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九品中正制度的门阀化

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在巩固和配合门阀统治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对此，史学界亦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九品中正制一创立，就是为门阀统治服务的。

如陈清泉、郑天禄在《略论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门阀士族的兴起产生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度又巩固和发展了门阀制度”，即持这种观点。

另一种意见认为，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起初“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魏末虽然有人出来反对九品中正制，但也只是反对中正与吏部分工不明，并没有指责专重家世之弊。

一到西晋，人们议论便侧重于世族独占上品这一点上，九品中正制也是在这时不断受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和反对。

因而主张在曹魏时期，专重“家世之弊”至少还没有显著，西晋时随着门阀制度的确立，九品中正制才充当了门阀制度的工具。

持此说者有唐长孺先生。

关于九品中正制度的门阀化，我认为在曹魏之时注重门第弊病尚未显露。

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从陈群创制到司马懿设立州中正，为九品中正制的初创阶段。

这一阶段，由于门第不是定品的唯一标准，德才尚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故中正选举比较注重考察乡论，此制在选贤任能方面确曾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自司马懿设立州中正到西晋建立，是九品中正制的成熟阶段。

这一阶段，随着以司马氏为首的世家大族逐渐把持政柄，中正的威权日益加重，无论中正的选任，还是选举标准的确定，都已呈现出明显的门阀化倾向，进人西晋，九品中正制终于完成了向门阀化转变的历史过程，成为巩固门阀统治的政治支柱。

我们知道，九品中正制创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保持汉代以来乡举里选的旧传统。

早在汉未建安年间，东曹椽何夔就曾上言曹操说“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闻，使长幼顺序，无相瑜越。

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

曹操甚以为然。

或以为何夔既云“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间”，唐长孺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因那时的选举仍然按照汉代旧规，人物评价重在考察而非考试，理论上评价最合乎实际的必然是观察最全面的，那就是乡里”。

不过，所谓乡里清议，一般都是咨询某些大族、名士对于当地人才的评论而已。

由此可见，在汉末丧乱，人士流移，察举制度业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条件下，曹操尽管在政治上推行唯才是举，排斥清议的选举政策，但具体到选举任官时，仍然要兼顾到考察乡论的旧传统。

因此，用人核之乡间，也就成了曹操统治时期选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

到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中正定品依然注重采择乡论。

如《晋书·卫曦传》载或池述九品中正制初行时的情形时说“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举之本耳。

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

可见此制颁行伊始，中正主要是根据乡里清议和宗族舆论，并非依据家世阀阅，来厘定品第的高低，并以此做为吏
部选举的依据。

到齐王芳正始初年，夏侯玄在论时事议中也曾指出“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也。

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于乡党，岂不堪于任事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也”。

齐王芳即位以后，中正职权日益增大，已逐渐干扰到朝廷用人之权，故夏侯玄强调应使台阁长官和州郡中正各司其责，不使权力逾越。

“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台省长官则据中正“能否之第，参以乡闻德行之次”，以公平地授官。

由此可见，在曹芳正始年间，夏侯玄只反对中正与吏部分工不明确，中正侵夺了吏部锉选之权，但并未涉及到选举专重家世之弊。

所以我们认为，在九品中正制初创阶段，选举标准尚未舍弃德才，专讲门第，因而“魏代专重家世之弊还没有显著”之说，若就此而言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自齐王芳即位之后，九品中正制开始发生变化，并逐渐出现了门阀化的倾向。

首先，正始初年，司马懿为满足世家大族的要求设立了州中正。

州中正的设立，是九品中正制转入成熟阶段的开端，同时也是世家大族谋求控制选举的重要标志。

如上所述，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郡中正的主要职责就是考察乡论，即以德才定品。

而州都如《傅子》所说，则是总括一州清议，也是注重考察乡里舆论之意。

对于出身中小地主阶层的士人来说，由于他们本无门第可资依凭，所以这些人大多注意修饰自己的操行，以便邀取乡党舆论的好评，做为进身之阶。

故中正注意考查乡论，并以德才做为厘定品第的主要根据，对于他们自然是最理想的人仕途径。

然而对于那些出身名门大族、世为冠冕的贵宵子弟来说，由于他们大多无才少德，却有着优越的地位和显赫的家世，因此中正选举注重乡论，对这些自可依凭门第而步入仕途的世族子弟，无疑就成了一种障碍。

