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司马迁《尚书》学研究2013-11-29 09:28:56 《齐鲁学刊》马士远司马迁素习当时流传比较广泛的今文《尚书》，但他“年十岁则诵古文”[1]（P3293），且撰作《史记》时曾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不离古文者近是”[1]（P46），又曾从孔安国问《尚书》故，理应对孔氏《古文尚书》学颇多了解。

孔安国兼通《尚书》今、古文学，故司马迁亦应兼习《尚书》今、古文学。

此点可以从《史记》述《尚书》兼采今、古文可知。

司马迁以治《古文尚书》学为主，班固言其述《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均用古文说。

但司马迁《史记》引《尧典》、《禹贡》、《皋陶谟》等亦兼取今文说。

此外，司马迁撰作三代史事多取《书序》为说，还博采与《尚书》有关的经纪、经传，如《五帝德》、《帝系姓》、《尚书大传》、《尚书集世》等，以之作为经文的补充。

台湾学者洪安全认为“《史记》是一部很好的《尚书传》，一部今存较早的《尚书传》”[2]（P117），其说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详细考之，亦不无道理。

今尝试系统考述司马迁之《尚书》学。

一、司马迁《尚书》学之承传司马迁兼通《尚书》今、古文学。

其学多源，一说来源于伏生今文学，一说来自于司马氏家学，一说来自孔安国，一说来自贾嘉，一说来自董仲舒。

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尚书》故，故司马迁《尚书》学来自孔安国最为信实。

《汉书·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

遭巫蛊，未立于学官。

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

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

”[3]（P3607）《经典释文序录》亦说：“以授都尉朝，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多古文说。

”[4]（P66）孔安国先为今文《尚书》学博士，转任谏大夫后，始以《古文尚书》学私家授徒。

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当在孔氏以《古文尚书》学私家授徒之际，故司马迁所问应以《古文尚书》学为主。

孔安国既兼通今、古文，授《古文尚书》于司马迁时，“以今文证古文，并举旁资，其势决然”[5]（P687）。

司马迁以著《史记》为使命，而《尚书》为早期史官所记上古之政史，司马迁在其《太史公自序》中对《尚书》性质认定已有表述，他说：“《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书》以道事。

”[1]（P3297）于司马迁而言，其着意处当在《尚书》之资料的摘取，不会刻意去区分今、古文，故言其从孔安国问故，应今、古文之《尚书》学兼而收之。

且当时今、古文之争还未兴起，学者间当不会扬此抑彼，司马迁更应如此。

除受自孔安国外，司马迁《尚书》学有受自董仲舒的可能性。

《汉书·儒林传》：“董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

”[3]（P3617）通五经，说明董氏应通《尚书》之学。

《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1]（P3297）说明司马迁亦曾从董仲舒问故。

董仲舒或以《尚书》义授司马迁。

亦有受自贾谊之孙贾嘉的可能性。

《屈原贾生传》说：“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

”[1]（P2503）贾嘉与孔安国齐名，且与司马迁友善，贾嘉曾世其家学，而其祖父贾谊善《诗》、《书》，曾以《书》义谏高祖。

《史记·儒林传》又说：“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

”[1]（P3125）无论是受自家学，还是受自伏生，贾嘉能言《尚书》学无疑，司马迁或尝从贾嘉问故，贾嘉以《尚书》义相授。

更有受自其父司马谈的可能性。

《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先人有言：‘……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本《诗》《书》《礼》《乐》之际？’……小子何敢让焉。

……余闻之先人曰：‘……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1]（P3295-3296）司马谈亟称《书》于撰史之重要，或曾以《尚书》之学授司马迁。

程元敏在其《尚书学史》中说：“汉文、景、武世，《尚书》学立官者唯今文学，故无论司马谈、董仲舒、贾嘉，即孔安国，时亦皆治《书》今文，故马迁从所习者亦今文无疑。

”[5]（P686）此说尚有可商榷处，贾谊、司马谈、董仲舒皆汉初著名学者，三者均有传习《古文尚书》学的可能性，除伏生、孔氏《尚书》外，在民间或有传自先秦时期的《尚书》，如河间献王藏书中就有《古文尚书》。

武帝朝，《尚书》家并未着意于今、古文之分，盖学者多兼而习之，司马迁亦然。

司马迁《尚书》学，虽兼通今、古文，但其学却未能下传。

司马迁毕生心血，用于继承家学著史，虽其兼习《尚书》今、古文学，但似曾不遑授徒，其《尚书》学及身而绝。

当然，后汉弘农杨氏有《尚书》家学，其学或有来源西汉司马迁的可能性，司马迁之重外孙杨宝治《尚书》学，师承不明，或曾受司马迁《尚书》学影响。

二、《史记》称引《尚书》研究（一）《史记》引用《尚书》体例问题《史记》称引《尚书》，体例有多种形式，前人多有探究，如古国顺的《史记迻录尚书原文例》、易宁的《史记殷本纪释尚书高宗肜日考论》、黄盛雄的《史记引尚书文考释》等。

