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不平则鸣”文学主张的价值和意义
韩愈“不平则鸣”说的诗学归属论
刘锋杰I韩愈"不平则鸣"说的诗学归属论文化韩愈“不平则鸣”说的诗学归属论文/刘锋杰今人文论（学）史上多有人否定韩愈的儒家立场而 肯定他的“不平则鸣”说，令人怀疑韩愈的思想立场与创 作主张之间是冲突的。
这实是误解。
冲突的说法无法揭示“不平则鸣”说的真正思想来源，也无法说清“不平则 鸣”与儒家倡导“温柔敦厚”之间的真实区别。
其实，韩 愈的儒家立场与“不平则鸣”说是统一的。
“不平则鸣”探讨了诗歌创作的抒情性，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发 生，揭示其诗学属性与儒家思想面相，可为后来诗学建设 的一份资源。
“不平则鸣”与“达济天下’’韩愈是儒家之徒，知世事不可为而为之，尊崇的多是 愤愤不平之人，如孟子、庄子、屈原、司马迁，这些人的 不平之鸣来自不能实现理想之道而发生了抒情需要。
韩愈 主张“不敢独善藏身，必以兼济天下”，把文人对于世事 的认知与担当由“达”与“隐”的互转而形成的两面性转 向唯“达”的一面性，颇有置自己于死地而后生的决绝。
韩愈为什么对“达济天下”具有绝大的自觉心呢？在于他 意识到了这是文人的宿命、责任与光荣，“圣贤者，时人 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
按照今天说法，圣贤 就是民众的良心，要代表民众说出他们心中的不平。
韩愈 反对“自安佚之为乐”，批评陶渊明与阮籍是“有托而逃 焉者也”，这是主张为天下百姓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
黄 宗羲认为：“昌黎之言是也。
若夫身当君父之变，天道不 言，孤风苦雨，至情悼战于胸中，九裂不恨，奚有此醉乡 之沾沾者乎？使当其时而若颜氏子操觚与箪，曾参歌声若 出金石，孔子宁许之乎？此如黄河一泻千里，及至积石、龙门，浊浪驾山，鱼龙掀舞，而责之以平流安澜也。
”黄 宗羲所言的“至情恃战于胸中”，就是指有了不平之声，绝不能用“平流安澜”来加以扑灭，而是要一0鸟为快。
韩愈 与黄宗羲均属于实现儒家之道的“积极自由”者，而陶渊明 与阮籍则不免是心存大道却有所退让的“消极自由”者。
不平则鸣——浅谈韩愈的文化人格
“不平则鸣”——浅谈韩愈的文化人格韩愈，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柳宗元曾赞叹：“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
”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是在历史上气场、存在感极强的人物，他那敢于革新的品性、气势磅礴的文风和刚直敢任的心灵追求深深影响着传统时代的贤者士人。
“不平则鸣”是韩愈一个极其重要的文论主张，在历史长河中彰显独特的魅力。
“不平则鸣”，出自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灸之。
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
人之于然也亦然，由不得已着而后言。
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口而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在这里，韩愈指出，世间万物之所以“鸣”，是因为打破了本身的平和，遇到了“不平”，人亦是如此，在《送孟东野序》他中列举了41位贤者士人，坎坷困钝不达者居多，韩愈本人在科名仕途上亦是屡受挫折，当时仅为学官，满腔抱负却无用武之地，孟郊更是穷困潦倒、落魄失意，韩愈对此深表理解，心里烦闷郁结，发之于外则通过文字表现出来，慰人慰己。
韩愈文风肆意张扬，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如苏洵之所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韩愈的“不平则鸣”，“鸣”的霸气！几经宦海风波、一生坎坷的韩愈，在自己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体现了“不平则鸣”的观点，如在《进学解》中借诸生之口表达怀才不遇的愤懑，鸣出了自我、友人“小我”之不平；如《杂说四·马说》揭露了对当时社会埋没人才的不满，鸣出了国家、民族“大我”之不平。
韩愈的“不平则鸣”，“鸣”的有内涵！那么，韩愈为什么会“不平则鸣”呢？应该说，此理论的提出，首先和韩愈自身的不得志有关，韩愈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失败，第四次才考取，之后三次吏选，又是失败，三次上书宰相，没有一次回复，三次到当权者家拜访，都被拒之门外，再后来的官场生涯亦屡遭贬谪几遭杀戮，如此的不得志，自然要“不平则鸣”。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及其创作实践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及其创作实践作者：钟琳来源：《语文学刊》 2015年第11期钟琳（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摘要］“不平则鸣”说的文学理论观是由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提出的，是韩愈“古文运动”的重要理论支撑。
韩愈的“不平则鸣”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但同时也有发展，他认为“不平则鸣”是由于内心的不平衡导致的。
韩愈的“不平则鸣”既可以因愤怨而鸣，也可因快乐而鸣。
