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苏北流民原因探析
第二章 灾荒与社会救济问题
主要危害沿海一代的风暴潮也是一种爆
发式的灾害，而且往往是飓风、暴雨、 海啸。1922年8月2日，飓风登陆汕头等 地，造成财产损失3000万元以上，死难 人数达77000人。是民国历史上灾情最 重的一次风暴潮。
与风暴潮相比，洪水的冲击范围要广
大的多。无论是咆哮的山洪，还是决 堤而出的洪流，都会在骤然的发难之 中将无数的村镇漫卷而去，幸而未倒 的建筑物也常常因为洪水的浸泡而崩 毁倒塌。
碱害、山崩、陨石、火、春荒 （不明原因）、沙灾、狼灾及其 的影响
灾害的破坏力是惊人的。一时的灾害，
短时期内尚且难以恢复，更何况连年不 断的灾害的侵袭。 自然灾害对人类影响的第一步就是通过 造成生态环境短时间或长期的危机和恶 化，来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1915年珠江流域大水，广东省房屋损失 1000余万银元，广西有10余万间房屋被毁。 1917年华北大水，105县被淹，被毁村庄 17646个，被毁房屋80 000余处。 1921年淮河流域苏鲁豫皖四省92县被淹， 倒塌房屋880 698间。
1931年江淮八省386县陆沉，被淹房
屋8 959 000间。 1938年人为制造的黄河决口，仅河南 一省就毁坏房屋1 464 066间。
也有一些青年男子在灾荒降临，又谋不到
更好出路时，选择吃粮当兵，甚或有落草 为寇为匪、为盐枭。 灾民在灾荒、饥馑、疫病驱迫下别处谋生， 本未可厚非，但离村率高尤其大量青壮年 的离村必然给灾后苏北经济恢复带来损害， 并导致农村土地的大量抛荒，形成恶性循 环。
第三，灾荒对苏北人心理心态也造成极大影响
2、诸灾杂陈
某些年份在部分地区几种灾害同时
发生。1947年的徐州附近各县灾况 空前，兵灾、旱灾、雹灾、水灾同 时发生，各县民不聊生。
苏北灌溉总渠和中山河的由来
苏北灌溉总渠和中山河的由来(1)打开地方地图，可以滨海和呼水之间，是以西南—东北流向的中山河为分界的，这条界线长约65公里。
南面的灌溉总渠，也是从西南流来，在我县西南端是以它和阜宁分界，以下穿过县境南部，最后又成为和射阳的界河，直趋黄海，所经县境约长63公里。
沿河、沿渠的乡、场(盐场、农场)占全县乡级单位总数的大半，离河渠较远的各乡，也都被小河小渠和它们联成一气。
两条著名河流，在同一县境出现、入海，在全国是罕见的。
中山河是抗日战争之前就是废黄河河槽开挖的，主要目的为淮河、洪泽湖开辟入海道路，以免洪水为害苏北。
如果当初考虑周到，设计得当，就无需再挑一条几乎和它平行的灌溉总渠。
洪泽湖的水灾曾经怎样害过苏北？苏北地图上并无淮河，为什么会有淮南、淮北之称？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先弄明白淮河、黄河和我县的关系。
本来贯河南南部和安徽北部的淮河，进入苏北不远，就在涟水的云梯关入海。
云梯关位于响水县西南端，废黄河左岸，与我县仅隔一河。
云梯关以下的陆地(包括滨海响水两县几乎全部)都是黄河夺淮其间逐步淤出海面的。
北宋一百六十多年，黄河决溢入泗、入淮大者有十次，“然旋决旋塞”，宋高宗南渡后，与金对峙，中原战乱不定，加之南宋初，统治者曾“命杜充决黄以抗金兵，赖以掩护逃命，企图保住自己的小朝廷”。
金统计者认为黄河南徒对自己有利，“乘势利导之，以南宋为壑”“不顾百姓死活。
”任其南流。
从1128年—1193年，黄河入泗、入淮竟有八次之多，平均每年一次，频率比北宋快一倍，这就看出黄河已摆下必须入泗、入淮而归海的趋势。
1194年(南宋光宗绍熙五年，也是金章宗明昌五年)，黄河在河南原阳县境南岸决口，河水向东转东北冲到山东省的梁山县分为两支：北支入支大清河(古济水下游)，经济南之北到利津入渤海；南支侵汴水，继由南清河即泗河，经济宁、徐州、宿迁、泗阳到淮阴西南夺淮河到云梯关入黄海。
黄河南下半夺淮的局面确定了，300年后，到1494年黄河又在梁山以上，河南省兰封县(后与考城合并称兰考县)境南岸决口。
浅谈1949以来上海苏北人歧视的消解.doc
浅谈1949以来上海苏北人歧视的消解上海开埠以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 外来人口竟然占据了85%, 其中苏北人是较大的移民群体, 约占上海总人口的13.7%, 1990年代上升到17.3%。
尽管作为城市人口最为庞大的群体之一, 但上海苏北人的地位并不高, 居住条件、职业、风俗习惯、穿着和方言等遭到了自认为是城市主人的苏南和浙江一带吴语系移民的歧视。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其中最重要的相关研究是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Honig)的著作《苏北人在上海, 1850 -1980》(以下简称《上海苏北人》)。
该书从上海苏北人的生活、工作、习惯, 以及本地人、江南人和外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着手, 逐渐深入到上海苏北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被歧视的现象, 同时也分析了上海苏北人这一群体逐渐形成一个“部族”的原因和过程。
本文在此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1949年后上海苏北人歧视的消解。
上海苏北人遭受歧视及其最终消解,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歧视形成与普遍存在、有限歧视阶段以及歧视消解阶段, 分别对应于解放前、解放后到改革开放, 以及改革开放后30年三个时段。
一第一阶段是对苏北人歧视形成时期。
上海开埠以后, 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上海, 逐渐在各自移民群体的基础上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同乡会、互助会等群众性团体。
中国人历来都有同乡情结,重视以地缘为纽带的同乡网络, 初识之人往往因为同乡关系而陡增信任和友谊, 同时, 这也容易带来与异乡人的隔阂, 这在上海的移民群体中也同样难以避免。
