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英文文献翻译：The Role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Networks in the Experience

自传体记忆系统在消极情绪体验中：如何从过去

的记忆中得出目前的感受

The Role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Networks in the Experience of Negative Emotions: How Our Remembered Past Elicits Our Current Feelings

Frederick L. Philippe and Richard Koestner McGill University Serge Lecours, Genevieve Beaulieu-Pelletier,and Katy Bois Universite′ de Montre′al

摘要本研究考察了在消极情绪体验中，自传体记忆网络所起到的作用。两个实验结果发现，自传体记忆及其相关的记忆系统在消极情绪体验中的作用是活跃而明显的。此外，与自我决定理论一致，对能力、自主及人际关系的心理需要的受挫，是自传体记忆影响消极情绪体验的关键环节。研究一揭示，在与损失主题相关的自传体记忆系统中，心理需要的受挫与抑郁情绪正相关，而非其他的消极情绪。研究二以一个预测设计揭示，相对于对待不公的情绪，愤怒相关及内疚相关的自传体记忆网络二者在情景愤怒上的差别更为显著。所有的结果都是在控制神经质（研究一、二）和自我控制（研究二）及效价（研究一）和情绪（研究二）的基础之上，通过测量自传体记忆网络而得出的。这些结果呈现了需要受挫在自传体记忆网络中持续的具有情感意义的表达。

关键词自传体记忆，消极情绪，需要受挫，记忆网络，自我决定理论

尽管记忆与情绪的关系很久以来为研究者所兴趣的论题,但众多研究者主要关心的是——情绪怎样影响情绪。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的研究考察了个体当前的情绪如何影响了情绪一致性记忆（如，Bower & Cohen, 1982; Clore & Parrott, 1991），或者情绪记忆的效果优于中性记忆的方式（Heuer & Reisberg,1990）。反过来看，记忆如何影响情绪，这种视角的探讨没有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本研究旨在探查这种视角，即是，自传体记忆在情绪体验中的管理作用。

自传体记忆的管理作用是指用过去的经验去知道当前和未来的想法、情绪和行为(Bluck, Alea, Habermas, & Rubin, 2005)。直到最近才有研究者探查了生活事件记忆如何影响各种适应性结果，包括情绪体验（Pillemer,2003）。记忆影响情绪体验的途径是，个体通过有意地回忆自己的自传体记忆。研究显示，唤醒自传体记忆可以影响个体当前的情绪体验（(如，LeDoux, 1992; Schwartz, Weinberger,& Singer, 1981)），同时也影响了情绪体验的强度（如，Philippot,Schaefer, & Herbette, 2003）。研究还表明，回忆自传体记忆会缓冲情绪体验。Josephson，Singer及Salovey (1996)的实证证据表明，人们经常有意地回忆积极的记忆内容以修复消极心境。同时也显示，当相似的情境稍后出现时，回忆自传体记忆扮演着学习者的作用（Wong & Watt, 1991）或社交分享的功能（Alea & Bluck,2003），促进了情绪评估和自我管理。

另一种视角考察情绪体验中对自传体记忆的提取，认为自传体记忆是直接或自动的效应。Pillemer(1998, 2001, 2003)指出，自传体记忆的指导功能在基于对记忆的回忆之外，

也可能基于对环境线索和自传体记忆知识二者相似性的联想而自动发生的。确实很可能是，个体在需要的时候搜索自传体记忆以指导行动（Pillemer, 2003）。这种指导功能很可能是自动发生的、在意识之外的。基于这种方式，自传体记忆在情绪体验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它的内容告知人们如何评估周围的环境（Robinson, 1986; Scherer, 2005; Smith & Kirby, 2000）。对自传体记忆的评估加工自动产生了对情绪体验的指导功能，我们的整个研究就基于这样的假设。

自传体记忆的自动指导功能

我们的基本前提是，自传体记忆是指导个体适应生活环境的一种重要信息资源（Pillemer, 2003; Robinson, 1992）。自传体记忆在瞬时评估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因为它对线索的敏感性（Conway & Pleydell-Pearce, 2000）。外在和内在的线索触发了特定的自传体记忆，这种自传体记忆以当时情境、人物或背景的特征的形式来编码（如，相同的位置，与其他个体的形体相似，可估价的环境；如Andersen & Baum, 1994; Mace,2005; Pillemer, 2003）。这一触发机制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个体并不能意识到（Conway & Pleydell-Pearce, 2000; Roediger, 1990）。被线索激活的自传体记忆随后被更高等级的认知结构所处理，记忆的内容被用于评估提供这一线索的环境（(Smith & Kirby, 2000）。Andersen and Baum (1994)在一项研究中阐明了这一过程，即，曾经有人给个体一种消极的情感体验，当个体见到与此人相似的陌生人时也会再次体验到消极情绪。这种被编码的体验与过去的某有特殊意义的个人有关，涌现出来会影响个体当下的评估和情绪反应，因为这两个人之间共有某种相似的特征。这一过程类似于社会认知领域用联想加工来解释内隐态度如何形成（Gawronski & Bodenhausen,2006）。

