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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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一）（定义）龚自珍的文学思想，以尊心、尊情、尊自然为三大基石，可合称之为“三尊说”。
1、尊心说：的主体地位和思想力、判断力。
2、“尊情说”：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3、“尊自然说”：追求心力、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自然发挥、自由表达。
（二）尊心、尊情、尊自然构成了龚自珍文学思想的基本框架。
三尊说的核心是自作主宰。
在对自然与社会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判断中提倡“尊心”，尊重个人的思想力、判断力，唤醒士阶层的担当精神；在情欲纠缠，阴气沉沉而来袭心时提倡“尊情”，感情为人类所独有，因而弥足珍贵。
将感情酝酿升华，形诸文字，畅于声音，是最美妙而最让人陶醉的事情；在“形诸文字，畅于声音”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提倡“尊自然”，解除束缚，信腕信口，文如其人，诗与人一。
“三尊说”所体现出的自作主宰的精神气象，以嘉道之际士气高涨、士风复甦为底蕴，充满着对能力、意志、情感、创造力的渴望，它呼唤以作家为主体，在重视个人独特的思想判断、独特的内心体验的基础上，创造自然天成、自由书写的传统。
（三）龚自珍的“三尊说”，是对“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反叛，在鸦片战争前夕的思想界，树起一面冲破束缚，振刷士风的大旗，闪耀着启蒙思想的光辉。
龚自珍《咏史》金汾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龚自珍《夜坐》（之一）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
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陨少微星。
平生不蓄湘累问，唤出姮娥诗与听。
龚自珍诗《己亥杂诗》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
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又忏心一首》，幽光狂慧复中宵。
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
、嘉道之际一代士人的人格理想2、一代士人的经世抱负和不遇情怀3、一代士人的审美追求所涵括的独立不移的人格理想，不屈不挠的救世意志，亦狂亦怨的审美追求，可用来概括嘉道之际胸怀天下的、自我期待、自我完善过程中的种种追求。
曾国藩的文学成就
有副对联这样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立言指著书立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
曾国藩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包括奏稿、日记、诗文、书信、批牍、读书录，计约一千五百万字。
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应是“足本”，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也是评论其文学成就的可靠资料。
人们多从政治、军事、洋务等方面研究曾国藩，而对他的文学研究很少。
曾国藩是晚清诗文大家，为桐城派古文中兴的关键人物，是桐城派分支湘乡派的领袖，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对近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具体如下：一，在继承桐城派的基础上创立湘乡派。
曾国藩初学桐城派古文﹐以为“姚先生持论闳通”﹐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在宣扬推崇姚鼐时﹐也对桐城派主张的义理﹑考据﹑词章﹐加以补充并强调了“经济”的重要。
因此他编《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缺陷﹐扩大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主张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古文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为桐城派扩展了局面。
他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包括经﹑史﹑子﹑集﹐以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未备。
黎庶昌在《目录序》中阐述了曾国藩古文理论:“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氏之旨合﹐而非广已于不可畔岸也。
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
其道相资﹐不可偏废。
”说明了曾国藩批判继承桐城派而自创一派的实际。
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韩愈)。
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