［关键词］韩愈；“不平则鸣”说；因愤怨而鸣；因快乐而鸣［中图分类号］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5）11-0068-02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因与柳宗元共同倡导古文运动而被人们合称为“韩柳”。
韩愈作为古文家、文论研究者，“不平则鸣”是韩愈重要的理论观点。
一、“不平则鸣”的内涵韩愈在《送孟东野序》文中共用了三十八个“鸣”字，提出了“不平则鸣”，认为盛世乱世皆有能“鸣”者。
对于“不平”的解释，学术界主要有这样两种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不平”是使人产生挫败感、失望情绪而抒发自己内心的忧愤，只包含了负面情绪。
著名学者周振甫先生就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
他认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那应该指有才能而受压抑的人，感到不得其而鸣”。
［1］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不平”不仅指人内心的哀怨愤怒，还应该包括因快乐而产生的心理“不平衡”状态。
钱锺书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他在《管锥编》篇中曾有论述：“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
［2］敏泽先生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也有相同的论述。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较为绝对，认同第二种观点的论述。
“不平则鸣”是作者在心中郁积了某种的情绪，有着不吐不快的欲望。
“不平”是不平静，不平静是相对于内心平衡状态而言的，是内心不平衡的状态。
而引起这种不平衡状态的不仅仅是内心愤懑的消极情绪，也可以是高兴欢乐的积极情绪。
同时，在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里所举的诸多例子中，有仕途较为成功的政治家伊尹，也有生于盛世的扬雄、司马相如，他们应该是以欢愉之情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吐不快的情绪的。
宋人对韩愈“不平则鸣”的接受
最早的接受当推在景祐三年新旧党争中与欧阳修同被誉为“四贤”之一的余靖。他在《孙工部诗集序》中说：“世谓诗人必经穷愁，乃能抉造化之幽蕴，写凄辛之景象。盖以其孤愤郁结，触怀成感，其言必精，于理必诣也”。由此可见，他已经将“穷而后工”当做不言自明的前提，欧阳修的观点在当时就已经得到了流布和认同。
关于“不平则鸣”的源头，我们可以从古代典籍中追溯出很多，如孔子的“兴观群怨”、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钟嵘《诗品·序》的“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等等，历代学者争论不休。在此，主要对韩愈古文理论中“不平则鸣”的内涵以及宋人对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分析。
韩愈“不平则鸣”的内涵，历来也有争议，尤其是对“不平”的含义，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韩愈的“不平”乃是指心里的郁结愤懑、愤激不平，即所谓“自鸣不幸”，而不包括欢乐，即“鸣国家之盛”。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宋代洪迈、清代何焯等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但吾终疑‘不平则鸣’四字与圣贤善鸣及鸣国家之盛处，终不能包含。”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平”既有“自鸣不幸”之义，也有“鸣国家之盛”的欢乐之意。钱锺书先生即是现代持后一意见的代表人物，他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持此论调者，还有林云铭、李其钦、严杰等许多学人。这里从韩愈的文本出发探讨一下“不平则鸣”的内涵。
苏轼在其《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其一中写到：“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是对欧阳修“穷而后工”最精炼的概括。贺铸在《题诗卷后》一诗中也附和了欧阳修的这一理论:“诗岂穷人穷者工，斯言闻诸六一翁。端惭少作老更拙，不废汝诗吾固穷。”而陈师道在阐述“穷而后工”的同时又从另一角度做了论述，他首先认同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理论，指出“诗之穷人，又可信矣！”然后以王安国为例，认为诗人又能以其诗“显赫”一时，从而说明“诗能达人”的道理。不管是苏轼的“诗能穷人”还是陈师道的“诗能达人”，两者都在肯定欧阳修“诗穷而后工”基础上的发展。
论韩愈“不平则鸣”文学主张的价值和意义
论韩愈“不平则鸣”文学主张的价值和意义不平则鸣，现在大多意指受到委曲和压迫就要发出不满和反抗的呼声。
这一观点出自于韩愈《送孟东野序》，文章开篇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不平则鸣，是“古文运动”的创作口号，其中富含民主精神和反抗精神，这既是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他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肯定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
