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中国古代的草原民族文化交融
中国古代的草原民族文化交融中国历史悠久，涌现了许多古代文化的交融。
其中，草原民族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草原民族文化是指那些居住在草原地区、以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
他们的文化特点与中原文化有所不同，但两者却在交往中相互影响、融合，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草原民族文化。
自古以来，中原文明与草原民族保持着交流和往来。
这种交流除了经济贸易，更是文化交流。
历史上，中原文化曾经在草原地区的融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在汉代，汉文化逐渐传入北方，与草原民族的部落相互融合，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的草原文化。
这种文化融合，不仅促进了漠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对当地的艺术、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草原民族文化也不断地影响和融入中原文化。
历史上，草原民族的进攻和南征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威胁，这也促使中原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的交融更加频繁。
这种交融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元代的蒙古文化。
蒙古人曾经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建立了元朝，他们的统治使得蒙元文化与中原文化有机结合。
元代的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受到了蒙古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元代艺术风貌。
除了政治统一带来的文化融合，个别的统治者也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文化，这个时期的北魏皇帝倡导汉化政策，鼓励草原族群汉化，这一政策对草原民族文化的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北魏皇帝还提倡佛教，并修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使得佛教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了草原地区的宗教风俗和艺术创作。
草原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融还表现在语言文字上。
草原民族在与中原文化交往的过程中，采用或借用了中原地区的文字系统。
例如，历史上的回鹘文、蒙古文、女真文等都是在与中原文化接触之后逐渐形成的。
这种语言文字的交融，使得草原地区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元，有助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
古代草原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融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当下社会文化的遗产。
今天，在中国的北方草原地区，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种文化交融带来的影响。
中原和草原文化的融合
中原和草原文化的融合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和草原文化的融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
这个过程涵盖了古代三皇五帝时期至今。
草原文化主要指的是蒙古、西伯利亚等区域的文化，而中原文化则是泛指华夏地区的文化。
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虽然有着不同的特点，但是彼此之间的融合却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上的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主要是在汉朝和唐朝时期进行的。
汉武帝时期，汉朝与北方民族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最终实现了统一。
在这个过程中，汉朝逐渐吸收了草原民族的元素，如骑射、狩猎、羌笛、蒙古包等等。
同时，汉朝的中原文化也渐渐吸收了草原文化的元素。
例如，从汉代开始，中原地区的服装逐渐开始向外扩散，渐渐地受到草原民族的影响，出现了类似于缀满珠子的服装。
这段历史时期也是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唐朝时期，中国的疆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这也促进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
唐朝时期，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融合表现在了许多不同的方面。
例如，唐代的文艺活动更加繁荣，这也促进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互动。
唐代的文艺活动体现在了音乐、诗歌、绘画等多种方面。
至于音乐，汉朝时期的羌笛、边疆音乐风格、琴韵相生等都有其独特的风味。
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音乐方面的融合表现在了唐诗中的吟咏，也反映在绘画中的创作方式上。
这也是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传统的汗衫是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原和草原文化融合后的标志之一。
汗衫在外表上借鉴了中原的衣裳精髓，内襟上则秉承了草原民族的袍式打法。
汗衫是一种凉爽、舒适的衣服，既适合中原人的纯洁勤劳，又适合蒙古人的豪放英勇。
总体而言，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个融合带来了很多新的文化元素，使得中原文化因此更加丰富多彩。
