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

早期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作者：孙冬苗来源：《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08期【摘要】《父亲和光荣的后代》与《华女阿五》是早期美国华裔文学的优秀作品。

这两部作品给美国主流读者呈现了华人的勤劳、节俭、诚实、乐于助人、重视教育等优良品质，树立了华人的正面形象，成功地解构了美国主流文化中丑陋、愚昧、邪恶的华人形象。

然而，在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影响下，作者有意无意地用东方主义的眼光来审视父辈和中国文化，固化了“模范少数族裔”这一新的华人刻板形象。

【关键词】华人；刻板形象；模范少数族裔华人从踏上美国的土地之日起就备受美国社会的压迫和歧视。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使对华人的排斥和歧视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并进一步边缘化华裔族群，美国的东方主义话语还通过想象和幻想，人为地制造出一系列丑化华人的“他者”刻板形象。

这些刻板形象通常有两个极端：一是把华人妖魔化，如邪恶的傅满洲（Fu Manchu）博士和他的女儿龙女（Dragon Lady）；另一个是阉割的华人形象，如谦卑恭顺的华人侦探陈查理（Charlie Chan）和温柔体贴的华人妓女荷花（Lotus Blossom）。

二战期间，美国与中国结为盟国。

盟友关系使美国政府和公众不得不重新思考对中国的外交策略。

新闻媒体开始盛赞华人为“忠诚的少数民族”，美国国会也于1943年废除了《排华法案》。

此时，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裔已经长大成人。

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成长经历和所接受的美国学校教育使他们把英语视为母语，把美国视为自己的祖国，对汉语则是生疏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度。

与移民父母相比，美国主流社会的偏见和歧视让他们更为痛苦。

他们也更为渴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不惜以舍弃自己的族裔文化为代价。

这一时期的华裔作家大多以自传的形式向美国主流社会展示华人的优良品德，从而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

刘裔昌（Pardee Lowe）的《父亲和光荣的后代》（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ent，1943）和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1945）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一、对美国文化的臣属——《父亲和光荣的后代》中的父子形象《父亲和光荣的后代》讲述了作者父子两人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塑造了一个热爱美国文化但依然守护中国文化的父亲形象和一个完全美国化的儿子形象。

因此，一位白人评论家在谈到这部作品时指出：“作者热爱美国，也珍惜自己的东方背景……作品展示出中美两种文化的完美结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忠实的少数族裔之一的华人群体。

”［1］133（一）刘裔昌的父亲——中国文化的守望者刘裔昌的父亲12岁从广东漂洋过海来到美国。

和同时期所有的华人移民一样，初到美国的父亲身无分文，经过十余年的辛勤劳作，父亲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拥有多家店铺，还在中华总会馆担任要职。

然而父亲不同于普通华人移民，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高大、强壮、有秩序，父亲很像一个美国人，尽管他不是”［2］31。

父亲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他剪掉了辫子，穿西装，结交白人朋友，还用美国政治家的名字为子女们命名，这一切充分表明了父亲对美国文化的皈依。

为了帮孩子们走出唐人街，父亲举家从加利福尼亚的唐人街迁到伊利诺斯州号称“德国城”的贝尔维尔，让孩子们在几乎没有华人移民的学校上学，鼓励他们多与美国学生交往。

在行为举止方面，父亲也不同于唐人街的其他华人。

他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绅士。

在轮渡上，当其他同行的华人“头戴圆帽，身穿中式马甲、西裤，脚蹬一双广东寄来的布鞋，一路上喧喧嚷嚷”［2］32，父亲却像一个美国乘客一样坐下来看报纸。

父亲绅士的、美国化的举止也受到美国社会的尊重，售票员和水手主动向父亲问好，并予以特殊关照。

刘裔昌为自己的父亲感到自豪，因为与同时代的华人移民相比，“父亲无论是在身高、衣着、言谈举止，还是在英语水平和学识能力上都‘与众不同’”［2］74。

在努力适应美国生活的同时，父亲还固守着中国文化的根，有着浓厚的宗族观念，要求孩子们遵守祖法，学习中文。

当得知儿子不经他的同意与一个白人女子成婚时，父亲极为不满，认为儿子非常不孝。

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在庆祝66岁生日时，父亲穿西装，坐太师椅，接受子女的跪拜。

对此，刘裔昌抱怨道：“父亲没有完全美国化，他中国式的习惯和思想是那么怪异和不可理喻，让人无地自容。

”［2］175父亲虽然未能将自己完全同化于美国人，但父亲文明的举止修正了华人是“异教徒”和没有文化的苦力等带有歧视性的刻板形象。

（二）刘裔昌——中国文化的反叛者不同于大多数在唐人街出生和长大的第二代华裔，刘裔昌在有“德国城”之称的贝尔维尔市长大。

由于与中国地域上的疏远以及美国东方主义话语与对中国的歪曲和丑化，刘裔昌把美国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认为自己只要足够美国化，就能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因此，他时时处处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反叛。

对此，华裔美国评论家尹晓煌一针见血地指出：“刘裔昌不惜否定自我、否定自己的华人身份，乃至于贬损华人的文化传统……作者事实上清楚地说明：华裔要想在美国社会里赢得尊重，唯一的出路就是与自己的民族传统决裂。

”［1］133刘裔昌不喜欢别人叫他的中文名字，觉得“怪异、不舒服，像是在叫别人”［2］19。

他不愿学习中文，因为“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中国是个遥远、落后、没有前途的国家，我根本就不愿意到那里生活”［2］93。

