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农业推广模式的演化_时允昌

摘要：由于文化与国情不同，世界各国的农业推广模式也各不相同。

研究表明，一些具有共性的典型的模式代表了世界农业推广的发展趋势。

本文在对世界农业推广模式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世界农业推广模式的演化与发展轨迹，以推动中国吸收国际先进经验，深化中国农业推广改革。

关键词：农业推广模式；演化；典型模式世界农业推广模式的演化笮时允昌徐晓鹏王德海基金项目：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试点资助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推广评估功能研究室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时允昌（1976—），男，安徽阜阳人，经济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农业技术推广理论与实践。

农业推广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推广的目标、对象、内容、策略、方法、组织结构及机制的总和，是农业推广体系的类型、内在联系和方式方法的体现。

农业推广体系包括推广体制与推广机制两大部分，“体制”是指农业推广的组织制度，“机制”是指推广组织的运行状况，即内部的相互关系和方式方法。

由于各国的具体条件不同，不同国家采用的农业推广模式也各不相同，即使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推广模式。

随着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业、农村和农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农业推广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从国外来看，典型的农业推广模式包括技术转移模式、培训与访问推广模式、合同推广模式和农民田间学校模式等。

通过对农业推广模式的类型、发展过程及相互关系的研究，借鉴国外农业推广的经验，对于发展和完善中国农业推广体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农业推广模式，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技术转移模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政府的农业推广机构在数量上占优，私营和商业化的推广机构并不多，农业推广呈现“自上而下”的技术转移的形态，即由研究机构输出知识和技术，推广机构将这些知识和技术传递给农户。

技术转移模式是一种以政府推广机构为主导，线性的行政层级式的农业推广方式，为了实现政府的农业发展目标，政府推广机构作为唯一的推广部门，利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开展农业推广计划，实施评价工作。

政府开展农业推广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如依靠财政支持，政府能够将信息及时传播给那些不能或不愿意支付费用，却又希望从中受益的贫困农民或社区，从而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扶持。

世界银行的调查发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在许多国家政府是农业推广服务的唯一提供者，但这种推广模式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效推广，主要问题有：①推广组织松散；②推广职责不清；③推广人员任务重且待遇低；④推广人员培训少，知识老化；⑤推广内容与研究脱节，存在盲目性；⑥推广人员社会地位低；⑦推广成本高，效率低［１］。

二、培训与访问推广模式为了改善政府推广体系的低效率，以色列专家ＤａｎｉｅｌＢｅｎｏｒ提出一种培训与访问推广模式，后来被世界银行广泛用于各国的推广项目中。

这种模式主要是在农11--村建立村级推广员制度，安排集中培训，一般是２周一次，然后定期访问农户（１￣２周一次），使大部分农民在生产活动中得到技术指导，以达到减少农村贫困人口，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

这一推广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应用较多，１９７４—１９９８年，土耳其、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５０多个国家都采用了培训与访问推广模式［２］。

为克服政府推广存在的问题，培训与访问推广模式做了如下尝试：①将村级推广员统一整编，同时指定学科专家作为技术顾问；②在建立了村级推广员制度的村落，严格执行定期访问制度，并鼓励被访问的农户将接收的信息传递给其他农户；③由上级推广员和学科专家对村级推广员开展２周一次的培训，培训内容为下一次访问农户要传达的信息；④推广机构和推广人员不参与发放生产资料、提供信贷等活动，只专注于农业信息服务；⑤通过季节研讨班制度，促进推广机构领导者、学科专家和研究人员的相互交流，鼓励研究人员开展农地研究；⑥鼓励推广人员将精力集中于农作物生产，传递与实践相关、通俗易懂、低成本的技术或信息［３］。

培训与访问推广模式使政府推广体系的运行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对当时的农业推广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由于该模式是在生产条件完全一致下的一种成功试验，在条件各异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了不适应的情况。

由于缺乏因地制宜的灵活性、运行成本较高、缺乏农民参与和民营组织介入等问题，培训与访问推广模式以失败告终。

这说明农业推广必须着眼于农民需求，因为农民需求的满足程度是检验推广效果的最佳指标。

此外，要进行较大规模的农业技术推广，必须先进行试验示范，并及时、细致地评估试验结果，尤其要考虑试验条件与实际情况的差异，以增强农业推广的普适性。

三、合同推广模式合同推广模式是指政府推广部门将自己承担的推广服务，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交给私有企业、民营组织或私人服务提供者来完成［４］，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该模式在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应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农业推广模式演化的结果。

合同推广模式在资金支持、信息传递和技术传播方面有多种组合方式，资助方和实施方通常不是同一个机构。

一般情况下，由政府和民营机构共同提供资金，通过签订服务合同，由民营机构独立或与政府推广机构一起提供服务。

不同国家农业推广的资助方和实施方在合同推广中的组合方式见表１［４］。

作为合同推广模式的表现形式之一，推广服务可以作为一种商品以不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给被服务的客户，也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即政府提供资助，委托民营组织进行推广服务。