不过, 在近代以前, 尽管有全国性战乱导致大批北方人南下, 以及因战争致使人口骤减, 从而导致朝廷采取人口迁徙政策等情况, 但总的来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并不是时有发生, 而且流向相对单一, 其中所发生的地域性歧视并不具有普遍性。
在近代上海, 人口流动的规模、流向和持续时间都与此前有明显的不同。
一是人口流动的规模。
仅从上海城市人口的85%为外来人口就可以看出,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绝大多数的外来人口不但彻底改变了城市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 也使得城市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 上海由此成为最大的移民城市。
清代苏北地区善会和善堂的历史考察——以普济堂和清节堂为例
清代苏北地区善会和善堂的历史考察——以普济堂和清节堂为例胡梦飞【摘要】清代苏北地区众多的善会和善堂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普济堂和清节堂.普济堂和清节堂大多是在地方官员的倡导和支持下,由民间力量创建的.除地方政府拨款和官员捐助外,民间捐助也成为普济堂和清节堂经费的重要来源.虽然民间力量在普济堂和清节堂的创建和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期刊名称】《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26)001【总页数】5页(P77-81)【关键词】清代;苏北;普济堂;清节堂;民间力量【作者】胡梦飞【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890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慈善事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远的思想渊源。
清代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最为成熟和完备的时期，清代的慈善事业在以往历代发展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兴盛的局面。
在官方的倡导和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下，清代苏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善会和善堂等慈善机构，其中以普济堂和清节堂的设置及发展最具有代表性①。
本文在依据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以清代苏北地区普济堂和清节堂为主要考察对象，在叙述其设置及分布情况的同时，分析其日常的经营和管理，探讨明清苏北慈善事业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以求为当今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②。
一、清代苏北普济堂和清节堂的设置及分布明代中后期民间慈善事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在官方之外兴办慈善事业的又一重要力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代的民间慈善事业在明朝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兴盛的局面。
民间慈善组织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各种慈善组织的数量难以记数;其功能比较齐全，基本上涵盖了社会福利中所需要救济的方方面面;而且经费相对充裕;参与的社会阶层也比较广泛，从地方乡绅到工商业者以及普通老百姓都乐此不疲;所开展的善举活动非常频繁。
清代苏北地区也不例外，在出现的众多民间善会和善堂中，以普济堂和清节堂的设置及发展最具有代表性。
试论工人运动中的人力车夫—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中心—原稿
试论工人运动中的人力车夫——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中心阎建宁（淮海工学院法学院222005）【摘要】本文认为，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作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力车夫，数量十分庞大。
与产业工人一样，他们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绝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
从理论上讲，人力车夫们应该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积极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各种罢工运动。
而实际上，他们很少参加罢工，其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
【关键词】人力车夫；上海；工人运动人力车夫问题在民国时期就颇受人关注。
五四前后，报纸、杂志经常对人力车夫的劳动状况、生活条件进行报道，如善根的《人力车问题》（见《每周评论》1919年2月第8号），朱天的《人力车问题》（见《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0月11日至17日）等等。
1936年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编印了《上海人力车夫互助委员会会务报告》，将该会对人力车夫的工作、救济及整顿情况作了梳理；言心哲曾对南京人力车夫进行抽样调查，并将成果整理为《南京人力车夫生活的分析》于1935年出版；在领导上海工人罢工的斗争中，中共也曾对人力车夫给予了一定的关注，1939年出版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中，用部分篇幅记述了人力车业概况、车夫生活及其斗争的情况。
