文化系统出发,在文化的内部理解文化与行为的关系。

第三,一般规律(nomothetic)的研究对特质论(idiographic)的研究。

量化研究在普适性、科学性的理想指导下,力图揭示行为的一般模式和共同的心理特性,以便于实现预测和控制行为的最终目标。

质化研究从特质论的观点出发,把个体看作是复杂的、独特的实体,具有其他个体所不具有的品性。

特质论的研究不是去预测和控制行为,而是理解行为,描述行为者的独特体验。

2量化与质化研究对立的哲学根基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作为两种研究模式,本来只是一种方法的选择问题: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或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选择量化或质化的方法。

换言之,量化和质化并非对立的,而是互补的。

但是事实却是,量化和质化成为心理学的两种研究“范式”,或者被某些学者称之为心理学的两种“文化”,表现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激烈冲突。

为什么这两种本来可以互补的研究模式会演变为“范式”的冲突呢?究其根源,在于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有着不同的哲学根基。

体现了不同的哲学精神。

具体地说,量化研究体现的是实证主义精神,而质化研究体现的是现象学、释义学和社会建构论的思想意识。

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导致了两者的截然对立量化研究体现了实证主义的要求。

事实上,“实证”一词本身的含义就有“确定的”、“精确的”意义,其本意是推崇自然科学的数量化知识。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法国哲学家孔德曾经指出,任何知识形态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解释万物本性的神学阶段、以抽象的概念代替超自然力量的形而上学阶段和通过观察与实验发现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实证阶段。

在实证阶段,知识是以系统的观察与实验作为基础,其表述方式是数量化的,类似于表示函数关系的数学公式。

这种研究模式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现象的研究也应该遵循这种实证的量化模式。

概括地说,早期的实证主义主张: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具有同样的研究目标,即揭示那些有助于预测和控制的定律;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遵循同样的方法论路线,即客观、量化的方法;③概念的定义应该以经验的数据为基础;④大样本的使用可以产生具有代表性的结论,在样本足够大的基础上,可以忽略个别的、特殊的案例,所得到的定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这些主张在促进心理学接受客观、量化的方法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逻辑实证主义及其衍生的操作主义在促进心理学的量化研究方面也发挥着重要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同早期实证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强调经验的直接证实,而前者认为在经验命题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所进行的间接证实同样是科学的和有意义的。

对于主观色彩浓厚的心理现象来说,直接的证实是困难的,但是间接的证实却是可行的。

新行为主义的“内驱力”概念就是这一思想的直接产物。

间接证实怎样进行呢?意识和心理的主观属性让间接证实的方法也面临着困境。

心理学家史蒂文斯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使用了操作主义的方法,即采用概念的操作定义。

操作主义主张,概念与相应的一组操作是同义语。

通过给具有内在特征的心理现象进行的操作定义,心理学家可以接纳认知、目的、能力和内驱力等内部状态为合法的研究对象。

但是操作定义的指标是数量化的,操作定义意味着量化的方法,由此,心理学的量化研究成为标准的科学方法。

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方法都被排斥在心理学的领域之外,心理学成为“量化”的科学。

但是,“心理现象是有意义的、关系性的、非展延性的和互动性的,是文化的和历史的构成的现象,并带有伦理和政治的意义。

心理现象的这些属性使它成为非数量化的”。

量化研究在符合“科学”标准的同时,却忽略了心理现象的真正属性。

量化研究以实证主义为其哲学依据,而质化研究则更多地建筑在现象学、释义学和社会建构论原则的基础上。

现象学同样追求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理想,但是现象学的科学观同实证主义科学观截然不同,它通过所谓“现象学的还原”,清除意识中的经验元素,以便为理解个人的生活世界打下基础。

事实上,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的几个步骤,即“面向事物本身”、“中止判断”、“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就是质化研究最经典的范例。

现象学还原表现了现象学方法的整体性、自然性、描述性,为质化方法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释义学同现象学一样,同属于非实证主义的理论系统,两者之间在许多方面有着共性和一致性。

早期的释义学代表人物狄尔泰提出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区别,他的主要工作是要为研究精神现象及其产物的人文科学找到一种方法论,以便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能具有自然科学知识那样的地位和价值。

释义学就是他的这一努力的产物。

狄尔泰指出,自然科学采取的是抽象的、脱离具体情景的研究模式,研究对象本身没有内在的体验和意向能力。

自然科学从具体的事件中概括出一般的规律,并且把世界视为抽象的、脱离具体情景物体的集合体。

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化的、数量化的,剥离了意义和价值。

但是这种方式并不适合以人为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

因为人文科学面对的是人的精神及其产物,其基本目标是理解,在理解的过程中解释(interpretate)对象的意义和价值。

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不是把人文现象置于一般规律下进行因果解释和量化的操纵,而是在具体的、有意义的情景中进行理解和诠释,把握特征和意义。

后期的哲学释义学把理解看作是人的存在方式,认为理解过程发生于理解的前结构和理解之间,理解是一种“视域融合”,受到地域和文化历史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