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士族
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士族的关系

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士族的关系九品中正制确立于曹魏时期,在两晋时期发展到顶峰,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确立后,九品中正制随之衰亡。
与之相应的是,门阀制度渊源于东汉,正式形成于西晋,到东晋时发展到鼎盛期。
到南北朝,门阀地主逐渐转向衰落。
到了隋唐以后,由于中央执行了一系列打击门阀地主的政策,从而使整个门阀地主趋于崩溃。
那么,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士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门阀士族与九品中正制的形成两汉时期主要以察举和征辟作为选官的方法。
主要是通过乡闾清议的方式来对人物进行评价,看其是否符合经学与德行的标准。
东汉末年,察举制已经被门阀士族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
此外,随着黄巾起义的爆发,天下大乱,战争不断,导致了“人士流移,考详无地”的局面出现。
这样一来,乡闾清议便由于失去了社会基础而不能进行下去。
曹操当政时,许多世家大族认为曹氏出身卑微,不屑与之合作。
鉴于这种情况,曹操曾三次颁布求贤令,大胆地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主张。
他认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明确指出,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是“高才异质”,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要起用他们来治理国家,来带兵打仗。
这无疑是对当时强调德治和仁孝的儒家思想的一次巨大的冲击,也是对当时用人标准的一次大纠正。
指导思想的改变,引来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对巩固曹氏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逐渐改变了东汉以来由门阀士族主持乡闾评议和控制选举局面的形势,从而为建立新的选举制度创立了条件。
这就使得门阀士族失去了操纵选举的特权,他们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受到了威胁。
于是,这些门阀士族与曹氏政权出现了矛盾。
后来,曹丕为了能够在代汉称帝时得到这些门阀士族的支持与拥护,就接受了出身颍川士族、时任吏部尚书的陈群的建议,正式确立了九品中正制度。
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演变1

学校:贵州大学学院:人文学院专业:历史年级:081姓名:孔祥涛学号:080501110109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国家命运摘要: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长期处于分裂对峙状态,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政权更迭频繁,但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其中门阀士族制度就是这一时期特有的,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这一制度的特点。
门阀士族制度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这一制度在这些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并对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门阀制度在这一时期盛行,不仅垄断了经济、政治、军事,同时还垄断了文化,所以这一时期的门阀士族在国家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国家的政权的稳定以及盛衰兴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这种制度又需要依赖国家而存在,国家的政策以及皇权的发展都会影响这一制度的发展,所以国家的盛衰兴亡、国家政策以及皇权也反过来影响了门阀士族的壮大和缩小。
关键词:门阀士族制度特点发展过程关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特权国家命运影响门阀士族制度正文:特点:门阀士族在政治上享有世代为官的特权,经济上可以按官品占田和本人及家属、衣食客、佃客等免除赋役的特权。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逍遥法外权。
西晋王朝对士族犯罪每从宽惠,不论定罪和量刑都另立标准。
士族犯罪,按照“八议”⑴,即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可以减刑和免刑,或者用金钱来赎罪。
所以后来东晋熊远说:“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⑵谈到门阀士族制度自然不能忘掉这一时期特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九品”即士人分为九等,“中正”是评定士人的官,多由世家大族担任。
因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为士族地主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
当时,家世是定“品”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就是以门资、官资作为决定品弟的依据。
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门阀士族制度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制度不是在魏晋南北朝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九品中正制的知识

