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诉讼一种和谐案实现路径

一种和谐案的实现路径任运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刑事审判实践中相对难于处理。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刑民两种诉讼本质上的差异带来的立法设计上的在冲突;同时，在法律的具体操作层面也存在着因成文法规定不足而带来的认识和处理方法上的分歧。

事实上，由于长久以来“重刑轻民”的程序救济思路占统治地位，在审判实践中经常片面强调刑事优先，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往往不被重视;而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和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对附带民事部分的处理又常常不能真正落实，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得不到应有的修复和补偿。

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积极作用的发挥，以至于学界有从根本上改造这一制度的提议。

笔者作为一线的刑事审判工作者，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着直接和深刻的感触。

立足于在现有法治环境下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立场，笔者以为，在审判实践中强化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一套系统化的机制，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条可选择的路径。

本文即从这一角度入手，通过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方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探讨，试图为完善此类诉讼的调解机制提一点可行的建议，使化解矛盾、和谐司法的理念得以体现，公私权利的救济得到更为合理的协调与平衡。

一、价值和优势：正确认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可以适用调解，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6条规定：“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人民检察院提起的以外，可以调解。

调解应当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行。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依照本规定执行。

”依照这两个司法解释，调解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理和结案方式，被纳入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使用调解方法，是由此类诉讼的性质决定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司法机关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由遭受损失的被害人或代表国家、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损失赔偿等民事责任而进行的诉讼活动。

其追究的民事责任属于民法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容，因此在本质上属于民事诉讼的畴。

其与普通民事诉讼的区别仅在于该民事诉讼是附带于刑事诉讼的，并由刑事审判组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予以解决。

既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是属于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权利属于私权畴，那么使用调解这种民事诉讼中常用的方法来解决此类纠纷，当然有其法理依据。

对于调解方法在私权纠纷解决中被高度重视并广泛使用，与其说是对西方近来兴起的ADR机制的学习，不如说是对我们延续数千年传统法律文化的承继。

在素来崇尚无讼、息讼的中国本土文化环境中，调解从最初的民间调解、宗族调解、乡绅调解逐渐走向规化的公力调解，是历来的裁判者和司法官员处理纠纷和案件的重要手段。

调解制度的表层是纠纷的合作解决方法，其传统涵是儒家的互惠精神，认同“物质利益、情感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多种利益相关联”，是一种“以情感为要素，讲求当事人长远利益及利益均衡的合作机制。

”[②]调解的生命力在于契合家与国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崇尚和谐的思想文化，符合统治者对秩序和稳定的追求。

“正如许多研究者共同指出的，调解在中国绝不仅仅是一种纠纷解决的技术与方式，而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制度性或体制性存在。

”[③]晚近以来，我们大规模地移植西方法律制度，但是，调解不管是作为一种思维模式还是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贯穿于民国、解放区直至新中国的法律发展历程中，以至于今天仍被我们大力提倡并在实践中广泛应用。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引入调解方法，还有更加现实的因素。

在传统的报应刑司法理论主导的制度框架下，司法机关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犯罪人很少有机会理解或者面对他们的罪行对他人的真正影响，很少能够将被害人也看作是人，而不是虐待的目标和客体。

”[④]附带民事诉讼常常在刑事案件中被边缘化，失去了应有的相对独立性。

在这种以惩罚为主要目的的刑罚观念下，虽然可以在判决书中明确被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应当承担的责任，但简单生硬的判决无论在矫正、改造犯罪人方面，还是在化解加害人和被害人冲突、保护被害人利益方面都存在着严重不足，相比之下，调解方法的采用则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优势。

首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结案更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审判实践表明，调解结案的平均执结率远远高于判决结案的平均执结率。

事实上，“非黑即白”的判决往往并不能有效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在判决书中的赔偿款不能执行到位的情况下，反倒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和冲突。

在目前我国个人财产信用体系远远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如果被告人及其家属不配合，执行难度相当之大。

相反，调解的自愿性和协商性的特点使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主体性和主导性得到充分体现，使解决纠纷的方案建立在当事人意愿得到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当事人更易于接受并能自觉履行。

因此调解结案不仅可以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赔偿、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法院的执行工作压力。

其次，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结案更有利于对犯罪人的改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因而在刑事案件判决以前，如果被告人能够自愿主动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与被害人达成调解协议，法院通常认为被告人有一定的悔罪表现，会酌情予以从轻量刑。

反之，如果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但不愿意接受调解，拒绝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的，表明被告人主观上没有悔罪表现，不会从轻量刑，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下甚至可能在法定刑幅度作出偏重的处罚。

审判实践表明，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刑事案件判决前能够与被害人达成调解，要比没有达成调解协议判处的刑罚在总体上轻得多。