同时，草原文化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草原和中原文化的融合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一直持续到了现代，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化来说，它仍然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中原文明与草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中原文明与草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原文明和草原文化都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化形态。
中原文明负责传承和发扬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文化和思想，而草原文化则代表着中国民族的另一面，通过其独特的民俗和生活方式为中国的多元文化增添了诸多色彩。
这两种文化的融合和冲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
1. 中原文明的特点中原文明，顾名思义，主要指的是中国的内陆地区，即黄河流域的文明。
黄河流域有着充足的水源、肥沃的土壤，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类居住和农业生产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这里的人们能够与土地和自然和谐共处，同时也能够发展出富有特色的文化。
中原文明的代表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包括了中国的哲学、诗词、书法、绘画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文化通常是由士人文化和文化精英所代表。
他们承担着传承中原文化、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
2. 草原文化的特点草原文化则是指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
草原地区气候干燥，草原植被少，但是由于其广袤辽阔，牧民们能够放养大量的牲畜，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文化形态。
正因为此，草原地区的文化主要是以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为主。
草原文化的代表则是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了马场文化、毡房文化等等。
在草原地区的历史上，草原文化是由骑射之士和农耕人民所代表。
他们承载着捍卫家园、尊重自然的信念，同时也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形态。
3. 中原文明与草原文化的融合中原文明和草原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
它们都强调尊重祖先、崇尚文化传承等等，这也让这两种文化之间有了一个重要的相通点。
在历史的长河里，中原文明和草原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很多的交流和融合。
例如，在唐朝的时候，唐太宗曾经与突厥的可汗结亲，成功地使两种文化进行了交流。
这使得唐朝与突厥之间的政治关系得到了缓和，同时也使得唐朝文化在草原上得到了传播。
再例如，在元朝时期，忽必烈打通了中原和草原之间的通道，成功地将两种文化又重新联系在了一起。
这也为元代的繁华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文化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中原与草原的冲突与统治
中原与草原的冲突与统治在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冲突与统治是一直存在的复杂关系。
中原地区，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一直是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而草原地区则是各个游牧民族的栖息地，他们依靠牧畜生活，在草原上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结构。
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冲突和统治关系，既是因为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多个层面。
首先，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冲突源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
中原地区位于中国大陆的中心，交通便利，水源丰富，适合农业生产。
而草原地区则位于中原以北，地势较为平坦，适宜畜牧业发展。
中原人民习惯种植粮食，有稳定的定居生活。
而草原民族则以游牧为生，依赖于牧畜和狩猎。
由于资源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中原与草原之间往往出现土地和草场的争夺，引发冲突。
其次，中原与草原的冲突也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统治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往往是一个强大的中央王朝的政治中心。
这些王朝通过对草原地区的统治来维护自身的权威和稳定国家边疆。
然而，草原地区的各个民族并不总是顺从于中原的统治，他们对自己的独立和自主有着强烈的追求。
这种政治的统治关系，导致了中原与草原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和争斗，使得中原王朝不得不频繁进行军事扩张来巩固统治。
另外，中原与草原的冲突也反映了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的矛盾。
中原地区素以华夏文化为主，注重礼仪和道德伦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传统。
而草原地区则有着自己独特的游牧文化，强调勇武和个体英雄主义。
这种文化和民族的差异，也使得中原与草原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和对立。
中原文化对草原民族的统治，往往被视为文化侵略，引发了许多叛乱和战争。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冲突与统治也经历了变化。
随着时间推移，中原文化逐渐融入了草原地区，形成了新的文化合成。
草原民族在统治中原地区的过程中，也逐步吸收了中原文化的一些优秀成分。
这种文化融合和民族交流，使得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冲突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相互融合和交融。
中原与蒙古之间的草原文化交流
