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政治学中的哲学主义

浅谈政治学中的哲学主义

一、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为逻辑

往往无法产生集体的理性结果？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以前，

社会科学家往往想当然地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

现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例如，住在同一幢楼里的人们会提供公共

楼道的照明；持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价格的上涨；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不良生产商和销售商作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

支持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紧密联合共同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不过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情合理的假

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现实的情况是，很多个

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并没有产生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相反地，往

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为什么呢？他发现集体行

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

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因为罢工的胜利，工人们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是，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的

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

“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车者的祖师爷。南郭先生本来不会

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样一个“集体行动”，但表演时毫不费力的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国王

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奥尔森所以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搭便车

行为的存有，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

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集体人数越多，产生集体行动就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

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对应减少，搭

便车的动机就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两个和尚抬水喝”是体现了集体行动的成功，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转败的变化，关

键在于集体人数的增加。经过调查和分析，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

在两种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条件是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获得的利益越多，他为

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和尚特别地

喜欢喝水，而其他两个和尚平时是很少喝水的，那么特别喜欢喝水的

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性在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

中比较经常地出现。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影响很大，所以日本积

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所

以美国愿意负担高达７０％的北约经费。另一种条件是“选择性激励”的存有。选择性激励能够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

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

很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为了获得更多的捐款通常会采用正向激励的

手段。如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能够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

能够获得赢取奖品的抽奖机会，等等。其他正向激励的存有也能够促

动集体行动的产生，如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会介意天天

下山去挑水，因为也许他想借机偷偷看一看常常在河对面洗衣服的那

个漂亮的乡村小姑娘。与此类似，美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

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

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反向激励则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分享集体行动的成果。例如，很多国家

的工会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这样就使非会员无

法享受工会经过斗争而争取到的加薪或其他优惠待遇。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也是以成本—收

益分析为依据的，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如选民参与政治活动的

一种主要形式是投票，选民在选票箱前的行为与其在市场中的行为并

没有本质区别，他只会投票给那个可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好处的候选人，但当参与投票的成本过高，期望中的收益与为此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时，他可能会放弃参与投票。同样，政治家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公共利益也并不是他的最高道德准则和取向，他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

益的得失，是个人的权力、地位、威望等等，公共利益仅仅其意愿的

一部分。担任政府公职的是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能够通过度析

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分析和理解。在民主社会中政府的很多决定并不能够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在布坎南看来，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一样，选民与政治家之间、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互动本质上就是利益的交换，只不过政治市场上交换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像契约、协定、规章、条例、公正、安全这样的公共物品。而且政治交换通常不是个体之间的交换，而是集团（如利益团体或政党、政府等）之间的交换。政府的功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对公共物品的维护、管理和分配需要经过集体决策，这个集体决策的过程就是公共选择。而作为由一个个官员和政治家组成的政府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他们的理性水平也是有限的，所以，政府行为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值得强调的是，与市场相比，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具有垄断性，公众无法用退出的方式实行对抗，对其的监督也倍感非常之困难。此外，布坎南还分析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经济后果，就是选民要求提供公共福利的压力使得政府持续扩张财政，造成赤字。

博弈论的基本假设就是行为主体是理性的、自私的、短视的，目标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心思想是将具有自主利益的行为体设定为理性行为者，假设他们在给定的规则条件下，在预测其他参与者行为取向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行为类型（如合作、背叛等）将获得的结果实行得失比较，进而决定采取哪一种行动策略。借助博弈论，现实主义者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大国冲突与对抗问题、自由主义者在８０年代对国家合作问题分别实行了有力的战略分析和理论演绎。

（一）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冲突问题

谢林用“斗鸡博弈”模型分析了古巴导弹危机（又称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假设有甲乙两人狭路相逢，那么每个人有两个行动选择：一是退下来，一是进攻。结果有四种：第一种，甲方退下来，乙方没有退下来，乙方获得胜利。第二种，甲方退下来，乙方也退下来，双方打个平手。第三种，甲方没有退下来，乙方退下来，甲方获得胜利。第四种，两人都前进，结果两败俱伤。这样的博弈被称作斗鸡博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