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从此以曾国藩为湘乡派创始者﹐他对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强调“经济”﹐要求应时实用﹐纠正桐城派古文日益脱离实际﹐追求清闲的倾向﹐有一定进步意义二，阐明文学规律，丰富作文理论。
《晚清民国文章学的转型》阅读训练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晚清民国文章学的转型，基于传统，并以西学推动革新，体现了典型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特征。
西学东渐为传统中国打开了世界之门，促进了文章学分支如修辞学、阅读学、鉴赏学的产生。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修辞学家，他们都有修辞学著作传世。
阅读鉴赏也成为专门学问，一方面是对古文的读法进行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是专门探讨文章的阅读和鉴赏，总结阅读的一般规律。
西学东渐也促进了文章分类法等领域的转型。
叙事文、议论文、抒情文、说明文的四分法，取代了以桐城派为代表的传统分类法。
姚鼐《古文辞类纂》将文章分为十三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则简化为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等十一类。
而现代文章学受西学影响，构建了新的分类，如高语罕《国文作法》的文体分类是叙述文、描写文、解说文、论辩文等四类；章衣萍《作文讲话》分为记事文、叙事文、解说文、议论文等四类。
传统文章学家还运用现代综合分析方法研究文章学，以姚永朴、林纾、王葆心等最为突出。
王葆心的综合在于“承学应循之途辙”，姚永朴和林纾则重视体悟，尤其是林纾的意境论，更属创造。
除了以上三位，还有陈子达《国文法详说》对于文章条贯和笔法的总结，姜证禅《国文法纲要》对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的总结等。
西学东渐带来的全新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在传统文章学家与现代文章学家之中都引起了深刻的震动，进而大大推进了中国文章学的发展。
从文章学研究的社会风气上看，西学东渐推动了文章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与趣味化。
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陈独秀、胡适等人已经确立了通俗写作、大众写作的规范。
随着新文化运动而兴起的现代文章学承继了这一理论。
为了应对通俗化、大众化的重大影响，传统文章学家提出了应对措施。
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提倡把文章学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种，普通学要求明白晓畅，应付社会，专门学则是“蕲至于古之立言者”。
传统文章学更多讨论的是专门学，现代文章学偏重于讨论普通学。
2020届陕西省西安中学高三第六次模拟语文试题(解析版)
西安中学高2020届高三模拟考试（六）语文一、现代文阅读（一）论述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晚清民国文章学的转型，基于传统，并以西学推动革新，体现了典型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特征。
西学东渐为传统中国打开了世界之门，促进了文章学分支如修辞学、阅读学、鉴赏学的产生。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修辞学家，他们都有修辞学著作传世。
阅读鉴赏也成为专门学问，一方面是对古文的读法进行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是专门探讨文章的阅读和鉴赏，总结阅读的一般规律。
西学东渐也促进了文章分类法等领域的转型。
叙事文、议论文、抒情文、说明文的四分法，取代了以桐城派为代表的传统分类法。
姚鼐《古文辞类纂》将文章分为十三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则简化为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等十一类。
而现代文章学受西学影响，构建了新的分类，如高语罕《国文作法》的文体分类是叙述文、描写文、解说文、论辩文等四类；章衣萍《作文讲话》分为记事文、叙事文、解说文、议论文等四类。
传统文章学家还运用现代综合分析方法研究文章学，以姚永朴、林纾、王葆心等最为突出。
王葆心的综合在于“承学应循之途辙”，姚永朴和林纾则重视体悟，尤其是林纾的意境论，更属创造。
除了以上三位，还有陈子达《国文法详说》对于文章条贯和笔法的总结，姜证禅《国文法纲要》对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的总结等。
西学东渐带来的全新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在传统文章学家与现代文章学家之中都引起了深刻的震动，进而大大推进了中国文章学的发展。
从文章学研究的社会风气上看，西学东渐推动了文章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与趣味化。
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陈独秀、胡适等人已经确立了通俗写作、大众写作的规范。
随着新文化运动而兴起的现代文章学承继了这一理论。
为了应对通俗化、大众化的重大影响，传统文章学家提出了应对措施。