对于刘裔昌来说，他更为熟悉的是美国，而不是遥远的故乡中国，“我是一部活生生的美国历史百科全书”［2］31。

刘裔昌对美国文化的臣服使他带着东方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唐人街和唐人街的一切，“我觉得华人帮派充满了邪恶，他们的阴谋诡计、卧底的帮派成员、戒备森严的巢穴，还有杀手们怪异的绰号‘长辫子’、‘侏儒皮特’、‘帅哥’、‘抢手货’，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怪异”［2］93。

陪同父亲到唐人街参加春节晚宴的时候，刘裔昌觉得自己像个外来者。

他对中国乐师的演奏厌烦透顶，遂对父亲说：“我还是更喜欢‘胜利之歌’。

”［2］45刘裔昌对中国文化的决裂并不意味着为美国文化接纳。

在中学时代，他和白人同学一起外出寻找暑期工作，唯有他屡遭闭门羹。

刘裔昌的婚姻也可以说是他融入主流社会的尝试，他娶了白人女子“一个土生土长的新英格兰人”［2］237为妻。

美国的斯坦福与哈佛的精英教育也未能改变刘裔昌的华人身份，他在求职时仍然屡屡受挫，只能从事一些与中国和亚洲有关的工作。

通过塑造父亲和儿子这两个人物形象，作者期望表明华人不是邪恶“异教徒”和没文化的苦力，有像父亲这样对中美两种文化兼收并蓄的华人，还有像儿子这样已经美国化、对美国忠诚热爱的二代华裔。

二、乖巧的中国女孩和完美的中国父亲——《华女阿五》中的父女形象《华女阿五》的作者黄玉雪把美国主流文化中带有歧视性的华人“他者”形象归因于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文化和华人的不了解而产生的偏见。

她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人了解华人和中国文化，“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华人所作的贡献，这样，在西方世界里，华人会得到认可”［3］216。

《华女阿五》中的父女二人兼具中美两种文化的优秀品质。

（一）玉雪——乖巧的华裔女孩玉雪是一个传统的华人家庭中的五女儿。

她从小就知道要尊敬长辈和服从权威。

在美国上小学后，她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开始质疑本族文化。

她注意到“美国‘外国人’的行为方式不仅和中国有广义上的差别，而且有实质上的差别”［3］18-19。

在美国教育的影响下，玉雪逐渐认识到自己身为个体人的权利并渴望被当做一个个体看待，她向上帝祈祷：“为了弥补这种怠慢和偏见，请保佑我长大后能够受到家人的尊敬和爱戴。

”［3］84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国梦，玉雪想上大学，却因为学费问题受挫，因为在父亲看来，“当父母财力有限时，儿子优先于女儿接受教育”［3］98。

玉雪虽然对父母重男轻女的中国传统观念非常不满，却只在心中默默抗议：“生为女孩非我所愿……我既是女性，也是一个人！”［3］99玉雪很勤快，为了挣学费，她到几户白人家做家务，才有机会了解到普通美国人的家庭生活。

玉雪很羡慕美国家庭父母和孩子的亲密关系，“每个成员，甚至连条狗，都有在自然宽松的氛围中表达个性的不可剥夺的权利”［3］102。

在大学的社会学课程中，任课老师有关父母和子女关系的论述彻底改变了玉雪的思想。

面对父母的干涉，玉雪终于鼓足勇气对爸爸说：“你和妈妈不能要求我无条件地顺从……现在我除了是你的第五个女儿外，还是个独立的个体。

”［3］116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玉雪以优秀的成绩从大学毕业，还在一家美国公司找到了一份办公室工作。

玉雪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也找到了平衡：在家，她是个孝顺的中国女儿；在外，她是个独立的美国个体。

勤奋上进的玉雪让美国读者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华人女性，然而温顺乖巧的玉雪再次印证了华人是“模范少数族裔”。

（二）玉雪父亲——完美的中国父亲玉雪父亲在20世纪初和太太一起来到美国。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他既遵守中国的儒家礼节，也遵守西方的基督教戒律。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基督教文化则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因此，兼具两种文化美德的父亲无疑是一个模范公民。

玉雪父亲本人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所以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他细心地给孩子们准备学习用品，耐心地教孩子们用毛笔写字。

他很开明，乐于接受新思想，鼓励女儿们学习西方音乐。

在困难时期，父亲的服装加工厂面临停工，他没有申请社会救济，他认为孩子们必须“学会适应这个世界，懂得先有耕耘、后有收获的道理”［3］47。

为此，全家人住进了地下室。

父亲没有把自己的生活拘囿于自家的服装厂，他还积极参与唐人街的社区组织。

他是唐人街基督教会的牧师，主日学校的教师，唐人街医院的董事长和中文学校的董事。

父亲对公益活动也很热心，为支援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他鼓励女儿们晚上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去缠绷带。

父亲的美德，融合了儒教礼节和基督教戒律，为自己赢得了唐人街内外人们的一致尊重和认可。

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倾向于同情和了解中国，因此《父亲和光荣的后代》与《华女阿五》可谓应时之作。

无论是与中国文化决裂的刘裔昌、融合中美两种文化之长的黄玉雪，还是努力适应两个世界间生活的两位父亲都具备模范少数族裔的三个基本特点：勤奋、成功和同化。

不仅如此，他们还是顺服的，从不反抗美国主流社会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歧视。

当然，比起懒惰好斗的黑人和视财如命的犹太人，沉默、勤劳、顺从的华人自然而然更受美国社会的欢迎。

因此，华人被贴上“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这两本书也被白人读者广泛阅读并受到白人评论家的高度赞扬。

显而易见，“模范少数族裔”是美国主流社会为稳固其统治而采用的一个策略，著名美国华裔作家和评论家赵健秀将之归为“种族主义之爱”（Racistlove），即用所谓的“爱”达到种族统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