这一触发过程的直接结果是促进快速和适应性反应，即特定的主题或环境触发特定的依赖于情境的记忆，而不是主题无关或环境无关的记忆（Conway & Pleydell-Pearce,2000; Philippe,Lecours, & Beaulieu-Pelletier, 2009）。因此，被特定主题（如，损失）或情境（如，对待不公）仅仅会引发主题相关的记忆，这种主题相关的记忆反过来可以预测主题相关的结果或特定情境下的结果（如，个体的情境性情绪体验或行为）。因此，记忆是高度依赖情境的。此外，自传体记忆与个体在生活中频繁遭遇的主题事件相关，在随后会被频繁的激活，也会随着时间持续地影响主题相关的结果。

这一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当一个记忆被激活，其他与之关联的记忆也会得到激活，因为激活通过它们之间的联系扩展开来（Anderson,1984; Bower, 1981; Christianson & Engelberg, 1999）。这样一个记忆网络的形成常常是基于邻近的记忆元素，如相似事件和主题背景（Brown & Schopflocher, 1998; Burt, Kemp, & Conway, 2003; Kemp, Burt,& Malinen, 2009; Robinson, 1992），但同时更是基于情境或事件的共同特征，如相同的地方、人（Andersen & Baum, 1994）、目标、动机（Woike, 2008）或情感（Bower, 1981; Conway, 2003）。由于与主要记忆的联合，主要记忆被激活的同时网络记忆也会被激活，两者都同样作用于评估过程。

自我决定的理论视角

自传体记忆附录了最初事件被体验时的特征，这种方式主要由个体在编码是的目标决定（Conway, 2008;Conway & Pleydell-Pearce, 2000）。例如，同样是参加一场体育竞技比赛，甲的首要目标是打败对手，当其失败后便会不可避免的遭受严重的意志受挫，这场竞技比赛便以消极的标签被记忆编码。与之相反，乙参加比赛的目标是重在参与、乐在其中，如此，即使他最后失败了，但他本次比赛也会以积极的标签被编码。因此，个体编码时的工作目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事物体验的分类，而分类将会附录进自传体记忆中去（Conway &

Pleydell-Pearce, 2000）。

尽管个体的目标会随着情境而变，但是自我决定理论（Deci & Ryan, 2000）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在追求三大心理需要的满足：自主、能力和关系。自主，即行动不受限制且真实。能力，即有效、灵验的感觉。关系，即与其他个体联系在一起，被大家爱，也爱大家。众多研究者强调了这三大心理需要在特定事件、跨地域、跨文化的重要性和基本性（如，Deci et al.,2001; Sheldon, Elliot, Kim, & Kasser, 2001），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与个体的自我管理能力（Grolnick, McMenamy, & Kurowski,2006; Ryan, 1995）及主观幸福感正相关（如，Meyer, Enstrom, Harstveit, Bowles, & Beevers,2007; Reis, Sheldon, Gable, Roscoe, & Ryan, 2000; Sheldon,Ryan, & Reis, 1996）。

由于三大需要的基本性和显著性，三大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紧密关联了自传体记忆。最近的研究（Philippe, Koestner,Beaulieu-Pelletier, & Lecours, in press）发现，需要满足在自传体记忆中是一个基本的成分，另据过去的研究发现，需要满足也是自传体记忆中的一个显著成分。很重要的一点是，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客观情境不仅仅是不是需要的满足就是需要受挫的情形，而是应该视情境是否为个体所觉察而定（Deci & Ryan, 2000）。可以推测，个体是能够反思其自传体记忆中是需要受挫还是需要满足的状态（Philippe et al., in press）。

我们认为，个体对环境的知觉不是需要满足就是需要受挫，这至少部分地是由为自传体记忆所决定的。因此，如果被情境激活的整个记忆网络包含了需要满足，那么可以推断，对情境的评估就是为了满足心理需要，故而提示心灵成长的可能和自我塑造的机遇。评估过程继而引发情绪触发个体对环境的积极情绪体验（Fredrickson, 2001）、较低水平的消极情绪反应和情绪调节（Hodgins & Knee, 2002）。反过来看，如果整个记忆网络包含需要受挫的表征，那么对情境的评估将是受挫的，继而给个体和心理成长提示某种潜在的威胁，同时也会导致特定消极情绪体验（Hodgins & Knee, 2002）。

实证依据

最新的实证研究支持一个综合模型。首先，自传体记忆的评估程序会搜集某些线索（如，电影片断）或给定主题（如，浪漫关系）的记忆内容。再则，这种评估搜集的记忆网络会结合其他的自传体记忆，而自传体记忆又关联主要记忆，从而可以解释自传体记忆网络的测量问题。不同的记忆成分（如，效价、需要满足、重要性）也可以以自我报告的形式来测量，包括主要记忆和网络记忆（Philippe et al., 2009）。另一项研究表明,自传体记忆网络中的需要满足成分与其中的其他成分不同,如重要性、显著性、排练、分享、能力、亲密行为和成就动机（Philippe et al., in press, Studies 1 and 2）。此外，自传体记忆中的需要满足被发现是幸福感评分（包括他评分）的最好预测因子（Philippe et al., in press; Philippe, Koestner, Beaulieu-Pelletier, Lecours, & Lekes, 2010, Study 2）。而且，主要记忆和网络记忆中的需要满足可以单独预测个体幸福感。这项随后的研究发现，自传体记忆网络化的管理是记忆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据另一项控制实验设计发现，个性化关键词的暗启动与被试的自传体记忆网络有关，诱发了随后更高或更低的幸福感评分，这都依赖于记忆网络的启动是否不是需要的满足就是需要的受挫（Philippe et al., 2010, Study 3）。这项随后的研究支持了本论点，即当个体的自传体记忆网络被外部线索所激活之后，个体的评估过程因受到影响而表达为需要受挫或需要满足。