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提倡把文章学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种，普通学要求明白晓畅，应付社会，专门学则是“蕲至于古之立言者”。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简编》的选取艺术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简编》的选取艺术发布时间：2022-07-24T01:21:02.129Z 来源：《教育学文摘》2022年第37卷5期作者：王雨航[导读] 清嘉庆年间，姚鼐纂集历代古文而成《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其弟子湘乡曾国藩继之而编《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后又择其四十八篇为《经史百家杂钞简编》。
王雨航******************提要：清嘉庆年间，姚鼐纂集历代古文而成《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其弟子湘乡曾国藩继之而编《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后又择其四十八篇为《经史百家杂钞简编》。
两书以传统集部为主，又囊括经、史、子三部文章，分為十一类。
《杂钞》一书分类约而易守，秉持重文求义的取舍态度，对后来的吴汝纶、王先谦、黎庶昌等學人的文選觀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纂一·曾国藩与《经史百家杂钞》风、雅之后，楚骚接踵，以至历代作文，美辞盛繁，萧统综缉辞采，而总集发端。
以至清朝，姚鼐《类纂》、国藩《杂钞》，各领风骚。
其中曾氏选文规模宏大，搜罗完备，非前人所及。
曾国藩生平著述宏富[徐世昌等编纂，沈芝盈、梁连华点校：《清儒学案·湘乡学案》（第七册）卷一百七十七，中华书局，2008,第6789-6792页。
载其著述：“《奏稿》三十六卷、《书札》三十三卷、《批牍》六卷、《诗集》三卷、《文集》三卷、《杂著》四卷、《求阙斋读书》十一卷、《日记类钞》二卷，编选作品有《十八家诗钞》二十八卷、《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经史百家杂钞简编》二卷、《鸣原堂论文》二卷、《古文四象》四卷。
后统编为全集，附《年谱》十二卷。
《求阙斋弟子记》四十卷，其门人所记述者也。
又有《家书》十卷、《家训》二卷，并行于世。
”]，《经史百家杂钞》选文广博，卷数繁多，凡二十六卷，數量之多仅次于曾氏奏稿。
本书选录于咸丰元年（1851），据《年谱》记载：“是岁，公选录古今体诗凡十八家，又选录古文辞百篇。
《中国近代文学》考前辅导
1 中国近代文学复习题Ⅰ选择题单项选择题1. 近代诗人龚自珍在著名的诗中描述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时写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
”这首诗的诗题是（）选择题 AA、《咏史》B、《咏怀》C、《己亥杂诗》D、《西郊落花歌》2. 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近代文学向着__道路迈进了一大步，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单项选择题 B ）A、改良维新B、自觉革新C、明治维新D、形式革新3. 继黄遵宪在19世纪60年代末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后，__也提出诗歌创作“不必与古合”，应表现“我之性情”，以反对拟古、复古。
（）（单项选择题 D ）A、林则徐B、郑观应C、丘逢甲D、王韬4. 梁启超于1902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我国第一小说刊物是（）（单项选择题 C ）A、《月月小说》B、《小说林》C、《新小说》D、《新新小说》5.宋诗派诗人标榜宋诗，以___为宗，反对崇唐，反对复古，开始时有一股要革新诗风的锐气。
（单项选择题A ）A、苏（轼）黄（庭坚）B、欧（阳修）苏（轼）C、苏（轼）王（安石）D、陆（游）杨（万里）6. 提倡“义理、考据、辞章”，外加“经济之学”的古文理论文学思想的是____。
（单项选择题C ）A、包世臣、蒋湘南B、龚自珍、魏源C、桐城湘乡派D、冯桂芬、王韬7.“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的诗歌创作主张，出自__（）。
（单项选择题 D ）A、黄遵宪的《感怀》B、梁启超的《饮水室诗话》C、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D、刘熙载的《艺概·诗概》8. “同光体”诗派的诗学理论代表专著是（）。
（单项选择题 D ）A、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B、方东树的《昭昧詹言》C、高旭的《愿无尽庐诗话》D、陈衍的《石遗室诗话》9.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是他向国人介绍日本文化的精心杰作，也是研究日本历史和风土人情的主要著作，这两部著作先后完成于（）。
（单项选择题 B ）A、1886年和1889年B、1879年和1887年C、1887年和1888年D、1897年和1898年10.“博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的文学批评主张是（）（单项选择题B ）A、康有为总结自身创造经验时，在《诗集自序》中提出的B、康有为赞誉黄遵宪诗歌，在《人境庐诗草序》中提出的C、黄遵宪总结自身创造经验时，在《人境庐诗草序》中提出的D、梁启超译论同时代诗人诗作是在《饮冰室诗话》中提出的11．《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的作者是_____。