中原与蒙古之间的草原文化交流中国的中原地区和蒙古地区是两个文化独特的地方，它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对于两个地区的文化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原地区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繁荣的经济而闻名，而蒙古地区则以其广袤的草原和独特的游牧文化而著名。
本文将探讨中原与蒙古之间的草原文化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对两个地区文化的影响。
首先，中原与蒙古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古代，中原地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蒙古地区则是游牧民族的聚居地。
古代中国的中原文化对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中原的农耕文化和手工业技术传入蒙古地区，为当地的农牧民提供了新的生产方式和工具。
同时，中原的文化艺术也通过贸易和交流传入蒙古地区，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
其次，蒙古地区的游牧文化也对中原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吸引了中原地区的人们。
许多中原地区的文人墨客都对蒙古地区的草原风光和游牧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纷纷前往蒙古地区游历，并将所见所闻写成诗歌和散文。
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中原地区的文学艺术，也为蒙古地区的文化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再次，中原与蒙古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在语言和文字方面产生了影响。
蒙古地区的蒙古语和中原地区的汉语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在长期的交流中逐渐产生了互动和融合。
例如，蒙古地区的人们在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和交流中学习了汉语，而中原地区的人们也在与蒙古地区的往来中学习了蒙古语。
这种语言的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地人们的沟通和交流，也为两地的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最后，中原与蒙古之间的草原文化交流对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通过贸易和交流进入蒙古地区，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同时，蒙古地区的牛羊皮、马匹和其他特产也通过贸易进入中原地区，丰富了当地的商品市场。
这种经济的互动和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地的经济繁荣，也为两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
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发展
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发展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各地的文化不断地融合发展。
其中，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发展尤为重要。
这两个文化既有不同，又有相同之处。
相互融合发展，使得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之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一. 文化起源和发展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沉淀，有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历经各朝各代的文化影响和传承，中原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
它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精髓，深刻表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草原文化则源自于中国辽阔的北方草原。
草原文化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它是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
草原文化以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与中原文化形成了互补、交织的大文化格局。
二. 文化相同点及影响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都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同时也有很多相同的文化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一些民俗、祭祀和艺术等方面。
例如，在农历中元节期间，江淮地区和北方草原都有庆祝活动，都会表演舞龙舞狮、踏月等民俗活动；在风筝制作方面，从纸莎草原到咫尺皇城，这一文化传统一直盛行不衰；而演员的表演艺术，如北京和敦煌的唱腔和民乐，与草原地区的马头琴摆动，有着极为微妙的关系。
此外，在情感上，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也有着深刻的联系。
如豫剧《红灯记》中的赵家班主演徐志摩，就曾反复听唱过马头琴曲，深受影响。
另外，蒙古族作家巴金、蒲松龄等文学巨匠，也都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独具风采。
三. 文化差异点及补充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等方面。
中原文化追求和谐、平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注重个体和群体的自我表现和建设；草原文化则追求自由、开放和个性化，强调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个性特质。