民国时期有关人力车夫的材料和文章，对于今天研究这一数量可观的特殊职业阶层，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也有关注，池子华在《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用一定的篇幅分析了人力车夫的来源、生活、工作状况，并讨论了人力车的“存与废”的问题。
一些文章也考察、分析了人力车夫与近代城市化、人力车夫与社会救济等问题，如马陵合的《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载《学术月刊》，2003年11月）；王印焕的《民国时期的人力车夫分析》（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孟邻的《新文学早期的人力车夫形象》（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6期）等等。
中国人口迁移
中国古代人口迁移古代因为生产力低下，所以更多的人口就意味着社会更加的发达，人口也就成为了衡量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
但是人口的分布并不是平均的，而且受到地形，气候，土壤，战乱，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这些影响因素的变迁就造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人口迁移现象。
我国古代历史上出现五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移现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深深的影响了文化、经济甚至是政治（当然人口迁移的原因也有这些因素，所以历史的发展变迁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
）一：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出现在秦汉时期。
秦代的移民政策子秦孝公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商鞅变法时为了发展农业，不得不大肆开荒赋税制度吸引邻国的人口前去耕种，这样既减少了邻国的人口又增加了本国人口，然后土，但是关中地区人口稀少，拥有大量待开采的土地，却没有人去耕种。
就用优惠的地也有人耕种了。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一部分是为了充实关中，增加生产力。
另一方面是为去如风，秦朝不胜其扰，就迁了大批民众去边疆开发土地，同时也是作为军事力量抵御匈奴当时虽然秦始皇一统六国，但是来自西北的匈奴经常越边袭扰，烧杀抢掠，来约有将近六的袭扰。
如秦始皇二十六年迁徙富商12万户到咸阳，以一户人五口人算，也大了屯田戍边，十万人被迁徙了。
三十三年西北驱逐匈奴，设置了“新秦中”大约有三四十个县，即使这些地方本来就有人口，但是在西北地区，适合放牧而不适合耕种，原生的人并不会很多，置了这么多县必然要迁移很多人来此居住。
此外还向西南，东南也迁徙了很多人口。
西汉初期承袭了前代的移民政策，也同样是为了充实关中和加强边防BC200年迁泗水的丰县民众到关中丽邑建新丰县。
然后皇帝修建陵墓同样也会迁移民众，如武帝陵墓就是由迁徙的1.6万所置，武帝时期开始大规模的移民实边，BC127年收复河南的，设置朔方，五原郡，迁徙了10万人口到此。
西汉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发生在BC119年，关公连年爆发洪水“乃徒贫民于关以西，及朔方阴暗新秦中”，共72.5万人。
苏北移民--我们的根在苏州阊门
苏北移民--我们的根在苏州阊门在苏北的泰州兴化一带，不少人称睡觉为“上虎丘”，如果这一觉还做了梦，则管做梦叫“上苏州”。
这样的说法很奇特，但并非空穴来风，细数这些人的家谱，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先祖，和许多今天生活在苏北的人的先祖一样，是在明朝洪武年间由苏州迁徙至苏北的。
史料记载，600多年前的一次大移民，也就是“洪武赶散”，使得数十万江南百姓自苏州阊门迁移至苏北。
背井离乡600多年，寻根问祖便成了这些昔日江南人后裔的夙愿。
“洪武赶散”是明朝洪武年间江南地区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移民迁徙事件，据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抑制江南地区富豪望族的势力，惩治曾激烈抵抗朱元璋部队的“吴王”张士诚旧部，也为了快速恢复经过战乱后人少地多的苏北江淮地区的经济，遂将苏州城内数十万百姓遣散至江淮地区。
600多年前“洪武赶散”时，一位从苏州迁走的张姓祖先落户苏北，“为了纪念故乡，他临走时就从苏州故土带走了一颗皂荚树，然后在新家栽下。
”另有一颗来自在盐城东面一处名为钓蛏洼的银杏树，和青墩的皂荚树一样，这棵银杏树同样是“洪武赶散”的见证。
历经600多年岁月的荡涤，这棵银杏树不断开枝散叶，繁茂生长，还曾成为过海上渔民行船的航标。
“皂荚和银杏都是迁徙的后裔特意带回来的”。
来自盐城大丰的仓显今年74岁，他也参加了寻根问祖活动。
仓显说，他的爷爷是一名私塾教师，每次教课时总不忘告诉孩子们一句“我们的家在苏州阊门”。
他的叔父后来也做了小学校长，同样向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讲述这句话“我们是阊门来的。
”阊门、阊门，阊门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仓显少年时期的生活中。
“那时候，我们那里的大人小孩都知道先祖从苏州阊门来，但没人知道阊门在何方。
”“大丰市有43种家谱，其中有29种都明确提到了祖先来自苏州阊门，要寻根!”“经常听一些扬州人或者苏北人说，他们的祖先来自苏州阊门。