《送孟东野序》一文中共用三十八个“鸣”字，盛世、乱世皆有能“鸣”者，列举的数十位著名先贤中，坎坷困厄、穷而不达者居多。
而这与韩愈本人的遭遇也是相同的，《送孟东野序》的写作缘由即是因为“东野之役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作此序“以解之”，“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韩愈对于孟郊的凄惨境遇深表理解和同情，激励“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的穷者孟郊“不平则鸣”，这是对孟郊的安慰也是对自己的安慰，自己郁郁不得志的郁闷心情在此也得到“不平则鸣”。
作者韩愈本人一生几经官场风波、仕途坎坷数十载，“不平则鸣”是他总结先辈的经历、结合自身困窘生活和社会现实感悟出来的。
结合他的作品和生平，韩愈的“不平则鸣”不仅表现在为自己及友人不幸“鸣不平”，也是在为国家和下层的人民“鸣不平”。
韩愈一生积极入世，但却出淤泥而不染，经常直接批判、讽刺社会现实的黑暗，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大我”意识。
《杂说四•马说》深刻揭露黑暗制度和昏聩的执政者埋没人才；《论天旱人饥状》全盘托出惨苦民情，直言要求停征赋税，为民请命。
韩愈“不平则鸣”论的价值和意义不止在当时，更是在于它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北宋欧阳修进一步发展了“不平则鸣”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见解，认为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
结合对韩愈“穷苦之言易好”的理解，欧阳修还分析了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坚持理想、不满现实的优秀诗人或被贬谪、或遭流放，更贴近自然，与风云鸟兽草木虫鱼建立起较纯粹的审美关系，能“探其奇怪”；其二，穷窘困厄，怀才不遇，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更为曲折深微的世态人情。
不平则鸣 穷而后工
韩愈原文中以草木金石受到外部挠击而发出声音作比方,解释诗歌都是由人心中的不服产生的.所谓 "不服",指的是情绪激荡,是广义的,有悲也有喜.钱钟书师长教师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服’和‘怨言不服’其实不相等,它不单指愤郁,也包含欢快在内.”也就是说,“不服”是指人们的心灵处于不服静的状况,产生喜怒哀乐各类情绪.钱师长教师这个解释是很有看法的,它改正了以往一些对“不服”狭隘懂得.韩愈以为作家在处于不平常（不但仅是“不幸”）的生涯际遇之中时,就会用创作的办法抒写本身的思惟情绪,表达本身的心坎情志.“不服则鸣”理论就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与实际的关系,阐述了时期.社会情况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对文学创作的伟大影响.他以为只有那些反应实际.抒发自身怫郁情绪的作品才干冲动听心.强调文学作品和时期.情况等实际内容是密不成分的.韩愈的“不服则鸣”理论上承了司马迁“奋发著书”的思惟,但其实不是简略地继续,而是做了更多的思虑.他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富裕之言易好.”这可以说其对司马迁“奋发著书”说的成长了.还下启宋欧阳修“诗穷尔后工”的理论.二.“诗穷尔后工”欧阳修在文学理论批驳上最有价值的是成长了韩愈“不服则鸣”的思惟,提出了诗“穷尔后工”的重要看法：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汉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异,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孀妇之所叹,而写情面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汉,殆穷者尔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这里的“穷”,主如果指政治上穷达之穷,与“通”或“达”相对而不是指生涯和物资上的穷困,也就是指有幻想和有幻想的文人在政治上不得志,受到排斥,遭受危害,隐身江湖.田园.山林,借诗文创作来依靠其壮志,抒发对实际的愤懑不满以及种中忧思.苦闷.压制.感叹之情.他以为并不是诗使人穷,而是穷者尔后工于创作,愈穷而愈工.“穷尔后工”的理论,上溯可接洽屈原《九章》.《抽思》中的“奋发以抒情",源于司马迁“奋发著书”之说,后有李白的“哀怨起骚人”,杜甫也有“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之句,白居易《序洛诗》更称“世所谓‘文士多半奇,诗人尤命薄’”,韩愈也说过“欢愉之辞难工,而富裕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诗穷尔后工”,从作家与实际生涯的关系动身,欧阳修以为要写出优良的诗歌就须阅历实际中的坎坷与灾祸,如许就能使作者阅历丰硕,情绪丰富.然后把亲自的际遇,与实际的抵触和“不得施于世”的心坎积郁熔铸诗中,作品内容就会充实饱满,深挚动人,就轻易成为好诗三.“不服则鸣”与“诗穷尔后工”的异同这种思惟和韩愈的“不服则鸣”相相似,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涯与创作潜能之关系.固然韩愈之“不服” 不但仅是指“不幸”,但考核文章中他所开列的"善鸣"者,固然包含抒发各类类型的情志,则绝大部分是活着时不得志的作者.在着重“不幸”这一点上,和欧阳修接近.