目前的研究

上述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理论，即自传体记忆的特殊组织网络化对个体的情绪体验有重大影响。然而，上述研究只关注自传体记忆的一般类型（如，自我定义记忆；见Singer & Salovey, 1993）和非常一般性的结果（幸福感）。此外，自传体记忆对情境的依赖性质没有得到考察。在本研究中，我们寻求发现自传体记忆网络中的需要受挫与消极情绪体验的关联。也就是说，与特殊的主题相关（如，无能、拒绝、压迫）的自传体记忆网络在理论上应该会与消极情绪体验有关联。再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我们预测自传体记忆中的需要受挫与消极情绪的关联是独立于记忆网络的效价之外的。研究一通过检验关联损失主题的需要受挫是否只与抑郁消极情绪关联,而不与非抑郁的消极情绪关联,以此来考察自传体记忆网络的特异性。研究二考察两个自传体记忆网络关于情境愤怒反应的预测效价，一个主题相关，一个主题无关。

研究一

个体在其生活中不断地遭遇损失，如对自己很重要人物的死亡、重大的失败、被人抛弃、健康问题及地位下降等。亲历损失情境或觉察关于损失的线索都会触发特殊的自传体记忆，这种记忆具有损失标签。在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发现，损失与抑郁情感相关。据《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报告，抑郁状态伴随着悲伤、内疚、自我贬低、兴趣缺失及高兴不起来等情绪体验。因此，如果结合激活的记忆网络，损失相关的情境被评价为需要受挫，那么个体就会体验到抑郁情绪。随着时间延续下去，这种个体会不断地体验到抑郁情绪，这也多见于抑郁情绪体验的报告中，而非其他消极情绪报告中。因此，我们假设，损失相关的自传体记忆网络的需要受挫，与抑郁情绪显著相关，与其他消极情绪无关。

我们也强调，自传体记忆不同于对生活事件的直接测量。换句话说，个体在生活中体验到许多损失并不一定会报告更高的需要受挫。与自我决定理论及情绪记忆网络理论一致，生活事件是如何被体验、编码及组织成网络等这才决定了情绪结果，而不是生活事件的数量和重大程度。我们预测两个在生活事件的数量及重大程度相近的人，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报考记忆网络中的损失及需要受挫。在记忆网络中的这些不同应该与各种明显不同的抑郁情绪相关。因此，我们预测需要受挫与严重的抑郁情绪相关，甚至在控制生活事件的数量及其影响之后也是相关的。此外，神经质在抑郁情绪体验中伴有重要角色，所以本研究控制了神经质这一影响因素。最后，与以往的研究一致，我们预测甚至在控制自传体记忆网络的效价之后，需要受挫与抑郁情绪依然相关。

方法

被试 215个大学生，男生27个，女生188个，平均年龄22.72岁，SD=4.88，全部来自加拿大大学。

测量

神经质使用《十项人格问卷》（Gosling, Rentfrow, & Swann, 2003）评估神经质。这一简明问卷用两对形容词来评定五个人格因素。该问卷与《大五人格问卷》的相关在0.65-0.87之间。本研究中，两对形容词用来测量神经质。要求被试对每对形容词作七点评分（如，“我认为自己是…焦虑的、易高兴的”）。此量表信效度合理（(Ehrhart et al., 2009; Gosling et al., 2003）。本研究中，两对形容词间的相关为0.47。

抑郁和非抑郁情绪《情绪分化量表IV》（Izard, Libero, Putnam, & Haynes, 1993）使用36个项目评定12种不同的情绪体验。三个项目评定一种情绪，对每一种情绪作里克特五点评分。积极情绪包括高兴和兴趣，消极情绪包括愤怒、悲伤、厌恶、轻蔑、害怕、内疚、害羞及对自己的敌意。惊讶包含12种情绪，可以认为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项目如

“咋你日常生活中，你多久一次…?”,“对某事感觉到高兴”，“感到气馁，不能搞定，一切都乱糟糟的”（悲伤），“感觉自己做错了一些事情”（内疚）。本研究中，抑郁相关的情绪被被用以标签抑郁情绪，如内疚、悲伤、敌意、兴趣缺乏及愉悦感减少。这些情绪都与损失有紧密的关系（Blumberg & Izard, 1985, 1986; Izard, 1972）。克伦巴赫系数为0.85。除此之外的所有情绪用来标签非抑郁情绪，如愤怒、轻蔑、厌恶、害怕、羞耻和害羞。克伦巴赫系数为0.83。由于惊讶既可以是积极的，又可以是消极的，（Izard et al., 1993; Machleit & Eroglu, 2000）所以被排除在外。

损失性生活事件量表本研究使用稍许修改的《生活事件量表》（）。两个研究者检查了此量表的82个项目，仅仅保留了与损失体验密切相关的项目（）如，家庭成员或亲密朋友的死亡、失恋、解雇或离职等）。整个量表最终保留了18个项目。对于每一个项目，被试要评定自己是否曾经历过此类型的事件，如果是，需要对此事件给自身的影响做1-7分的评分，1表示没有影响，7表示有极大影响。肯定性回答项目的总数及影响的平均分将被标准化和平均化，以计算研究结果。