因此在该模式中，政府推广机构往往与其他机构合作扮演投资者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合同推广也可以表现为不同主体组合所形成的特定的有偿或无偿的服务模式［５］，多元化农业推广的服务提供者和费用资助者的不同组合类型见表２［６］。

12--通过开展合同推广，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如推广计划、实施和监测等推广决策中。

而合同推广中的认证程序、资金审计和绩效评估等措施，使推广过程更加透明化、具有公信力。

合同推广还能够推动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合和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促进推广服务提供者的多元化，从而减少政府公共部门的财政开支，扩大推广资源。

但合同推广是一种契约式的合作形式，而契约必须建立在自愿结合的基础上，因此民营组织或私营部门开展的推广服务不能保证小农户、贫困农户和边缘地区农民的利益，弱势群体容易被排除在服务范围之外。

同时，合同推广也可能造成组织机构之间的负面竞争，合同参与方为避免对自身产生不利影响，可能不愿意传递比较困难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合同推广模式投入较大，效果显现期较长，加大了实施的难度。

四、农民田间学校模式农民田间学校是基于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发展起来的一种农业推广模式，以农民为中心，以田间为课堂，采用非正式成人教育的方法，组织农民分析、研究和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从而提高农民的自信心和决策能力，目标是让农民真正成为当地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理性决策者。

印度尼西亚率先于１９８９年建立水稻作物田间学校，拉开了农民田间学校模式的序幕。

一个约有２５位农民组成的小组，在水稻生长季的１２个星期内，每隔一星期开展一次活动，应用参与式农业生态分析方法，对水稻的生物综合治理样本与常规的水稻管理方式进行比较分析，通过识别不同病虫害，集体作出有效防治的决策［７］。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资助的农民田间学校扩展到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印度、老挝、菲律宾、斯里兰卡和越南。

在这个阶段，农民田间学校由单一作物发展到包括蔬菜在内的多种作物，非政府组织也成为参与方，内容扩展到性别意识、健康影响、生态学、农民主导的行动研究和农民计划编制［８］。

到２００５年，农民田间学校已扩展到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中部和中东部）、非洲（东部、西部、南部和中部）、拉丁美洲（南部和中部）、加勒比海和东欧一些国家（表３）［９］，澳大利亚和美国也开展了类似农民田间学校的活动。

通过参加农民田间学校，农民减少了农药的使用，增强了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和自然资源管理的能力；农民的自信心、学习的积极性、创造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分析能力、决策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得到提高。

这种模式的争议性主要表现在：①如何对农民田间学校的效果进行客观地评估；②农民田间学校模式属于推广方法还是非正规成人教育。

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该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五、结语国外农业推广的经验表明，无论政府推广还是多元化推广模式，研究、推广和教育之间的联系都是农业推广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

从单向线性的传统技术转移模式到以农民田间学校为代表的参与式推广模式，农业知识与信息系统管理是世界农业推广模式的主流发展趋势。

购买服务是农业推广多元化的一种必然产物，不仅表现为政府购买事业单位、民营组织或社会组织的推广服务，还可以表现为农民购买推广机构的服务。

合同推广是购买服务的一种形式，是农业推广机制改革的重要探索。

世界农业推广体系的改革，主要有分权和赋权两种13--方式。

分权是将推广机构或推广人员的管理权向基层部门转移，如菲律宾２００１年的农业推广改革，就是将中央的管理权下放到省、县、乡和村。

赋权是将政府的资助权和实施权部分或全部转移给民营、私有或其他社会组织，实现推广体制和管理机制的多元化［１０］。

在中国以政府推广体制为主导的情况下，应借鉴美国的赠地学院模式和荷兰的联络办公室等成功经验，协调各部门和机构，集中推广资金，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建立起科研、推广与教育之间的联系机制。

另外，针对技术人员与农民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需要更新推广理念，引进新的推广方法，将农业推广的运行机制从“行政项目”、“后研究”类型向真正意义上的以农民需求为导向、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的推广模式转化，鼓励推广人员与农民面对面地沟通，切实解决研究与推广的断层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推广经历了多次改革，近几年机制改革成为改革重点。

政府购买服务在中国还属于新鲜事物，但是这种“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公共服务新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农业推广改革的新途径。

虽然在开展合同推广和政府购买服务的过程中，遭遇到体制和运行效率约束等问题，但鉴于世界农业推广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仍有继续探索的价值。

当然，由于存在分散小农户和传统农业推广落后等问题，中国的农业推广改革在政策和形式上不可能做到一刀切。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农民田间学校是一种较为流行的农业推广模式。

中国从１９９３年参与国际ＩＰＭ－ＦＦＳ项目后，在水稻、棉花和蔬菜上开展了田间学校的培训活动。

据统计，截至２００６年，中国开办了２０余个水稻方面的师资培训班和３００００个农民田间学校，在四川、湖北、河南、安徽、浙江和广东等省，约有１０００００名农民受到培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北京于２００５年率先引入农民田间学校，创造了地方政府支持的田间学校模式，到２００９年已经开办５００多个田间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