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方面，中原文化主张“中庸之道”，即平衡和谐的生活方式，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而草原文化则主张“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和谐，完全融合的生活方式。
战国时代的中原与草原关系
战国时代的中原与草原关系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战争和割据的时期。
这个时期，中原和草原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在这个文章中，我将探讨战国时代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关系，包括经济交流、文化交流以及政治互动等方面。
首先，说到经济交流。
战国时代，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导，人口众多，粮食丰富。
而草原地区则以游牧生活为主，牧民们依赖草原上的牧草和牧畜来维持生计。
中原地区的粮食和手工制品是牧民们所需要的，而草原地区的牛羊皮毛、马匹等则是中原地区需要的物资。
因此，中原和草原之间的贸易往来相当频繁，成为了双方不可或缺的经济联系。
除了经济交流，文化交流也在中原与草原之间发生着。
战国时代，中原地区是文化繁荣的中心，儒家学说、道家思想、法家观念等都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
在这个时期，草原地区的部落首领和游牧民族的领袖们，纷纷前来中原地区学习，吸收中原的文化和知识。
他们往往成为中原地区的贵族，也将中原地区的文化带回自己的家族和部落。
同时，中原地区的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草原地区的社会形态和思维方式。
草原地区逐渐形成的贵族制度和奴隶制，就与中原地区的封建制度有着一定的联系。
而战国时代草原地区逐渐出现的游牧帝国，也继承了中原封建王朝的特点，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和统治体系。
除了经济和文化交流外，中原地区和草原地区在政治上也有着一定的互动。
在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各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着战争和争夺。
许多诸侯国为了争夺资源和权力，经常会与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结盟或相互借兵。
这种政治上的联姻和势力扩张，对中原地区和草原地区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草原地区的游牧帝国也常常对中原地区进行侵略和掠夺。
例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就曾多次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试图保护自己的边境和扩大领土。
这种政治上的争斗和冲突，既反映了中原和草原之间的对抗，也反映了双方之间的互相依赖和交往。
综上所述，战国时代的中原与草原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
经济交流、文化交流和政治互动是其重要方面，这些交流和互动的经历和影响，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历史进程，也对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是中国古代历史中两个重要的民族群体。
他们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下，各自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在古代社会中，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有频繁的接触和交流。
草原游牧民族以养殖为生，他们掌握着丰富的驯养技术和生产经验。
而中原农耕文明则擅长农业生产和农田开垦。
两者之间的交流使得草原游牧民族能够借鉴中原农耕文明的种植技术和农业发展模式，有助于提高草原游牧民族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其次，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也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得到充分体现。
两者之间有着强烈的互补性。
草原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他们生产的肉类、奶制品和皮毛等产品在中原地区具有很高的市场需求。
中原农耕文明则能够提供丰富的农产品和手工制作品。
这种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促进了两个群体的融合和发展。
另外，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还体现在文化和艺术领域。
草原游牧民族以奇特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生活方式闻名于世。
他们的民间音乐、舞蹈和民间艺术等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而中原农耕文明则以优美的文学和艺术作品著称。
在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两者之间的文化艺术相互融合，产生了新的艺术形式和创作风格。
此外，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还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草原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以家族和部落为单位，注重个人英勇和集体荣誉。
中原农耕文明则以国家为中心，注重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
这两种社会结构在交流融合中互相借鉴，对社会和政治的演变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个重要的议题。
两者之间的交流不仅促进了经济、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还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民族多元交流和融合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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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一中原农耕文化的内涵，早已熟稔于人们的心脑，而“——草原文化”，却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
