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

论曾国藩

在谈及湖南省所出的杰出历史人物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毛泽东，然而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就是曾国藩。曾国藩墨绖出山，办团练，创湘军，镇压杨洪，开出清朝中兴的局面，最终位极人臣，建立不世之功业，对于汉人出生的他来说，能在满族统治的天下创下这样的丰功伟绩，实属不易。

对曾国藩的评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曾国藩，一个永远值得你去认识、了解的人物。曾国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率领湘军，经过10余年的战争，镇压了太平天国，被清廷称为“同治中兴”的第一功臣；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洋务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把“诚”的道德范畴，泛用于与洋人的交涉之中，又多了一顶媚外的帽子；他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践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后世视为道德修养的楷模；他一宗宋儒，有极深的理学修养功夫，在学术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曾国藩属于哪种类型的人，从政治上对他的所作所为应当如何评说，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曾国藩对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后世的中国社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曾国藩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以并不超绝的资质，竞能成就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不世伟业，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后人有对联“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对其高度赞誉。

关于这位伟人的出身之道，又被后来者赋予了传奇色彩，有人说他是蟒蛇转世，有祥瑞之兆。关于转世之说并没有考证的必要，倒是在其少年时期其母对其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曾国藩一生继承了他母亲的刚强性格，敢于与困难周旋，有股冲天的倔强之气。人们常言：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是有一个成功地女人。其实，成功男人的背后，常常有两个女人的身影。一个是他的妻子或女友，一个则是他的母亲。曾国藩从小在全家的期望中成长，他发奋读书，二十二岁时考取了秀才，次年，又考中了举人，最终高中进士。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抓住了历史提供的机遇，实现了自身质的飞跃，把自己由守制京官变成了一个带兵之人。曾国藩的墨绖从戎印证了唐鉴写给他的那句话“世无艰难，何来人杰”。

另外曾国藩在组织和缔结制度上也颇具智慧，在初办团练的名目招牌上字字斟酌，且其通权达变，善于打擦边球。在帮办团练的事务上，曾国藩一上来就看到了问题之所在，从而抓住了症结，他的政治眼光确实比清政府和同时代的官僚高出许多。当时的帮办团练大臣有四五十个之多，而独有他能通权达变，赤地立新，最终取得成功，归根结底，无非从两个字入手：制度。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局限也在于这两个字。他只能在大制度中的小制度上面作文，要写一篇更宏大的文章，他的笔就嫌小了。

在整合人才资源上，曾国藩也独有一套。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与曹操很有一比，即使不如曹操，至少也超过孙刘。这个两江总督的帷幄，当世之人谓之人才渊薮，能入其帐下，甚至有胜过中进士入翰林的荣耀。曾国藩收留鲍超、申名标一类的人物，可以看做是他学曹操，尚通脱，不拘一格招揽人才的表现。鲍超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虽然过去在德行上稍亏，也算曾国藩没有看错人。但申名标出身盗贼，虽后来立了一些军功，但贼性不改，败坏军纪，收申名标算是曾国藩看错了。但曾国藩招贤又不像曹操，曾国藩重视人才，在选择人才时强调德才兼备。其培养出的左宗棠、李鸿章、杨载福、彭玉麟、鲍超、赵烈文、薛福成、容闳等都是难得的人才。这与其慧眼识人、礼贤下士密不可分。

另外，曾国藩在驭将治军方面同样别具一格。湘勇第一次出兵作战，便遭败绩，战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金松龄坐视不援。曾国藩对此极为重视，反复思考了后，将金松龄问了斩刑。由此可见曾国藩治军的严刑峻法，不问亲疏。更进一步说，他要求他的军队是结合而成的整体。在这种充满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的军队中，士兵只知道有直接的上级，不知道有直接的统帅，更不知有国家。湘军被称为“曾家军”，实在是名副其实的一支私家军队。但这一套治军的旧法在日后显露出了严重弊病。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不管是为政还是督军，曾国藩实行的自然是“人治”而非“法治”。在选用将领时，他特别强调“忠义朴诚之气质”。然而在现实情形中，他越来越沮丧地发现，他不得不放宽和降低他原来树立的标准。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对手下官兵的不光彩的作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能维持湘军的战斗力。曾国藩为了打赢每场战争，他就不得不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而这正是儒家所谓的“经世致用”之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治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坚持“军无赏，士不往”，并善于激将，做好思想工作，软硬兼施，制服悍将，合众人之私，成一己之公。

曾国藩的军事谋略同样是历史上所少有的。本来，他以儒生治兵，对于具体的带兵打仗原非“素谙”，所以凡是他亲临第一线指挥的战役，往往一败涂地。他的长处，在于大势的判断和全局的安排。基于对大局的判断和预定的筹划，曾国藩可以坚持不渝，硬抗旨令，这一点，正是他做事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世间上有些事，能不能清醒地认识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却是另一回事。像政治、军事这样的场合，根本不相信眼泪，是没有感情的位置的。读曾国藩，很多人会打从心眼里生出钦佩，但也会不由自主地生出冷彻骨的寒意：这个人太厉害了。曾国藩这种人之所以能成事，关键就在这里。曾国藩生前以及死后，头上名号之多，可谓冠绝一时。但是最有名、最响亮，也最形象、生动的，还是世人送给他的绰号：曾剃头。这真是一个可怕的绰号。以“杀人为业”（曾国藩语）的“剃头匠”，你说可不可怕？

打仗其实打得是钱，这就要求领导者有较高的署办财经的能力。曾国藩深知事当以权，无钱万万不行，开财源、筹军饷是打仗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他便进一步推动由地方控制各种固定岁入的做法，并将其制度化，而且还在私底下鼓励他的追随者隐匿大部分地方岁入，像朝廷谎报收支。为了繁荣地方，他也曾听从部下建议，到秦淮河一游，以示提倡。他为使南京经济复苏，首先恢复秦淮河的繁荣景象，是很有经济眼光的。另外反腐倡廉也是其所做的重要一步。

由以上可见，曾国藩在为官处世游刃有余。仕途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善避嫌疑，如履薄冰；为官忌贪，见钱莫沾；避祸远嫌，不仅权臣；满招损，谦受益；恭谨厚藏，身如鼎固；事事用谋，处处用心。官场上的曾国藩可谓异常“狡猾”，城府极深。

最后还要说曾国藩，就不得不提洋务运动。单就洋务运动来说，曾国藩是积极的倡导者，甚至被誉为洋务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热情的实践者。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军工厂。1865年6月，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的一座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其实，1863年曾国藩便有此意，他全力支持李鸿章，在共同苦心经营之下，江南制造总局规模空前，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难得的是，曾国藩具有世界眼光。他见洋人造机器是根据数字推算而来，一切照着图纸的标准。要精通此道，唯有靠翻译。因此，1867年，他设立“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