古文名篇鉴赏书籍
古文名篇鉴赏书籍
以下是一些古文名篇鉴赏的书籍：
《文学经典鉴赏·古文名篇》：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包括《左传》、《战国策》、《论语》、《孟子》等在内的经典古文名篇，并对每一篇名篇进行了鉴赏和解读。
《古文观止》：收录了从东周至明代的古文佳作，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经典篇章。
此书是历代古文选本的代表，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由多个高校联合编写，包含了从先秦到清代的
各类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大量的古文名篇。
此书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对每一篇作品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解读。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按照历史时
期和文学体裁分类，选录了从先秦到清末的各类文学作品。
其中古文名篇占有重要比例，对每一篇作品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解读。
此外，《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也是重要的古文选本，它们对于古文的欣赏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高考语文-传记阅读-专题练习(一)(含答案与解析)
高考语文专题练习（一）传记阅读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12分）慷慨掷此身在中国，年轻一辈知道华罗庚，大都是因为以其名字命名的数学竞赛；老一辈熟悉他，是因为他曾大力推广的数学“优选法”和“统筹法”。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常州金坛区。
他幼时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被人戏称为“罗呆子”。
后因家计困难而辍学帮父亲看管店铺，他整天捧着借来的《大代数》、《解析几何》等自学，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
后来，他不幸染上伤寒病，靠新婚妻子的照料挽回了性命，左腿却落下残疾。
这个劫难，反而让华罗庚坚定了攻读数学的信念。
1930年，华罗庚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数学家苏家驹论文中的错误。
杂志到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手里，他一打听才知道，作者原来是一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于是他力主把华罗庚请到清华来工作与培养。
华罗庚到清华后，没再去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两门课，他不愿“浪费时间”在“太过浅近”的课程上。
于是熊庆来让他进了算学分析班，而华罗庚学习这门高级课程十分轻松，还在课余自学了英、法、德、日等语言。
曾就读清华物理系的力学家钱伟长回忆，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清华最用功的学生，但一天早上6点，就发现华罗庚从远处一瘸一拐走来——他已经学习了3个小时，正在校园里散步呢。
这样的实力和努力，助力23岁时的华罗庚登上了清华讲台教授微积分。
执教两年，他就发表了15篇论文，大多数刊登在国外杂志上，其中一篇被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学杂志——德国《数学年鉴》收录。
从此，无人不对华罗庚心悦诚服，据说美国著名数学家维纳来清华讲学时，只要华罗庚有异样的表情或咳嗽一下，维纳就会停下来问：“我错了吗？”华罗庚于1936年初到剑桥大学访学，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潜心研究，在数学权威刊物发表了18篇论文。
七七事变打断了他的访学进程，他回国随清华大学搬迁至昆明，破例被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正式聘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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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代亮【摘要】同为桐城谱系的选本,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歧异,二者在文体分类上"大体不甚相远".在篇目采择上也多有重合,重视韩、欧文的态度也如出一辙.但<杂钞>在<类纂>的基础上增删文类.凸显出对经世之文的重视;又于经史子集并录,骈散兼收并蓄;在对历代文的抉择上,首重秦汉文.兼取魏晋六朝文,轻视明清文;与<类纂>以收录集部文为主,不屑骈体,首重唐宋文.推崇明清文.鄙夷魏晋六朝文的做法迥然不同.<杂钞>拓宽了古文领地,扩大了桐城门庭,也修正了桐城文统.于此,我们也可窥见曾国藩的古文观念和为文宗尚的自家特色.以及桐城派内部的承传嬗变之迹.【期刊名称】《南阳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0(009)002【总页数】5页(P56-59,63)【关键词】《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纂》;文类现;古文观念;文统【作者】代亮【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5鲁迅先生说过：“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①自梁萧统编《文选》以后，选本即在各个时代层出不穷，绵延不绝。