奎曾的论述或可作为一家之言：“当我们阐述草原文化时，指的是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历代北方游牧民族所创造的带有骑马民族特点和草原生活特色的多民族文化。
”“其内容是以草原和草原主人的眼光和视角，去观察、感知和认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和现象，并通过特定的文化艺术形式表达出来”（《草原文化与草原文学》）作为草原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北方古代游牧民族观照生活、抒发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草原文学应该说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祖先具有一定语言思维能力时就诞生了。
与汉族的文学一样，草原文学也起源于诗歌。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这首保存最早的《匈奴歌》，真实地表现了游牧民族的民风民俗和思想感情，堪称古代草原文学的杰作。
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大将霍去病将万骑西讨匈奴，过焉支山千余里，其夏又攻占祁连山。
二山皆水草丰美，“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这里反映出匈奴以畜牧为业，失去了它们，不仅使匈奴的牧业生产大受影响，而且使匈奴丢掉了强盛的声威，连族中的女子也显得容貌顿减无颜色了：“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焉支”与“阏氏”谐音，失去了焉支，也就等于失去了阏氏(单于的正妻)。
妇女不能为人正妻，这当然更是羞愧难当“无颜色”了。
所以，历史学家林干称这首民歌“内容具有十分浓厚的游牧民族的色彩及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的特色”。
这首民间流传的歌谣，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流变，我们不排斥它有经过文人加工的可能，但从全诗整体的思想倾向和感****彩看，无疑是匈奴人的作品。
全诗连用两句“失我……使我”，具有明显的主体性和强烈的主人公意识，对长期游牧于北中国大地的匈奴民族来说，战争失败以致丢失大片的土地牧场，理所当然地感到悲伤而又愧恨。
“六畜不蕃息”与“妇女无颜色”，既充分表现出事态的严重与损失的惨重，同时也体现出匈奴民族人民对中原汉族统治者占领其土地的强烈仇恨和不满情绪。
从《匈奴歌》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一时期，当民族间的矛盾激化，两个民族处于对立和冲突的状态时，文学作品作为映照现实的一种手段，就会呈现出激烈的对抗情调，来反映这种民族间的存在状态。
草原民族对汉族是如此，汉族对草原民族也莫不如是。
汉族士人这个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主体，其民族出身和传统的文化观念，决定了当民族矛盾出现时他们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的独立性，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于是，当民族间的战争爆发时，一些反映边塞征战将士缅怀故国、情系乡土的忧愤深广的作品便脱颖而出，并且被陈列在文学史的突出位置上。
如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是一首雄浑悲壮的边塞诗，诗人选取两个典型细节“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传出北部边塞奇寒的神髓，反映了边塞征战的艰苦卓绝。
王昌龄《从军行》(其五)：“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描写了军队在沙漠中大规模出征的情景：狂风卷动着飞舞的黄沙，天日为之昏暗，风沙之中半卷的红旗引导着一支士气饱满的队伍缓缓行进，预示着将要爆发一次激烈的战斗。
范仲淹的《渔家傲》，咏叹在北宋积贫积弱之势下久戍边塞将士的内心抑郁：“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此二句突出表现戍边将士内心的复杂情感。
一方面，边塞寒苦，久戍怀乡；另一方面，卫国逐敌，重任在肩。
思乡之苦与报国之情交织在一起，将军因之而发白，征夫为之而泪下。
这一画面形象生动而富于概括力，给人以苍凉悲壮、慷慨生哀之感。
清代吴嘉纪《赠歌者》诗：“战马悲笳秋飒然，边关调起绿樽前。
从此一曲中原奏，老泪沾衣二十年。
”从诗题来看，这是歌者唱了“边关调”后，诗人于席间感怀世事而作。
诗人悲慨万端地说，自从这首反映边塞征战的曲调在中原响起，二十年来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兵燹遍地，生灵涂炭，那泪水沾衣的情景就再也没有断过。
后人便常借用此诗来表达身处乱世的遭遇和心情。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反映民族矛盾激化时期妇女的心理状态和情感的诗篇。
离乱时代，男儿们或保家卫国，或忧国忧民，此时妇女们(即便是贵族妇女)也不能再如和平时期一样过着安适的生活，有的甚至还要承担起和平大使、保国平安的历史重任，远嫁异域。
而她们内心的悲伤愁苦却无人知晓，只能暗自神伤。
《汉书·西域传下》载：汉武帝时，江都王刘建之女名细君者，曾以公主身份嫁与乌孙昆莫(王)猎骄靡为右夫人，后又下嫁其孙岑陬军须靡，生一女。
她悲愁终日，自作《细君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常思汉土兮心内伤，安得黄鹄兮归故乡!”东汉末年由胡归汉的蔡文姬，相传作有《胡笳十八拍》她曾与南匈奴左贤王为妻十二年，熟谙那时胡地的文化习俗，所以有可能写出“胡笳本自出胡中”、“鼓喧兮从夜达明”等诗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匈奴游牧文化的繁荣情况。
但是全诗同《细君歌》一样，中心是表现自我的思乡情怀：“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日东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随兮空断肠”；“子母分离兮意难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参，生死不相知兮何处寻?”这两首诗歌在文化内涵上的重要意义，是明确地反映出了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巨大冲突。
在自幼于中原农耕文化中浸染长大的刘细君、蔡文姬看来，“汉地”与“异国”天各一方，风物悬殊，人情迥异，是难以联系在一起的。
她们怨恨“吾家”将其远嫁到他乡异域，思念家乡情真意切，希望能像鸿鹄一样飞回故乡，却又难以割舍骨肉相连的母子之情。
另一位贵族女子王昭君远嫁匈奴，为宁胡阏氏，从胡俗，生儿育女，泽被后世，至今传为佳话。
