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读梁启超《新史学》
读梁启超《新史学》《新史学》是梁启超先生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提出了许多对中国史学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观点和理论。
本文将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题，对其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和分析。
首先，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复古与提倡新”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的古代历史学已经停滞不前，需要与西方现代史学相结合，借用西方学术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方法来推动中国的历史学发展。
梁启超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史学的成果，以现代历史学为基础，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
其次，梁启超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他认为传统的史家倾向于重视史实的收集和整理，而忽视了对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研究。
梁启超主张历史研究应该注重对历史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分析，以及历史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探究。
他提出，研究历史应该关注历史事件的发生背景、内在逻辑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历史事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本身的描述和记录。
此外，梁启超还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大历史观”的概念。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超越个别事件和时间的限制，而是要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把握历史的大趋势和规律。
梁启超主张，研究历史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把握历史发展的整体和全局，以及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他主张将历史研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从而深入理解历史的本质和意义。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一次重要反思和创新。
他提出的“复古与提倡新”的观点，倡导学习西方历史学的成果，以现代历史学为基础，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
他还提出了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批判和反思，主张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分析，以及历史背后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探究。
此外，他还强调了对历史的宏观研究和历史发展的整体把握，提出了“大历史观”的概念。
《新史学》是梁启超思想的一次重要体现，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
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梁启超的《新史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从历史研究的角度重新思考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较为突出的思想是“史实至上”，它要求历史研究者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过度地投射到研究对象之中。
研究者应该遵循史实，尊重事实，客观地呈现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
这个思想对我产生的启示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客观看待事实，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事实之上。
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了“三史并重”的思想，即对传统历史、文化史和社会史同等重视。
这让我有了更全面地理解历史的能力，并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注重从多个角度考察历史事件。
同时，梁启超也极力强调了历史研究者必须具有批判性思维，不能盲目地接受一切史料。
这也是一个在学习和生活中都需要强调的重点，我们必须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身边的事物，并做出正确的判断。
最后，梁启超也重视历史的价值观、道德价值、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运用历史服务现代”的思想。
通过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我们可以明确发现历史对现代的影响和启示，从而更好地为当代社会服务。
总之，梁启超的《新史学》立足于“史实至上”的基础上，注重了历史的多方面研究和价值观的探索。
读完这本书让我感到很有收获，也让我认识到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不足，需要更开放、全面、批判性的思考去应对现实问题。
除了以上几点，梁启超《新史学》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思想值得探讨。
首先，梁启超强调了历史研究中要注重比较和联系。
他认为通过比较和联系可以发现历史事件的普遍规律，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
在当今世界多元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比较和联系思维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不同国家、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尤为重要。
其次，梁启超还关注了历史研究方法的革新。
他强调历史研究需要创新思维，注重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化技术、信息化设备等，以更高效、更精确的方式收集、整理、分析和呈现史料，提高历史研究的水平和质量。
论梁启超“新史学”思想
论梁启超“新史学”思想
孙飞虎
【期刊名称】《历史学研究》
【年(卷),期】2024(12)2
【摘要】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翌年发表《新史学》,这两篇宏文开启了近代中国史界革命的历程。
在《新史学》一文中,梁启超猛烈抨击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君王谱牒,提倡以探索社会发展进化规律为主的新史学及以全体国民为主体的新通史,希望为社会政治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学术启蒙的作用,对当今史学研究者也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页数】6页(P144-149)
【作者】孙飞虎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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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史学名词解释
梁启超新史学名词解释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核心在于批判传统史学的弊端，强调历史研究应以“求真”为首要任务，以“致用”为目的。
首先，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而忽略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涵盖更广泛的主题，包括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变迁、文化的传承等方面。
二是传统史学过于追求“致用”，即服务于政治和道德教化，而忽略了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其次，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应以“求真”为首要任务。
他主张通过科学的史料考证和严谨的研究方法，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同时，他也强调历史研究应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
最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引导了史学研究的转型。
同时，他的思想也激励了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探索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理论。
它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梁启超新史学原文
梁启超新史学原文
《新史学》是梁启超撰写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此篇文章收录于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提倡“新史学”、“史界革命”时期的史学著述四种，即《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地理大势论》中。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史界革命”的理念，呼吁以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历史，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转型。
他认为，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过于注重政治和军事事件，而忽视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因此，他主张应该从多角度、全面地研究历史，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真相。
赏析方面，梁启超的新史学观点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的“史界革命”理念不仅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强调全面、多角度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同时，他的新史学理论也为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作者：刘书凤来源：《学理论·下》2019年第07期摘要：梁启超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奠基者，他的史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主要内容包括：批判传统史学、进化史观、因果律、辩证的英雄史观、倡导史学的科学化、新史学的自省性以及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等内容。
这些是梁启超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并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梁启超;史学;思想;因果律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7-0133-02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他一生所撰史学著作颇丰，如《中国史叙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史学》《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以及《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等，他的史学思想前后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一、梁启超从事历史研究的初衷近代民族危机严重，变革的呼声日益强烈。