在文学批评高度繁荣的清代，就文章学领域而论，作为桐城“定鼎”者的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以下简称《类纂》），以及号为“桐城中兴盟主”的曾国藩所编《经史百家杂钞》（以下简称《杂钞》）均蜚声遐迩，对后世亦甚有影响。
作为同一“统系”的文章选本，二选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歧异。
在文体分类上，二选“大体不甚相远”，在篇目的采择上多有重合，重视韩、欧文的态度也如出一辙。
但《杂钞》在《类纂》的基础上增删文类，更为简赅；且于经史子集并录，骈散兼收并蓄；在对历代文的抉择上，首重秦汉文，兼取魏晋六朝文，轻视明清文；改变了《类纂》以收录集部文为主，不屑骈体，首重唐宋文，推崇明清文，鄙夷魏晋六朝文的做法。
《杂钞》在拓宽古文领地的同时，也扩大了桐城门庭，修正了桐城文统。
曾国藩自称粗解文章由姚鼐启之，在他研习古文的过程中，姚选《类纂》自始至终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在居京期间（1840—1852），曾国藩日记中时有阅读《类纂》的记载，若干年后，他仍将之列为自己最喜读的书目：“余于四书五经之外……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
”［1］（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476-477）此外，他还屡屡以之与《文选》来指导门生和家人为文：“凡文之为昭明暨姚氏所选者，则细心读之；既不为二家所选，则另行标识之。
”［1］（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331）对其之尊崇亦可见一斑。
但禀性“倔强”的曾国藩自不会建一人之言而自隅，随着对古文内部诸多问题的认识日趋深入，他自编选本的念头也愈来愈强烈。
咸丰元年（1851）日记有曰：“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氏读古文钞》与《曾氏读诗钞》二书。
皆尚未纂集成轶，然胸中已有成竹矣。
”②以“曾氏”冠其名，自家之学俨然已具雏形，其书虽未编定，但他似乎已对全书的体系框架甚至具体选目有了通盘筹划，也隐隐透露出他欲摆脱依傍，在《类纂》外自立一帜的消息。
据年谱和日记，曾国藩选《经史百家杂钞》，始于咸丰十年（1860）二月，至闰三月二十二日书成，时间极短，似一蹴而就，随意而为者。
但若结合上文所引，则其想法由来已久，而又过10年后方始着手成选，其中固有牵于军务杂事的原因，但亦当有出于谨慎，深思熟虑而不愿轻易为之的心理。
因此可谓厚积薄发，十年磨一剑。
不可忽视的是，曾国藩在选文过程中对《类纂》借鉴颇多。
其一，在文体分类上，《杂钞》分文体为13类乃是在《类纂》11类的基础上损益而成，《杂钞》除去增加“叙记”、“典志”两类文体，删去《类纂》中的“赠序”外，其余9类则与《类纂》基本相同，《杂钞序例》有曰：“曰论著、曰词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牍、曰哀祭、曰传志、曰杂记、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
”与《类纂》“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2］（页1）。
此其一。
其二，在篇目的采择上，《杂钞》也借鉴了《类纂》。
二选选目之重见者，据我们的初步统计，“论著”类有23篇，“序跋”类32篇，“奏议”类42篇，“书说”类30篇，“诏令”类21篇，“传志”类37篇，“杂记”类37篇，“词赋”类42篇，“哀祭”类12篇，共计276篇，占《杂钞》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①此处统计，有同一篇目而在二选中分入不同门类者，则不计在内。
下文所列表亦同。
这应当不是无意的巧合。
曾国藩更明言所选古文中未注明名氏者：“大约不出《百三名家全集》及《文选》、《古文辞类纂》之外。
”［1］（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谕纪泽》637）可见《类纂》在《杂钞》的成书过程中所起的重要参考作用。
其三，若以选目数量中所体现的为文祈向而言，二选也有一致之处。
《杂钞》各卷目录下均标明各类文体的正宗，以单个作家而论，以韩愈文为宗者有哀祭、论著、词赋、传志、书牍、杂记等六类，以欧阳修文为宗者有序跋、诏令、哀祭、传志、典志、杂记等六类，韩、欧并列第一。
《杂钞》所选单个文家中，居于前二位者为韩愈文110篇，欧阳修文53篇。
无独有偶，《类纂》选文中居于前二位者也是韩文132篇，欧文66篇，在对韩、欧文的喜好上，二选一脉相承，也可见桐城文派为文的正统一以贯之。
但《杂钞》与《类纂》的和而不同之处也比比可见，比如文类区分、选录范围，以及历代文所占的比重等等。
于此，我们也可窥见曾国藩的古文观念和为文宗尚的自家特色，以及桐城派内部的承传嬗变之迹。
首先，《杂钞》与《类纂》的文体分类观虽“大体不甚相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杂钞》分文体为三门11类，类下再予以细分，更趋简化。
此种分门别类的方式，或有取于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做法。
《文章正宗》分文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门，在门下再分类别。