情绪记忆网络评定问卷(EMNA）

损失记忆描述 EMNA问卷用于测量自传体记忆网络.本研究中,被试被要求描述自己关于重大损失方面的记忆。问卷首先要求被试描述“关于一件重大损失性事件的个体记忆（如分离、死亡、抛弃、重大事件的损失等）。”为了便于其他人能够理解，要求被试描述记忆事件的具体细节。

需要受挫的损失记忆要求被试结合假定事件发生对自己的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评分，以里克特7点评分，-3表示非常不同意，+3表示非常同意，0表示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使用两个项目评定自我决定理论所假设的三大需要。如评定自主的项目有“我做事很自由，思维也毫无拘束”；评定能力的项目有“我感觉我的反应是适度的”；评定关系的项目如“我感觉自己与一个或更多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些项目均来自于以往的研究（(如，Reis et al., 2000; Ryan, Rigby, & Przybylski,2006; Sheldon et al., 2001），用以评估曾经经历的体验。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这些项目能适度地区分三大需要，同时涌现出二阶因子，这提示三大需要合并的可能性（如，Deci et al., 2001; Gagné, 2003; Hagger, Chatzisarantis, & Harris, 2006; La Guardia, Ryan, Couchman, & Deci, 2000）。此外，Philippe 等人的研究显示，被试在记忆描述中自我评定的需要满足得分与独立评分者评定得分之间的相关达0.7。因此，被试的自评得分可以认为是可靠且有效的。所有项目反向编码用来标签需要受挫，所有项目的平均得分作为测量损失记忆中需要受挫的指标。该指标的克伦巴赫为0.73。

损失记忆效价要求被试对遇到此类情境时的情绪效价进行评分，以里克特七点计分，从-3（非常消极）到+3（非常积极）。与回避损失记忆效价的研究相反，此评定程序展现了整个测量过程。

网络记忆为了评估自陈主要记忆中的网络记忆，EMNA进一步要求被试回忆并记下与主要记忆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个性化记忆，并对其记下的每个记忆事件做一个笔述。给被试最大七个空间，要求其描述网络记忆。然而，他们被告知不用报告太多的记忆内容。他们只需记下那些同时浮现在脑海里的记忆。因此，被试可以在1到7之间自由回忆任何数量的网络记忆。但是，却只分析最开始的三个记忆1。在描述了所有的网络记忆之后，对被试使用相同的项目和量表评定网络记忆，要求被试评定需要满足的程度。与Philippe及其同事（2009）的计分规则一样，考虑到计分时网络记忆的数量，所以要将每一网络记忆中需要满

1我们要求被试提供七个连接记忆的一个最大值（见Philippe et al., 2009）。但是，我们发现，仅最初三个关联记忆对结果有预测价值。随后的四个记忆很少有被试全部完成，变异与最初的三个记忆不是过剩就是相等。此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一致，这意味着仅最初几个对问题的回答自发地浮现出来，这被认为是他或她最有影响的构念的代表（Higgins, King, & Mavin, 1982）。

足的得分平均。反向编码此分数用以评定需要受挫，标签网络记忆中的需要受挫。要求被试确定其所报告的网络记忆仅限于积极和消极两种截然分明的情绪类型，要求对其情绪按照上述的量表评分。这些评分被平均以后度量网络记忆的效价。

整体记忆网络（OMN）需要受挫和效价与情绪记忆网络理论（Philippe et al.,2009）一致，由主要记忆及其相关的网络记忆的整个记忆网络才是最重要的，而非记忆的单个成分独自地发挥着作用。损失记忆需要受挫得分和网络记忆需要受挫得分被平均用以度量OMN 需要受挫。对效价执行同样的程序，把损失记忆效价得分和网络记忆效价得分一起平均，用以度量OMN效价。

程序随机选择来自加拿大大学的被试，发电子邮件解释我们的研究主题为人格和记忆。以125美元奖品为报酬。告知被试本研究的内容之一是进入一个安全网页填写一份在线问卷。使被试相信他们的反应将得到保密。被试登陆一个安全网站，点击特定的按钮同意研究协议，然后按照真实情况填写问卷。完成问卷的过程会被计时。所有被试完成问卷的合理时限在15分钟到1小时之间。被试按顺序完成神经质量表、生活事件量表及情绪问卷。最后，必须指出，所有的被试最后都完成了EMNA。

结果与讨论

相关关系（见表1）显示，损失记忆中及网络记忆中的需要受挫得分及其均即OMN需要受挫得分，与抑郁和非抑郁情绪正相关。但是，OMN需要受挫、损失记忆需要受挫或网络记忆需要受挫与抑郁情绪的相关显著强于同非抑郁情绪的相关，ts(212)>2.83,p<0.01。损失记忆效价、网络记忆效价及两者的平均值，即OMN效价，与抑郁情绪弱相关，除开网络记忆效价与非抑郁情绪较弱但显著的相关之外，与非抑郁情绪无关，p<0.05。部分相关显示，在控制非抑郁情绪之后，OMN需要受挫、损失记忆需要受挫和网络记忆需要受挫与抑郁情绪正相关（r p s>0.34,p<0.001）。然而，在控制抑郁情绪之后，这些变量都与非抑郁情绪无关（r p s<0.08,ns）。最后，神经质同时是抑郁及非抑郁最重要的预测因素（rs>0.57,p<0.001）。此外，损失性生活事件与抑郁和非抑郁性消极情绪正相关，但与OMN需要受挫和OMN需要效价及二者的分开得分均无关。