韩愈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欧阳修则进一步深刻明白善“鸣”的原因,他将作家的生涯际遇.情绪状况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色接洽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有充裕的时光去潜心艺术,能更深刻地研究艺术表示办法;二是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树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查找天然界和社会生涯中的“奇异”;三是可以或许对实际有更为苏醒的熟悉,郁积的情绪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弯曲入微而又带有广泛性的情面.这是对前人思惟的深刻成长.所谓"不服则鸣"从文学理论批驳上看,就是以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办法抒写本身的思惟感,情表达本身的心坎情志. 抒写出弯曲入微而又带有广泛性的情面.这是对前人思惟的深刻成长.此二说详略的程度,固然有所相差,但究其焦点的.最终的意义,实是"小异"而"大同"了.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的“不服则鸣”说,一般人都懂得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不得已然后发怨言,愤慨不满,不服则鸣.其实就它的界说来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人在外界刺激的感化下产生的心坎的冲动,情绪的激发.因为韩愈起首为“不服则鸣”查找本体论的根据,从“大凡物遇不服则鸣”这个前提,演绎出人的“不服则鸣”,这就不克不及仅指愤慨不满之“鸣”了.他的这种阐述逻辑,与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对一切“人文”（包含文学）皆源于天然的论证是相通的.但韩愈鄙人文中所举的论据,则着重于活着时不得志的作者,并且多是在政治.道德或文学上有建树的人物,可知韩愈实际所指的“不服”,也不是指的一般的不服心态,而是一种激进的.实际功利性很强的心态.假如接洽他在其他文章中所说的“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富裕之言易好”.（《荆潭唱合诗序》）,就不难看出他所说的“不服”的偏向性,不难看出他的“不服则鸣”说与司马迁的“奋发著书”说之间的接洽.说过“不服”,再说“鸣”的问题.韩愈提出“鸣”有“善鸣”.“不善鸣”之分,从他的论证中可以归纳出,所谓“善鸣”是由三种身分所促成的,一是时期情况,二是自身遭受,三是内涵的教养.他在这里没有涉及艺术表示问题.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提出的“诗穷尔后工”说.起首,他提出：“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汉之辞也.”这与司马迁的“奋发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对韩愈着重于不得志者的“不服则鸣”说的进一步生发.其次,他剖析了“古穷汉”之辞为什么能为“世所传“的原因：这些“穷汉”因为才干“不得施于世”而有闲暇,多爱好放浪于山川,与天然景物相亲近,可以或许发明天然景物奇特的内蕴,而借以抒发“忧思感愤之郁积”,表达政治上的“怨刺”,从而写出弯曲入微的动听情绪.是以越是不得志,就越能写出好诗.最后得出“诗穷尔后工”的结论.这里须要留意的是,欧阳修剖析“诗穷尔后工”的原因,是从情与景的互相关系角度着眼的,固然他把情限制在具有政治功利偏向的“怨刺”,但其最有价值的是涉及到了诗人与天然的审美关系和艺术表示问题.中晚唐以来,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越来越重视经由过程情与景的合营来寻求美学后果,诗歌评论界对情景合营甚至融合的艺术境界的熟悉也越来越清楚.欧阳修之论就是树立在如许的文学布景之上的.综上所述,韩愈“不服则鸣”说与欧阳修“诗穷尔后工”说的异同如下：1．韩愈的“不服则鸣”说和欧阳修的“诗穷尔后工”说都与司马迁的“奋发著书”说有一脉相承的继续关系,而“诗穷尔后工”说可以说是从一个角度成长和深化了“不服则鸣”说.2．韩.欧之论都有很强的实际功利性,但比拟之下,韩愈“不服则鸣”说的功利心态更强烈,而欧阳修的则在功利心态之外,更着眼于诗人与天然的审美关系.3．韩愈的“不服则鸣”说有一个哲学本体论的根据,而欧阳修则是从创作实践的角度查找“诗穷尔后工”的原因.4．韩愈的“不服则鸣”说是从时期情况.小我际遇和道德教养角度肯定“善鸣”与“不善鸣”,没有涉及艺术表示问题;欧阳修则更强调小我际遇（“穷”）与诗歌创作之“工”的正相干,并且着重于从情景合营的角度来论证,这就涉及艺术表示的问题了.在总结文学史广泛现象和纪律的基本上,韩愈提出的“不服则鸣”与欧阳修提出的“穷尔后工”都涉及到了创作主体的生涯遭受与其创作之关系.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不服则鸣”论.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尔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就《送孟东野序》全篇来看,“不服”有着广泛的社会内容,社会生涯中的各类抵触引起人心坎情绪的冲动,就是不服.这些情绪冲动不克不及自已,就要“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借助恰当的情势表示出来.韩愈的“不服则鸣”继续成长了诗“可以怨”的传统,着重的是封建时期受压制的人们表示出来的强烈不满和对抗,富有平易近主和对抗精力.