《杂钞》则分为“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三门，盖合真氏之“议论”、“诗赋”为“著述”，易“辞命”为“告语”，变“叙事”为“记载”，更为简赅。
《杂钞》在《类纂》文体分类之外，新增“叙记”、“典志”二类，同时将《类纂》中的“赠序”类删去。
《杂钞》所以删去“赠序”一类，盖与曾国藩鄙夷赠序的观念有关。
“送人序，退之为之最多且善，然仆意宇宙间乃不应有此一种文体。
后世生日有寿序，迁官有贺序，上梁有序，字号有序，皆此体滥觞，至于不可究诘”［3］（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复吴敏树》1154）因此，他在《杂钞》中仍然采取传统选本将赠序入“序跋”类的做法，选入韩愈和欧阳修的四篇“赠序”，内中不无纯洁古文文体的用心。
但不可否认的是，“赠序”一类自韩愈后数量已蔚为壮观，《杂钞》有意不为之“立名”，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此反不如《类纂》更为通达。
其次，从选文的来源看，如“经史百家”之名所暗示，《杂钞》在主要采择集部著作的同时，也多选经、史、子部著作。
据我们的大致统计，《杂钞》所选26卷700余篇文中，选自经部者，有《诗经》19篇，《尚书》13篇，《三礼》18篇，《易》4篇，《左传》28篇，《孟子》8篇，以及许慎《说文解字序》等共计91篇。
选自史部者，有《史记》25篇，《汉书》9篇，《后汉书》3篇，《三国志》2篇，《唐书》1篇，《资治通鉴》11篇，以及马端临《文献统考序》等共52篇。
②此处统计，选自史书中所载奏议、诏令类不计在内，《类纂》统计亦同。
选自子部者，有《庄子》9篇，《荀子》3篇，《韩非子》1篇，以及宋代理学诸人周敦颐、程颐、范浚、朱熹各1篇、张载2篇，司马光、范仲淹各1篇，共21篇。
三类共计164篇，占全选的近四分之一。
相比之下，《类纂》所选文690篇，绝大多数出自集部诸家，其次则为史部，包括《战国策》38篇、《史记》8篇，于经部和子部篇章均付阙如。
对于所以多选经书的原因，《杂钞序例》曰：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
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反之于三代两汉。
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祖，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
”将可乎哉？余钞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
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
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汉书》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汉书》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余今所论次，采辑史传稍多。
［2］（页1）这里，曾国藩以六经为古文之源头，认为选录古文而不及六经是数典忘祖的行为，体现出强烈的追本溯源意识；而为其所不满的“近世一二知文之士”似也包括了姚鼐在内。
《杂钞》包容广大的古文观念，受韩、柳的古文观念影响之迹彰明较著。
众所周知，古文之名成于韩愈、柳宗元，二人以三代两汉之文相倡，为他们视为典范的作品包罗了经、史、子、集四部。
《杂钞》于经史子集全面收录，无疑与之一脉相承。
相比于《类纂》而言，这也大大拓展了古文的领地。
《杂钞》将经、史、子、集等均归入“古文”的名下，“古文”既包括了审美性的篇章，也涵盖了实用性的文字，寄托了曾国藩于古文记叙、说理、抒情、经济等多重功能的期待。
所以多选经史之作，除了扩大师法典范的范围之外，与其学术思想也有密切关联。
曾国藩入翰苑后，“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学”③李元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225页，续修四库全书1549册。
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又问学于唐鉴，从事于宋儒心性之学的研讨。
唐鉴在告之以“《朱子全书》为宗”的同时，更告以“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
”［2］（七月十四日48）因此，可以说曾国藩早在为学初期就奠定了以经、史为经世之本的学术理念，所谓“经以穷理，史以考事。
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1］（道光二十三年正月《致诸弟》55）而对经史之学的重视，曾国藩终生不变，他既以经史为学问之根本：“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坻。
”［1］（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致沅弟》393）另外，我们注意到，曾国藩在咸丰初年为自己的选本定名为《曾氏读古文钞》，而至咸丰十年成书时却改换为《经史百家杂钞》。
个中原因，值得深味。
在《杂钞》成书的前一年即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一文，具道一己为学志向与规模，文中他延续自姚鼐、戴震以来将学术分为义理、词章、考据的作法，列自先秦至当代32人为所俎豆的典范：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
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
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
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