我们预测抑郁情感得分超过损失相关的主要记忆中的需要受挫得分,因此使用回归分析考察网络记忆需要受挫的额外角色。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网络记忆中的需要受挫可以预测抑郁情感中额外的 6.4%的变异，超过了损失相关的主要记忆预测能力，F(1,212)=16.12,p<0.001。因此，考虑到情绪体验的方面，网络记忆表现出增加的预测效度超过了主要记忆。这进一步支持了“整体自传体记忆网络的重要性大于单个主要记忆”的观

点。

回归分析验证，需要受挫优先于损失相关的自传体记忆的效价。结果显示，同时考察OMN效价和OMN需要受挫时，OMN需要受挫仅仅显著预测了抑郁情感，解释了11.9%的效价变异，F(1,212)>30.16,p<0.001。这表明，记忆中的需要受挫相对于记忆的效价能更好地预测消极情感体验。

将OMN需要受挫、神经质和生活损失事件作为外源潜变量，将抑郁和非抑郁情感作为两个内生变量，控制两种类型消极情绪的变异，进行路径分析。为了控制效应，路径由所有的外源潜变量到内生变量。这种验证模型的拟合指数非常高，通常都不具体给出来。但是，对路径系数却很关心。图1为最终模型。如图所示，OMN需要受挫与抑郁情感正相关，即使控制神经质、损失性生活事件及抑郁非抑郁情感的共变异之后，情况依然如此。此外，正如假设的那样，OMN需要受挫与非抑郁情感不相关。OMN需要受挫与抑郁情感之间的路径系数显著不同于与非抑郁情感之间的路径系数，t(213)=2.46,p<0.05。这些结果支持我们的假设，及损失相关性主题记忆网络中的需要受挫与抑郁情感显著相关，但与理论上不与损失相关的其他消极情感无关2。最后，控制年龄或性别之后并为改变这一结果。此外，OMN需要受挫与神经质和损失性生活事件都没有相互作用。

结合一起考虑，研究一的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假设。首先，损失性记忆网络中的需要受挫与抑郁情感有明显的关联，但不与非抑郁情感相关。尽管研究一只是相关设计，这些关系之间的方向并不清楚，但是这一结果表明，自传体记忆网络可以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而且，这也支持这样一个假设，即自传体记忆是情境依赖性的，特定主题的自传体记忆网络与特定主题相关的情绪体验是相关的，但与非主题相关的情绪体验无关。再则，主题依赖的假设即使在控制神经质、损失性生活事件之后依然成立。最后，研究一表明，较之记忆的效价，记忆中的需要受挫与消极情感的相关更强。

2OMN需要受挫与单独的情绪之间的相关也得到了验证。结果显示，OMN需要受挫与六种非抑郁性消极情感的相关在0.15-0.22之间，同五种抑郁情感的相关在0.25-0.34之间。这一结果表明，OMN需要受挫与非抑郁性消极情感的关系是一致性的低，而与抑郁性情感的相关一致较高。没有实例表明OMN需要受挫同特定情感的相关可以戏剧性地降低或提高OMN需要受挫与情绪两个指标中的任一个的相关关系。

研究二

研究一说明了损失性自传体记忆网络中的需要受挫与抑郁情感相关。正如引言所说，我们相信记忆影响情绪体验，因为记忆给评估过程提供信息，同时记忆决定了对情境如何反应。然而，考虑到一般情况下，横断关系的考察与一般的情感体验测量一样，研究一并不能得出任何关于记忆的指导性功能方面的结论。研究二通过验证被试的记忆网络怎样预测随后两周的情绪活动来改进这方面的问题。研究二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验证特定情绪的体验。尽管研究一区分了抑郁情感和非抑郁情感，但是两种情感类型都包含了许多的不同基本情感。研究二特别地选中愤怒的情感体验。最后，我们贼引言中假定的特定线索可以出发线索相关的记忆网络，而不能出发与线索无关的记忆网络。因此，研究二比较了愤怒相关记忆网络与内疚相关记忆网络对愤怒活动的预测作用。

更特别的是，第一组被试被要求描述一个关于被不公对待的主要记忆，这能诱发愤怒。第二组被试一个关于犯错的主要记忆，这能诱发内疚。两组被试都要描述与主要记忆相关的网络记忆，并根据自己对所记忆内容的满意程度评分。实验采用组间设计而非重复测量设计，以保证对最初的记忆网络的描述不会影响到第二个记忆网络的描述或检索。两周之后，在一个表面上看似无关的研究中，给被试看一段主人公受到不公对待的电影片段，收集被试的愤怒数据。电影片段是关于对待不公的，是用来自动激活与被试脑中浮现主题相关的记忆网络。因此，特定记忆网络中的需要受挫的水平会加剧被试对电影片段的愤怒活动。然而，关于犯重大过失的记忆网络不会被电影片段所激活，也因为其与对待不公的主题无关，所以也不会影响到愤怒活动。因此，我们假设不公对待相关的记忆网络中的需要受挫可以预测被试两周之后对电影片段的愤怒反应。此外，可以预测，犯重大失误相关的记忆网络的需要受挫与被试对电影片段的愤怒活动无关。可以预测需要受挫导致了愤怒，因为需要受挫会激活自我机制以抵制潜在的需要受挫情境。甚至可以说，愤怒被频繁激起是可以保护个体抵制危险的目标（Izard,1971）。