从文学理论批驳上看,就是以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办法抒写本身的思惟情绪,表达本身的心坎情志.欧阳修的“穷尔后工”的理论则是继续韩愈“不服则鸣”的思惟而来.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欧阳修以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汉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尔后工”,从文学批驳理论上看,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情况的磨砺（如宦途不顺.政治上受到打击危害等）,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巧的诗歌作品;并且,诗人的际遇愈是穷困,触事感物的广度就愈丰硕,生涯体验和实际感触感染就愈深刻,作品的内容也就愈充实,愈能得到共识.比拟较而言,韩愈的“不服则鸣”主如果讲创作主体的“不服”的生涯际遇会刺激其创作潜能（“鸣”）,欧阳修的“穷尔后工”则是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涯际遇.情绪状况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色接洽起来.欧阳修以为“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况,往往探其奇异;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孀妇之所叹,而写情面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这里涉及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问题,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树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能有机遇深刻不雅察事物,查找天然界和社会生涯中的“奇异”;二是由触事感物而郁积的情绪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弯曲入微而又带有广泛性的情面.这是对韩愈思惟的深刻成长.。
关于唐代“不平则鸣”的理论含义及相关说法
关于唐代“不平则鸣”的理论含义及相关说法（一）“不平则鸣”的理论是谁提出来的？“不平”的含义究竟指什么？这一理论此前此后还有哪些相关说法？为什么说此理论与其相关说法构成了中国古典文论的一个优良传统？1.“不平则鸣”理论的提出者及其含义“不平则鸣”是韩愈文论中最有理论性、最具价值的观点，它出自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其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
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这里韩愈指出，世间万物之所以发声，之所以“鸣”，皆因其受到外界的冲击扰乱而打破了自身的平衡与稳定。
人的创作也如此，由于某种环境或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使正常的思想与感情得不到自由抒发，作为一个人，需要也必然要“鸣”。
至于人“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都是不无根由的，人们的理想和愿望无法顺利实现，必定要形之于言、发之于声。
2.“不平则鸣”理论前后的相关说法“不平则鸣”理论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文学思想传统，有书评价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富有民主精神和反抗精神的重要命题”，它揭示了封建社会士人作的一条重要的心理规律，为那些抒发不平，表现对现实的抗争的作品之产生和存在打出了理论旗帜。
他的“不平则鸣”说，既是前人思想的延续，又是后人一些文学观念的起点。
韩愈之前，早有汉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再论起其历史根源，更可上溯至先秦时期孔子“诗可以怨”的诗歌文论，而在其之后，宋代的欧阳修及明代的李贽，都或多或少受着“不平则鸣”思想的影响。
3.“不平则鸣”理论与其相关说法构成了中国古典文论的一个优良传统之所以说“不平则鸣”理论与其相关说法构成了中国古典文论的一个优良传统，原因在于（1）孔子的“诗可以怨”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出自《论语・阳货》，是孔子的一个诗学理论，即“兴观群怨”说，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谈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缘起及内涵
孔子在《 论语 ・ 阳货》 中提 出，子日： “ 小子何莫学 夫诗？诗可以兴 ， 可以观 ， 以群 ， 可 可以怨 。迩之事
张正气 、 护正义 的“ ” 即所 谓 “ 正发 愤 ” 维 愤 ， 公 。
“ 发愤” 说体现 了鲜 明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 深
刻影 响着后世 那些 坚持 正义 ， 关心 国家社 稷 、 民生疾
露端倪 ，诗经》 《 国风和小雅 中的许多篇章， 豳风 ・ 如《 七月》 《 、 豳风 ・ 山》 《 东 、 魏风 ・ 伐檀》 《 、魏风 ・ 鼠》 硕 、 《 小雅 ・ 何草不黄》《 、小雅・ 正月》 ， 等 都是泄忧抒愤之
抒 怨为 主 的 。
中又指 出，然子厚斥不久 ， “ 穷不极 ， 虽有出于人 ， 其 文学辞章 ， 必不能 自 以致必传于后如今 ， 力 无疑也 。