九品中正制的知识九品中正制的知识大全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
又名九品官人法,分为九个等级,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
中正指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的等级由他们评定。
魏文帝曹巫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正式设置九品官人法。
曹王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220年)由吏部尚书陈群制定。
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
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
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实行的原因与初期情况:九品中正制是沿袭了东汉乡里评议的传统,在战乱时期人士流移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也是适应曹魏初期政治的特点而产生的。
1、东汉末年,代表中央政权的曹操有不少压制豪族名门浮华风气的举动。
曹操并非名门,其祖父是与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
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
因此曹操必须压抑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方豪族势力,如:破坏朋党交游便是其一举措。
但在战乱时期,曹氏政权还须依靠地方名士,因为他们在乡里有较高的声望,完全废除乡里评议是不可能的。
曹氏政权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议纳入政权轨道,使名士与政权合作。
这样以设立中正官专门执掌品第人物以备仕进参考的方式,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便对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
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议也便合法化,从而为其发展势力创造了条件。
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
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后出现的2、魏初之中正官,州为州都,郡国为中正。
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而且是现任官兼。
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曹氏政权的.目的,即把易以形成朋党浮华之风的名士私家评议收归政府统管,由郡长官推选现任官兼任中正,职掌人物的品第。
中正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一家世,一状,一品。
曹操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
所以在品第人物上,虽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学。
如《宋书·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人教版《中外历史纲要》上册第7课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曹魏
中 枢 机
东汉
尚书省、中
书省
西晋
构
尚书台
门下省
隋朝 三省六部
唐朝中后期
唐朝初期 中书门下 政事堂
汉武帝时形成以尚书为主的中朝决策机构,东汉光武帝扩大尚书台的职权,既 为决策机构又为执行机构,形成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局面。至曹魏改称尚 书省,新设中书省执掌机要,中书舍人多由寒人担任,西晋又设立门下省以分中书 省之权。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中央逐步建立三省制。
材料4:中古门阀制度……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由此派生) 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祝总斌《门阀制度》
清南 人朝
绘宋 武 帝
刘 裕
南朝宋武帝出身低微,他汲取东晋门阀专政、皇权弱小的教训, 开始启用寒庶执掌机要,选官标准由出身门第变为以文化考试为主, 门阀士族虽然继续占有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但军政权力大为削弱。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
【问题】根据材料,为什么说科举制是一项更完善的选官制度?
原因:①改善了用人制度;②加强了中央集权;③使门第不高的 庶族地主得以参与政权,扩大了统治基础;④有利于官员文化素质 的提高; ⑤有利于教育事业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二、三省流变:从政事堂到中书门下
(一)三省迭兴:东汉到南北朝
➢ 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品评人才,科举制分科取士、考试。
一、门阀兴衰: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
(二)门阀鼎盛:九品中正制
延康元年(220年),魏王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设置大中正、中 正,将各地人才根据家世和才能评定为九等,朝廷依此授官;至西晋时主要看重家 世,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满足和维护了世家大族利益,促使门阀士族正式形成。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导学案--2022届高三历史三轮冲刺

冲刺高考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专训导学案知识点一选官制度1.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
(1)选官标准:从初创时期的家世、道德和才能并重,演变为西晋时期主要看重家世。
(2)实质:成为维护士族特权的工具。
2.隋唐:科举制。
(1)形成:隋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
(2)完善:唐太宗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和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首创武举和殿试;唐玄宗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
(3)作用:扩大了统治的基础,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
官员考查和官员监察(1)官员考核:考核归尚书省吏部。
隋朝九品以上官员每年都要考核,地方官每年要派员向中央报告。
唐朝考核官员以品德和才能为标准,根据考核结果确定官员升降。
(2)官员监察:隋唐: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长官为御史大夫。
唐太宗将全国分为十道监察区,委派监察官巡回监察。
知识点二三省六部制1.历程(1)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台改称尚书省,与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三省,共同辅助决策,行使权力。
(2)隋文帝时,中央正式确立了三省六部制。
(3)唐太宗时,给品位较低的官员以宰相名号,扩大任用宰相的范围。
(4)宰相议事的地方叫政事堂,三省出现一体化趋势。
2.职能:中书省负责草拟皇帝的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尚书省负责执行,下设六部,分工处理各项具体政务。
3.意义(1)职权分工明确,又彼此制约,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2)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对此后历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知识点三赋税制度1.魏晋时期:租调制(1)魏晋时期,开始实行租调制,按户征收粮和绢帛。
(2)北魏孝文帝改革,颁布均田令,受田农民承担定额租调。
成年男子负担一定的徭役。
2.唐初:租庸调制(1)内容:除租、调外,男子不去服徭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称为庸。
(2)影响:以庸代役保证农民有较充分的生产时间,政府的赋税收入也有了保障。
3.唐后期:两税法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田赋秦朝田赋税率极高,汉初田赋税率大大降低人头税秦朝征收极重的口赋,即人头税,汉朝人头税分口赋、算赋,商人和奴婢的算赋钱还要加倍徭役更卒、正卒和戍卒宋朝:宋承唐制,征收两税,但附加税繁杂多变。
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士族