研究一表明神经质是消极情绪的最强预测因子。因此，我们再一次控制了这一特质。此外，因为自我控制被部分地包含与愤怒的管理之中（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所以我们也控制了这一特质。同研究一一样，我们预测主要的假设将会成立，甚至于控制了这两个特质之后依然成立。

总的来说，研究二在三个方面改进了研究一。首先，研究二使用了预测设计，因此OMN 需要受挫与情绪体验之间关系的方向可以探查，用以了解自传体记忆网络的预测效度。其次，研究二是用了一个目标记忆网络和一个非目标记忆网络，这使得我们能够测度各种OMN需要受挫类型显著预测一些消极情绪体验。再次，改进之处在于本研究控制了OMN被激活的时间点，故而也可以预测激活对于情绪活动的直接情境化结果。

方法

被试和程序被试是以班级为单位召集起来的大学生。一位女性主试介绍自己，然后号召学生参加一个关于个体记忆的研究。同意参加的被试填写一般人口统计学信息，完成神经质与自我控制量表和EMNA的两个版本。在目标版本的EMNA中，要求被试描述一项关于受到不公对待的个体记忆。在非目标版本的EMNA中，要求被试描述一项关于犯重大失误的个体记忆。选择此两个主题，是因为二者都会引发较高水平的情绪唤醒。然而，它们变成了非常不同的情感——前者诱发愤怒，后者诱发内疚（Izard, 1977; Lazarus, 1991）。两周之后，一位男性主试去到同一间教室自我介绍，然后号召被试参加一个表面上与情绪无关的实验。第二个实验不再呈现此先研究的实验指导语，引导被试相信两个实验是不同实验室的。

要求被试首先使用情绪问卷评定自己当时的情绪体验（Time 1），然后给被试呈现关于不公对待的电影短片。看完电影短片之后，被试按要求再一次评定当时情绪体验（Time 2）。若被试怀疑两个研究之间的关联，则提示他们，然后详细盘问被试，最后感谢被试的参与。没有被试猜到两个研究之间的关联性质。最后的样本有73个学生组成。目标组——不公对待的记忆网络，n=38;非目标组——重大失误记忆网络，n=38。被试的平均年龄为23.76岁，SD=6.77。完成第一阶段的实验之后，94%的被试又参加了两周后第二阶段的实验。

电影短片电影短片节选自电视连续剧《Six Feet Under》，持续时间为1分12秒。短片描述不公对待，用以诱发被试的愤怒情绪。短片内容包含了女儿与母亲打斗的场面。母亲拒绝退还女儿钱，而且对女儿言辞刻薄。画面以女儿跑出房子，重重地关上门结束。询问被试是否熟悉被节选的电视剧及所节选出来的片段。只有4个被试报告曾经看过此部电视连续剧。删除此4位被试的数据并不影响结果。

测量

神经质被试完成NEO人格问卷修改版（Costa & McCrae, 1992）中12项的神经质分量表，作里克特五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克伦巴赫系数值为0.76。

自我控制使用《自我控制简明量表》（Tangney, Baumeister, & Boone, 2004）评定自我控制。此量表由13项目组成，以里克特五点计分，1表示根本不是，5表示非常合乎。在本研究中的克伦巴赫系数值为0.75.

EMNA 研究一使用过的EMNA在研究二中再一次使用。本研究中，目标组的被试被要求描述“自己遭遇不公对待的个体记忆”，同时要回忆并写下与其主要记忆有直接或间接有关联的网络记忆。要求被试对自己的需要满足程度（α=0.69）及对记忆内容的情绪满足感进行评分。然而，本研究中，我们测量情绪满足感以替代单项目的效价测量。要求被试对报告的回忆内容进行感情上的评分，评分使用的量表是以往研究用过的14个项目的量表（Philippe et al., 2009, Study 2）。这一量表包括五种积极情绪（如，坚决的；α=0.72）、五种消极情绪（如，害怕；α=0.61）和四种愤怒相关的情绪（如，愤怒，厌恶和敌意；α=0.72）。效价和需要受挫OMN得分的计算与研究一一样，不同之处在于本研究中对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及愤怒相关情绪分开计算了OMN效价得分和整体的OMN复合得分。

情绪问卷情绪形容词项目包括20个项目的《积极消极情绪词检核表》（PANAS; 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伊扎德的11种基本情绪中的7种已经包括在该检核表内（(Blumberg & Izard, 1985: 兴趣、内疚、羞耻及害怕已经被PANAS说评定），另外种情绪项目在以往的研究（愤怒、高兴、愉快、沮丧；Tugade & Fredrickson, 2004, Study 1）中已经使用过。使用这些情绪项目评定被试在看电影短片之前（Time 1）和之后（Time 2）的情绪状态。本研究中，我们对愤怒相关的情绪很感兴趣。涉及的愤怒相关的情绪包括轻蔑、烦躁、厌恶、敌意、疯狂和愤怒。这六种愤怒相关的情绪的克伦巴赫系数在电影短片播放之前是0.82，在短片播放之后是0.78。因为我们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评定情绪，所以我们广泛地使用情绪问卷防止被试猜测本研究所感兴趣的情绪类型。积极情绪的合成指数（Time 1：α=0.88；Time 2：α=0.89）和非愤怒相关的消极情绪的合成指数（Time 1：α=0.70；Time 2：α=0.84）都进行了数据计算。

