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多学者中, 韦伯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认 为, 由于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彻底否定了 通过教会和圣事获得拯救的可能性, 故个人 要获得救赎, 就必须竭尽全力地履行“天职” 以求荣耀上帝。能否成为上帝选民的不确 定性使世俗化的盈利活动变成一种“天 职”, 从而激发了人们勤勉敬业的精神。而 正是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成为现 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之源。
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和法国就是最好的例子，这
二个“专制君主国家”尽管当初比英国强大，但由于 “不能创建一套提高经济效率的所有权，它们的经济 结果陷入了停顿。” 诺思将西班牙和法国称为“竞争 失败的国家”，这二个“竞争失败的国家”“在政治 发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个“惊人的相似性” 就是，这二个国家的“代议机构为得到稳定和秩序， 而放弃了对征税的有效控制”，从而使得“王权逐渐 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垄断权力，能单方面改变税收结构 和规定应缴款。” 也就是说，西班牙和法国这二个 “专制君主国家”，君主的权力非常大，“王室享有 规定税收的唯一权力”，议会成了摆设，控制不住王 权。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 征税，公民的产权自然就得不到保护，也不可能得到 保护，这正是西班牙和法国这二个“专制君主国家” 盛极而衰，成为“竞争失败的国家”的根源所在。
荷兰
集权制会妨碍经济的发展，这从近代荷兰脱离西班牙后的快速崛起中看的更
清楚。近代早期，荷兰是最先兴起的国家，荷兰人的足迹遍布全世界，一度 成了“全世界海上马车夫”，阿姆斯特丹也成了当时的世界商业中心和国际 信贷中心。荷兰是个很小的国家，当时的人口仅200万，资源匮乏，有相当一 部分国土低于海平面，所以又被称之为“低地国家”，这样一个国家能取得 诺思说的“与其国家之小不相称的重要性”，自然是与它“发展了比其对手 有效的经济组织”有关，但荷兰的巨大成就却是在挣脱了西班牙的专制统治 以后才实现的，“尼德兰在十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开始了迅速的发展， 很快占据了世界贸易的第一把交椅，并占有最富庶的殖民地。” 造成革命的原因正是西班牙君主无休无止的贪婪，集权制的覆灭，分权制的 建立，使得政府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公民的产权及人身自由才得以保障，个 人的积极性才能得到提高，“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才得以建立，小小的 荷兰也能创造出与它的规模完全不相称的巨大成就，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 “如果没有尼德兰革命，如果不能摆脱西班牙的统治，荷兰虽然有发达的海 上贸易和城市经济，也只会跟意大利北部城市那样由繁荣到衰落，而决不可 能出现17世纪荷兰的‘黄金时代’。 ” 荷兰因为摆脱了西班牙君主的专制统治而走向繁荣强大，而那些没有摆脱这 一专制统治的地方——无论是南部尼德兰还是意大利以及西班牙，都不可避 免的走向了衰败。高度集权的政府体制，使得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统治者 的欲望就成了无底的沟壑，政府便会想方设法增加财政收入，撷取社会财富， 最终一个国家的非生产性组织不断膨胀，而生产组织则由于资源的不断减少 而日渐萎缩，这一涨一消的结果就是一个国家的衰败。
西方国家兴起的根本原因
对近代西方崛起的原因，长期以来，大多数人认为技术变革应记
头功，并把近代产业革命，当作欧洲经济增长的起点。稍后，又 有经济学家强调，是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到了60年代，经济界又开始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然而，致力于经济史研究的诺斯教授认为，如果以上这些 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么用它们来解释经济增长应该是 无懈可击，但是，经济学家却无法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如果经 济增长需要的就是投资和创新，那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种条 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呢?” 起》一书中，作者诺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除非现行的经 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经济增长的 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是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有效制度是促进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之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 突出。无论是封建庄园制度的兴起和衰落。还是近代产业革命的 发生，都与私人财产地位的变革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诺斯的经 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成与败：西方国家中不同的故事

西班牙最初由于地理大发现而占有广大的殖民地而强大 无比，“十六世纪伟大地理发现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曾 经是最富强的国家，它们占据有生产黄金和香料的广大殖 民地……它们拥有威震四方的陆军，它们的海军称霸世 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一度所向无敌，称霸世界，但好 景不长，从美洲掠夺来的巨大的财富并没有带来西班牙的 持久繁荣，“它们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不仅没有转化 为产业资本，反而助长了封建主阶级奢糜与寄生的生活， 助长了高利贷的剥削，并对城市手工业与农业起到腐蚀的 作用，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按照诺思的解释， 西班牙的衰败是由于产权：查理五世和菲力二世为了维持 他们营造的这个帝国，每年要发费许多款项，结果开支不 断超过岁入……随着王权财政困难的不断加剧，侵占、没 收或是单方面改变合同便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最终影响 了从事商业、工业以及农业的每个团体。结果人们被迫抛 弃了生产性的职业。由于所有权得不到保障，经济停滞是 不可避免的结果。”
从文化影响看“西方世界的兴起”
14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所体现的思想观念被后