在史学领域，变革传统史学，建立近代史学也是历史的趋势。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判旧史学：“虽读尽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故“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皆所当从事。
”[1]91梁氏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了解历史来明了自身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自豪感。
故“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1]91，将史学提到了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
当然，梁启超也注重史学的资鉴功能，以及史学可以明道等，但就其主要目的来说还是为救亡图存服务。
“新史学”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的美国，之后在1912年，詹姆斯·哈維·鲁滨逊集结成《新史学》（The New History），成为美国新史学的理论代表作。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学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他是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思想领袖之一。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以及其在中国历史学发展中的作用。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历史的重新评价以及他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
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文化虽有其特色和价值，但也有其弊端和局限，应当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不能盲目崇拜。
在对待国家历史时，梁启超倡导“国史”观念，即将中国整个历史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规律，反对片面夸大某一朝代的重要性。
梁启超还关注历史研究方法的改进，提出了许多新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历史的重新评价体现在他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观念之中。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也有其弊端和限制。
他不赞同传统文化经典的绝对崇拜，而是提倡应当以批判的态度对待。
他提出“敬古而不迷古”之说，主张对古代文化应当敬而不崇，尊重而不盲从。
他认为，古代文化应当以现代的审美和伦理标准来衡量，不能盲目追随古代。
梁启超关注历史研究方法的改进，提出了许多新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在历史研究方法上，梁启超提出了“大历史”、“微历史”和“中间历史”等概念，倡导综合比较、批判评价和发展演变的研究方法。
他主张历史研究应当既关注整体史观又关注局部史观，不仅要研究整个历史的发展规律，还要研究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
他还倡导研究历史时应当注意历史的发展演变，不仅要重视历史的静态描述，还要重视历史的动态变迁。
他提出了大量新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手段，为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读梁启超《新史学》
读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的《新史学》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学中的经典之作，由梁启超创办南社时发表于《南社丛刊》第一辑的《新史学序言》一文，其后又以《新史学》为名系列出版。
这部著作对中国史学的学科范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更对当时的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新史学》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历史思潮论”，梁启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历史思潮所推动和引领的，同时他提出历史应该是批判式的，要注重对史料的筛选和分析，不能轻易的纯粹接受传统的历史观点，并主张要对历史进行持续的批判和改造。
首先，梁启超在《新史学序言》中详细阐述了“历史思潮论”的概念。
他认为历史思潮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通过对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认知和评判，深入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
他指出，历史思潮是人类思想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进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观点和新理论。
梁启超认为，历史思潮不仅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政治，更深刻地塑造着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其次，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强调历史研究要注重批判性思维。
他认为历史是由史料构建起来的，而史料则是由史家选取和编辑的。
所以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必须对史料进行筛选和分析，避免受到传统观点的束缚和误导。
他主张要以逻辑思维为基础，运用批判的眼光对史料进行评判和解读，并通过对不同观点的比较和辨析来寻找更加真实、科学的历史真相。
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梁启超提出了“社会历史”和“文化历史”的概念。
他认为社会历史应该以社会变革为主线，分析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和规律；而文化历史则侧重于研究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成就，探究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他强调社会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并认为历史研究不能只关注政治、经济等方面，还要关注人类的思想、艺术、宗教等方面的表现和变迁。
此外，梁启超对史学研究的方法也进行了探讨和提出了一些看法。
他认为史学研究应该注重经验和理论的结合，既要深入实际，结合实证，又要运用理论指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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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近代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
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
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
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
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
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
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
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
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
”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
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
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
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
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
”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
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
”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
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
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
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
”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
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
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
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
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
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
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
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
”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
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
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
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
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
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
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
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
”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
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
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
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
这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
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
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
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
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
又一条是，作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超。
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
《訄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
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