结果和讨论

操作检验对观看电影短片前后的愤怒相关情绪进行分析发现，愤怒情绪的诱发是成功的。Time 1和Time 2的愤怒的配对t检验是显著的，t(72)=2.25，p<0.05。效应大小为中等，d=0.53。这一结果表明，愤怒诱发是足够有效的。此外，两组说报告的愤怒水平没有

差异，无论电影播放前后情况都是如此，ts(71)<0.20,p=0.84。考虑到非愤怒相关的消极情绪，Time 1与Time 2没有显著的差异，所以对愤怒的诱发也是有效的，t(72)=-0.22,ns。然而被试在电影短片播放后体验到积极情绪显著减少，t(72)=3.04,p<0.05,d=0.72,因为愤怒自然地抑制了积极情绪体验，所以这以结果并不奇怪（如，Diener & Emmons, 1985）。

OMN需要受挫和愤怒激发由于记忆网络是针对主题的，即会被特别的情境所激活，所以我们假设与不公对待相关的OMN可以有电影短片所诱发，特定OMN的需要受挫可以正向预测被试对电影片段的愤怒反应。与之相反，与犯重大损失相关的OMN需要受挫却与看电影短片的愤怒反应无关，这是因为这一网络与电影短片描叙的情境无关，故而也不会被这些线索所激发。

为了验证这些假设，我们将Time 2的愤怒作为依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自变量为Time 1的愤怒水平、分组条件（0=犯重大失误的OMN,1=不公正对待的OMN）、OMN需要受挫、分组与OMN需要受挫的交互作用。此外，将神经质和自我控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此模型中。结果显示，在控制了Time 1的愤怒水平（β=0.70，p<0.001）之后，组别与OMN需要受挫的交互作用可以显著预测Time 2的愤怒水平（β=-0.28，p<0.05）。其他效应都不显著，包括神经质和自我控制、前两者同组别的交互作用、组别与OMN的交互作用。此外，控制年龄或性别都不会改变此结果。

图2呈现了交互作用的示意，与Aiken和West推荐的交互作用一致。如图所示，在对待不公记忆网络中，当OMN需要受挫少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换句话说，即当OMN表现出较弱的需要受挫）时，愤怒反应较弱。当OMN需要受挫多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即当OMN表现出较强的需要受挫）时，愤怒反应较强。然而，在犯重大失误的记忆网络组，相关于犯错的OMN需要受挫的所有水平与愤怒水平无关。简单效应分析显示，不公对待记忆网络组的斜率是显著的，t(71)=-2.56,p<0.05。这些结果表明，OMN中关联不公对待的需要受挫易化了被试对电影短片愤怒反应。最后，犯错误的记忆网络组结果不显著，t(71)=0.27，ns，这说明关联犯错误的OMN需要受挫对电影短片诱发的愤怒的体验没有作用。

主要情绪记忆和网络记忆之间的区别也得到了验证。尽管假定将二者结合起来会有最高水平的预测效力——因为整体记忆的重要性要大于记忆的单个成分——但是考察二者中何者对愤怒反应的影响更大也是十分有趣的。因此，我们在进行了两次回归分析，回归分析主

要情绪记忆中的需要受挫及其与组别的交互作用；回归分析网络记忆中的需要受挫及其与组别的交互作用。因变量和控制变量同上文一样。结果显示，主要记忆中的需要受挫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或者网络记忆中的需要受挫同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相应地β=-0.21,p<0.10,β=-0.26,p<0.05。这些结果表明，主要记忆和网络记忆都是起作用的。

进一步分析考察效价的作用。将整体OMN效价得分、积极情绪OMN得分、消极情绪OMN 得分、愤怒相关的OMN得分分别加入回归分析。对于这些变量中的每一个，它与组别的交互作用也被加入到回归分析中。此模型中的其它变量同上面提到的变量一样。结果显示，对于任何OMN效价相关的变量，交互作用或主效应都不显著。此外，他们也没有影响到OMN需要受挫同组别的交互作用的显著性。这些结果因此也表明，较之OMN效价和情绪，OMN需要受挫可以广泛预测愤怒反应。我们也验证是否OMN需要受挫或OMN效价可以预测积极情绪反应或非愤怒相关的情绪反应。OMN需要受挫和OMN效价及二者同组别的交互作用都不能显著预测对其他类型情绪的反应（ps>0.32）。最后，控制年龄和性别不影响上述结果。

因此,总体来说,结果表明OMN需要受挫对情境情绪反应有重要影响。此外，本研究发现记忆网络是主题依赖的，只有当记忆网络与电影短片的主题有关联时才会影响到情境情绪反应。另外一些关联其他主题的记忆网络没有被激发，因此也没有影响到情境情绪反应。这些结果也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记忆网络中的需要受挫不是个体整体消极功能的代理方。非目标组报告高水平的相关犯重大失误的OMN需要受挫的被试并没有对不公对待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愤怒。而且，即使控制神经质和自我控制等一般特质之后，结果依然成立。