人称为“人文主义”。首先它恢复和确立了人的自由本质的观念。 “人的自 由观”奠定了人类自由探索精神的心理基础，使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获 得了应有的自信心树立起“人为万物之灵”的信念和人在世界万物中享有的 自由地位。 其次，人文精神确立了人类对理性自由的信念。它鼓励人们把理性的思想活 动看成是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而不是为保存某个前定的正统学说而遁世 冥想。人文精神明确肯定人类理性的重要性，认为人之不同于禽兽的根本原 因就在于人的理性；理性使人高尚，使人完善；理性使人掌握知识，具有智 慧，创造财富；理性使人创造幸福生活，改变人生的价值。 另外，人文精神在恢复人的自由观念和理性观念的同时，也改变了人对自然 世界的态度。自然的神秘感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研 究，于是对天文、星象、动物、植物、气象的观察随之而生，人体解剖、物 理和化学的实验成为可为之事。自然事物作为已经脱掉了神秘面纱的客体进 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思维的对象。自由理性运用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 研究，科学研究活动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可见文化在西方的兴起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积极的解放了人们的思 想，应到人们向往科学与真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好了准备，从某一个方 面上，促进了西方世界的兴起！
技术创新 大西洋贸易 意识形态看 文化影响 阶级斗争
从技术创新看“西方世界的兴起”
在技术创新方面，从哥白尼到牛顿，科
学革命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们对自己、 社会、物质世界和宗教的看法。虽然科 学研究未必直接带来发明，但借助对更 根本问题的认识，改变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人们观察世界 的方法。这种潜在的观念上的更新，增 加了发明家、企业家、各种领域中创新 者的数量。
西方世界的兴起，究竟靠的是什么神奇力量?在《西方世界的兴
具体说, 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金
融领域。 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正式规则的确立。阶级结构和国家性 质的变化, 确立和维护了政府的信誉。随之而来的长期国 债等制度的创建, 既极大地提高了国家融资和保护资本市 场的能力, 同时国债的买卖也孕育了现代金融市场。 另一方面则是市场交易习惯或自发秩序的逐渐成型。财富 的集中和数量相对较少的大资产者之间的多次博弈催生出 了较为可靠的私人信誉。私人信誉确立带来的规模效应促 进了银行业的兴起、以及内生货币创造和市场融资等制度 的形成, 和国家信用、特别是金属本位制度一道, 逐渐使货 币供应摆脱了贵金属的数量束缚。有效的资本市场使资金 的借贷变得相当便利, 从而带动了企业的大规模工业投资 和“创新”活动。工业革命的兴起或西欧经济增长率的 “起飞”由此得到解释。
从阶级斗争看“西方世界的兴起”
以新兴阶级上升为主导力量,国家的一般行
为和性质随之发生变化。其中的要害之处, 在于统治权力由王权向议会过渡。随着新 兴阶级政治革命的成功, 原先主要代表国王 个人短期私利的君主专制政体, 逐步被代表 新兴阶级利益、并着眼于长期收益的代议 制国家所取代。国家制度之性质的根本转 变, 还为其他形形色色的制度创新铺平了道 路。
西方世界的兴起
众说纷纭 有关作者 制度改革 帝国的崛起
政治学
赵越
众说纷纭
近代世界历史上的“欧洲奇
迹”，或者说西方世界在近代 的兴起，已是一个世人皆知的 历史史实。然而，对西方世界 近代兴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原因，学术界至今仍然众说纷 纭、歧见迭出。综观西方学术 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 说，可以发现，在这个问题上， 诸多歧见中常有相通之处，而 类似的见解中又有各种各样的 差异。
简介
道格拉斯· 诺斯，1920年生于美国马萨诸萨州，1942、
1952年先后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国 民经济研究局董事会董事、东方经济协会会长、西方经济 协会会长等职务。历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剑侨大学 庇特美国机构教授、圣路易大学鲁斯法律与自由教授及经 济与历史教授，现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卢斯讲座教授。 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 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他对 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 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 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 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 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 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光荣革命”的成果就是“消灭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君主立宪
制这样“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制度”。 “封建专制制度”也就是君主专 制制度，从政治组织中的权力分配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权力集中的政 权制度，即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这是一 种集权制；君主立宪制则是一种权力较为分散的政权制度，国家的权 力分别由君主和议会掌握，这其实就是一种分权制，所以，“光荣革 命”的成果其实就是使英国政府的组织体制由一个集权制变成了分权 制，使原来不受约束的政府变成了受到约束的政府，从而保障了个人 的产权及人身自由不受政府的任意剥夺，并最终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的 “第二次浪潮”——产业革命的到来。没有从集权制向分权制的变革， 政府的权力就不会受到约束，政府不仅不会保护个人的产权，还会处 处破坏个人的产权，也就建立不了能够使西方兴起的“一个有效率的 经济组织”，产业革命也就无从谈起，西欧各国就会重复东方的历史， 一个个变成君主专制国家，西方的兴起也就成了想象。 两次革命的结果是英国王权被大大削弱，但议会的权力大大增加，为 一系列保护私有产权、保证公民平等贸易及经商机会等的立法创造了 条件。两次革命之后，王室的财政与国家的财政开始分离，政党不能 从事营利事业，人人都有权从事跨国贸易，确保致富机会人人平等。 所以，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才是最重要的，分权制的建立才是产业革命 兴起的关键。那二个“竞争失败的国家”——西班牙和法国就是最好 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