起先也不以为然，后来看到有些县志和家谱也这么说，就觉得不能不信。
”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铧说。
第4课 中国历代变法和改革(教学课件)-高二历史同步备课系列(统编版选择性必修一)
则于不顾，强制推行新法，虚报成绩，互相攻击，争权夺利，乃至贪污腐化不断
发生，给守旧派攻击王安石以种种借口；加上宋神宗对于改革有了自己的设想，
对王安石的意见也不像改革之初那样言听计从。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其故材，料老改5妪革：曰遇成：一败自老的王妪共安喂石性鸡为原豕相，因公唤有，“哪立啰些新，？法啰扰，民啰。，妾王孀安居石二来十！年”，鸡也豕要俱出来免就役食、。问助 役等钱，①钱时既代出特而征差—役如—故是。否…顺…应蓄时猪代养鸡潮，流等；候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
阅读教材，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相关史实
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 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1978年
中共十八大
十一届三中 全会
2012年
确定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目标。
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民族危机 革命浪潮
挽危自救
改革教育、编练新 军、奖励实业等
民国建立后的系列改革
背景
改革
资产阶级共和 制在中国诞生
反帝反封建的 任务未完成
涉及政治、 经济、 军事、 法律、 教育、 等领域
▶ 1935
流 通 的
（
年
民 国 二
银） 元
十 四
问题2：结合近代改革之下的社会变化，分析改革带来的意义
▶清末厂矿发展趋势 ▶福新面粉厂发货单
21
小结
古代：富国强兵
商鞅 变法
战国
孝文帝 改革
北魏
王安石 变法
北宋
张居正 改革
明朝
社会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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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苏北流民原因探析
发表时间：2019-07-16T11:37:50.970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9月31期作者：杨倩芝[导读] 民国时期，苏北地方流民严重。
其成因主要是民国以来军阀混战、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的生存危机。
（内蒙古师范大学，010000）
摘要：民国时期，苏北地方流民严重。
其成因主要是民国以来军阀混战、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的生存危机。
关键词：流民；苏北
流民，是指离开家乡，流亡或流落在外的人，具有流徙性。
流民离开家乡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绝大多数是为谋求生计或迫于生存压力而采取的行为，具有很大程度的被迫性。
他们由于遭遇自然或社会因素的影响，正常的生产或生活无力维持，为谋求生存在暂时的、周期性的或永久的离开其劳动生息的乡村而到外地流离谋生的人。
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了逃避灾害、战乱而背井离乡的农民。
[1]民国时期，苏北地区产生大量流民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自然环境恶劣
据有关学者统计，苏北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繁。
从1911-1949年这38年间，仅仅是对该地影响较大的水、旱、蝗等灾害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其中，水灾最为严重，共15次，并且在1911年、1916年、1921年、1926年、1931年、和1947年为特大水灾。
另据国民政府治淮委员会统计，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一年的21年中，淮属涟水县发生水灾12次，平均不足一年即要发生一次；泗阳县21年中发生水灾18次，仅民国九年、十七年、二十一年这三年无水灾；徐属萧县更在21年中发生20次水灾，仅民国元年无统计。
[2] （二）社会环境恶劣
1.土地兼并
当时苏北土地集中现象严重，“在徐海一带，每县可以找到一家、二家或几家，有一百顷（一万亩）、二百顷，或更多的田地。
这家就是妇孺皆知，而且总是威权高于一切的……江北的农村，实以此数百顷或小些的数十顷的大田主为骨干而构造起来的”。
[3]除去富农也占有相当一部分土地，贫农手中的土地面积少得可怜，根据1933年的调查，“在农村人口中平均占到60%以上的贫农——这农村社会的基础层，每户平均只耕种五亩（常熟、启东），情形稍好的也只使用到六、七亩（盐城），其下者甚至仅只三亩，而这些土地，大部分还是租来的”。
[4]土地高度集中，再加上苏北社会贫困，工商业极其不发达，失业人口的数量庞大。
据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对苏北各县失业情况的统计，其比例最少在30%以上，一般是50%，甚至达到了70、80%。
[5] 2.战乱频繁
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之初，群雄割据，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斗争才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在此过程中，各派政治力量在苏北反复拉锯，苏北饱经战火。