因而以调解结案对被告人从轻量刑，不仅符合国际上刑罚逐步轻缓化的趋势，同时有利于消除犯罪分子本人及其亲属对国家的对立情绪，使被告人在接受教育改造后更好地回归社会。

第三，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结案更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

众所周知，在我们受案数量急剧增长、判决比例不断提高的同时，上诉率和再审率也居高不下，既判力和终局性得不到保证已成为我国司法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这些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的大量发生，使得社会对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产生了极大的信任危机。

而调解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种局面。

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上诉率和申诉率要比以判决结案的低得多。

究其原因，大都是经过法官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双方就民事部分达成调解协议，被害人在经济上得到了及时的赔偿，被告人在量刑上也得到了从轻处理，双方当事人在对最终结果都比较满意的情况下，自然不会再去上诉申诉。

相反，如果是以判决结案，则往往上述两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双方上诉和申诉都比较多。

因此，适用调解结案更能起到息诉止争、减少讼累、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司法压力的效果，可以有效地平息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

二、困难和障碍：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强调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价值和优势，并不是说调解就是包治百病的良药。

在审判实践中，附带民事诉讼要实现调解结案，往往需要审判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付出相当精力才能达到，不用说相当一部分案件在做了很多工作后仍不得不放弃调解的希望。

具体而言，困难和障碍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难点之一，做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阻力较大。

由于已经上升到刑事程序来解决问题，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往往已经非常激化，其中不乏被害人人身遭受了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者。

出于对被告人的气愤和憎恨产生强烈的报复心理，许多被害人及其家属即欲从经济上再给被告人及其亲属以惩罚。

由于法律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不收取诉讼费，被害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所以有的附带民事原告人漫天要价，甚至远远超过其所受到的物质损失。

在实际调解过程中，原告人一般都不肯主动降低所要求的赔偿数额，总希望得到的赔偿越多越好。

做通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工作难度也相当大，不谈那些根本没有赔偿能力的被告人，对于许多有赔偿能力也有赔偿意向的被告人，受到传统“赎刑”观念影响，认为自己犯罪后要么赔偿，要么判刑，对既要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又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的处罚结果往往存在不理解、不配合的心态，坚持认为如果判刑达不到要求，就拒绝赔偿;或者一审解决不了，到二审再增加赔偿数额，从而最终导致一审调解失败。

还有的被告人和家属面对法院对其“如果赔偿被害人损失，可以从轻量刑”的教育常常为自己算一笔在监狱服刑与在社会劳动收入的“经济账”。

这种情形下，如果审判人员为保护被害人民事权益而迁就被告人，无形中就会损害法院的权威;如果审判人员为了维护刑罚的严肃性，按照法律规定简单判决了事，被害人得到赔偿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难点之二，赔偿与量刑的关系不好把握。

理论上讲，“犯罪后的态度，反映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因而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

例如，有的人犯罪后坦白悔罪，积极退赃，主动赔偿损失，有的罪犯最后却负隅顽抗，隐匿赃物，要挟被害人，这反映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不同，在量刑时必须予以区别对待。

”[⑤]司法解释也明确了赔偿可以作为酌情从轻的量刑情节。

但是面对具体的案件，根据被告人的赔偿数额拿出一个适当的量刑意见对每个审判人员都是不小的挑战。

这要求量刑结果既要避免使人产生“以钱易刑”的误解，又要让包含公诉方在的当事各方都可以接受，在许多案件中是较难做到的。

难点之三，严格的审理期限不能突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但因为它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居于附带地位，所以当刑事、民事两种程序相抵触时应优先适用刑事程序，其审理期限必须遵循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常短的审理期限，一般情况下一个案件的审理期限为一个月，至迟不超过一个半月。

由于能否遵守审限规定直接体现法院是否依法办案，体现能否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受到社会和法院自身的双重关注。

同时，案件审理期限也成为衡量审判人员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

但众所周知，处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时间上常常会有不确定性，比如一些外地的附带民事原告人参加诉讼需要很多时间，调查清楚被告方的赔偿能力或联系到愿意替被告人赔偿的亲友也常常需要一定时间，一些案件必须对被害人的伤残程度作法医学鉴定等等。

调解本身就是一件耗时费力的工作，面对双方当事人尖锐的对立情绪，多数需要预先“冷处理”。

有些案件也许再宽限几天，被告人家属就能凑够赔偿款;有的再等几天，被害人家属的思想就能统一。

但是严格的审理期限上给审判人员带来很大的压力。

[⑥]为了多争取审理时间，实践中有的法院同检察机关协商，要求其向法院申请补充侦查，以达到延长审限的目的，颇有“曲线救国”之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