《尚书》之文，最是古奥难通，司马迁取其经文，作为撰著四代的史料，若不将《尚书》原文改为当时易晓的文字，则卒难通读。

故《史记》除个别地方直接照录《尚书》原文外，翻译经句，改写原文，增饰释文，方式十分灵活。

前人于此多有研探，张钧才在《金陵学报》第六卷第二期《史记引尚书文考例》一文中定为七例，卓秀岩在《成功大学学报》第十三期《史记夏本纪尚书考征》一文中定为四例，古国顺在《史记述尚书研究》一书中定为六例，李周龙在《孔孟月刊》第九卷第九期《司马迁古文尚书义释例》一文中，仅古文就定为五例。

在诸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今概而言之，约为八类：一为照录《尚书》篇章原文。

如《五帝本纪》中照录《尧典》部分文本，《夏本纪》照录《皋陶谟》、《甘誓》部分文本，《殷本纪》照录《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部分文本，《微子世家》照录《微子》部分文本，《周本纪》照录《牧誓》部分文本，《鲁周公世家》照录《金縢》、《无逸》、《吕刑》等部分文本，《燕召公世家》照录《君奭》部分文本，《晋世家》照录《文侯之命》部分文本，《宋世家》照录《洪范》部分文本。

其中《夏本纪》照录《禹贡》达一千一百九十六字，《宋微子世家》照录《洪范》一千〇四十四字。

二为据训诂改难识、难读字。

《史记》录《尚书》文，若其有难读字词，则以故训字易之，如《尧典》“克明俊德”、“协和万邦”[6]（P31），《史记》将“克明”改作“能明”，将“协和”改作“合和”[1]（P15）。

司马迁又多取《尔雅》同义字代《尚书》经字，如“旧劳于外”[6]（P508），《史记》作“久劳于外”[1]（P97）；“庶绩咸熙”[6]（P98），《史记》作“众功皆兴”[1]（P17）；“寅宾”[6]（P33），《史记》作“敬道”[1]（P16）；“方鸠”[6]（P47），《史记》作“旁聚”[1]（P20）；“禹曰：俞，如何？”[6]（P122），《史记》作“禹曰：然，如何？”[1]（P77）；“彰厥有常”[6]（P125），《史记》作“章其有常”[1]（P77）；“莱夷作牧”[6]（P170），《史记》作“莱夷为牧”[1]（P55）；“达于河”[6]（P169），《史记》作“通于河”[1]（P54）；“六府孔修”[6]（P197），《史记》作“六府甚修”[1]（P75）；“其如台？”[6]（P228），《史记》作“其奈何？”[1]（P95）；“逖矣西土之人”[6]（P335），《史记》作“远矣西土之人”[1]（P122）；“相协厥居”[6]（P352），《史记》作“相和其居”[1]（P1611）；“彝伦攸叙”[6]（P352），《史记》作“常伦所序”[1]（P1611）；“曰”[6]（P355），《史记》作“曰治”[1]（P1618）等。

三为摘其要而适当剪裁《尚书》文本。

《史纪》各《传》多引用摘取《尚书》本经中的重要章节、字句，如摘引《尧典》、《盘庚》、《微子》、《多士》、《文侯之命》等部分内容，从引用文本来看，与今传《尚书》相关文本并不完全一致，乃摘要剪裁所致，但又不同于改写或意译。

四为意译《尚书》文句。

如《五帝本纪》“信饬百官……如妇礼，尧善之”[1]（P21）一段，即是司马迁将《尧典》“允厘百工……帝曰‘钦哉’”[6]（P35-48）翻译后的通行文字。

五为以记事体改写《尚书》记言体原文。

如《五帝本纪》将《尧典》“咨十有二牧。

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惟德允元’”[6]（P85）改为“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1]（P38）。

六为简化概括《尚书》原文。

如《周本纪》用“乃命召公毕公以相太子而立之”[1]（P134），实为概括《顾命》“乃同召太保、高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用敬保元子钊，弘济干艰难”[6]（P584-586）之文而成。

七为对所引《尚书》原文加注释。

如《五帝纪》为《尧典》“文祖”增注曰：“文祖者，尧太祖也。

”[1]（P22）这样的情况不是很多。

八为用专用术语等引《尚书》事。

如“鸿渐”之谏等。

（二）《史记》采摘《尚书》及称引《尚书》篇目问题司马迁撰作《史记》，特重采摘《尚书》，特别是虞、夏、商三代纪事，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流露此意。

如《五帝本纪赞》说：“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1]（P46）司马迁撰《五帝本纪》，主要根据《尧典》以下多篇《尚书》文，正合此说。

《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1]（P2121）《尧典》、《舜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皆是虞、夏之文。

《夏本纪赞》说：“太史公曰：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1]（P89）《大宛列传》又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

”[1]（P3179）贡赋、九州山川，皆出自《禹贡》篇。

《殷本纪赞》说：“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

”[1]（P109）采自《书》者，是指采摘《汤征》以下二十三篇，采自《诗》者，《那》、《烈祖》、《玄鸟》、《长发》四篇而已，故其言“采自《书》、《诗》”，不言“采自《诗》、《书》”。

司马迁撰写《史记》，确是“考信于六艺”，其重视《尚书》，于此可见一斑。

《史记》称引《尚书》篇目问题，前人多有探讨。

据《书目季刊》第七卷第四期阮芝生《太史公怎样搜集和处理史料》一文转述，金德建在《司马迁所见书考》中定为篇目六十，篇数六十四。

程元敏在其《尚书学史》一书中认定，《史记》之用《尚书》本经说义与称引百篇《书序》本文，或但称《书序》所载《尚书》篇名者，共得七十三目，九十二篇。