1927年3-12月，国民革命军三攻苏北，最终才控制苏北徐淮等地。
而后国民党新军阀的勾心斗角日益尖锐，发生大规模的混战，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坐镇苏北重镇徐州，集结刘峙、卫立煌等部队，防御冯玉祥、阎锡山联军。
从5月开始，双方在陇海、津浦铁路沿线，混战数月，战火遍及苏北。
与此同时，国共两党斗争如火如荼，共产党人先后在苏北发动了淮阴横沟寺、宿迁大刀会、灌南引平寺、泗阳洋河镇等数十次武装暴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北地区长期存在着共产党抗日武装、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日伪军三种政治军事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控制了徐州、连云港等城镇，共产党军队则解放了淮阴、宿迁等地区，双方剑拔弩张。
全面内战爆发后，苏北地区的枪声一直没有停止。
[6]
3.匪患严重
由于局势动荡和灾害频繁，苏北地区匪患严重，到1930年前后达到顶点。
“徐州地区受到东部较为富裕的地区的诱惑，以土匪数目众多而在华北享有名声。
同其他地方一样，全省‘土匪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各路军阀的轮番统治以及20年代连绵不断的内战”。
[7]《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也记载：“在江北每一县中是没有一天没有盗案、没有杀人案的，洗劫一个村庄，或是掳了大批的人去勒赎，都不算什么一回事”。
[8]《江苏月刊》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刊登了徐州丰县、沛县、萧县等7个县份下辖的245个乡镇的近三年间遇匪次数达到了1401次，平均每个乡镇遇匪7.45次。
[9]苏北受到匪患的严重影响，生命财产没有任何保障，为了逃避土匪劫掠，不得不暂时逃离家乡。
据当时报纸记载：“1927年，邳县谭墩村遭土匪抢劫，烧杀过半，多数村民逃出，两年后才陆续回归。
此次匪患对该村经济打击极大，使原来很富庶的谭墩村，直到1933年时，还是满目疮痍”。
[10]
4.苛捐杂税
在古代社会，农民负担沉重的苛捐杂税，进入近代后，西方列强的巨额赔款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鸦片战争中的第一批对英赔款由江苏安徽两省承担。
及至民国，农民的负担因地方政府的胡乱征税也并没有减轻，其中，田赋附加更是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徐海各属出‘国税’、‘省税’、‘特种税’（达12种之多）、‘附规税’之外，‘地方或县附税’有27种之多，而且附加税超过征税，徐海12县平均7倍以上，其中灌云县超过20倍以上”。
[11]由朱学诗的《从挽救农村经济说到农村合作的功能》的江苏各县正税、附税、附税超过正税明细表中可以看出，苏南各县均未达到徐海各县平均高度，一般在1-3倍之间。
此外，苏北农民还受到高利贷的盘剥。
该地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或勾结一起，或三位、二位一体，趁人之急，以极苛刻的条件向农民放债。
由《江苏各县利息概况表》[12]中记录的数据可以得知：相对于苏南各县的一分至二分利息，苏北各县利息在四分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十分以上。
高利贷的盛行加剧了农民的困苦，大多数人选择外出谋求生计，来维持基本生活。
参考文献
[1]王艳菊.近代淮北地区流民问题研究(1840-1937)[J].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
[2]参见张红安：《民国时期苏北灾荒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3]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续）[J].东方杂志，1929,27（7）.
[4]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农村调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5]骆美奂.江苏江北各县的没落——其原因及其救济办法[J].江苏月报，1935（2）.
[6]姜新.苏北近代工业史[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1第110-112页.
[7][英]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8]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1930年第27卷第6号.
[9]《铜山区农民自卫概况》，《江苏月刊》，1935年第5-6期。
[10]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67页.
[11]胡希平：《徐海农村病态的经济管理》，《农业周报》，第3卷第47期，第996页.
[12]农情报告.农报，2（2）.
[13]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4]姜新.苏北近代工业史[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1.
[15]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农村调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6]骆美奂.江苏江北各县的没落——其原因及其救济办法[J].江苏月报,1935(2).
[17]胡希平.徐海农村病态的经济管理[J].《农业周报》,1999.
[18]张红安.民国时期苏北灾荒及其影响[J].《江苏社会科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