正是由于选举注重乡评，而不注重家世，尤其是中正依德才定品一项更不免遗漏世族。

所以，司马懿才以“案九品之状，诸中正未能料究人才”为理由，要求废除九品论人之制。

司马懿在提议废九品的同时，又积极主张设立州中正，想使州中正便于某些掌握权柄的世家大族所控制。

不过，司马懿的这一提议，当时曾遭到曹爽集团一些人的激烈反对。

如曹羲就明确指出一州之地，过于辽阔，由于州中正不了解所属郡县的情况，在选举时还须转访本郡人士的意见，这样“名日间州中正，而实决于郡人”。

然而，尽管有人反对，司马懿的提议还是为曹芳所采纳，并付诸实行。

从此以后，执掌政柄的司马氏集团就可以随意选置中正，操纵选举了，而九品中正制却放弃了先前注重乡论，以德才做为评量人物优劣的好传统，逐渐走向了反面。

其次，随着州中正的设立，九品中正制也日趋门阀化。

第一，到魏晋之际，中正职务几乎全被盘踞朝廷的世族官僚所攫取。

如《太平御览》卷肠引《傅畅自序》曰“时清定九品，以余为中正。

余以祖考历代掌州乡之论，又兄宣年三十五立为州都，今余以少年复为此任”。

按傅畅为泥阳大族，其祖傅暇仕魏，为司马氏集团
的重要成员，父傅抵仕晋，官至司徒，其兄傅宣在晋言拜御史中垂。

可见傅暇一族自魏末担任本州即秦州中正起，其子傅抵孙傅宣、傅畅，凡三世四人历代掌州乡之论，自魏至晋几乎是世袭本州中正之职。

这徉一来，由于地方大姓相继把持选举，祖孙父子兄弟世袭为中正，九品中正制遂不可避免地变为高门大族的政治工具。

第二，中正定品专重家世，不重才能。

曹魏后期，随着世家大族势力日益增长，选举标准也发生显著变化。

如西晋初年卫与汝南王亮等疏称九品中正制初行之时，“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

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夭下观望，唯以居位为先吻。

”这明显是着眼于家世门第，而非谓道德才能。

可见当朝权势子弟自可依靠门第而列入上品，这充分表明中正定品已偏离了唯才是举的标准。

到了晋初，选举专重家世之弊更为明显，如段灼陈五事疏称“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论人，唯间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

二者苟然，则擎门蓬户之俊，安得有刁枯沉者哉”。

又赵翼《世二史札记》卷九品中正条亦称“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

选举之弊，至此而极”。

可见门阀显族占踞要津，寒门庶族晋身无望，那胃选贤任能已完全流于空谈。

所谓中正计资定品，选举专重家世之弊，早在魏末时已暴露无遗。

晋代选举腐败，舍德才而讲门第，只能是魏末以来选举注重家世的进一步发展而已。

第三，当世家大族操纵选举之后，中正的威权越来越大，地方大族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早在正始年间，夏侯玄就指出州郡中正权力过大，以致酿成“天爵外通”，“庶人议柄”等种种纷乱。

鉴于这种情况，他建议吏部与中正应明确分工，各司其责，以避免中正“干栓衡之机于下”。

但从以后的事实来看，夏侯玄的建议未被采纳，中正的职权却日益加重。

如晋初尚书仆射刘毅上九品有八损疏，第一条即是“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

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

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

公无考校之实，私无告汗之忌。

用心百态，求者万端”。

第四条亦称“置中正，委一国之重，无赏罚之防，使得纵横，无所顾惮”，可见在门阀士族垄断选举的情况下，中正威福自专，为所欲为。

他们不仅侵夺政府用人权柄，任性行事，而且选举定品不实，也不许受枉者告官，结果造成“官政无绳奸之防，朝廷无赏罚之制”的局面。

这种状况的产生，与西晋门阀制度的确立有着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曹魏九品中正制的门阀化过程是从齐王芳时开始的，而其标志则是州中正的设立。

正是由于选官制度发生的这一变化，大大加速了东汉以来的世族地主向门阀士族地主的转变，并促使门阀士族在西晋时正式形成。

世家大族通过控制的九品中正制，依照门第出身制定出严格的等级界限，从而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门阀政治。

因此，曹魏九品中正制的演变及其门阀化，对于西晋门阀制度的确立实有不可低
估的影响，它既是加速门阀士族形成的催化剂，又是导致世族地主向门阀地主转变的政治杠杆。

自州中正的设立以至两晋，九品中正制逐渐完成门阀化的转变，九品中正制度最终成为门阀士族的选举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