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士族魏晋之际,品第偏重门第已成事实。
《晋书·郑袤传子默附传》曰:“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
”晋以后批评选举专重家世之弊者不断。
如《晋书·段灼传》:“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论人,唯问中正。
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
二者苟然,则筚门蓬户之后,安得有不陆沉者哉。
”又赵翼《廿二史札记》:“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
选举之弊,至此而极。
”高门士族子弟往往弱冠便由吏部直接从家里铨选入仕,而不必经过察举。
在此之前,均凭借门第而得中正高品。
如傅畅,“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
谢琰,“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拜著作郎”。
王洽,“(王)导诸子中最知名,与荀羡俱有美称。
弱冠,历散骑、中书郎”。
可考的西晋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东晋则更有发展,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
从此则材料可看出门阀士族控制仕途发展之一斑。
这些直接入仕者当然都是高门士族的子弟。
吏部铨选只是高门士族直接入仕之一种方式,更具前程者是公府(含位从公)辟召。
如庾亮,“年十六,东海王越辟为掾,不就。
……元帝为镇东时,闻其名,辟西曹掾”。
王戎“袭父爵,辟相国掾”。
殷浩,“弱冠有美名,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将军辟为掾”,等等。
这种情况是因八王之乱时,皇权摇摇欲坠,参战诸王都督各自为政,自辟佐吏之风盛行。
这些高门士族子弟甚至多有选择的自由,可谓“民主”矣。
而州辟佐吏和举秀才则主要是中级士族与吴蜀士族的主要仕途。
他们便是地位稍次的所谓地方“名族”、“乡豪”的子弟。
而郡辟佐吏和察孝廉这个在东汉和魏初颇受重视的入仕道路却降为低级士族与寒庶人士的仕途了。
这种变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时已变为高门大族的工具,只重门第而轻德才。
当然这种变化是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事实上,门阀制度的确立,已使九品中正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装饰品。
九品中正制成为贵族垄断官场的工具小论文

九品中正制成为贵族垄断官场的工具小论文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是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
九品中正制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
九品中正制实行不久,就逐渐脱离了选才任官的原则,基本上没有达到唯才是举的初衷,豪门士族很快霸占了所有的中正官职,控制了选官大权 [1]。
随着士家大族的衰落,九品中正制也最终被科举制所取代。
一、九品中正制产生的原因社会政治和教育的需要,是九品中正制创建的根本原因。
中国自秦以来建立了君主集权的官僚帝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与官僚制,是其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
官僚帝国时代政治体制的这些基本特征,使选士制度的建立成为直接的社会需要。
第一,要确保各级官僚机构正常、有序的运转,必须选拔具有知识的优秀分子到各级官僚机构中充当官吏。
而要保证各级官吏的素质和官僚队伍不断地吐故纳新,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以选贤任能。
第二,一个王朝建立之后,必须要犒赏有功之臣,但是这很容易形成权贵阶层,直接威胁皇权。
因此,如何在维护官僚贵族特权的同时,维护皇权,是历代君主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建立选贤任能的选士制度,从社会下层选拔贤才来担当官僚,无疑是最名正言顺的办法。
这样,即可促进社会上下层流动,又可分解功臣世族的权力,使官僚阶层互相牵制,从而使君主专制得到维护和加强。
第三,为了确保专制王朝长治久安,就需要统一思想和社会道德规范。
选士制度“选贤任能”,可以向全社会昭示做人的标准,引导社会风尚,明确教育的任务和目标,进而达到“广教化,美风俗”的教育目的。
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的。
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是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重要原因。
曹氏父子作为皇权的代表,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在选官制度改革问题上,采取了不少抑制、打击世族势力的措施,可是,世家大族势力不断发展的客观形势,使曹氏不得不走回头路,转而和世家大族达成妥协[2]。
《古代官员的选拔》九品中正:门第之选