虽未见其有诗歌传世，但我们或许可从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其一)中探其心迹：“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诗人以设身处地的心境，写王昭君身在匈奴，心系故国的情思，同样感人肺腑，动人情怀。
显然，这种怀念中原的思乡情感，只能出自汉家女子之口，而绝对不会是游牧民族妇女的文化心理状态。
由此可见，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无论是草原民族还是中原汉族，也无论是七尺男儿还是柔弱女子，他们在思想感情上都明显忠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对其他民族和国家持排斥态度，此时的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他们爱国思乡感情的最好宣泄载体。
二游牧民族最大的特点是“居无恒处”，到处游动，它们较之祖辈守在某块土地上老死不相往来的农业民族来说，眼界更开阔，胸襟更博大，更习惯于汇纳众长，壮大自己，尤其注意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民族的文化。
拓拔鲜卑向南迁徙建立北魏王朝后，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第一次开创了使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游牧文化同中原汉族的农耕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局面。
区域民族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并没有降低各民族作家对中华文明的景仰和认同，而中华文明的博大的内涵和胸襟，又能够广泛包容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诗人所带来的异质文化成分，从而出现了中国文明史上多元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极有声势和色彩的景观。
北魏、北周等朝代的鲜卑族皇帝和皇室，许多人精通汉语语文，留下了不少古典诗词。
象北周文帝宇文泰第七子宇文招的《从军行》：“辽东烽火照甘泉，蓟北亭障接燕然。
水冻菖蒲未生节，关寒榆荚不成钱。
”概括了北疆军旅景象，慷慨雄壮，豪迈英武，同当时南朝的纤巧柔弱的诗风大相径庭，实为后来盛唐边塞诗的先声。
辽金时期，草原民族的汉语文学作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它的意义主要还不在于成就本身，因为其成就尚不能代表汉语文学的水平，而在于草原民族汉语文学这支创作队伍的形成。
从此以后，草原民族汉语作家，凭借其混血型文化优势，不时地为中国文学注入新的血液，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学的持续发展，草原民族汉语作家也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新生力量。
忽必烈统一中原建立元朝之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又一次大规模地交汇融合。
元朝近百年间，蒙古族的草原游牧文化既是作为当时统治集团的主体文化，必然影响逐步扩大，波及到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另一方面也吸收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的因子，不断丰富和壮大自己。
我们从元代许多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人描写草原生活的诗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变化。
例如元代开国名相、契丹人耶律楚材就推行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政策，他自己的诗文既长于描绘北方草原的壮丽景色和狩猎游牧生活，同时又眼界开阔，善于横向比较。
这是过去草原文学中所没有过的。
他这样描写阴山：“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
”将“西域”与“江左”，亦即北方游牧地区与中原农业地区作比较，自然就要比就阴山写阴山气势恢宏，意蕴深邃。
他的《过青冢用先君文献公韵》诗则完全是以汉族文人的价值观评判昭君出塞，以感伤的情绪吟咏这一历史事件，体现了契丹、汉族文人在文化心理上的交通。
耶律楚材从军西征时写下了大量的边塞题材的诗文，这些作品从更广阔的角度反映了我们多民族国家将走向统一前夕，一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契丹族文化精英的心灵世界和社会理想，具有深厚丰富的历史底蕴。
同是元代开国名相兼名将的蒙古人伯颜，善诗文，存有《咏鞭》、《奉使收江南》等绝句，俱大气磅礴，表现出骑马民族的豪放英武的心理特征：“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
”此诗作于灭宋南征途中，既反映了它葆有草原文化的特质，也显示出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尤其是元代中后期蒙古色目诗人群体的出现，如马祖常、贯云石、萨都剌等人，以边塞人写边塞诗，没有苦涩相，而多有奔放、从容的风度；以西域人写江南景物，另有一番新鲜之感。
他们给诗坛带来了新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感觉。
元边塞诗不同于唐边塞诗的地方，在于它的抒情者以主人的身份代替了唐边塞诗的客人身份，从而使全诗的气质、情调尽变。
马祖常所作《河湟书事》(其二)：“波斯老贾度流沙，衣听驼铃识路赊。
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在旷远奇异中已露出几分田园四季诗的情调，其内在特质与盛唐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咏叹，以及岑参东望故园，泪湿双袖的无奈，是迥异其趣的。
马祖常受汉文化的薰陶很深，为文“专以先秦两汉为法”，为诗则推崇李商隐，追求一种“金盘承露最多情”的诗风，以至于《元史》称其诗文“圆宏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元文宗图帖睦尔更称之为“中原硕儒唯祖常”。
贯云石的诗则颇多英豪奇纵之气，比如《神州寄友》诗有句：“十年故旧三生梦，万里乾坤一寸心。
秋水夜看灯下剑，春风时鼓壁间琴。
”其雄伟壮阔的想象空间，很有一些盛唐的气象，同时也彰显了边塞民族审美想象的力度。
他在《芦花被》诗中所谓“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更成了诗人回归自然和清逸襟怀的象征，诗人也因此获得了“芦花道人”的别号。
再如萨都剌的《芙蓉曲》：“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儿即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