虽使子厚得所愿 ， 为将相于一时 ， 以彼 易此 ， 孰得孰
失， 必有能辨之者”《 （柳子厚墓志铭》 。阿 ） 倘若柳宗元不是一生境遇困厄坎坷、 穷窘抑郁 ，
个‘ 不平则 鸣 ’ 问题 ， 的 但韩 愈 这时所 说 的 ‘ 不平 ’ ，
是情兼喜与悲的 ， 包括审美 主体 ‘ 得志 ’ 与不得志二 者 ；得 志 ’ ‘ ‘ 而 鸣国家之盛 ’不得志而 ‘ ， 自鸣其不
幸’ 闭 。”
的确 ， 从韩愈《 送孟东野序》 中所举诸多事例 文 来看， 其中伊尹 、 周公是仕途成功的政治家， 皋陶、 大 禹、 司马相如、 夔、 扬雄都身处盛世 ， 应该是以欢愉之 情“ 鸣国家之盛” 的。尤其是 “ 秦之兴 ， 李斯鸣之 ”所 ， 以， 我们不能否认韩愈所言的“ 不平” 包括欢乐在内。 但是 ，我们进一步细勘文本及其写作背景 ，就会发 现， 韩愈的“ 不平则鸣” 也并非哀乐并举 ， 他仍然是以
对韩愈不平则呜的理解
对韩愈不平则呜的理解
韩愈的“不平则鸣”是一种文学观点，认为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会激起作家的创作激情。
作家在遭遇不公、压抑、排挤、打击、迫害等情况下，会产生一种不平的情感，这种情感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形成文学作品。
韩愈认为，文学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单纯客观描写，而主要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愿望。
作家的“不平”来自社会，“不得己而后言”，是对社会现实的抗争和反响。
这种“不平则鸣”的观点要求自由抒发愤慨之情，突破了儒家“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传统模式。
“不平则鸣”并不仅仅是指作者个人的遭遇，它还涉及到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韩愈认为，社会的“道”之不行，“意”之不通，是导致人们“不平”的重要原因。
这种“不平”并不是个人的无病呻吟，而是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深刻反映。
“不平则鸣”的作家们通过自己的文字，揭示社会的黑暗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
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是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深刻的揭示和反思。
总之，“不平则鸣”是韩愈对文学创作的一种深刻理解，它揭示了社会矛盾和斗争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强调了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批判精神。
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文学作品和作家的创作动机具有重要的意义。
韩愈：不平则鸣
韩愈：不平则鸣本文是关于韩愈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引导语：唐·韩愈的《送孟东野序》中有这样一句话：“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不平则鸣由此而来，那么，韩愈的“不平则鸣”在文学上有什么意义呢? 韩愈：不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中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
水之无声，风荡之鸣。
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
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这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说。
其实韩愈的这一学说与先秦时期的“诗言志”说和汉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有着密切的一脉承传关系，不同之处在于，“诗言志”强调文学起于人的心灵外化的冲动，这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小孩子往湖时扔石头的论断，小孩子往湖里扔了一块小石头，看着原本平静的湖水泛起一圈圈的涟漪，他在这种“心灵外化的冲动”中获得了一种满足感。
而“发愤著书”说和“不平则鸣”说则首先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作家受社会外在环境的冲击而产生文学创作的动力。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
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
四时之相推，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
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韩愈这里是从自然的物色变迁与万物的应时而感为切入点，进而讨论作家心志和创作与外在世界的关系。
而司马迁则直截了当，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更直接地切入到了文学创作的主脉——大时代的变革对社会造成的不平衡更能成就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