《古代官员的选拔》九品中正:门第之选在古代中国,官员的选拔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其中九品中正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据了重要地位。
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以门第来评定人才的等级,进而决定其是否能够入朝为官以及所任官职的高低。
九品中正制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察举制这种原本主要依靠地方官员推荐人才的制度逐渐崩坏。
战乱导致人口流动频繁,地方秩序混乱,使得察举制难以有效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曹魏政权需要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来巩固统治,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
九品中正制的操作方式大致如下:在各州郡设置中正官,中正官通常由中央政府选派的官员担任。
中正官的职责是根据家世、道德、才能等方面,对本地区的人才进行品评,将其分为九个等级,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评定的结果称为“品”,品第越高,意味着此人越有资格担任高官;品第越低,则只能担任低级官职或者无法入仕。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九品中正制逐渐演变成了以门第为主要依据的选拔制度。
中正官在品评人才时,往往更加看重家世背景。
那些出身名门望族的子弟,即便才能平庸,也能获得较高的品第;而那些出身贫寒的人,即便才华出众,也很难得到公正的评价。
这是因为中正官自身大多也出身于士族,他们与高门大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会倾向于维护士族的利益。
这种以门第为核心的选拔制度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堵塞了社会底层人才的上升通道。
许多有才华、有抱负的平民子弟因为出身低微而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只能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
这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固化,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其次,九品中正制使得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
士族子弟凭借着高贵的门第,轻而易举地就能进入官场,并且占据高位。
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掌控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资源。
这些士族门阀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相互勾结,结党营私,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威胁到了王朝的统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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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士族
魏晋之际,品第偏重门第已成事实。
《晋书·郑袤传子默附传》曰:“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
”晋以后批评选举专重家世之弊者不断。
如《晋书·段灼传》:“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论人,唯问中正。
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
二者苟然,则筚门蓬户之后,安得有不陆沉者哉。
”又赵翼《廿二史札记》:“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
选举之弊,至此而极。
”
高门士族子弟往往弱冠便由吏部直接从家里铨选入仕,而不必经过察举。
在此之前,均凭借门第而得中正高品。
如傅畅,“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
谢琰,“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拜著作郎”。
王洽,“(王)导诸子中最知名,与荀羡俱有美称。
弱冠,历散骑、中书郎”。
可考的西晋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东晋则更有发展,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
从此则材料可看出门阀士族控制仕途发展之一斑。
这些直接入仕者当然都是高门士族的子弟。
吏部铨选只是高门士族直接入仕之一种方式,更具前程者是公府(含位从公)辟召。
如庾亮,“年十六,东海王越辟为掾,不就。
……元帝为镇东时,闻其名,辟西曹掾”。
王戎“袭父爵,辟相国掾”。
殷浩,“弱冠有美名,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将军辟为掾”,等等。
这种情况是因八王之乱时,皇权摇摇欲坠,参战诸王都督各自为政,自辟佐吏之风盛行。
这些高门士族子弟甚至多有选择的自由,可谓“民主”矣。
而州辟佐吏和举秀才则主要是中级士族与吴蜀士族的主要仕途。
他们便是地位稍次的所谓地方“名族”、“乡豪”的子弟。
而郡辟佐吏和察孝廉这个在东汉和魏初颇受重视的入仕道路却降为低级士族与寒庶人士的仕途了。
这种变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时已变为高门大族的工具,只重门第而轻德才。
当然这种变化是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事实上,门阀制度的确立,已使九品中正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装饰品。
中正品第唯以血统为准,门第高即获高品,此时只须分别士庶高下便已足矣,中正品第只不过是例行公事。
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者也。
(《晋书·刘毅传》、《晋书·王沉传》)
我们纵观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选举制度的变化,其中显然是贯串着皇权由盛而衰再盛的发展趋势,而世家大族势力则相反,其趋势是在东汉末世家大族衰落,同时新出门户开始兴盛,魏晋成为士族,到东晋时成为门阀士族而达顶峰,南朝也转衰而至隋唐。
而选举制度也由东汉的重乡里评议、重孝廉才德到魏晋重家世门第、轻孝廉才德,而隋唐则又重才德──科举制。
中间有曹氏政权初期短暂的抑门第之举。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望族在地方上形成相对独立的势力是难免的。
中国古代一直是宗族制的社会。
东汉乃为世家大族,魏晋为(门阀)士族。
魏晋士族从一个个宗族来说,唯少数出于东汉世家大族,多数是魏和西晋的新出门户。
汉末魏初所抑的即是渐趋没落的世家大族,他们兴朋党和清议浮华之风,为曹氏政权所不容。
而新出门户却依靠政权先夺取地方选举中的品第人物之权,又逐步将之收归中央。
他们靠的便是九品中正制。
结果,东汉时的世家大族进一步没落了,而新出门户的势力却飞速发展,重新成为统一中央政权的威胁。
到东晋,终于出现了皇权的式微,而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也就兴盛起来。
这种现象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早期形态,特征是地方割据。
不过在中国,这个形态存在的时间却太短,它很快就成熟,两宋即向封建社会的晚期形态过渡。
这也是日本有些学者将之与欧洲中世时代相比拟的原因。
可以说,由于文化上的原因,即儒家道德观念的影响——尽管在这一时期玄学兴盛——在中国,豪门大族十分重视威望,家学世代相袭,在地方上注重破私财,赈恤贫民,调解民间纠纷,领导农业生产,协助其它宗族与乡党得以独立生存。
这种情况与欧洲的封建庄园里庄园主与农奴的情形颇不相同。
在那里,族与族之间是离心的。
而在中国,即使在动乱年月,宗族之间,各地望族之间都有一种文化上的联系,总是有一些强宗想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
当中央政权稳固,所有宗族都支持它,当其式微则力图扶助,当其瓦解,则竞相角逐,其目的也仍
是建立一个中央政权。
正因为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即同为封建社会之早期形态,中国与欧洲却有如此之区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