综合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验证自传体记忆对消极情绪体验的自动指导作用。两个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特定的情境下是自传体记忆导致了个体的消极情绪体验。更振奋的是，当自传体记忆被主题相关的线索所激发后，自传体记忆内在的需要受挫表征编码与消极情绪体验是有关联的。这一机制有着持续和一般的情绪结果（研究一）及情境化结果（研究二）。而且，这些结果并不是用于一些常见的特质所影响造就的，如神经质或自我控制。总体上说，自传体记忆中的需要受挫表现得好像是影响个体评价和消极情绪体验的途径。

本研究开展的系列研究发现特定主题的自传体记忆对特定主题的相关的消极情绪体验有自动指导功能。研究一说明，与损失相关的记忆内的需要受挫与抑郁情绪体验相关，但不与非抑郁消极情绪相关。对于此结果的一个解释是损失相关记忆网络频繁被生活体验中的各种线索所激活。无论什么时候遭遇类似的情境或线索，损失相关记忆网络就会激活，通知评估进程需要是满足抑或受挫。如果根据激活记忆网络包含的信息，损失相关情境被评估为需要受挫，抑郁情感就会被体验到。随着时间推移，处于需要受挫损失相关记忆网络的个体就会在其生活中体验到高频率的抑郁情感。反过来说，处于需要受挫（或甚至包含需要满足表征）较轻的损失相关记忆网络的个体将会体验较低频率的抑郁情感。

研究二有效地、令人信服地考察了主干效应。研究二结果表明，相关特定主题（如不公对待）的记忆网络中的需要受挫记忆成分可以预测相应情绪（如愤怒）。此外，研究二也表明无关主题线索（如犯重大失误）的记忆网络不会被激活，即使是很明显的线索也不能激其情绪反应。研究二表明，相关犯重大失误的记忆网络中的需要受挫与不公对待主题的电影短片预期诱发的愤怒情况无关。这些研究结果发现，自传体记忆在情绪体验中的作用不仅是依赖于主题的，而且是独特的。综合考虑，研究一和研究二表明，自传体记忆网络对特定的情绪结果拥有相当的预测效度。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尽管单一的自传体记忆可以预测情绪结果，但是与其相关的网络化记忆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情况确实如此，在预测消极情绪方面，网络记忆的变异

要大于主要记忆（如，主要将记忆直接相关被评估的主题）所引起的变异。网络记忆最迷人的方面是，网络记忆不必要与主要记忆的核心主题合乎历史逻辑的相关。例如，网络记忆可以适合与各种主题，或者说它们可以包含无关主要记忆核心的情绪方面。然而，这些网络记忆将特定消极情感作为需要受挫的一种功能，因为网络记忆与主要记忆基于分享特征的关联。网络记忆因而对困难的情绪事件，表现得如一个缓冲器或增强剂。记忆网络属于需要受挫或满足的程度可以改变困难事件被觉知的方式及消极情绪体验的程度。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网络记忆的潜在的缓冲或增强效应。

本研究表明，自传体记忆中的需要受挫较之效价或记忆网络特征化的情绪在预测情绪体验方便更为有效。从幸福感的角度考虑，相似的结果也是可以得到（Philippe et al., in press）。为什么需要满足或受挫比效价或情绪记忆更重要？首先，心理需要和情绪关系密切（如，Sheldon et al., 2001）。但是，心理需要反映了基本的动机或目标，同时目标被认为是浸透于自传体记忆内的（如，Conway, 2003）。这些需要是与个体的心理成长目标是缠绕在一起的。生活境遇是自动的评估的，是同外部情境导致个体幸福感的程度想一致的（Lazarus, 1991）。此外，凭借理论认为，目标是为了预测情绪诱发。过去的需要满足或需要受挫对个体最近的评价过程和情绪体验有着较过去的积极或消极情绪有着更深远的影响。例如，热情与目标的关系并不紧密，却被个体视为潜在或实际目标成就的结果。因此，记忆评估中的需要满足较记忆中的情绪能更好地捕获认知和情绪的痕迹。

本研究的局限也不容回避。首先，仅将自我报告的情绪信息作为结果变量。进一步研究应该使用心理测量或他评程序从不同角度展现有效性。第二个局限是是，仅评价了情绪体验，然而许多情绪进程对个体的情绪体验的影响已经被以往的研究所强调，包括情绪管理（如，Gross, 1999）、处理策略（如，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和不同的评价类型（如，Lazarus, 1991）。依然不清楚的是，需要满足记忆网络是否激活了情绪进程来管理消极情绪体验；当需要满足记忆网络运行时，是否只有消极情感没有得到激活；或者是否是两种情形同时存在。未来的研究应该探讨这一问题。第三，研究一研究二都是基于这样的假定才成立的，即一旦有特定线索出现，个体的记忆网络是自动被激发的。然而，本研究并没有直接给出这方面的证据。神经心理学研究或许需要检验一下此条假设。最后，我们的取样没有囊括足够大量的男性被试，这或许弱化了对性别变量的考察。因此，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的研究结果的解释需要审慎。

总得来说，本研究首先强调了自传体记忆网络对主题相关的消极情绪体验的自动指导功能。此外，自传体记忆中的需要受挫和记忆管理网络化应该是影响个体情绪体验的关键进程。因而，考察需要受挫表征在自传体记忆网络中的的作用在扩展情绪研究领域的坦途上也应该是会丰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