“不平则鸣”说给文学创作留下的另一个启示，就是作家要懂得“蓄势”，蓄积创作的情感，而不是有感即发或稍感即发。
“储水蓄势，则倍增落差”，也就是李贽所说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那样写出来的文章必是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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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愈“不平则鸣”文学主张的价值和意义不平则鸣，现在大多意指受到委曲和压迫就要发出不满和反抗的呼声。
这一观点出自于韩愈《送孟东野序》，文章开篇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不平则鸣，是“古文运动”的创作口号，其中富含民主精神和反抗精神，这既是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他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肯定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
《送孟东野序》一文中共用三十八个“鸣”字，盛世、乱世皆有能“鸣”者，列举的数十位著名先贤中，坎坷困厄、穷而不达者居多。
而这与韩愈本人的遭遇也是相同的，《送孟东野序》的写作缘由即是因为“东野之役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作此序“以解之”，“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韩愈对于孟郊的凄惨境遇深表理解和同情，激励“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的穷者孟郊“不平则鸣”，这是对孟郊的安慰也是对自己的安慰，自己郁郁不得志的郁闷心情在此也得到“不平则鸣”。
作者韩愈本人一生几经官场风波、仕途坎坷数十载，“不平则鸣”是他总结先辈的经历、结合自身困窘生活和社会现实感悟出来的。
结合他的作品和生平，韩愈的“不平则鸣”不仅表现在为自己及友人不幸“鸣不平”，也是在为国家和下层的人民“鸣不平”。
韩愈一生积极入世，但却出淤泥而不染，经常直接批判、讽刺社会现实的黑暗，具
有强烈的人民性和“大我”意识。
《杂说四•马说》深刻揭露黑暗制度和昏聩的执政者埋没人才；《论天旱人饥状》全盘托出惨苦民情，直言要求停征赋税，为民请命。
韩愈“不平则鸣”论的价值和意义不止在当时，更是在于它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北宋欧阳修进一步发展了“不平则鸣”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见解，认为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
结合对韩愈“穷苦之言易好”的理解，欧阳修还分析了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坚持理想、不满现实的优秀诗人或被贬谪、或遭流放，更贴近自然，与风云鸟兽草木虫鱼建立起较纯粹的审美关系，能“探其奇怪”；其二，穷窘困厄，怀才不遇，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更为曲折深微的世态人情。
王安石在《哭梅圣俞》一诗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
”
南宋陆游也对“不平”之气进行了阐述，并提出“悲愤出诗人”的见解，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鲜明的现实精神。
“盖人之情，悲愤集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
”陆游列举了历史上诸多名人的事例：“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
”又指出本朝一些诗人遭际：“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黜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
盖诗之兴，本如是。
”
不止在宋代，就连此后的元明清乃至近现代，不少文学家都对次发表过不少观点。
李贽就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指出：“太史公曰：
《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
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而再远一些的钱钟书先生更是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提出：“一般人认为‘不平则鸣’和‘发愤所为作’涵义相同；事实上，韩愈和司马迁讲的是两码事。
司马迁的‘愤’就是‘坎壈不平’或通常所谓‘牢骚’；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
”进一步拓宽了这条“不平”之路。
上承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后启欧阳修“穷而后工”、李贽“不愤不作”，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价值和意义正在于承前启后，这一理论，乃至这一系列理论都成为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
这些理论一脉相承，又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